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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为《元写作》第8卷作 (阅读10740次)



 
 
编后记:
为《元写作》第8卷作
 
胡亮   张丹
 
  1913年10月11日,郭沫若经遂宁,17日,抵重庆。他给乐山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十一号宿遂宁县,县城外有庙宇一,名广德寺,中有玉观音神像一尊,高三尺许,广处约尺余,俗传更有观音菩萨肉身在焉,此则诞妄矣。十二号在遂宁暂息一日,因由此城地下重庆时,当由水路进发,换轿觅舟,不免少延时日也。十三号晨下船,是夜抵东安县”,——可见,郭氏在遂宁待了三日。广德寺,玉观音,今天都还在;至于观音菩萨肉身,亦非无稽,因广德寺内有善济塔,始建于贞元三年(787年),乃是唐代高僧克幽禅师瘗骨之所。克幽,或名无住,俗传乃是观音菩萨转世。——说到吾乡风物,名胜,掌故,不免有些唠叨了。

  在现代文化史上,除了郭沫若,似乎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对遂宁留有记载。近些年,情况已是不同。许多诗人——包括洛夫、柏桦、吉狄马加、李亚伟、陈先发、树才、孙文波、向以鲜、陶春——都有来到遂宁,其中多位都写下了缱绻诗篇。本卷之卷首,则取用孙文波先生的《在洞背村想到陈子昂后作》。孙文波曾数度访问遂宁,还有射洪,并曾提议创办陈子昂国际诗歌节。后来,他客居深圳洞背村,遥想涪江和金华山(少年陈子昂曾在此读书),终于写出这件作品,追怀我们的伟大的乡贤,并迎来了自己的“现实”和“语言的战场”。  

  郭沫若去重庆,所为何事?出夔门,往天津,赴日本。其赴日本留学,后来,再赴日本避难,均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本刊亦有志于此,前卷已推出时里二郎(ときさと じろう)和一色真理(いっしき まこと)的散文诗,——他们习惯于称为不分行诗;本卷则新推出部分日本当代分行诗,其中,一色真理十一首,高贝弘也(たかがい ひろや)十小节,译者分别是旅日的虚坻女士和毛乙馨小姐。关于一色真理,本刊前卷已有介绍,其与卡夫卡的关联,我们也曾经有过猜测。虚坻此次提交的译诗,及其相关文章《那些虚无的黄金时代》,则进一步坐实了我们的猜测:与卡夫卡一样,一色真理有着极为紧张的“父我”关系,此种关系给两者带来了一些相近的写作面貌。在这批译诗中,有首《伊底(id)》,可以见出诗人的弑父情结:“是我,杀了我父亲”。除了“父我”,还有“妻我”,“我我”,这三对关系,依顺而紧张,紧张而对抗,呓语般纷呈于诗人之笔端。读者诸君可参读《水中的太阳》,《复仇》,《我》,《妻》,《文字》,《失灵的蝴蝶》,以及《丧失》。此外须注意到,从正面观其诗远嫌不够,需绕到纸张背面,发现他用片语构建的立方体之各面。《重伤者》和《脸》正是关于写作的写作:诗人——还通过某个独眼的画家——向我们讲解了何谓写作和读解的角度。另一位诗人,高贝弘也,则以摘句——摘自其诗集《子叶声韵》和《半世纪》——的方式首次进入汉语。为了更加准确地介绍高贝弘也,在虚坻的安排下,毛乙馨与前者有过当面的交流。据高贝弘也说,《子叶声韵》缘起于一起凶案。地点是广岛,死者是小爱梨。诗人与这个小女孩并无交集,他出于对少女早逝的哀挽,或出于两者对草木的深爱,写出了这部伤感的诗集。高贝弘也的写作,续接了植物学传统,体现为大量的自然物抒情,而异己力量就在其间潜伏:战争,广岛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兴趣的读者或可对诗人展开生态批评。我们期待,日本,乌克兰,还有全世界,能够不断弘扬此种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提倡的是人与自然的友情;本卷推出燕窝的短诗五首,组诗七首,则关乎诗人之间的友情。这些作品,诗人都赠给阿伍。关于阿伍,本刊曾有推介,此处就不再赘言。作为一个人,以及,作为一个诗人:两个阿伍都进入了燕窝的青眼。当然,阿伍也有作品赠给燕窝。两位诗人,复活了知音传统:一方面,牵挂着对方的生活;另一方面,钦慕和激发着对方的诗艺。对词,对诗意,燕窝有着近乎自动化的跳转。与洗练的阿伍相比,她的作品,充满了作为女性的无常和奇思妙想。

