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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健三郎书店 (阅读1086次)



 大江健三郎书店
胡亮
 
 
日本有一家淳久堂书店,在其池袋总店,曾经内设一个大江健三郎书店。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绝望,又有些怀疑:这位作家,他的书,即便搜罗各种版本,恐怕也难以撑起一个书店吧,即便能撑起,他会同意开办这样一个书店吗?接下来我才晓得,除了部分大江的书,这个书店主要摆放和出售其他作家的书,不过都是由大江来推荐和选定:从《伊利亚特》到《薄伽梵歌》,从马克·吐温到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从布莱克、坡、艾略特到奥顿。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般的另类展览:个人的、内在的、时间的的书架,在这里转换成众人的、外在的、空间的的书架;恍惚的、过去时态的书架,在这里转换成木头或铁皮的、将来时态的书架。就在四面环绕的书架之间,大江常去做讲座,他与男性护理师、大学生和纽约来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分享了他的阅读史。系列讲座终成为系列语音书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充满回忆快感和孤独想象力的书店,异于其他所有书店,因为在此卖出的每本书,都在大江的私人阅读史里边遭遇过个人化的含咀:大江之薰不断散发自各个册页,混合着其他作家的初衷、虚晃、佯谬和吞吞吐吐的辩解。
对于包括上述作家在内的很多外国作家,大江颇有新鲜的见解,以至于这些外国作家——包括他们写到的人物——将他推向了出乎意料而又必然首肯的生活、思想和写作,换言之,他将迅速成为如此这般之人,如此这般之作家,就像他不假思索地遵循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那个人物——哈克——的最后的决心:“那么,好吧,我去下地狱吧!”可是,如果仅仅说大江选择了这些外国作家,会不会暗含着某种不易觉察的单调和偏执呢?因为这些外国作家(哪怕已经殁入幽冥)也同时选择了大江。这是一条双向街。我们会说两者的相互选择可视为共振,或者给大江加点谦逊,说两者的相互选择可视为前者对后者的发轫。其实年轻的大江,如同一架高车,早已管不住那四只巨大的木轮,并且强烈地期待着在无人旷野上的风驰电掣。
此点不难唤起广泛的共识:很多年轻作家都坦陈受到过某个或某些巨匠的决定性影响,而且这个或这些“巨匠”还不必得到过某种范围的公认,在后面这种并非罕见的情况下,年轻作家似乎还能够反过来建立重新“发现”某个过往作家的事功:这个过往作家有可能受蔽于某种空间或时间的范围,也有可能拔高于这个对他青眼相看的年轻作家。比如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他心目中的巨匠就是一个宋金佚名画家,留下了一幅《溪山无尽图》,此外还有一个连很多中国人都不晓得的唐代和尚,寒山,留下了若干白话五言诗——可是在施耐德那里,寒山比李白和杜甫还刺人心肠。即便早在施耐德之前,已有日本作家森鸥外为寒山写过一篇小说,《寒山拾得》,尽管都说是其最佳作品,也仅仅是叙述了,而不是像施耐德这样发现了寒山。大江发现了谁?他很有可能至少发现了布莱克,正是后者的长篇预言诗(比如《伐拉,或四天神》),而不仅是众口称赞的抒情诗《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影响了前者“作为小说家的生活方式”[①],以至于我们的小说家把这个隔海隔代的诗人匿入了他的不止一部小说,匿入了小说的不止一个局部,最后才摆放在大江健三郎书店的某个醒目之所。这种发现不仅是心灵的奇遇,还是才华的奇遇,发现和被发现具有相当的才华,甚至前者还要高于后者,两者都是活体,很快展开了才华的动态的竞赛。正是通过这样的竞赛,年轻的大江,也许还有曾经同样年轻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将自己连同布莱克都带入了朝向同一片天空的生长。以至于我们都快要忘记,如此切近的布莱克,居然已死一百八十八年,——这个死难道是真的吗?到今年,大江已经八十岁,有点老啦,也许布莱克之火早已嗅到新的木柴,并试图在一万零一次复燃之后摆放进新的难以预料的书店。
