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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国诗歌印象:媒体时代的诗歌娱乐与介入 (阅读2795次)






媒体时代的诗歌娱乐与介入
2015年中国诗歌印象
 
赵卫峰/覃才

 
  娱乐、被动与浅诗时代——2015,以微信为轴的传播、诗歌奖的盛行及若干活动,映证着这种诗意被裹挟又不失温暖的持续。
 
【介入】
 
  覃 才→ 不存在与时政环境没有关系的诗人与诗。“抗战”胜利纪念再度掀起浓厚的政治抒情风,各报刊均推出相关专辑,《诗壮国魂:中国抗日战争诗钞》、《抗战诗钞》、《山河》艾青诗集《我爱这土地》等出版;以此为主题的活动、比赛此伏彼起。它应也引发关于诗歌的思想性、文学性如何更好统一的思考。
  在地球村,过去的发生不能忘记,现时的灾难更不能忽略,8月,京津翼诗界为天津爆炸事故祈福——无数事件让诗转身发声,但诗之“介入”有时又那么无力。
 
  赵卫峰→ 无论是过往的、突发的,诗能且只能哀。缓慢的现时的“灾难”又将如何让诗发出“介入”声音?如雾霾、如留守儿童的未来……“大自然不会说谎/它疼,不舒服/就用雾霾、泥石流、暖冬、沙尘暴/和濒临灭绝的物种/表露出来//人做不到这些,他们被面具、报纸、社会/层层缠裹/只有回到床上,他们才透明/犹如当初//但很快,他们穿上衣服/重新变成/复杂的动物……”(毛子:《套装》)
  “介入”体现诗之锐。“诗歌介入客观现实世界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说,依靠的是纯粹的语言以及情感与想象力,从而构成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戈多)”。这将是灾难诗、政治诗、主题应景诗始终需要妥善处理的:诗人作为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作为写作者的艺术标准如何协调。
  如今诗歌在文化、文艺及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位置相对弱化是肯定的,但它仍是文化文艺肌体中的非常敏感的神经。这一年,诗意的触角继续全面发动,散射向时政、社会文化等可能的时间空间,并与广义的摄影、音乐、动态事件等自然结盟,事事可关心,声声可入耳,泛主题无主题的日常性审美更加普遍。
 
 
雾霾·让城蒙尘让人蒙面让……
 
 
【新诗百年】
 
  覃 才→ 从梁启超“诗界革命”、胡适的“诗体解放”以来,从草创、实验到建设,一个世纪了,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梳理与探讨,新诗百年话题在各个地方和层面持续。这或在另个意义上佐证新诗的新一轮问题就要集中显现?
 
  赵卫峰→ 新诗百年话题似乎并未升温。如何总结和反思,或者本来就不需要总结和反思?!实践是检验诗歌的真理,现在,诗与人还在路上。
  换言之具体的诗人或说诗歌的具体写作者可能并不真正理会。虽然以此为主题的诗会除在作协组织和高校召开之外,一些地方性、民间性研讨亦在广东中山、郑州、南宁等地自发举行。大约去年出现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陆续在无锡、拉萨、娄底、湘西延展。这一面似乎谁都可以挥舞的旗帜估计还要持续数年,但冷热都仅是在诗界内部。
  4月,汪国真去世,对于这位“新诗百年”过程中的超级诗歌偶像、诗歌出版英雄,评价毁誉对立明显,公众参与,这应是好现象;这一年离去的诗界名人还有李小雨。中国人大90后诗人王尧的自杀引起局部关注。
  入冬,200多位诗人和翻译者在安徽泾县举行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暨中国诗歌启蒙精神论坛。洪子诚等主编《百年新诗选》出版;估计今后数年以此为名的、层级与倾向不一的出版会更多。
 
 

【出版】
 
  覃 才→ 诗类出版是反映诗歌本身影响力、发展、传播状况的具体呈现。2015,北岛、周梦蝶、向明、芒克、柏桦、木心、欧阳江河、韩东、蓝蓝、臧棣、杨牧、邱华栋、雷平阳、杨克、周瑟瑟、蒋蓝、刘洁岷、杨黎、王寅、蒋一谈、树才,稍年轻些的“70后”熊培云、陈太胜、刘年、陈计会、徐芜城、二十月、叶丽隽、包苞、范倍、赖彧煌、尹丽川、冰儿、宇向和叶美、刀刀、许立志、张二棍等出版诗集;若加上自主出版及境外出版,这是一份难以准确统计的书单。于是,传播助力、商业运作似乎对于合适者似乎必须:余秀华诗集15000册一日断货。
 
