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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中的历史与时代——赵思运《丽丽传》阅读札记 (阅读1252次)



“版本”中的历史与时代
——赵思运《丽丽传》阅读札记
 
马春光
 
    赵思运的诗歌很少繁复的修辞,但有一种直逼内心的锐利感。他的精神深处有一种对日常事物、语言的敏感,而他又善于把这种敏感在一种反讽和戏谑的语气中表达出来。挖掘日常语言背后的深层意涵,使得他的诗歌在两个“日常”然而又“禁忌”的话题空间中展开探寻:性和政治。这是他特有的进入历史现实的方式,它决定着一个诗人诗歌书写的话语系统。尽管这两个主题古已有之,但赵思运的独到之处是他善于从被遮蔽的日常生活中微妙地把它们“照亮”。恰如他所言,“在民间、在底层的语言中,我们才会听到历史的颤音,触摸到真正的诗性。”概而言之,他试图挖掘生活本身无所不在的色情成分,唤醒诗歌语言沉睡的政治性。这在他2003年“制作”的《毛泽东语录》中展露无遗,而近年写下的一系列“版本体”诗歌,则是他进一步探索的结果。
    这些诗歌的写作面临着这样一种历史语境,在一个“社会文本自身的创造力”远远大于“文学文本的想象力”的时代,诗人何为,诗歌何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赵思运的诗集《丽丽传:“版本研究”系列笔记》为当下的诗坛提供了新的质素。
    这首先体现在言说方式上,作为一种非原创的诗歌文本,它的意义在于运用诗歌文本的形式有效地渗入社会这个大文本,在两种文本的互文中,让历史、现实“自己说话”。在这些诗歌里面,诗人本身隐退,文本与生活完全合一。如果说罗兰巴特意义上的“作者之死”是在强调文本的“可写性”,为文本的解读提供更加自由自主的空间,那么赵思运的诗歌则宣布了“作者再次死亡”,恰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诗人“从一个诗歌写作者退居为各种版本的注释者”①。正是在不同版本的呈现中,两个乃至多个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发生某种程度的碰撞,话语的张力由此产生,诗歌的深层意义空间也由此生成。这样一种先锋式的“版本”书写,其实暗合了作为诗人和诗评家的赵思运对诗歌文体的潜在探索。以《版本研究:遗书,2012年3月7日》为例,它杂糅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13个人的遗书,联络成篇,但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注意到这些遗书话语的内在连续性:
 
我一生都期望能当一名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
只可惜缺乏演员的才干,不能如愿
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
舞台上空空洞洞的
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
我全部的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散步去了
 