  现在要谈到哑石。能将数学作为诗学的冒险,亦能将诗学作为数学的冒险,此前有江南蔡天新,迩来则有蜀中哑石。哑石诗艰涩险峻,自有机杼,不蹈他人轨辙,具有很强的耐磨性,隐隐然已是蜀中大将。他的近作,《诗论》,火花四溅,已经得到一百首。这位寡言少语的数学老师,给出了词的显微镜,句的过山车,意的蹦床,水蛇的腰肢,鹰的眼,蜻蜓的复眼,以及探险家的调皮面孔。这不但是诗的重要收获,亦是诗学的重要收获。中国(尤其是古代),外国,均有论诗诗传统。但是哑石此诗,乃是自有新诗以来最成规模——不妨再大胆一点儿说——也是最有质量的论诗诗。

  关于元写作小组,本卷重点推出两位年轻的诗人:周遂秋,及其短诗十首;安德,及其短诗十四首。周遂秋似乎受了些张丹的影响,但是,与后者相比,她以二十三岁的年龄,却似乎更懂得节制之道。在小令或俳句般的作品里,她通过隐藏,来暴露了一个少女的心跳、痛和恐惧感。我们期待她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不是屈从于那渐渐来到面前的生活。至于安德,很显然,他从上海带回了新的修辞学。谐音,双关,骈偶,戏拟,反讽,还有杂糅(古与今,中与外),用得已是十分娴熟。安德的这批作品,呈现出曲折的幽默感,以及,看似轻佻的严肃性。过去,安德愁在词章,而今,他已然品尝了生活。仿佛生活的悲剧从来不在某起凶案,而在那些从不知不觉中消损的日常。生活和修辞学——两者皆荒诞——已经互为暗示,或者说,已经相得益彰。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德的写作——很有想法的写作——将会再次证明那个古老的命题:“诗无达估”。

  本卷批评与理论部分推出三篇文章。首先是胡亮的《遇真记(苏小小接受史小纲)》,——这篇文章的写作,缘于2015年4月《元写作》部分同仁的江南之行。作者试图运用若干西方的批评工具,来研究苏小小接受史,并深入解读中国历代男性文人的梦游:“他们不惮于冒犯身边的女性,甚至冒犯同时代的女性,反复建造着这个远未竣工的异性乌托邦,并书写着这部永不完稿的‘苏小小丛书’”。这篇文章表明作者的随笔写作,将由新诗,而异域文化,渐转入中国古代文化。然后是蒋蓝先生的《从“想象之国”蒐集象牙——蒲小林、胡亮主编<力的前奏>印象记》,——这篇文章的写作,缘于2015年3月《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的出版。作者从两个角度——蜀史和诗史——考量这个选本,辨析和首肯了其在美学上的独立性和判断力。压卷则是沈奇教授的《汉语之批评或批评之文章》,——这篇文章缘于2014年12月《阐释之雪:胡亮文论集》的出版。沈奇,胡亮,乃是忘年之交。他们不废西学,更乐于追慕古道与古风,在批评文体的建设上,亦颇有惺惺与戚戚之感。这篇书评对胡亮的相关论述,“有汉语的来头,有文章的讲究”,一语中鹄,道出了后者近年来的苦心所在,匠心所系。

  为了纪念《元写作》部分同仁的江南之行,感念沿途诗人的热情,本卷约请并影印十位江南诗人——他们是王小龙,陈东东,李笠,庞培,蔡天新,施茂盛,泉子,育邦,胡桑,茱萸——的手稿作为插页。杭州潘维先生惠赐了手稿,目前寄存他处,此次未能一并影印;苏州车前子先生惠赐了书法,不合本刊体例,此次亦未能一并影印:这让我们不但充满了歉意,还充满了与此相当的憾意。

  本卷封底篆刻,亦来自江南,乃是上海唐子农先生的作品。其刀法与布局,可谓忘巧忘拙,率尔磅礴,即便对于新诗写作,也不能说没有深刻的启迪。

  感谢蒲小林先生代约部分手稿,感谢陈硕先生代约封底篆刻,还要感谢虚坻女士,——她代表一色真理及其主编的《思与思想》杂志,向本刊主编约稿,并译为日文,已将本刊介绍到如此遥远——而又如此切近——的日本。
                                                      
 
2016年7月30日,遂宁,
窗外有高树,夏蝉挂瀑布。


[①] 此文系与张丹女士合作完成。张丹,生于1989年,诗人,现供职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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