  赵卫峰→ 余秀华是2015年中国诗歌的剌点。评议已多并已进入学术领域。她终归是个诗人,从写作上传播上,不宜将之与“凤姐”“梨花”这样的累积性概念等同。
 
 
【批评】
 
 
  覃 才→ 诗歌批评与评论是个苦事。其特殊性让它因不像写诗那样是本体性行为而常显混乱、无序和失信;网络与自主出版物有时对于泥沙俱下的批评乱象也起到怂恿作用。2015,《诗野游牧》(陈超)、《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罗振亚)、《退藏于密》(耿占春);《无核之云》(沈奇)、《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霍俊明)、《当代诗坛“刀锋”透视》《“第三代”诗歌研究》(刘波)、《断无不可解之理》(赵毅衡)、《为世界文身》(于坚)、《现代汉诗的眼光》、《“现代汉诗”的发生》(荣光启)、《阐释之雪:现代诗人评论集》(胡亮)、《追寻隐没的诗神》(王泽龙、程继龙)、《中国当代诗歌现场》(陈卫)……可以略见,当下学者、批评者们一直在主要在一种“史”的观念里读诗、论诗。
 
  赵卫峰→ 你注意到这个方面似乎很有意思。虽不绝对,但是围绕或以“诗歌史”为轴做文章和评价,在学术界,这种倾向似乎更甚,仿佛论文都是为了“证史”,“关键词”都是表明历史范畴的“重要意义”。如此,诗歌观察会不会出现鸡肋般的倾向?仿佛肉感不管不再,只留骨头揣摩,诗歌研究成了并无定论且不可能定论或无所谓定论的个人考古学、诗歌书本知识诠释学,但不完全对诗歌本身负责。这也提示出文本细读其实是个高难度作业;一些年轻的批评者如梁小静、贾鉴、胡桑、曹英人等在此方面显出了安静与认真。
 
 
他,几乎得到诗界一致认可;这在当下多么难得
 
 
【翻译】
 
 
  覃 才→ 现代诗从引进与学习开始,其发展一直都有外来与本土、现代与传统的争执。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中国诗歌大变革的二三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西方重要诗人作品的诗论、译介都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2015,《曼德尔施塔姆诗选》(黄灿然译)、沃尔科特诗集《白鹭》(程一身译)、扎加耶夫斯基诗集《无止境》(李以亮译)等及裘小龙、杨铁军、西川、范晔、包慧怡、徐淳刚、冯唐、汪剑钊、陈黎、周瓒、李寒、薛舟、周伟驰、李永毅等有关诗歌的译著出版,这一年零散的翻译更多;在感谢认真敬业的译者们劳作的同时,翻译还能给中国现代诗带来多少学习、借鉴之处?这个答案该在哪儿?
 
  赵卫峰→ 看起来是这样,仿佛译介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帮助作用早已基本完成?当然了,译介是个可持续的事情,郑敏在国际汉语诗歌协会活动上说,“现代汉语诗歌要与世界诗歌交流,就需要知道世界诗歌所关心的事物,需要‘介入’全人类共同的话题,现代的诗人所考虑的应该是更具世界性的问题”。至于功效,它永远在少数人那儿——这话似乎也不对,西风的新一轮吹拂与接受,正发生在青年的队伍里;特别是高校里。如果翻译在以前是桥梁作用,可能如今及之后它还起着杠杆作用,且杠杆同时也针对自己。
 
 
 
 
  覃 才→ 和翻译引进最相关的接轨是外出。百年来,现代诗学习、借鉴西方,在“拿来”、引进、消化之后,实地对外交流就成为一种诉求。2015,继续有些诗人受邀参加柏林诗歌节、马其顿斯特鲁加诗歌节等。从某些角度看,如今,中国与西方似乎并不“遥远”。
 
  赵卫峰→ 有条件的诗人们外出有时也是一种个人行为。在地球村,作为学术交流、友好往来已是正常。就像北岛可请几多诗歌外国友人来港共度“国际诗歌之夜”,诸如“国际诗人笔会”“世界诗人大会”的标语之下无非也就是具体的诗人聚交。当然,“贵远贱近”,当下诗歌新闻及出版对“国际”“世界”“全球”字眼的爱慕是个习惯。
  翻译对中国诗歌的“介入”似乎继续让诗歌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对西方诗歌的抵消或化解,仍然主要通过日常性抒情及口语表达来进行,而从中又能明显看到,即便是约定俗成的本土中式的口语化诗歌写作,都在受西式观念、趣味甚至文本的形式建设方面的作用;瓶与酒不断换位。这算否“全球化”的潜移?仿佛满城皆是肯德鸡,进出都是本地人,但只要置身其中,都知大蒜二锅头不宜,影响就这样形成了?
 
