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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发言纪要(二) (阅读1129次)



【下半场研讨会发言:学术主持李国平】
 
  李国平:各位专家朋友,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第二场开始。
  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学里非常繁忙,学术活动也很多。陈思和老师上午赶在这里时不到十一点,我往回推算了一下,那就意味着在上海起码五点前就要起床,下午六点还得往回赶,明天在上海那边还有重要的学术活动,下面就先请陈思和老师发言。
 
  陈思和:大家下午好。我真的很抱歉,来了也感觉到诚惶诚恐,刚开学,一堆事情都堆延到这时,昨天和明天都有事情,而且都是我策划的事,其实今天也有我策划的事,巴金研究会要开年会,我是会长,但那边我溜会了,只有今天能赶过来,参加沈奇这里的重要活动。我跟沈奇虽然交往不多,但他是我心目中分量很重的朋友,所以我一定要过来。来了之后心里又惶恐,有点像华威先生一样,感觉这么匆忙好像是来凑热闹的,很抱歉。
  我最先知道沈奇是在台湾。台湾的诗人一谈起大陆的诗歌评论界和研究者,都给我说沈奇,那时我并不认识沈奇,他们对沈奇佩服得不得了,是因为台湾诗人的介绍我才认真拜读了沈奇的文章。后来沈奇的著作我常拿来当我的参考资料,当我读不懂一些诗人和诗歌作品时,我就看看他的评论,看他是怎么研究的。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我心目中分量很重的朋友。曾经一度还打算把他引进到复旦大学,因为那时复旦大学研究港台文学的力量非常薄弱,后来各种原因吧,没有成。但从心底来说,我一直把他看成是学术界对港台诗歌研究方面的高人,在一线的研究家。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两岸刚开放,互相之间还不熟悉,但台湾是中国的,这是大家都很看重的一个观点。从八十年代以后,我们讨论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时,肯定会把台湾这一块纳入进来。可怎么纳入?这里又有很多问题,毕竟存在意识形态不一样,创作背景和生存背景与文化背景不一样的地方,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正确评价或者说接纳台湾这一块——说接纳有点过了,在我看来我们就是一家人,而不是此高彼低,关键是怎样把台湾那边的文学创作成果整合进同一个历史书写谱系——当时是新文学八十年,现在已经是一百年的历史谱系来书写,这是一个难题。
  比如我们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写到五十年代到后来一段,前面全是谈大陆的,到最后加两章是谈台湾的,顺便讲讲余光中,台湾文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全面的评价。这种做法对台湾诗歌、对台湾文学和台湾作家也不公平,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员,可在我们的体系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正式容纳进去,不能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非常有机的必然组成部分。这样的观念在我们这里很缺乏,也是我自己一直想解决而没解决的问题,所以在编写文学史时,我是把台湾文学这一块拿掉的,不是我不重视,是我没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去整合,与其不准确,宁可不写。当时我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面有好几块地方是空缺的。中午有几位老师同我说,他们的当代文学教学还在用我编的这本书,我很惭愧。当时面对这个问题,我就想,既然没办法谈,谈了就是虚伪的文学史,不如干脆让它缺席,所以我把这一块拿掉了。
  沈奇先生是比较早在整合海峡两岸的诗歌史的,而且他提出了一些理论框架的说法,比如他的“三大板块说”: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诗歌是一块,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他主要整合台湾诗歌这一块,八十年代之后他整合大陆诗歌这一块,这样的叙事方法成不成立要讨论,但至少他把这样的概念这样的理论框架引到了文学史的范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编《中国现代文学一百篇》和《当代文学一百篇》,选编到诗歌部分时,当代文学范畴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我就大量选了台湾诗人的,选了洛夫、痖弦、余光中等。
当然,我不能说这段时期大陆的文学比较平凡,如果把海峡两岸都看成是一个中国的话。而且这个中国,我认为不能说是从1949年开始,实际上是从抗战开始,因为抗战之后开始的中国,就具有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根据地,1937年的抗战导致了中国文学版图的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在变,变的结果是国统区的地方越来越少,解放区的地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大解放区和小国统区,但总还是在一个中国里变。从抗战地区的演变来看,洛夫、痖弦、余光中他们只是抗战期间文学迁徙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硬要整合。因为抗战当中这批人,比如余光中他们,从福建被迁到重庆,光复之后又回到南京,又从南京流亡到台湾再到美国,这种迁徙不是从1949年开始,而是1937年就开始了,因为抗战才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样的格局。
  这个概念,在台湾诗歌界,是洛夫先生最早提出了“大中国诗歌”观,在大陆,是沈奇的“三大板块说”。这个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延续,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延续编写文学史,包括编选诗歌作品集。如果我重新修订我主编的那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话,我会努力尝试着把台湾这块引进去,整合起来,我打算从抗战开始说起,这样就很自然地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演变讲清楚。台湾现在有本土意识起来了,当时八十年代时本土意识还是被压抑的,那时的沟通和了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那时就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来就不会那么生硬了。
  再一点,沈奇先生对台湾诗歌的研究选择,打破了大陆主流的和一般的审美习惯。
  大陆在长期的传统中,比较倾向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对现代意识及西方现代诗歌的实验,主流学术评价体系里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从“五四”开始到今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的诗歌只要是偏重于传统的,一般都会叫好,如果是模仿西方的,那就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对李金发这样的诗人,到现在都没有很客观的评价。因此,当台湾文学进入我们的眼界,我们首先选择的,小说一定是白先勇,诗歌一定是余光中,这是最符合我们习惯性的审美标准的。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研究台湾文学的领域里,官方认可的是陈映真这一路数的,民间认同白先勇、余光中的传统,比较温柔的传统,带有怀旧的审美,这个审美符合主流。
  沈奇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看重的不是白先勇、余光中,而是另外一拨被我们认为看不懂的,比如洛夫的诗等。我注意到,沈奇对台湾诗的研究是别有选择的,他的研究重点,在“创世纪”的洛夫、痖弦他们,对“蓝星诗社”的关注,则主要选了罗门,而不是余光中、覃子豪那一批。
  在台湾诗坛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在朋友中介绍过,他们第一要骂罗门,其实是因为罗门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对洛夫的诗排斥更大,所以叫他“诗魔”,这个“诗魔”的概念其实是有一定贬义的,对这样一些诗人,在台湾也不太被认可的。中国这个巨大的有两千多年传统的审美观念,审美传统,要比政治的传统,比意识形态的传统更顽固,更能根深蒂固地制约我们的审美口味和评价眼光,这不是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是我们的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这样形成的审美规范好不好不知道,但他代表了我们民族一般审美的状态,而问题在于它比较保守,不能容忍有新东西,凡是有新东西,有打破这种审美规范打破这种语言习惯的东西,往往就不能接受,或者会看得比较低。我认为这个东西在台湾和大陆是一样的,所以洛夫、痖弦他们后来也都回归了。新诗刚开始的传统,现代的传统,或者说超现代的传统,有实验意义的有解构意义的东西,在今天还是很难生根,很难被人容忍,我们讨论朦胧诗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从那时开始,从二十年代周作人、梁实秋时代就在讨论,到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又在讨论是否看得懂,现在总算不讨论了,因为大家都不看了。
  在这个过程中,沈奇先生的观念非常前卫,为大陆的诗坛引进介绍了洛夫、痖弦这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包括罗门。另外我还非常欣赏林耀德,他写诗用的许多字,都是他自己从电脑里生造出来的,不是新华字典或康熙字典里翻出来的,现在他已经死了,他活着时也被人骂得要死,这样的诗歌都很难引进,很难被大家接受,可沈奇先生介绍了他们,很早就研究了他们,我很佩服他。
  我不研究诗,我讲不清楚,我知道在台湾谁是好诗人,但不太有把握去怎么评价他们,沈奇对他们的评价,不仅对大陆诗歌来说是引进了一个新的观念,对台湾诗坛也是一种非常前卫有力的促进,所以我到台湾去总能听到很多人说起沈奇,说到大陆的沈奇都翘大拇指。我觉得我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能帮助我引导我去认知台湾诗歌的兄长。
  沈奇不仅是对台湾诗歌,对中国大陆诗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的诗歌评论主要是朦胧诗以后的“第三代诗人”,及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这个阶段是各种流派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非常难以去理解,非常难以去把握。跟刚才说到的台湾这批诗人一样,他们不谈意识形态,他们首先是在审美规范上、审美方式上和审美观念上,对我们的主流进行了挑战,批评他们的人常常不是官方的也不是保守派,而往往是一些非常权威的诗坛领袖,或者诗坛资深专家,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新的东西。比如“口语诗”,包括我在内,我在理论上,在读小说和读文学作品中,比较倾向于民间,但我没法正确理解“口语诗”这样的民间,包括于坚发表在1994年《大家》创刊号上的那首长诗《0档案》,当年我读过,但没感觉,我是后来看了沈奇对于坚的评价,才慢慢醒悟过来。复旦大学也有几个研究诗歌的,也研究得很好,当时我即使是问他们,说能否帮我从这一路数中选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诗给我看看,他们一时也选不出来,我就认为大概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诗,后来看了沈奇的书才发现是自己看得太晚。
  所以对沈奇在诗歌里的成就我一向看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理由。
 