当我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主要谈到属于自己的外国文学,首先必得沮丧地承认,自己并不具备促成这种奇遇的才华。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个必须认识到的前提,我绝不会将我服膺过某些外国作家,表述成他们响应了我那逐渐成形的修辞、思想和立场。我不能开办一个大江健三郎书店,但是我可以拼出一个小小的柏木书架:这个柏木书架会不断被抽取,不断被添加,既是必然的书架,也是偶然的书架。这种偶然性甚至决定着物理学意义上的书架:后来柏木变成梨木,并从卧室移入客厅。对这个书架展开大江式的描绘和讲述,自然难以胜任,但是我可以接着前面的话题——布莱克——说下去,比如,我愿意谈到,布莱克引导我辨认日常里的神秘,艾略特引导我辨认自我里的传统,而普里什文则引导我辨认森林里的伦理——但是或许对我而言,三者都没有马尔克斯重要,因为他引导我辨认变形记里的现实。我曾经读过哥伦比亚作家达·萨尔迪瓦尔的《归根之旅》的某些片断,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够构思出《百年孤独》,一个因素就是他觉察到了一个纯粹又简单的事实,即不仅外婆和姑姥姥们,而且大多数哥伦比亚人和拉丁美洲人都生活在一种准现实之中”[②],读到这里,我就尖叫起来,因为萨尔迪瓦尔发明了一个如此有意思的短语,“准现实”,不但可以紧扣住伟大的马尔克斯,紧扣住他所经历的现实和被他写出的现实,而且揭露了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和真相:山水草木之灵强化了乡村的准现实,而技术怪物则强化了城镇的准现实。对于我而言,童年,乡村,夜晚,巫婆,后山顶的鬼琴,诸如此类的准现实,早已经让位给手机里面的贝斯、键盘、爵士鼓和不确定的崔健。虽然对于“片断”的浅尝乃是我在阅读上的恶习,我还是在巨大的幸福感和陶醉感中读完了《百年孤独》,当然还有《霍乱时期的爱情》,后者引导我在灾难——两种灾难:霍乱和迟暮——里辨认情爱。从现在掌握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大江健三郎书店也许不会摆放这两部小说,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并不妨碍马尔克斯的秘鲁学徒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中国学徒莫言,先后摘取瑞典皇家学院那颗璀璨的红心猕猴桃,——更加奇怪的是,这甚至也不会妨碍大江对莫言的几乎过了头的偏爱,或者这样表述,不会妨碍大江把珍贵的偏爱指向一位取法马尔克斯的作家。说着说着就说远了;且让我回到前面已有提及的米·普里什文,并牵涉出对普里什文赞赏有加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两位散文家,就像是另外两位散文家——蒲宁和爱伦堡——分别弱化的结果。诗人柏桦就曾对我说,与蒲宁相比,普里什文就不算什么事;现在我也可以学着柏桦的口吻对你说,与《人·岁月·生活》相比,《金蔷薇》就不算什么事。可是那又怎样,我在少年时代遇上的恰好就是普里什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则来得较晚,但我仍要暗自庆幸,因为他的仪表,相貌,心脏,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嶒崚,后来都清楚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还有他们反复谈到的那些作家,尤其是苏俄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不再是引导,而是直接培训出我的绝对立场:即便置身于庞然大物之阵也必须固守的某种立场。此种立场曾经赋予白银时代文学以夺目光辉,却给我的生活和写作带来某种程度的尴尬和惊扰,——这也正是此种立场的命运。对这个问题,我本愿展开谈,又虑及某种“篇幅”许可度,却也不得不就此缄默;还是回到大江健三郎书店,这个书店对于白银时代文学的漠视(至少不是重视)让我几乎难以按捺,但是很快,它又以对于萨义德的热烈迎迓挽回了我的失落:这个去世已有十二年的“最后的犹太知识分子”,就像是白银时代文学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学结晶。萨义德是大江的朋友,后者还为前者的遗著《论晚期风格》写过quote(美国精装书在勒口处印出的小评论)。但是萨义德并没有出现在我的青年时代,但是他怀揣着一颗无怨无悔的“寒冬心灵”,以及“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③]觉知出现在我的中年时代,并有可能更加彪悍地出现在我的暮年时代。这是一个幻觉或虚拟吗?不,我认为这是一个“既成”的未来:萨义德已经等到我,必定还将继续耐心地等着我。