 
 
 
 
【诗歌奖】
 
 
  覃 才→ 一系列常规或新设诗歌奖项陆续颁出,《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星星》《山东文学》及各种年度诗歌奖、各省区主办的地方诗歌奖等……构成了2015年诗歌奖项丰富多元的局面。若干奖项的不同设置、形式、规格,可看出诗歌奖组织与举办方的不同意向,同时也增添了娱乐感。
 
  赵卫峰→ 2015,与微信盛行同步的显然现象是诗歌奖多。奖,今年很泛滥也很廉价?!名称也多,正如“海子”名称被不断挪用奖及活动,李白、杜甫等古代诗人名字以及袁可嘉、徐自摩、郭沫若……这或许也算是让后人记住前人的有效方式。或许,今后会出现汪国真诗歌奖。
  奖多,诟议也就不会少。这一年,作家方方与两位诗人的官司事件、鲁奖诗人贿选风波一度引发众议;关注度本身也表明某种传播助力及娱乐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也体现出某种传统接受惯性、或对“诗文化”印象的认定与期望:奖及获奖者、写作成就及道德楷模、奖的规模与层级……是同一的:德艺须双馨,人文必须一统。
  随着各报刊、各地各级文学组织、个人、各诗歌社团的热情与行动,这一年,大约产生120个诗歌或与诗歌有关的奖,平均2-3天中国就要有一种一个诗歌奖产生,百花各放?甘肃第五届黄河文学奖参评件373部(篇),166件获奖,其中,诗歌参评116部(篇),40部(篇)获奖。上海某高校每年都会有几个奖产生,或面向本校或“面向全球的汉语新诗写作者”,年轻的诗心将在这些所谓奖里如何保持真实与安静?
  春天,沈苇获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入冬,邵燕祥、西川获北大中国研究院主办的“中坤国际诗歌奖”,另有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紫金江苏文学期刊奖等揭出。显然,年度总结要逐一列举上百个诗歌奖的名称与获奖者并无实际意义!奖,它如果真能温暖当事人也就可以了。
  奖多,也证明社会经济基础的好转。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事,有人欢喜也会有人清醒。正如黄灿然在一个访谈里说“真正的好诗人,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东西”。
 
 
 
 
【散文诗】
 
  覃 才→ 去年耿林莽散文诗集入围鲁奖,足以让散文诗增添了自信与动力。散文诗成为一些机构、刊物活动的方向之一。《星星》“首届鲁迅散文诗奖”、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我们·散文诗丛》”研讨会,《文学报》及一些民刊也不断组织散文诗创作、研究及活动,这些行为,都在尽力提升散文诗的文体地位。客观看,当下散文诗的创作状况远比表面上的冷寂要活跃与热闹。
 
  赵卫峰→ 前几载的年度观察里我对散文诗已说得够多。“散文诗作家”或“散文诗人”既然上了这条船,就持之以恒地行驶吧,实践仍是硬道理,在当代,散文诗有效文本、经典文本相对太少,文体命名的纠结会持续阻碍研究之深入。
 
 
【自主出版】
 
 
  覃 才→ 作为自主出版主体之一的“诗歌民刊”今年在被诗歌网站、博客等的围攻之后似被“诗歌微信”进一步压制。今年,同比看“民刊”新成员已少有出现。另方面,一些以书代刊的民间刊物,排版、设计、文本等方面做得精致,市场走势良好,这是一种新的倾向与出路?
 
  赵卫峰→ 仍有相当数量的“民刊”和诗集通过自主出版机构自助印制面世。如今,民刊的分化比较明显,就像诗歌奖一样,优劣中差,旁观者清,诗歌本身更是明白的。这一年,在《诗刊》、《中国诗歌》等“民刊诗选”之外,广东《作品》“民间诗刊”栏目辟以较大篇幅,每期着重介绍一份中国重要或有影响力的诗歌民刊,如《新死亡诗派》、《漆》、《南京评论》、《存在》、《行吟诗人》、《葵》、《翼》、《九月诗刊》、《诗歌杂志》、《审视》、《丑石》等,好的创意来自对文学的认真与担当。
 
 