  李国平:谢谢陈老师精彩而开阔的发言,他从另外一个视角打开了另外一个沈奇,使我们对沈奇也有更深入和更广阔的认识。陈老师从沈奇谈起,实际上也和我们交流了他对汉语写作的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思考,呈现了一个大历史观和文学观,我们深有启发。下面请刘炜评老师发言。
 
  刘炜评:我们在这讨论沈奇老师对诗与诗学的探索,非常有意义。今天的诗歌文化、诗歌学术、诗歌美学,和九十年代以前变化太大,时间关系,我不多说。我跟沈奇老师认识的时间比较晚,来往也不太多,但觉得心很近。沈奇老师主要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工作,但他首先是一位写新诗的诗人。我在理论之外,也作一点诗歌的研习,不过我研习的是旧体诗,我们两个都在学校当老师,也都教诗,这就近了一层。比这更近的是,近十年来沈奇老师和我有殊途同归的苦恼和热望。他的苦恼都在他的著作里,我七八年前读了他的三卷本《沈奇诗学论集》,师大出版社最新这一本还没好好读,大家把他近十年的著作尤其是论文一读就知道,他的苦恼和他的热望是啥。
  简单地说,新诗走了一百年,如何获得美学品格和文本形式上的成熟的民族性,同时,旧体诗写作在新世纪以及未来的岁月里如何获得精神气格上的一致性,这是新旧两类诗人面临的不同问题,所以要殊途同归。也许两方面的作者、理论家和批评家,经过一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探索我们的思考会凝结在历史的化石里,但这种化石上一定会长出鲜艳的花朵。所以这七八年来,我对写旧体诗里比较另类的作者说,如果你把诗写成了聂绀弩这类诗人,把聂绀弩比作鲁智深,看着曾经是和尚,但实际不是和尚,这是个案,一方面把诗写得现场感十足,当下感十足,另一方面把旧体诗实际上写成了格律化的新诗,这是一种非常有益但充满着风险的探索,我在这个领域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别的问题。
  沈奇老师思考的大体也是这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接不够,话就放下了。实际上,面对一个同样的题材,我们用新旧不同的体式都来做一些尝试,前人做过很多尝试,但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有意义的。比如沈奇老师写的《天生丽质》一类诗,陈思和老师在那本诗集里写的序言里,点到的那些诗,可以说是一种新派宋词的写法,也是一种尝试。我们看到了沈奇老师近十年来尤其是近四五年来,这种庾信老来、健笔如云的感觉,一种更雄大的写作姿态和更缜密的思索,让我早上想到了“不即不离”“风规自远”这样的一种学术格局,我非常欣赏,报以敬意。
  最后谈一点希望。我们研究旧体诗的人,研究古典诗的人和研究新诗的学者和创作者,现在多数人已经不太有门户之见了,但应该说中间的界沟还是有的。有人说不要和我讨论旧体诗和新诗的比较,这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我和沈奇老师都不持这种观点,因此我想我们共同努力,一定会找到很多交集,比如他提出的那个“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重构传统”的理念,我第一次看到就心有戚戚,包括他的“过渡理论说”,“守常求变说”,等等,就不多说了。
 
  李国平:刘老师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即古典诗歌创作和现代诗歌创作的传承转换问题。下一位发言者是杨乐生老师。
 