前文已经有所言及,我的柏木书架,以及后来的梨木书架,与大江健三郎书店存有范围不算小的重合,这种重合让我知道有些诗人和作家乃是人类之公器;但是也触发了我的狐疑:因为大江健三郎书店是日语、法语或英语的书店,而我的书架则几乎全是汉语的书架。大江的布莱克与我的布莱克不仅体现为两者在认知方向和深度上的差异,而且还体现为英语、法语、日语和汉语的差异,这种差异让前述重合显得非常勉强,甚至最终体现为不可能之重合。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则是,我几乎全然不懂外语,我所谈论的“外国文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文”而不是作者和译者联袂共谋的“译文”?或许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通过语言的转换,特别是有效而对等的转换,我的阅读反而能够同时收获双重的美学与文化:我所遭遇的洛尔迦,亦是戴望舒的洛尔迦;瓦雷里,亦是卞之琳的瓦雷里;里尔克,亦是冯至的里尔克;叶芝,亦是袁可嘉的叶芝。如果把皮袄反过来穿,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加曲折的乐趣,比如,从穆旦诗的字里行间,找出闪烁不定的潜文本:比如奥顿,还有艾略特。我们也可以代替日本当代读者展开如此奇妙的跨文本想象:在大江的小说《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冰凉的婴儿从愤怒的大气中站起》或《跳蚤的幽灵》里,细细地搜索出布莱克的佳句、身影和介于有无之间的气息,就像还可以在《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书信》里搜索出但丁,在《奇妙的工作》里搜索出鲁迅。由此可见,大江也是一个容易受到影响的作家,但是,他也同时展现出可以把控和驱驭此种影响的才能。
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江曾经为了写作的需要,选择“特意误译”布莱克的部分短诗并在小说里加以引用。很显然,更多误译和误读并非来于大江此种自觉:他们试图用白银译出黄金,却交给我们一堆破铜烂铁。我对大江没有深入的了解,绝不敢妄言后者定然误读外国诗人和作家,只不过想要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对任何作家尤其是对外国作家的阅读,常常伴随着误读,如果误读与初衷能够匹配出两全其美的胜景,那么这种误读恰是罕见的幽会和绝美的欢媾,读者和作者完全可以共建另外一个大江健三郎书店。艾兹拉·庞德对部分唐诗和唐以前诗的误读,以及在这种误读的引导下建立的意象派诗学,可以作为范例和佳话,以至于我们能够轻易原谅庞德的三脚猫汉语。袁可嘉的英语绝对高于庞德的汉语,但是他对叶芝并非亦步亦趋,面对《当你老了》,还有《茵纳斯弗利岛》,他有改写和增殖,如此小心,又那么大胆,确已为我们匹配出两全其美的胜景。这样,稍微偏离叶芝的袁可嘉反而把这个爱尔兰诗人更加完美地托付给了汉语:这是两种语言和两位诗人的节日,译者的节日,也是像我这样的读者的节日。
从大江健三郎书店粗略来看,虽然也摆放有外国古典作家,但是更多的还是外国现代作家,——这里的“外国”几乎不包括中国,也许在大江看来,中国不过是日本传统的一个根据。在古典和前古典时代,东西方文学并无一个共同的中心;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学像忽然拉开闸门,呈现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喷涌之势,似乎很快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中心。如此说来,大江之尤为渴慕西方现代作家,似乎已经自供为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虽然他也曾对莫言和铁凝表达过对鲁迅的仰止,——这个现象值得深究,因为鲁迅所持文化极端主义,恰好就有可能归结为西方中心主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鲁迅,包括其同代作家,他们所持文化极端主义不过是大破大立之际的策略化立场,可以为此作证的是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从来都试图在汉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求得艰难的平衡。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诗人和作家才将此种文化极端主义在某种后殖民主义语境里较为彻底地转换为文学行动:捷报和折损都同样引人瞩目。鲁迅曾在九十年前赌气般建议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④],但是在深入研习中国古代文化方面,可能没有任何八十年代作家能够超过鲁迅。同样作为东方作家——这也是本文选择大江作为视角的缘由——大江展示出与鲁迅相辉映的文化立场:他在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冲突中,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激活:本土神话与传说,类《竹取物语》古籍,以及日本文学传统里的象征性和想象力,都在西方文化的怂恿之下获得了新颖的面庞。