东部·民刊《江湖》
 

西南·民刊《颓荡》
 
 
西部·民刊《圭臬》
 
 
【跨界】
 
  覃 才→ 这几年,跨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缘、冷寂的诗歌正在不断回暖,至少在诗歌新闻上能如此体会。今年的诗跨界事件有木心诗作《从前慢》在羊年春晚上被唱出、华语纪录片《我的诗篇》获第18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回答——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在南京举行、《诗刊》社“中国诗歌阅读馆”在深圳落成。这些积极的诗歌跨界事件、活动,证明诗还是高雅与品味的代表。
 
  赵卫峰→ 很多事物或文艺活动其实都在挪用借用无所不在的诗歌,它们为什么不称跨界?诗歌强调这个或表明弱势。让不同领域、不相干、不同种属的物事相融,获得新鲜的灵感与意外的感受,类似的创意无益对诗歌的传播和普及会产生相当的催动。在此它隐约体现了诗歌的(向往)流行的趋势,即便这仅是现阶段诗歌界的主观向往、被动介入以及趋于时尚的娱乐潜意识。
  并非新奇的“跨界”正局部而持续牵引着诗歌的传播,近年来,多媒合力联动推广,良好效果是让诗歌不断走入大众,从内部看其结果又难免是狗尾续貂。因为,诗歌的最终发力与活力,在于写作本身。“诗歌文本”从实质上的边缘时空经过传播进入消费场域里的“工艺品”范畴,还有长路在走。
  “跨界”现象在十多年前的台湾早已由政府施行,在大陆是后发,还有空间。从这方面的活动总是集中在“北上广深”就能看出,它会随着经济变化及扩展而继续由点到面扩展;其实它也是世俗精神生活的一种扩容。另方面,类似活动多由有识者自发推动,这是诗歌文化长期面临的现实与尴尬。
  另种现实与尴尬是,传播环境里的诗歌活动仿佛都在强调或暗示一种一类一群人的与众不同,它真代表高雅与品味吗?今天,何为高雅?我想这也应是诗歌写作者必须自行不断考虑的。
 
 
 
 
 
 
【诗歌微信】

 
 
  覃 才→ 强势和流行的微信渠道是诗歌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一大批自在的诗歌写作者通过微信媒介脱颖而出。余秀华的现身就是结果之一。微信/微信平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传播、对话、交流空间。
 
  赵卫峰→ 你相信或怎么看待“微信诗歌红人”?其实对于写作和阅读,传播形式或许不是最主导的,但今年的微信似乎正起到这种喧宾夺主的作用。当然,它又是必须的。微信的火热,说明传播的强制与诗歌信息的诱惑性。
  强制与诱惑,让人须清醒。很多时候微信传播“更多的是诗歌资讯和诗人个人状态的传播,于诗歌本身而言,似乎帮助不大。如果把诗歌当成生活的‘便笺’和‘日记’,这会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卢山)
  另方面,也是通过微信平台,我阅读到一些因自已视野限制而忽视的诗人写作,比如女性诗人刘苏、代薇、阳子、千叶、路也、林雪和“80后”之程小雨、杨略等,她们的自在、倔强、轻淡与从容,让我们看到在粗鄙化已见惯不怪的诗界里的纯粹声音。但同时我又认为是“诗让我们认识”,诗在,认识与否、传播早晚、写作情况等与微信(传播工具)的有无又并无绝对因果关系。
 
 
 

 
 
  覃 才→ 在若干官方、民办诗歌机构、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如《收获》、《十月》等中国重要文学刊物陆续建立平台之外,各个微信群及不定期而持续的诗歌现场在线讨论会可能提供了一种诗歌微信未来的发展样式。当然,和博客、微博、QQ等一样,微信传播方式能让诗歌“热火”一段时间是可以想像的,关注也是必须的。秋冬,上海、海南分别召开了“自媒体时代的汉语诗歌——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自媒体时代诗歌新生态”会议,总体围绕着诗歌如何有效介入公共生活的问题。
 