  杨乐生:时间关系,简单讲几句。我直接对沈奇表达我的看法。
  一是在当代,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诗人与诗歌属于一种非常困惑迷茫尴尬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文学爱好者几乎都不爱好诗,没法爱好,到处都是写诗的人,但就是没有诗人。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积极正面去看,沈奇老师也包括李震等,给人的感觉不免有一种悲壮感,这种状况之下他们还能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关注当代诗歌,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沈奇是有悲剧性的人物,他对诗歌艺术的那种终身追求和他造成的社会影响反差很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上午李震讲的非常好,他也没有展开讲,诗人本身和批评家本身也是有内在矛盾的,这种内在矛盾甚至可以限制诗人和批评家自己的高度,我感觉在这一块我们更应该关注沈奇,如果我们现在昧着良心讲他不努力不勤奋,这都是扯淡。李浩刚才夸他是劳动模范,我觉得有点讽刺沈奇,贾平凹也是劳动模范,这跟艺术创造没关系,哪一个做出有影响有建树事业的人不勤奋?你勤奋得要死但在艺术上做到了什么?这对于一个诗人一个理论家都是一样的。说李震懒,可李震睡了一夜写出了好文章,比勤奋的人写得好得多,关键要看这个东西。
  沈奇绝对不是我们上午好多人讲的他只是单纯的诗人诗评家,他是一个具体的人,有内在矛盾的人,也是一个鲜活的人。以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敏感与仔细,我甚至有一种预感,沈奇老师最好的东西恐怕极有可能产生在以后几年里,因为他一生都在做这个事。为什么我说李震讲得非常好,因为沈奇虽然不停地在捉摸思考,在探索,但他有一个限度,并没有达到极限,对于西方、对于现代主义和现代派,包括洛夫、痖弦这些人,绝对没有走到尽头,是什么导致他们没有走到尽头,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现在到处讲“国粹”,引用吴宓的话“倡明国粹”,恐怕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粹”到底是什么?“国粹”更麻烦,中国文化不可能全是国粹,按照鲁迅先生的思考恐怕更多的是垃圾,我们绝对不可以把真正的垃圾当国粹来继承,实际上可以继承的东西非常少,少到可怜的程度,甚至陈寅恪认为中国有没有哲学都是问题。不能用中国特色掩盖自身严重的缺陷。实际上这二三百年,不是中国精神在领导世界,而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跟着世界潮流在走,假如连这个大背景都不敢面对的话,除了证明自己的愚蠢以外什么都不能证明!诗歌也好,文学也好,皆如此。一个命名为新诗的东西一百年了还没成熟,本身就值得怀疑。旧诗也很麻烦,刘炜评摇头晃脑说传统诗歌怎么好,千古传诵的唐诗宋词有多少是好的?万首唐诗有多少是好的?包括二十世纪传统诗也好新诗也好,真正写得好的人有多少?恐怕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大问题。
  所以除了对沈奇老师表示佩服之外,我还真希望他在这两个方面再思考,因为你没办法回避,我们的诗要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不断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概括某一种艺术,给它做出判断和限定,限定不了,因为时代环境等因素在变化,包括科技也在变化。过去我们吹牛,说某某理论家高屋建瓴,至少在新诗这一块理论也罢实践也罢,没有这个高屋你的建瓴朝哪建去,没有这个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沈奇的探索思考极有价值,尽管他这种价值在我自己看来问题很多,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正视的,当然首先是要肯定他做出来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不能回避不能掩饰沈奇先生几十年探索的局限性和问题。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
 
  李国平:谢谢杨老师。上午谢冕老师说到一个问题,我理解是在说沈奇有那种想构建自我或者自己认同自己诗学思想的努力,掩藏着这样一个思维,这和杨老师说的有共通之处。谢老师说沈奇有命名的欲望,杨老师说有判断的欲望,比如你刚才引用沈奇说新诗一百年还不成熟,我怕人家搞诗歌创作的人不同意,这只是一个学术看法或者沈奇有这种看法。杨老师从沈奇这个个体入手,展现了一种学术探索精神,衍生出了这些话题,非常有意义。下面请仵埂老师。
 
  仵埂:沈奇从事新诗理论与批评,我闻之已久,和沈奇最深刻的一次交往是参加画家江文湛搞的一个谈老子《道德经》的活动,那次在路上和他一起去,有些交谈,特别是谈到关于诗歌和语言的关系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感觉他非常机敏而且思维清晰,让过去我知道的他的“名”和后来的七八年前的“实”之间融合起来了,使我对沈奇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读了他出的几本书,这一次新出的这本书我也看了,的确就沈奇的诗学理论建构来说,很不简单,是能称得上重量级的批评家。现在我简单讲几个问题。
  一是刚才大家都涉及到的,关于二十世纪新诗发展百年到今天,不断有变、有创新,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评价体系,我觉得这是沈奇所要努力的重点,他就是想来建构一个稳定的评价体系。新诗不断创新,你说我不行,我说这是新手法;刚在民众中建立起对朦胧诗的审美,形成了大旗帜,没几天又被推翻。推翻到最后,就像刚才段教授说的,好多人就看不懂了。当然任何艺术追求创新的内在动力,都是想跟别人不一样,都想有自己全新的面貌,或者都想呈现出自己开宗立派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到最后就偏了,每个人都说我形成了一个什么流派,最后不知所云,或者叫人看起来头晕。在这一点上,作为诗评家的沈奇,他也很忧虑,而且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很深,他欲求建立一种典律,他用“典律”这个概念,来表达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评价尺度的理念。
  再一个问题,随着后消费社会的出现,诗歌的受众是谁?原来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形式,都倾向于受众越大,证明这样一个艺术形式越显示出它的成功性,以受众的多寡作为成功标尺。但消费时代的特征是多元化,以及后消费时代的多层化,沈奇的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包括他用木心的观点。我跟沈奇沟通,木心写东西时可能也想着读者,但不是那些云云大众,他不是写给工农大众的,而很可能是沈奇常借用的钱钟书先生谈做学问时的那句话,即“二三素心人”的事。现代诗歌作为超前性实验的文学,也可能是非常小的圈层化,他们可能会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说这首诗写得好,那首不好,大众拿在手上却看不出来,比如一个国际钢琴大师和我们音乐学院一个普通教授,两人弹奏乐曲时,不懂钢琴的人是听不出来哪个是大师,哪个是普通教师的,你必须受过一定的训练才知道大师就是大师。举个例子,刚才发言的刘炜评老师就喜欢旧体诗,写旧体诗里也有一批人很喜欢他,所以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是有分层的,每个人建立自己的兴趣模式,变得非常分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方面,沈奇诗歌批评的一些基本立场我很赞赏,比如他的民间性立场,他对现代汉诗语言质地的追问,我很赞赏,这里我不多做分析。比如他用“字思维”这个概念,怎样从一个字里延展出一首诗,构成他的诗歌美学追寻。我领教了也学习了沈奇的许多东西,可以下一个判断:沈奇在当代诗歌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很广,而且都想得很深,也研究得很深,我对他表示敬意和学习。谢谢。
 
