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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发生学探析 (阅读820次)



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发生学探析
 
赵思运
 
 
  奔赴延安可以说是何其芳人生历程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作为一个纯粹的京派文人,何其芳是唱着“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在“梦后”的“独语”中走上文坛的。但是,他又何以走出一条迥异于其他京派文人的革命之路的呢?当初奔赴延安的革命者都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唱着革命歌曲、成群结队地来到延安的,只有何其芳经历了一条长长的孤独的寂寞的道路才来到延安。因此,从他早期精神人格基因的嬗变来考察奔赴延安的原因,就更具有个体发生学意义。
  一、告别人道主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
  何其芳从小就形成了极度孤独的封闭人格。甚至在他读大一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一步步加紧侵略,全国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日益高涨,而不关时局的何其芳还在“留连光景惜朱颜”(何其芳《写诗的经过》)。1930年何其芳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中断学业,于1931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如果对何其芳大学时期的《预言》、《画梦录》等诗文进行披文入情的细研,就会发现,这些文本共同的情感基调勾勒出何其芳的精神肖像:忧郁、迷茫、苦闷。在散文《楼》里,他说:“昨天那样的高楼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可望不可即。”“楼”意象具有双重隐喻意义:一是“登高眺远”,隐喻着一种更高的欲求;二是“我们都有一种建筑空中楼阁的癖好”,隐喻着这种欲求又具有非现实性。他的人生价值之困惑、角色自期之迷茫,于此可见一斑。
  从大学毕业的1935年到奔赴延安的1938年,这是促成他道德觉醒和道德完成的重要阶段。他先后在南开中学、莱阳师范学校、万县、成都等地工作,人生履历的逐渐丰富不断拓展了他封闭的精神世界。他逐渐由一个人道主义者(何其芳自称是个人主义者)发展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在南开中学教书期间,何其芳看到生活的阴暗、社会的不公、资本主义的罪恶、学生及家长的封建愚昧,有了初步的道德觉醒。当他来到山东莱阳师范教书时,他意识到“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我和散文》)农民的穷苦,城市的浮华,青年前途的无望,年轻人的救亡宣传,这一切使得何其芳感觉“我的情感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列蒙托夫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锤。”(《一个平常的故事》)诗歌《云》集中写了他的心灵转变。从天上“那飘忽的云”“走到乡下”,“走到海边的都市”,他看到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他决定告别人道主义。他在酝酿的长篇小说里“要让那里面的一位最强的反对自杀的人物终于投海自尽”(《我和散文》),以此向个人主义诀别。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他的个人主义仅仅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既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张扬的个人主义,也不是现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个人主义;第二,何其芳的人道主义也包含了知识分子面对底层民众所产生的“原罪”意识。1917年何其芳才刚刚5岁,人并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加之他一直在极度孤独、寂寞的封闭生活中度过,长期疏离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的正统辞汇中,个人主义一直是一个不容争辩的贬义词。何其芳在杂文集《星火集》里表达了他对“人”的关心,批评了我国儒家文化“根本忽视着‘个人’”的弊端(《论本位主义》),抨击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过的那种“非人的生活”(《论救救孩子》)。他大声呼吁“希望至少不再看见这种人拉人,人抬人的现象。”(《坐人力车有感》)他的散文集《还乡杂记》突破了《画梦录》的独语方式,展开了相对丰富的现实图景:战火蔓延,国家的腐败,家乡的荒凉,愚昧与恶习,苛捐与杂税,谣言与迷信,顽固与守旧、狭隘与贫苦。何其芳试图挣脱人道主义局限,开始关注现实世界及族国命运,追求个人道德完善。
  在道德意识急剧发育期,何其芳的这种反思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沿着这个反思的理路去调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何其芳的个体人格就会变得真正成熟。本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基于个人价值本位的一种平衡状态,但在民族生存危亡之机,救亡压倒了启蒙,何其芳价值世界中个人维度的伸张被迫中断,出于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他开始自我解剖,决意告别“个人主义”。当他看到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时,产生了一种“羞耻”感,责备自己是“帮凶”,似乎社会问题都是他个人造成的。他曾经回忆到:在一个阴晦的下午,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的孩子用可怜的声音叫着一些报纸的名字。“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的一个小兄弟。一种复杂的思想掠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个兄弟一样年幼,为什么他却要在街头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类为什么这样自私自利;我想到难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难过地让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个平常的故事》)他的人道主义和原罪感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这种道德自责出于一种自我完善的企图,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人格。在特定的境遇下,这种自我反省有可能成为“原罪”意识的源头。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何其芳,意识到必须要改造自己的“原罪”。摆脱原罪感的方式就是与群众与族国的命运融为一体,“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一个平常的故事》)因此,何其芳说:“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抗日战争为何其芳精神人格的演变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力量。于是他积极投入身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9月到了家乡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师范教书。他与杨吉甫合编《川东文艺》宣传抗战被查封,何其芳被通缉,于1938年初到成都教书。1938年春天,以何其芳为主,与卞之琳、方敬一起创办刊物《工作》。