  赵卫峰→ 2015年也可谓诗歌微信年。我们在《网民写作现象及其他》(《中国诗歌》201506)一文里也谈到这个变化。作为传播方式,微信更明显的“介入”作用是让诗歌文化之“娱乐”作用或成份随着传播环境的相对宽松与普及,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非细分的挥发,同时它自身也不断地承受网络环境中的娱乐反弹和颠簸,喜忧参半。
  诗歌传播的多界域合力最终会带来什么?经过阶段实践,微信对诗歌的正反作用都在彰显。在传播上我们一直有一个以为然的误区,总以能传播就是好事,能传播就是普及,普及渐成了关于诗歌前途的褒义代词。事实上,诗歌写作的出发点并非传播,它的归宿也不是为了普及。诗歌通过如微信这样的传播介入公共生活,这种介入其实是双向或多向选择。
  据统计国人微信使用数量已近7亿,诗歌微信的兴起,进一步推进写作与阅读接受的“个人化”、主体性,另方面实也体现出个体对整体、群体、集体之类的被动承受,“生活”更突出和具体化了,对于诗歌这可能喜忧参半,譬如说当一波波“反智”、“犬儒”之风习惯性地起伏之时。
  “诗歌在网络动态结构表现出的各种问题、各种状况,需要不断地观察。或许,最终诗歌会成为一种娱乐的工具、日常的用品、生活的装饰,同时也成为物质的有层级的标签、精神的有档次的安全套、梦想的有色彩的安慰物?但那是以后的事情!”“而目前,诗歌正在路上,正在经历着网络的强抱及清理,边老边年轻,边轻佻边正经,娱乐性为主,思想性有些气喘吁吁;可能是进步,可能是回归,也可能是一场不知所终的旅行……一切演变都需要静待时光的检验。”
 
 
 

 
【地方】
 
 
  覃 才→ 地方、地域诗歌是中国诗歌整体发展的一个窗口。2015年“世界诗歌日”上,《搜狐文化》《凤凰读书》携手《明天》《诗歌月刊》联合举办的“中国地方主义诗歌运动”启程之旅与“2015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进一步强化“地方”概念。另外,《河北青年诗典》、《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天津诗学34家》、《飞天》甘肃诗歌大展等以及各地的“诗歌节”等地方性诗歌事件、活动,也以地方、地域方式或力量体现存在,它们是中国诗歌的地方声音。
 
 


 
 
  赵卫峰→ “地方声音”今年的鸣放程度较大。湖南省诗歌学会成立;四川省诗歌学会出刊;古马、扎西才让、郭晓琦等甘肃诗歌“八骏”产生;夏季,李南、简明、北野、殷常青获河北省首届“孙犁文学奖”。入冬,熊焱、刘泽球、水晶花和梁平分获第八届四川文学奖、巴蜀文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启动。众多诗人荣获重庆、安徽诸多省级文学奖之外,更有如你所述的不少主题专题书刊面世或在准备中:《龙江诗韵:黑龙江当代诗人作品选》、《山西年度诗歌》、《湖南诗歌年选》、《江西九人诗选》、《诗江西》、《东三省诗歌年鉴》、《诗东北》、《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出版等。
  文学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也不可能拒绝“地方”意识,对地方主义写作的强调这些年已是共识,它其实与传播的繁荣、文化的全国或全球化息息相关。在6月,“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研讨会”福建举行,谢冕、杨匡汉、舒婷、吕德安、龚学敏等围绕“全球化语境”、“地方主义”、“南方诗歌”概念发表看法。诗歌的“地方性”又是一个难于定论的老问题,在江苏召开的同类诗会上,胡弦在回答《文学报》时亦指出,“在中正的同时,地方性诗歌需要更多引入对诗歌于现代性的考量。”
  年末,河北诗歌以“燕赵七子”为名组团进京开会,此前,福建“闽派诗歌”概念的宣讲已持续一年,体现来自诗歌内部或局部的抱团合力。但异议同样必须,初夏,铁舞著文《名不副实的“新海派诗”》(《文学自由谈》201502)指出《新海派诗选》是文化赝品,并言哪个上海诗人敢一口承认自己是海派诗人?此文虽属个见却也值得思考。城市化时代,地方性如何定义和表达?传播的差异,会让一条普通狗到了岭南及深圳容易成为著名的狗——这又当如何认识?同时又可联想的是,当今移民时代,诗人所涉之处都是他的根据地、都有发言权;因为他参与、见证了历史的明亮与暗伤。
  所以,在“诗歌地理”、在“打工”、“底层”、“工人诗歌”标签局部持续翻新的同时,秋天,“北漂”的诗人开始另一层面的自我对话和对栖息时空的辩识,“成为同时代人,是一种发生位移中的对精神共同体的召唤”(回地);诗歌面前,“北上广深”相互间有何区别?当我们追问“谁将我们抛入同时代?”(冯冬)之时,就会隐见实际或精神地理坐标之上,“时代”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包括它的痛与错误,美与美中不足。
  但足踏实地又是前提。这一年,地方诗群的观察亦有局部微缩和具体,如河南驻马店、信阳的诗歌回顾,如福建漳州诗群、浙江宁波青年诗群、贵州乌蒙诗群研讨等。以行政区划归并诗歌多少都有些欠缺和生硬,省区并非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地方与精神的区间,这样的误会、尴尬与争议其实也存在于诗歌的代际划分方面。人、诗人肯定都有相应标签,这倒无厚非,而成熟的写作者自会辩证,正如于贵锋曾著文谈到:“实际上‘西部诗’是一顶帽子而已。摘掉它,人还是人,诗还是诗。”
  很久了,中国诗人反复谈论强调无论是精神界或具体生活中的乡愁、故乡、原地——其实,就是谈的就是自己。其实,故乡即我;“地方性”的有效终得通过“个人性”完善才能完成或呈现。
 