  李国平:仵埂老师的发言很有深度,我没意见,时间对发言者开始提出意见了。下面有请韩国东亚大学金龙云老师。
 
  金龙云:我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受启发很多,谢谢沈奇先生,也谢谢各位发言者。我这篇来之前刚写的文章,是以沈奇先生的话来说明沈奇,为了节省时间,我把文章里比较重要的部分念一念来代替发言,请各位原谅。
  凡诗歌创作或诗学研究,语境有所改变的话,语感与理念也会变化。为了实现新的方向和新的主题,需要不同的诗人和创作方法。诗人既要考虑到理念和方法的变化,又要产出新的成果,则不得不瞩目于现实和诗歌的所有一切变化。
  沈奇的现代诗话《无核之云》即为其具体体现。在宏观鸟瞰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诗歌时,沈奇的这些诗论大有用武之地。
  沈奇认为,进化论和绵延不断的革命论是导致中国现代诗诸多问题所在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创新求变的欲望压倒一切,把‘新’和‘变’摆在一切价值的前面,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基本稳定的诗美元素体系作根本,以便得以在守护中拓进的常态发展。” 而且,“一味求新求变不守常,看是积极、是自由,实际上隐藏了另一种不自由——心性的不自由,将革命弄成了目的,驱动转化为迫抑,为新而新,为变而变,‘因变而益衰’,也就谈不上有‘常’可守了。”
  与此同时,沈奇对中国当代文学范畴中的一些浪漫主义诗歌,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似乎从未能真正抵达西方浪漫主义的真境,同时也抛掉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浪漫的精髓,多见于假腔假式的追摹与演练。”“大都为情感的夸饰、伪贵族气、语言的矫饰和不可遏止的指涉欲望弄走了调。”所谓“浪漫”,也便常成为“矫情”的代名词。因此,在新的语境下,当代中国诗人首先要“告别集体乌托邦式的群体写作”,“不再是生活于他人的思想模式、概念范畴以及意识形态掌握之中的人”。
  沈奇如此界定现代诗人,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现代汉语诗歌,与其说属于诗学范畴,不如说更接近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沈奇指出,“诗之语言的实现过程,说穿了是对日常交通的语言改写的过程。”“这是社会学向诗学的奇妙转换,知识话语向生命话语的奇妙转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是在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世界、语言和关系进行改写。沈奇一直强调“诗是对世界的改写”,“诗是对语言的改写”,“改写语言,便是改写我们同世界的关系。”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是在改写现实、语言及现实中的关系,故而沈奇将诗歌写作看作是一种拯救,“这拯救不仅指向个我,更指向整个存在”。而问题在于依靠什么来实践这一改写。沈奇做出的说明是“唯我之感觉不同而已”。不是为了现实普遍性,而是为了改写独特的自我和现实的关系来创作诗歌,因为这种内在机制,“诗必须有自己的生命,由内在生命的压力所驱使,在奔突中与语言不期而遇而造爱而孕育而诞生。”
  为了从集体意识中解放出来,个体指向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它也会成为新的陷阱,造成完全脱离社会层面而非常主观的流通结构。
  沈奇认为,优秀的现代诗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其一,a 一次新奇而独特的语言事件;b 一次新奇而独到的意象营造;c 一次新奇而独立的语感体验;其二,a 一次新奇而独特的灵魂事件;b 一次新奇而独到的人生感悟;c 一次新奇而独立的生命体验。比起社会层面,这样的诗学态度更应该归纳为审美价值和意义价值相结合的内在说法,这一说法在“个人化写作”盛行的当代中国诗歌界,似乎并未发挥出特别的吸引力。
即便如此,沈奇所勾勒的诗人像还是存在着普遍依据。作为二十一世纪的诗人,他们的语感应该横跨东西纵贯古今,应该“无论处理哪一类题材,都能自觉地将传统与现在、本土与外域之视点溶合在一起。”而且“作为人类灵魂自由而真实的呼吸,真正的诗人之心,应如水晶般透明和清纯。”“只有那些确信自己的生命是真实而饱满的、是无所畏惧和充满了自信的诗性灵魂,才能得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并将其自由而轻松地表现出来。”
  沈奇指出,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跨越以下这些阶段,逐渐成熟,最终获得完全的自由。“其一:要及时地、从‘初恋性’、‘自慰式’的创作意识中超越出来,进入自在、自重、客观的层次;其二:要及时地、从对前人、他人的临摹到否定中超越出来,寻找到容纳自己提高了的意识和具有个性特征的新诗美;其三:在进入成熟期之后,要及时地从创作意识中超脱出来,重返生命意识,使其诗的创作成为一种血液的自然律动、生命的自由呼吸而不是其他。”如此,“像诗一样去活,也许比诗还要活得更生动、更真诚,诗便成为生命外化的本真表征而通达无碍了。”
  这种畅通无碍的状态即为如下境界。“看人看久了,便看见了灵魂;看天看久了,便看到了上帝——超然物外,尽扫俗念,唯凝视星空而侍奉诗神,耐得住人间寂寞,方做得了纯粹的诗人。” 沈奇认为,这样的境界“是打通社会 / 审美 / 宗教三界而后大化,重返本真自我而通达无碍的天然之境。”
  我十分好奇,这样的沈奇,现在处于何等境界,创作何等诗歌,也期待他能做出新的回答。谢谢大家。
 