由此可知大江绝非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他的这种态度有助于今日中国反思对外国文学的朝圣式阅读,至少就我而言,已然更乐于把自己的书架平等地提供给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又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大江健三郎书店据说只开了六个月,我不知道那里的书籍如何摆放,揣度揣度大江,相信他愿意将西蒙娜·韦伊和渡边一夫摆放在一起,正如我愿意将莎士比亚和王实甫摆放在一起。韦伊也好,莎士比亚也好,他们将会彻底放弃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强加给他们的某种美学权势,与王实甫和渡边一夫交换着得体的微笑和有分寸的信心。
我在前文谈到了较少的小说家,但是谈到了较多的诗人和散文家,——像萨义德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通常也被我视为散文家。正是对这些诗人和散文家的阅读,把我推向了现代诗论和文论的写作。这种冷僻的写作,从胡适开始,就不过是西方诗学在中国的试验性应用:根据胡适《藏晖室日记》对美国意象派大将罗厄尔的记载,可知其“八事”或“八不”很有可能受到意象派领袖庞德的“六不”的启发。1916年迄今,新诗细致地践行了欧美各种诗潮的方法论,诗论的写作亦是如此,几乎同等细致地践行了欧美各种批评流派的方法论,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派,精神分析与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女权主义与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凡此种种,无不赅备。我试图逐步中和这种刻鹄类鹜的应用性研究,慢慢求取具有个我文体学特征的汉语批评,转而向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致敬。这看起来不过是一种逆鲁迅的新的文化极端主义,但是我意并非如此,或许可以试称为新传统主义或文化整体主义:从“以夷复夏”过渡到“援西入中”。王国维、柳诒徵、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吴宓、胡先骕、吴芳吉、钱钟书诸君堪称先贤[⑤]。我与非我均非绝对。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都应该是开放的传统,只有两者的不断互动,才能共同臻于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境界。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
好像就在那个书店的首次讲座上,大江曾说,“只要发现自己的第一本书,你便可以由此延续下去,从而创建成一个平台”,——看到这里,我就陷入了充满阅读饥饿感的童年时代,某日,从村里陈木匠家取看的一册破书,没有封面,没有标题,首尾似乎还掉了页码,——如同一个隐喻。要记住这册破书里的聱牙的人名,非我当时所能,但是那个引人入胜的无比的故事至今历历在目。现在我已经可以断定:故事主人公叫作帕尔修斯,其他人物还有阿克里修斯、达娜厄、泼利戴克提斯、格里伊(三个巫婆)、克普斯、卡西奥匹亚、安德洛美达,当然,还有刻骨铭心的美杜萨:她长着满头蛇发,任何生物看见她都会马上变成石头。我当然拒绝在任何情况下变成石头;但是乐于把曾经如此美丽的卷发的美杜萨,她后来被强加的邪恶,她的被割的头颅,从她的血泊里跳出去寻找主人的翼马,以及群岛之间关于她的各种议论,都用以开办成一个分店,或者干脆就开办成一个大江健三郎书店。
                                                         2015年11月2日


[①] 《始自于接受布莱克》,大江健三郎《读书人》,许金龙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下引大江,均见此书。
[②] 卞双成、胡真才译,《世界文学》2000年6期,第27页。
[③] 参读单德兴《译者序》,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④] 《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⑤] 这些先贤之绝大多数为1922年吴宓创办之《学衡》之作者,向被称为“学衡派”,亦被称为“会通派”,包括中西之会通与乎古今之会通。参读徐葆耕《前言》,《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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