 
 
 
 
【校园】
 
 
  覃 才→ 校园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阵地。2015,翟永明成为北师大“驻校诗人”,仿佛再度提醒,校园,以及青春,它们和诗歌息息相关。这一年,北大、武大学生诗歌赛事及活动、“包商杯”全国高校征文、广州小学生诗歌节等南北呼应,关注校园诗歌发展和成长。
 
  赵卫峰→ 几乎的院校都有文学及诗歌社团,此为中国特色。这一年,“90后”无论是诗人本身还是概念运行已然成为常态。《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人民文学》“新浪潮”、《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继续作为,一些有特色和异样的诗人正从“90后”花园里突出,这和80后70后60后一样,诗歌最后认定的必是个体而非群体。
  在去前年的基础上,又一群来自或刚出象牙塔的清新名字们进一步清晰:刘阳鹤、文西、高短短、马迟迟、程川、阿海、诺布郎杰、魔约、马晓康、陈汐、周燊、风果子、梁沙、盲镜、何婧婷、陌峪、海女、蓝格子、程一、杨景文、朱光明……“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持续进行,“本次短诗大赛参赛作品整体上呈现出可贵的青春气。这种诗歌气质与五四文学的蓬勃朝气相对接,同时又在第三代诗歌强大惯性里徘徊。这亦折射出以语文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的当代文学教育与诗歌这一不断发展的文体缺乏有效对话的事实”。(杨碧薇)
 
 
青春诗会·略微严肃
 
 
还有谁不认识这位女性?
是传播的力量,也是诗歌的力量
 
 

 
【民族文学】
 
 
  覃 才→ 与地域写作关系紧密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正出现群体从容缓行个体挺进的状态。201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等主办“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贵州召开,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组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这一年,川、黔、渝等地举办省际民族文学奖,《民族文学》推出包括44个壮族诗人的“广西中青年作家专号”,《南风》等主办面向全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节拍多彩青春’大学生新诗大赛”,畲、哈萨克、蒙古族等各设立相关文学奖,中国作协亦持续对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项目进行扶持及创作培训,各方对少数民族诗歌加强了助推。无论是口头、书面和网络,少数民族诗歌有价部份实为“差异性”,如何反映与表现这种“差异、多样性和异质”又是其自身持续面临的问题。
 
 
 

 
【选本】
 
 
  覃 才→ 2015,“选本声音”在权威性、价值性及影响力不再,这不是一个而正成为当下诸多诗歌选本共同面临的问题。
 
  赵卫峰→ 诗歌选本今后大概会像诗歌奖、诗会那样,因众多、泥沙俱下而事倍功半。和去年一样,我仍认为“选本”已泛化已过黄金期,真正尝到选本甜头的是60后这一代诗人。如今,传播环境中的文学期刊或许也相当于“选本”,从《西部》、《红岩》等综合刊物的诗集选粹、专题性选辑,到《诗刊》《诗潮》《诗选刊》《中国诗歌》《诗歌月刊》等的分省诗人小辑、网络诗歌及民刊诗歌专辑、代际诗歌选编等,可见这种有方向的主动过滤与甄选。
  另者是个人性诗歌选本越来越多,诸多诗歌自主出版物如“民刊”其实也相当于“选本”。因民间资本的热情助力,由个人或小群体编选的网络诗歌“选本”也层出不穷,使“选本”如同它的种种名称一样更显芜杂。
  诗歌选本现象新世纪以来火热,是诗歌生态之重要链结。必然的新鲜与影响在十余后似乎逐渐“失效”或失去关注效应,种种共性的问题也日益彰显。不过,有总比无好,多,至少体现多样与多维的可能,作为档案有时便于能产生比对。这一年,刘川策划伊沙编选的《中国口语诗选》以及《中国好诗歌·最美白话诗》、《百年新诗经典导读》(李少君/张德明)、《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陈计会)、《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秦晓宇)、《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徐江)、《中国首部微信诗选》(马启代)等方向性专题性选本有所价值。
  关于诗歌的“标准”议论也有所降温或自在局部地延伸。正如年初的很多“年度诗歌十大事件或新闻”、“十大民刊”、“十佳诗人”之“评选”等,或作秀或焦虑或炒作或反讽,皆属娱乐,也属正常;但我认为浮躁已不再是诗界主要风气——传播正转变这类陈疾,过多的选本、活动、奖项和宽松的报刊发表与网络展示机会,反而让以往的被动的关注转化成不“在意”无所谓心理。而更多的诗人在不断提高诗歌信息免疫力的同时,写作仍在继续。
 