  李国平:金老师的发言令人感动,他在那读我听得如痴入迷,他的声音非常好,普通话讲的就像诗一样。下面请云南大学李森教授发言。
 
  李森:参加“诗坛老中医”的研讨会,我很高兴,“老中医”这个名号是我命名的。在参加这一次会议前,我在写评论他的诗体诗话《无核之云》文章里,开篇又给了他一个新的命名,我认为沈奇是“当代诗儒”。文章已经提交过了,我今天的发言跳开文章随便讲一些。
  在我看来沈奇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贡献,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是沈奇的诗学研究在文体上有贡献。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话方面。这个贡献不是他一开始就有的,刚开始进入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时,沈奇还是陷入了一种比较普泛的文体写作中。这种文体写作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相信逻辑可以表达诗意的世界,通过既定逻辑的概念内涵,人类背离自然,甚至背离生活自身,制造出一整套无论是来自于哲学的、社会学的、思想史的,还是来自对诗歌和文学本身研究的范畴之内的这样一种概念系统,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系统,自己制造了一整套的逻辑谎言,用这一整套的逻辑谎言去套某一位诗人的诗歌,去套每个时代的诗歌,写出大量的教材,写出大量的评论,然后去评职称。沈奇一开始成为著名批评家时,他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堕落的文体”写作中,甚至成为了一个著名批评家,因为一开始他不仅相信逻辑的写作可靠性,逻辑演绎本身的可靠性,他还相信利用价值观系统进行评价或者写作的可靠性。这里我们不是说沈奇没有才华,而是说,这是我们当代批评家或者学者以及诗人成长过程中,必然要被我们的教育、文化及整个批评界的话语体系裹挟进去的,裹挟进去了这个表达系统的深渊里,所以一开始沈奇的写作也是这样。
  到后来他拿出他的诗话《无核之云》,沈奇突然拔地而起,在他的文体表现方面,终于跟古典作家写作的文体方式对接起来了。我举两位大人物,一位是老子,老子的写作首先在文体上就不相信语言也不相信逻辑,所有的语言逻辑的产生完全是人为的系统,就相当于一个蛔虫在人的肚子里,他假设了人的存在,制造了关于人的很多概念系统来阐释这个人,但这个蛔虫从来就未看见过这个人,就像人也从来未看见过那种叫做逻辑结构的东西,老子从来就不相信。木心有一篇关于老子的对话非常深刻,我觉得木心是当代的奇才,木心本身在美国,所以被我们的话语体系抛弃了。还有一个人叫顾随,也是被边缘化的,被我们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和庞大的话语体系所抛弃的锦绣之才。沈奇的《无核之云》诗话,是对古代表达系统的接续,到了这个时候,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批评家,成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如果没有《无核之云》,他还是一位学者。在西方,这种文体也是非常古老的表达方式,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柏拉图,柏拉图的所有写作都是对话形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对他的理念出现,非常明确的在第六章指明了这是假设,他骨子里并不认为世界真正有一个整体理念,但为了表达这个事件他假设有一个理念。前人古人对语言自身的警惕,对逻辑的警惕,是很多学者不知道的或疏忽了的,沈奇到中年才意识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值得赞美。
  第二点是主体方面。他曾经和我谈过,他近年所写的《天生丽质》一类诗,像刚才有学者指出的,是当作宋词小令来探索的。之前,他自己对自己有过非常深刻的反省。我认为他的诗话中或者诗歌中有一种新气象,他在主体精神上进行了反省,也就是对过去教科书般的表达模式上,有一个巨大的反省。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表达,是建立在两个东西之上的,一个是主体,即本质主义至上,另外一个是建立在逻辑表达的逻辑程式之上,这一块是什么文学,那一块是什么文学,这种是什么主义,那种是什么主义,全是扯淡。金刚经第十章里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开始读《无核之云》时我就想到了这一句,这证明沈奇的《无核之云》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这种高度是他已经超越了价值观写作,超越了本质主义,也超越了非本质主义,他甚至超越了当代所谓的语言转型,语言功用主义的批评模式,他直接抵达的是一种语言直观的诗学表达境界。所以我认为沈奇的《无核之云》是他的诗学中最有价值的。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警句,其实《无核之云》还可以再删掉一些,他写的太多了。
  还有一点,沈奇近些年的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归,即将所有的写作都回归于诗意生活,这一点真是很难得的价值所在。如果说你仅仅只是超越了本质主义,你又陷入了非本质主义,陷入了混乱的表达。佛经讲观察一个人及观察社会所有的结构,都能暂住在诗意绽放的时刻,从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非常之大。至于谈沈奇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纠结问题,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视点和方法上的问题。一个真正有建树的人,他说他不懂古典诗歌,说我是搞当代诗歌的,或者说我是搞古典文学的不懂当代诗歌,那你去唐代领工资吧。搞文学研究,有两点必须指出,你不能讲你不懂诗歌,因为你作为一个文学教师,搞诗歌研究是你的第一门槛,而且是一种基本教养,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讲你不懂诗,另外你也不能讲你只搞哪一段诗,你可以讲你不懂西方诗歌,如果你不懂它的语言,但你说你不懂中国的古代诗,你说你不懂当代诗,这也是扯淡。进一步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不是作为一个学者,你说你只懂文学不懂绘画不懂音乐,你可以说我不懂音乐史不懂绘画史可以,但你说你不会听不会鉴赏,这也是不可以的。
  沈奇之所以从一种堕落文体走向了好文体,从学院派的学者走向了诗意人生,现在这种境界是得益于他博通古今的修养,也得益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作为一个诗儒的人格魅力。所有的书写首先都是行动书写,人是什么样你的文章就是什么样,那些装模作样的学者永远写不出好文章,好文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出来的,任何一个时代只有少数人能写出来。所以我觉得沈奇先生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一篇文章也讲不完,我今天也讲不完。谢谢大家。
 
  李国平:谢谢李森教授,讲得非常好,不止好,观点很深刻,他的有些表达就像格言一样,很遗憾因为时间问题,他没能充分展开。我开一个玩笑,借用李老师的句式开个玩笑,你不能赞美沈奇就批评我,因为我也不懂诗。
  下面有请三峡大学刘波老师。
 