  二、周作人附逆事件:“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落后的家乡使何其芳倍感伤感。他身边的教员天天打麻将浑天度日,学生一个个老成世故,缺乏理想激情。战火在中国大地肆意蔓延,但是成都受冲击很小。卞之琳写到:“四川出了那么多新文学大家,但是这里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象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所以其芳从万县到成都后,我们就考虑自办这个不限于宣传抗战的小刊物(《工作》)。”(卞之琳的《何其芳与〈工作〉》)何其芳在《工作》杂志发表了大量杂文,严厉批判抗战的悲观思想、形式主义作风,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想、歧视妇女、虐待儿童现象。但是,何其芳的工作并未得到周围的理解。他说:“我感到我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我到底不是一个坚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一个平常的故事》)
  周作人“附逆”事件直接激化了何其芳与周边文人圈的关系。周作人出现在大阪《每日新闻》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报道里,1938年5月8日成都报纸予以披露,接着5月11日成都《华西日报》又发出周作人参加御用组织“学制研究会”的新闻。何其芳感觉非常敏锐,当日夜里便写了言辞激烈、毫不留情的批判文章《论周作人事件》,发表于16日出版的《工作》第五期。而第六期朱光潜发表了比较委婉、比较谨慎的文章《再论周作人事件》。何其芳针锋相对,6月4日写下《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回应朱光潜。朱光潜与周作人曾是北京大学同事,朱氏与周氏或无特别友谊,但朱氏欣赏周氏才华。此时的朱光潜对周作人持宽容和“原谅”的态度,认为周作人“说好一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说坏一点是一个老于世故怕粘惹事生非者。他向来怕谈政治,‘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总之,一切都还待事实证明,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都未免嫌过早。”与此相反,何其芳采取“攻击的态度”,认为周作人和朱光潜的“趣味主义者”的态度是“错误的、有害的”,反对朱光潜的“宽厚”。
  由于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在文化界的拥趸者甚众,《工作》刊物同人内部对周作人事件争议很大。何其芳如此急遽的反应,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相反,朱光潜的理性与宽厚,令人起敬。朱光潜身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团结了《工作》的大批作者。谢文炳、罗念生、卞之琳、邓均吾、周文、沙汀、陈翔鹤、刘盛亚、陈敬容、顾绶昌等,也都说何其芳太“刻薄”、“火气过重”,这样一来,何其芳更加感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异常寂寞”。他在《工作》第七期头条发表的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表露了他的寂寞心态:“成都虽然睡着,/却并非使人能睡的地方”“而且这并非使人能睡的时代”“因为我是有着我的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何其芳奔赴延安的条件非常成熟,就缺一个契机。恰巧在1938年暑假前夕,何其芳听到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后,就与卞之琳一起找沙汀。他们于1938年8月8日出发(此说据章子仲《何其芳年谱》;另据尹在勤《何其芳评传》,出发时间是8月14日),8月底抵达延安。补充一点,1938年秋天,朱光潜接触到关于延安内容的书籍,曾经致信已经到达延安的何其芳和卞之琳,希望帮忙联系去延安的事宜。在接到周扬的回信以后,朱光潜三思之后,最终并未去延安。朱光潜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形成了自由主义立场。同是京派文人,朱光潜和何其芳的价值立场和人生道路迥然不同,可见一斑。
  三、背弃家庭,投奔革命:“不愿意像康德那样平生都只蛰居在故乡”
  在考察何其芳奔赴延安的精神动因时,不得不重视何其芳的家庭环境。何其芳奔赴延安,与他早期精神世界里父亲镜像的缺失有关,与延安解放区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家的民族之父形象有关。
  何其芳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从他6岁开始,父亲那套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便紧紧地箍在他的头上,动不动就对何其芳痛打。何其芳在一生中,留下了不少关于祖父母、母亲、姨母等亲属的文字,惟独关于父亲的文字丝毫没有留下。在他的文字中,父亲形象是一个巨大的空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于父亲的态度由自发反抗变成了自觉选择。父亲一直梦想他大学毕业后回去做寨主,娶妻生子,看守家业。何其芳却愿意放弃家乡的田地和产业,不愿意像康德那样“平生都只蛰居在故乡,从未走出里门的二十里以外。”(朱企霞《忆早年的何其芳同志》)他断然否定了父辈给定的人生道路。
  在男孩的人格发育过程中,父亲模式对他的形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心理学的补偿机制,父亲镜像在何其芳心中的缺失,势必会导致他去寻求另外一种意义的父亲镜像去填补。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旗帜的旗手,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象征性人物。很多人都把毛泽东写成“民族的巨人”、“民族之父”。丁玲、艾青、陈学昭、钱韵玲、工人赵占魁等诸多文献中的毛泽东崇拜现象,就凝聚了历史上的卡里斯玛崇拜情结。卡里斯马型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特色:他像一个“父亲”角色,相当于“原始父亲”的原型。1938年7月初,何其芳经由沙汀阅读到周立波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华北战场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斗争,以及毛泽东、朱总司令、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陈庚等将军的光辉人格,使得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的象征,毛泽东成了人们心中的“民族之父”形象。何其芳对于延安和毛泽东的灵魂呼应,既为了摆脱成都生活的压抑,又出于民族救亡理想的感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寻找精神之父的镜像认同。所以,何其芳听到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后,与他一起奔赴延安,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原载《文艺报》2016年9月1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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