 
 
 

【媒体时代的网民诗写】
 
 
  覃 才→ 媒体时代,容易让人成为“诗人”!怎样辨别,如何评判?可以说,媒体时代给诗歌带来的全部优点、全部精髓,似乎是难度的消失,这种消失意味着整体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却是急度下降。面对这些“浅诗歌”,又会引发关于诗歌命运的无力、担忧,这也是引起写诗、研讨诗、批评诗的直接原因;所以,标准无止境。
  媒体时代,诗歌的通过传播的介入,可以让诗歌群众身份一下子可以完成从“诗歌游民”、“诗歌居民”到“诗歌网民”等的身份转变。这个转变情况体现诗歌创作上,是没有明显的艺术控制与创造,和诗有关的形式、结构、功能、标准并不明显和统一,“作品”相对更接近于日常生活交流状态。诗本应具有的艺术审美、体验在从诗歌网民到网络诗人转变的这部份人那里很难找到。
  媒体时代,写诗可以理解为一种时尚的行为和符号。这符合自“新诗”这个艺术诞生以来,大众对诗的期待。当然也存在娱乐为主,消磨时间,偶然性情绪排放的情况。
  相对于博客、微博、微信表面上活跃与无所不能的呈现与推送功能,媒体时代,可能有些诗反而隐藏起来了。在诸多的标准、规则、意义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在这个媒体时代,诗歌的娱乐与消遣作用不断扩展——这种外部的介入,也给专业的写作带来参照与提醒。

 
 

 
【文本1】
 
 
  赵卫峰→ “浅诗歌”状态仍在持续中。随着诗歌活动、发表、传播等的前进,相反的是诗歌文本在落后。一般的感叹是,记住了诗人名字却不知其诗歌作品,但——此言又可分而视之:新诗非古诗,不易记,它需静读默视,潜移默化,而非五言七言那么工艺化和实用;它有时就是一对一、或对少数人有效,而这有效性,往往是“醒脑提神”,那种因在特定观念基础上的语言的运用、情感的发现与转化、形式的尽可能创意——这三者共同搭建了新诗在传播中的价值。
  价值是中性的,或无效、失效和有效,这需受者自识。“这几年,走红的是什么诗?”叶延滨在接受湖南某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其中,也少不了媒体的作用,因为媒体传播的诗歌,往往不是按照诗学原则去传播诗歌,而是按照社会学原则传播诗歌。”我想主要也有价值失范的原因,而这却非诗歌文体也不单是这一年度的诗歌问题。
  娱乐也是中性的。近年的诗歌文本总体是缓和地沿无主题变奏(泛题材化);跨文体(散文诗化、戏剧性);日常生活审美倾向(生活化)等行进,写作与现实和现时关系更紧密同时也体现个体的生活及道德观,写作成为一种自我消费或是精神享受及娱乐。因此很多诗写绕过以往相对明显的公共主题,以及曾是评判的表面指标的现成“意义”——这种绕行打破了原有的同时带来了新的阅读期待。暖昧、模糊、矛盾的身心及事件、现象、情绪、戏剧性遭遇辗转成诗,这种变化对应了信息时代及城市化基础上的文化“通俗化”。而与其他文体不同的是:诗歌成为一种精神的意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平衡,娱乐因素无非是自我暗示,自我松绑,让心灵在努力的平衡中融入时间,自构和谐。
  礼、乐延伸出的快乐、享受与安逸向往本是东方传统,就撇开字眼上的道家的“逍遥”论,儒学主演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爱好亦终是“享受”观,它即使不全是目的也几乎等于离目的最近的一个结果,如今的享受主义倾向实则是东方式的诗意的栖居在当下大环境里的再度彰显。
  因此娱乐感又在实际写作中又是分层实施的,宫廷礼乐与市井风味各行其道。虽然享乐主义的分泌时时会冲击着道德与伦理的堤坝,但娱乐精神仍然表明中国“诗歌”正随着不同途径展开和回返原始本真的初期,回到审美的原路。
  随着传播工具与娱乐方式的不断变化,在无处不在的所谓“诗歌朗诵”这种常规形式之外,在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渐融的过程中,当下诗歌之“娱乐声音”难免泥沙俱下,物质及本能欲望可能失范。“所有”均可审美,诗歌却不仅为反映或只印证俗世方向与结果,在犬儒、反智等潜意识下诗歌不再怀疑一切而是反讽调侃一切,自我关注与自我感觉过度,反思与批判精神淡然。
  现在诗歌创作一个重要现象是此诗歌与彼诗歌的相互距离日益缩小,今天,一个选本、一个奖、一首诗、一个诗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诗界的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基本不再!?这样的同质与无距离现象同样出现于同个诗人自身。这样我们可以不理会所谓“天赋”“天才”“优秀”“杰出”“泰斗”之类的虚词——任何技艺都是后天的努力结果。由引亦可反观文本的“同质化”、无距离感也是正常,这是个娱乐消费诗歌的时段而非生产发明诗歌的时段,不必须要求诗歌大众认同和倾向“异质”——当然它始终是必要的!正如上述“地方声音”之必要,在这个集体展现的传播环境中,“个体声音”、“特色声音”是诗歌需要的,正如“颓荡诗”,意欲揭示既定观念掩饰下的人性本来,重新为自我寻找真实的精神并自行调整可能的道德规约;还如“新死亡诗”,坚持一定的先锋性、实验性和难度写作倾向。
 