  刘波:下午好,我是下午第一场最后一个,压力比较大。沈奇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请的外地的嘉宾里,就王新老师和我稍微年轻一点,确实感动。
  2010年秋天我在宜昌和沈奇老师见第一面,他朝着我胸口捶了一下,我知道这是相见恨晚的意思。之前对沈奇老师的文章和著作我也学习了很多,曾经我把他的书作为我的床头书,把它当作我重要的拐杖,后来和沈奇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在诗学会议上见面,几乎每次沈奇老师都会和我聊很多,更多时候是他旁敲侧击的为我指点迷津。我原来本科毕业之后是去报社做新闻记者的,笔头子很快,从来不拖拉,新闻不等人,采访完之后下午必须得把稿子写出来,晚上得出报纸,但文章很粗糙,留下一些坏习惯。沈奇老师几乎每次见面都会和我说,你别写那么快,要沉下来,不要用那么多长句子,不要以真理在握的语势来写文章,要在你的字里行间多打几个问号,等等,这样的告诫一直影响到现在,让我越来越慎重,这几年都不敢写文章了,有时一篇文章要打磨好久才能拿出手。我之所以提起这样的事,一方面是感谢沈奇老师对晚辈的指点,另一方面也间接体现了沈奇老师自己对文字的态度,这应该是他多年写作和研究的心得,他愿意将这样的心得与我们这些晚辈分享,我觉得非常难得。
  沈奇老师做诗歌评论,也写诗,虽然是不同的思维不同的言说方式,但他的汉语气质,呈现在他的文字中的汉语气质,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诗集《天生丽质》,读完之后感慨很多,我曾经写过一片阅读杂记,我说沈奇老师是在以尝试的心态写《天生丽质》,他自己在体悟,我们要走进这样的诗歌内部也要大悟,不仅要悟诗歌本身还要悟人,沈奇评论了那么多的先锋诗人诗作之后,为什么自己要用这样的语言感觉来写诗?很多了解熟悉沈奇老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想从他写诗那获得答案,好像又没有必要,你最终还是要在阅读里去理解,他以实验性的审美方式来让我们突破审美惯性,来贴近汉语,我觉得这是沈奇老师愿意去冒险的根本,在现代和古典之间,在本土和西方之间,到底谁是先锋,谁又是先锋的敌人,如果深究起来的话,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命题,也是一个未知数。
  今天上午李震老师谈到沈奇老师,说他是一直在二元对立的矛盾里,希望看到第三个沈奇,我觉得他恰恰是在二元对立的矛盾里走到了现在,矛盾和冲突恰恰是他做研究的后驱力。
  刚才李森老师谈到《无核之云》,我读完之后共鸣也很多。可能因为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诗歌现场,对沈奇老师以诗的方式写对诗的认知,有很入心的感受。对他主编的那套“当代新诗话”,我也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叫《再造汉语的诗学传统》,谈到过自己的一些理解,尤其是谈到语言会重塑新的意义的价值。沈奇老师说过一句话深得我心,他说没有诗性的语言就没有诗性的生命,没有诗性的语言的未来,就没有诗性的生命的未来。沈奇老师的这段话真正道出了诗人与批评家在整体写作上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被动的,所有的文字都要立足于发现和洞察,从自身出发,由灵魂到肌理,最后回到自身,这可能才是诗学创造的归宿。
  沈奇老师每次开会时都跟我提到文章感。他自己从事诗歌批评时也给自己定下了两条原则,一个是有感而发,二是成文章。他将诗歌批评也写成了美文。没有修辞立其诚的长期训练,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可能只会将批评写成枯燥的说教文章;理论演绎重要,专业精神同样不可忽视,但仅仅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如果想诗歌批评写得更有趣味性更有说服力,需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一条契合的通道。
  上午研讨中,谢老师提到沈奇老师的三卷本《沈奇诗学论集》,2005年出第一版,2008年出修订版,2013年又出增订版,八年印行了三版,这确实是一个奇迹,但我觉得这并不奇怪,读者能分辨得出什么是好文章。首先得有原创性,沈奇老师的批评写作,所有的文字本身都是一种与诗的对话,体现一种真正的诗性创造,而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概念演绎,他的文章不仅是给诗人看,更适合所有文学爱好者来阅读。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刚才陈思和老师也觉得沈奇的文章给了他启发。从我个人来讲,觉得读沈奇老师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他所有的文字都给我们一种古意,但又不是在复古,而是更符合汉语本体气质,也就是说古典和现代的融合,体现得非常精妙,这可能是我们越来越愿意去读这种文字的原因。
  我昨天晚上到宾馆报到后,刚拿到沈奇老师这部《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新著,大体翻阅了一下,觉得用他自己那个十六个字的“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重构传统”的说法来概括,是最好的了。刚才李森老师说到“堕落的学术体系”,作为晚辈,沈奇老师也是多次给我提到七零后、八零后的文学研究者,有一种同质化现象,在学术演绎怪圈里走不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自己好好反省和警惕。所以要向“老中医”学习,从我辈做起,谢谢沈奇老师,谢谢大家。
 
  李国平:我们也谢谢刘波老师,下午的研讨就暂告一段,几位老先生一直坐在这一动没动,我心里非常不安,我们现在赶快进入茶歇。
 
  (茶歇15分钟)
 
  李国平:各位专家请落座。现在继续进入研讨。下面我们请刘福春老师发言。
 
  刘福春:本来想多表现表现的,可是又在一个很不好的时间段安排我发言,讲多了影响吃饭。按照沈奇的说法,我本来平常与会发言就短,或者干脆不说话,没想到这次他写诗话轮到我写论文,但写论文我也尽量写简短一些。
  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个可能是废话,但还得说。我们是为友情而来,来到这以后,我觉得这一次开会来得很累,我是先到武汉又到西安,来了之后发现不单是我,大多数人都很累,比如敬爱的“八零后”谢老师,从美国回来时差还没倒就赶来了,而吴老师开完这个会又要赶往青岛的另外一个会,大家都很忙,但大家都一定要来,说得好听一点,为了诗歌,为了文学,为了学术,但我觉得这个解释并不是很恰当,我不相信,特别是李森,他要是不为友情应该不会来,大家也是为友情而来。
  我跟沈奇1991年认识,他真有一种魅力,一般来说跟他能一见钟情而且差不多过一辈子,也没问题。金龙云教授1997年在武夷山认识沈奇,这次自费赶来事先还得写篇文章,就是因为1997年一见到沈奇老是觉得可爱,当时还有两位韩国美女学者,一见沈奇就可爱,一可爱就能爱到现在,这次人没来但论文来了。我们家先是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沈奇已经是我们一家人的朋友,包括我儿子也和沈奇是朋友。我一般不大写论文,但这一次真的想写一篇。金教授有一句名言,说刘福春最应该带博士,第一有资料,第二有想法,第三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不写文章,不像好多教授,自己的论文还写不完写不出来,怎么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学生?本人是专门告诉学生就自己不写,这是为了表示本人是真的刘福春也不写,所以这一次还是不写,这是第一点。可能是废话,咱们再整点别人说不出来的长处。
  沈奇会前给咱们发了参考资料,我觉得沈奇有点怪,别人都把自己的诗歌履历往长里整,他把自己往短了整。沈奇在他的诗集序言里说1975年写出了第一首比较像样的诗,其实我是最清楚的:1972年12月,陕西勉县文化馆编的《巴山新歌》第二期刊出了沈奇的诗《朝晖》;1973年8月,陕西《群众艺术》刊出了沈奇的民歌体诗《十万矿石一把抓》,而且这首诗1974年1月的《解放军文艺》以“新民歌选”为卷首名又重新登出了;1973年11月,陕西省汉中地区革命革委会文教局编的诗集《汉水新歌》也有沈奇的诗,这是时间上的,按发表时间1972年到现在已经四十四年,所以您老哥发表诗已经四十多年了。
  沈奇给咱们发的参考资料上还有他的重要诗学观点,按照专家说把新诗问题全整到了,我觉得这些记录的都是你写出文章来的,按照学校体制这些算科研成果,咱们再补充一点不算科研成果的。
  其实我跟沈奇在一起时更愿意听他说,所以我起码可以补充两点,也可能沈奇忘了。一个是“啦啦队”之说。那一年他说现在的写诗的谁都想进场子,他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啦啦队”。后来我有幸在金教授的东亚大学那当了三年招聘教授,正好赶上世界杯,但我保证绝对没看过,世界杯期间整个教学楼就一个中国人在为中国诗歌工作,因为我记得沈奇说“啦啦队”太重要了,我特别服你,我总是跟诗歌作者说别上场了,有“啦啦队”才叫比赛。还有一个事,他有一个“静净敬”“三J说”,汉语拼音这三个字都以J打头,第一个是安静的静,第二个是干净的净,第三个是敬畏的敬,这个说法很到位,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境界的境。我想将来得给沈奇写点什么,从长度和宽度上补充一些,他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后来我再想,我跟沈奇为什么能走那么近?他没有请过我吃饭,我也没请过他,他到我们家就是一杯茶,我们俩都在谢老师和吴老师的会上蹭饭,我和沈奇都比较干净。后来我一想,我和沈奇可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我和沈奇都是草根出生,是吃草长大的。这年头也怪,那时说吃草没营养,现在变成吃草是最有营养的,都是大领导去吃草,一般人都吃肉。我俩比大领导提前了好几十年吃草,我们吃的是绿色食品,不是转基因,所以一直健康到现在。你看沈奇现在还像四十多岁一样,就因为我们俩有营养,吃的都是绿色食品。谢谢大家。
 
  李国平:谢谢刘老师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发言。下面有请最后一位发言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雷鸣老师。
 
  雷鸣:首先向沈奇老师表示祝贺,并且表达晚辈的敬意。对您的艺术成就和对诗歌探讨的努力表示敬意。
  我很同意李震老师刚才所说的沈奇老师是敏感、矛盾的,我认为他的矛盾一是来自于他的地域,他和贾老师很像,都是长江文化体系的底背,但他们两位的发展和成长又在关中。沈奇老师和贾老师非常相似的是,他们都有长江流域的细腻、敏感、丰富想象和细腻情感,这种矛盾性和在关中成长所形成的黄河文化有些不同。尤其是西安这个地方,会赋予很多人全局观和历史观,因为一抬头有六百年的建筑、一千三百年的建筑,西安的很多学者和艺术家具备有超出一百年生死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和沈奇老师的细腻敏感构成剧烈的矛盾和冲突,也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和动力。我觉得伟大的艺术家他的激情和创作性全来自于这种张力,它既是一种危害也是一种保护。这种矛盾性刚好在沈奇老师的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对作品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对全局诗歌感的把握并存,包括他曾经的先锋和眼下对传统的回归,也具有矛盾性,但正是因为矛盾的跨度非常远,才会迫使创作者进行大范围的思考,来寻找更大的全局性的对诗歌的感知和认识。
  二是我想探讨一下,这本新出版的《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的研究核心,大概明确了三个主题。第一是对“诗心”的探讨。我私下里和沈奇老师有过几次交流,我个人认为沈奇老师一直在寻找一种类似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那部分,那个微妙的部分,他试图通过理论的方式来寻找到,希望从学术上能找到一种界定的方式,这在他很多诗歌理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到。
  第二是他对“诗体”的探寻。沈奇的诗歌历程有大的格局,像刚才刘福春老师所提供的1972、1973年时他发表的诗,他从革命题材到朦胧诗、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以及新世纪诗歌,他和贾老师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历史全局观。贾老师的小说会对时代下一个主题的定义和判断,比如“浮躁”、“废都”、“秦腔”,大体以十五年为阶段的阶段性整理和命题,沈奇老师也有着相似的努力和尝试。
  第三是对“汉语诗性”的探讨。我关注到沈奇老师这几年的转变,特别是他的《天生丽质》诗歌的探索和尝试,同时也是断代尝试,这个断代尝试我们在几次学术交流中也谈到,他认为从传统古典跳到现代太突然了,我们的语言质感被破坏了,语言美学本身消失了,沈奇老师这些年来的努力实际上是想尝试着再造汉语诗歌语言美学,诗歌艺术美学,尤其是语言质感,语言本身的美。这些在他的《天生丽质》里有大量的尝试,这些尝试甚至深入到了字的层面,要发觉每一个字本身的语言美学。
  我作为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研究社会学和语言学的晚辈,这是我从这批作品和这次提供的资料里发现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谢谢。
 
  李国平:谢谢雷鸣老师。学术研讨环节到此结束,本来还有吕刚老师的发言,时间关系,下来后以书面发言统稿吧。
 
  吕刚:读沈奇兄新著《诗心 诗体与汉语诗性》,我主要看了第一辑。二、三辑里的文章,过去大部分看过。第一辑里的文章也看过不少。今天再看,尤其是看他近年来的新作,发现他讨论诗歌理论问题,其重心落在诗心与诗体两个点上。比如今年一月写的《“后消费时代”汉语新诗问题谈片》、2012年写作、2015年修订的《我写“天生丽质”》及2013年写的《诗心、诗体与汉语诗性》等几篇长文。都谈到这些问题。
“诗心”与“诗体”问题,说白了就是诗人的心性、气质与诗歌的语态、体式问题。简言之就是诗与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千百年来,诗言志、诗缘情,最终都归结到人(社会人与个体人)与诗的问题上来。也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难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奇的诗学批评、理论研究以其为第三代诗人鼓吹、张目,而呈现出鲜明的“先锋”与“现代”特征。晚来忽而转身,连议题都回归“古典”了。有人诧异,有人深不以为然。但是我能理解。基于两个理由:
  其一,诗学理论问题,无论新旧与浅深,说到底,无非是诗与人的问题。人自然不等于诗。你不能轻易在诗与人之间划等号。但诗与人之间的关联谁也不能否定。人与诗之间的关系是诗学研究最基本、也是最为紧要的问题。作为诗歌理论家的沈奇,不可能避而不谈。
  其二,我前面说“人与诗”的问题是个未解的“难题”,不是指在理论上、逻辑上。而是在生活中、实践中。这也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沈奇所讨论的这些诗学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有其切身的生命体验。生活中的人事经验,触动了他的诗学思考,所以有真实感。这些诗学议题,表面看,似乎是老问题,其实有新情态。今天的世界与人情,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沈奇的诗学理论与批评,是他面对生活的存在,由生命感悟提升到学理思考的一种必然。沈奇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有切实的针对性。所以,读沈奇的理论文章,你不觉得玄虚、空洞,而是感到既具体、又中肯。比如他讲百年新诗,“诗体”难定,主因在于新诗动机“不纯”(起于社会改良),诗人为时势所驱,身不由己,唯“新”是从,很难停住脚步。他讲今天这个后消费时代,诗人忘掉自己的“本心”,大多变成空心喧哗的“潮人”、“时人”,写诗为着获奖而去。其人与诗如何,便可想而知。这些都是切中时弊的大实话,是诗学研究的真话题。
  沈奇是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知道现代汉诗应该是什么样子,喊来喊去,少有人理会,看看别人也做不来,就自己动手,于是有了《天生丽质》的试验组诗。
  这就是他提出的“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重构传统”诗学理念具体实践的一个结果。也是他对百年新诗这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的一个回应。
 