 
首届全国网络诗人高研班在上海大学举办
 
由《诗刊》组织编选的《中国新诗百年志》项目启动
 

 
【文本2】
 
 
  赵卫峰→ 如往年,在期望中仍会读到佳作妙本。在很多诗人名字频现大河上下的活动之外,在原本是翻书握笔的手成为微博刷子、微信点赞手之时,仍有若干成熟诗者持续而力量地表达,如果同时地集中阅读马新朝、韩文戈、余怒、大解、谷禾、王夫刚、樊子、沈浩波、还叫悟空、王琪……等的写作,可能初步领略到成熟诗者关于“中年及之后”的某种意图及转化及实践;就是说我们的一部分人仍然在做着有效有交益的实践,并且是虔诚、用心和朴素的。更多生于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的写作者似乎平静也踏实许多,或许“生活”正从务虚的想像落实为具体的形象,更需要及时处理,他们中的相当部份暂时掩隐于传播之外。
  一个有成绩的诗人的诗作不可能都是佳作。一个业余或“不著名”的诗人亦可能写出佳作。这和读者群体的诗歌感受水平普遍提高有关;经典有时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也可以是集体的阶段的产出,近年来的选本、年鉴其实体现出这种“集体”展现的需要;但其中又有诸多一厢情愿意。
  那么,就“新诗百年”来看,诸多所谓“经典”其实都被“时间”扼住了咽喉,即它们是阶段性的。这时间性又包含时代政治环境、编选者观念等人为因素。当前其实不必纠结于“经典”、也不用去计较诸如“中国好诗歌”、“诗歌排行榜”之类的彩霞不放,因为诗歌还在路上,它本身就活在路上。
  所有的阅读必然都是局限的,全面读完一年的诗作几不可能,但是,报刊、自主出版、网刊和微信、微博、博客、QQ空间等在365日里构成的诗歌大海,时间、少数人、自己和诗歌一起见证就已足够;而无论如何“介入”,不管怎样“娱乐”,都不会有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中国好声音”,唯可相信的是——
  明天会更好。诗歌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正如吉狄马加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上说:诗歌是人类迈向明天最乐观的理由。“我们需要诗歌,因为无知和技术永远不可能在人类精神的疆域里,真正盛开出馨香扑鼻的花朵”。
  因为人类需要诗歌文化的娱乐,人性亦需要诗歌精神的介入。“……春天已经来了,但寒流还在/原谅天空的阴沉/大地的荒凉,就是原谅多年来/自己身上的偏激和固执/粗心和散漫。你要在寂寞里/学会慢慢地等/慢慢地爱。停滞的,就要流动/闭合的,就要打开/一切美好的事物/正在路上”(韦忍:《一切美好的事物正在路上》)
 
2015年12月·贵阳/南宁(电邮)
 
 (原载《星星》理论2016年第1期)
 (曾发诗歌杂志微信:pm_sg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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