  李国平:最后有请吴思敬老师做学术总结。
 
  吴思敬:主持人让我为“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做个学术总结,总结谈不上,这里就谈一下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感想吧。
  我认为这个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会风纯正的研讨会。会议的规模不是特别大,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首先是由于这一次的与会者确实都是当下老中青三代的顶尖学者,谢冕老师、杨匡汉老师、陈思和老师、还有贾平凹老师的出席,提升了我们研讨会的层次,韩国金龙云先生的出席代表了海外对沈奇的肯定,遗憾的是,与会者中缺一位台湾诗人或者评论家,但陈思和老师的发言已经充分肯定了沈奇对台湾诗歌研究的贡献,在座的中青年评论家也是佼佼者,保证了会议的质量。
  这次研讨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首先是对沈奇作为一个诗人和评论家其为人的研究。我觉得沈奇有点像金代诗人元遗山,他一方面是诗论家,一方面是诗人。元遗山曾经写过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是:“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元遗山是期望自己的诗能留给后代来论短长的,而今天沈奇有机会当面聆听了各位诗人和学者论他的短长,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大家对于沈奇作为一个评论家和诗人的人格,以及他对诗歌的热爱,对诗歌事业终身不渝的追求,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用了不同的提法,有“诗坛的老中医”说、有“当代诗歌研究的成功案例”说等,不同的说法,共同概括了沈奇对中国当代诗歌和诗学理论所做的贡献。大家还分析了他能做出这种贡献的原因,如他生活的汉中地域,他亲历的“文革”和“后文革”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别是他个人终生不懈的追求,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建议咱们在座的年轻学者,可以用“沈奇:一个诗人评论家的成长”,或者“一个诗人评论家的心路历程”做一篇论文,可能对当代诗学和诗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大家在这一次会议上,对沈奇的诗学思想做了全面的剖析和研究。我个人认为沈奇的诗歌评论有几个特色十分突出。
  第一是沈奇开阔的学术视野。许多学者都提到他有全局概念,他涉及的学术上的问题都不是小问题。他的“三大板块说”等都是从大处着眼的;他强调打破古今之隔、中西之隔,提出守常求变,这种学术眼光是开阔的,这是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基本素质。如果没有全局观念,你的文章格局过于狭小,总是小打小闹,那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第二是沈奇诗学理论的原创性。这一点很突出,像刚才所提的“三大板块说”、“守常求变说”等,还有他对诗学语言的研究等。上个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中,沈奇是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当时坚定站在民间立场上,很多发言都让我觉得生动而在理。他在盘峰诗会以后,不敢说是自觉的作为口语写作的理论代表,但他确实对口语写作的特质、叙事性问题等,都有非常清晰的阐述,我觉得这是对当下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
  第三是沈奇诗学批评的现场感。沈奇的诗学批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他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像我刚才提到的盘峰诗会的发言和他的系列文章,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始终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保持同步,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对当下诗坛的看法,这种对现实的关切和追踪,是我们当代诗歌评论家非常难得的素质,而沈奇具备了。
  第四是沈奇对于批评文体的贡献。刚才大家也提到早期的沈奇和后来的沈奇有很大变化,这里面不仅有他所关注的内容的变化,所讨论的对象的变化,我认为很大的变化还在于他的评论文体上。早期的沈奇没有建立自己特有的评论文体,但今天他的评论文章已经极具沈奇个性。他近年的文章试图借鉴古代诗学,打通古今,包括他写作《天生丽质》诗歌中的感受;特别是他写新诗话《无核之云》,这部诗话内容非常精彩,直接和古代诗学对话,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可以说,沈奇正在形成他自己独特的批评语言,建构自己独特的批评文体,这是一个批评家成熟的标志。
  这个研讨会,我们是整体回顾与研讨沈奇的诗与诗学,但从大会整体发言情况来看,大家多偏向于谈论他的诗学,对沈奇的诗谈得还不是很够。其实沈奇的诗与诗学是相互关联的,这次研讨会的题目“沈奇诗与诗学研讨会”,也是针对他既是诗人又是诗评家这样独特的身份拟定的。沈奇是一位诗人,他从七十年代写诗起步,此后一直没有断过。而我对沈奇的第一印象却是诗评家,因为读他这方面文章多,我自己也做新诗研究,所以一直关注他的诗歌评论。后来我在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一部“九十年代诗选”时,广泛阅读刊物中,偶然读到他的《上游的孩子》这首诗,是口语的,非常朴实,但有深厚的内涵可以追寻,署名沈奇。我当时还想这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沈奇,后来一查,果然就是。这首诗使我对他的诗歌形成了良好印象。当然,沈奇的诗歌创作,最重要的还是他近年所写的《天生丽质》,我认为这是他对当下汉语诗歌做出的重要贡献,这里面有他潜心多年的诗学思考和实验。
  我们都知道,诗和诗学是互相关联的。元遗山有一首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很多诗人拿出美好的诗篇就像绣女绣出鸳鸯一样让你尽情观赏,却不告诉你是怎么绣出来的;但沈奇通过他的诗歌作品把他绣出的鸳鸯给大家看了,同时又通过他的诗学文章告诉大家是怎样绣的,所以说他是“金针度人”的评论家。
  总之我认为,沈奇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只是做了初步探讨,还不完整。我认为沈奇的诗学和他的诗歌创作将会成为一个大题目,供今后青年学者来继续研究思考。
2016924日于西安财经学院
 
 
(以上发言文字,系根据现场速录员文稿校勘所辑,暂成此初稿,并期有关专家学者再做修订补充后复寄shenqi8088@126.com 电子邮箱,以臻完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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