如果没有后面的注释提醒,或没有某种先在知识的提示,这就是一首非常完整的“遗言诗”。但这些表层相似的遗书,在具体的个人那里是迥然不同的,每一句都有他对自己的时代、人生的复杂思考。这首诗展示一种特有的文本景观的同时,也承载了驳杂的意义。
    在进行所谓“版本研究”的时候,为了彰显不同的版本,注释就成了诗歌不可分割的部分。注释为不同版本的呈现注入了某种联系,使得它们的张力得以呈现。注释以手术刀式的锐利,使正文形成裂缝。次文本的运用,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潜在趋势。在新世纪的诗歌创作中,这种所谓注释的文本正成为诗歌进入历史、现实的有效途径,它同时也构成了对新诗原初面貌的冲击。中国新诗最初在胡适等人那里,是作为一种严格的“创作”而与古典诗歌区别开来的,它一开始就潜藏了一种对“纯文学”的潜在诉求。赵思运的诗歌写作始于1986年,但他2009年编撰自己的诗集时,却以1989年的诗为始。除却艺术上的考虑外,我更愿意把这一“版本”看做他对自己诗歌精神历程的一次清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诗歌写作起始于一个诗歌“终结”的时代(1989年)。恰如欧阳江河所言,“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②这里说的“终结”和欧阳江河所言的“结束”、“失效”是互为佐证的,它意味着随着时代语境的转变,某种特定话语意义上的“诗歌”终结了。所谓“诗歌终结”,不是说诗歌将不复存在,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的新诗想象已经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内容庞杂、结构繁芜的“互文性”的话语文本。在随后的1990年代,诗歌呈现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貌。作为一种严肃创作的、凸显审美的、具意象意境、表达哲理的新诗,已经日趋终结,不管是上世纪90年代于坚的《0档案》、西川的《致敬》,还是新世纪柏桦的《史记》、赵思运《毛泽东语录》等,都潜在地构成“终结之后”的多向度探寻谱系。赵思运的诗歌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自觉的对“纯文学”的反动,他要求极大地扩增诗歌的容量,破坏诗歌的纯度,进而使之容纳更多的内容,以便和这个驳杂的社会形成真正的对话。
    赵思运的这些诗歌虽然侧重书写“民间”、“底层”,但又不仅仅止于此。他与一般的“底层写作”有所不同,他在《丽丽传》、《井下穴居者说》、《穴居者之子说》等书写底层的诗作中,严格恪守了“客观呈现”这一原则,这就弃绝了诗歌文本表层的道德、伦理诉求,而在更深的文本肌理中探寻世界的繁复面貌。除此之外,赵思运还以“版本”这一方式,勘察诗歌写作的可能边界。他的多首诗都是对当下时代热点的书写,像《薄熙来辩词(节录)》《新闻联播》、《郭明义博客一则》《新快报的硬骨头》《周杰伦粉丝致信周杰伦女友昆凌》等,在话语的自我矛盾中、或前后话语的修改中,或话语的言外之意中,人性与政治的较量被置于前台。以《新快报的穷骨头》为例,它的“注释”部分恰恰是社会文本的“正文”部分,即以“新闻”的方式在公众中得以传布的,而诗歌的四个部分则是在不同语境中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言说,它们的自相矛盾恰恰隐喻了黑暗中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诗集中有一部分面向历史的言说,像《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徐铸成自述》等,从历史话语的裂缝处进入,探寻历史话语背后的真相,以及特定时代的人性内涵。
    以诗歌的政治主题而言,在所谓政治抒情诗的年代,宏观抒情其实恰恰造成了诗歌话语的枯萎,赵思运在关注它们的时候,言说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概言之,他是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出发,发现“性”背后的“微观”政治话语。在一个媒体泛滥的时代,赵思运所要做的正是营造话语生成的复杂面貌,显然这是一种“大文本”的诗歌观,它表面极尽戏谑,甚至很“好玩”,但内里却非常严肃。而版本,以及这些版本和它产生的语境的内在缠绕,正是它们得以呈现的话语场,从某种意义上讲,“版本”的繁复、冲突结构对应了社会政治中各种力量的纠缠、博弈,“版本体”正是在这样一种“结构的对称”中彰显了它驳杂的社会内涵。
    虽然性、政治构成了这部诗集的主题,但并非所有的“性”和“政治”都能纳入作者注释的范围。在这种“注释”的背后,潜藏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话语的高度敏感,对制度化的话语模式的某种反动,以及探索“历史真实”背后的真相的冲动。在《造句练习:严禁》、《组词造句练习(之一)》、《组词造句练习(之二)》等诗篇中,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造词造句游戏,而是诗人对词语的重新发现,他企图透过词语的缝隙,发现其背后的“政治无意识”。“注释”引出的是“彼版本”对“此版本”的修正,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话语在得以客观呈现的同时,自然会引发“为什么会这样”的发问。在《<阿飞正传>的台词》中,诗歌的正文部分是所谓的“台词”,而在其后的注释中,作者把它和故乡的一则民间传说联系起来,进而引发了关于“人类寓言”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注释”的过程,也是逐渐发现世界内部奥秘的过程,这一有趣的“创作”同时伴随着某种内在的灵魂发现的快感,以至于诗人“一直感到很震撼”。正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读者获得的是“诗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同样的“震撼”感。
    注释的方法与艺术问题,同时也是进入赵思运诗歌文本的关键通道。首先是客观性原则。诗人所秉持的就是让版本自己说话,让不同的版本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文本自身构成所谓的“反讽”,反过来构成对某些经典版本的颠覆。其次是注释的方法论问题。如何把“形形色色的现成文本”纳入到版本体的诗歌形式中,既保持话语的流畅性和原生态,又保证了诗歌体式的形式感,赵思运在这里可谓游刃有余。以《版本研究:小学生作文<二十年后的我>》为例:
 
今天天气不错
我和老婆带着我们一对可爱的儿女环游世界
突然
路边冲出一个浑身恶臭、满脸污秽、无家可归的老太太
天啊
她竟然是我二十年前的语文老师
 
这首诗就充分保证了每行诗句的完整度,而让“突然”和“天啊”单独一行,是为了凸显文本中意义和语气的陡转。这样的建行,实际上就脱离了所谓诗歌形式整齐的制度化制约,而是在一种自由化的建构中将形式与意义打造的更加融合。
    从2003年的《毛泽东语录》到现在的《版本研究》,在10余年后重又提起这样一种创作,与其说是一种时代语境使然,不如说是更加内在的“精神胎记”使然,它决定了一个诗人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喋喋不休”的成分。赵思运曾多次提到他小的时候听到的那篇《民间艺人开篇词》,“毛语录”与“日常话语”的杂糅,作为最初的语言记忆,它潜在地引导着诗人对待语言的方式,随着阅历的增长本能地对日常语言高度敏感,并刻意思考他背后的色情、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这是一种内在经验的深深烙印,同时形成了他不断探求“原生态文本”与“次生性文本”复杂关系的内驱力。
    赵思运在这些诗歌里呈现的异常丰富的文本景观,恰恰构成了人们“破译”时代、历史的重要语码。恰如米沃什所言,“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时代的证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思运的版本体诗歌正是这样一种“文献”,这是一种“诗的见证”。而作为一种诗歌体式的“版本体”诗歌,为诗歌有效地进入历史、现实提供了通道,同时也是新诗诗体探索中的重要收获。
    但它的表达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注释文本的丰富程度。所谓“版本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呈现“版本”的复杂性,如果注释文本单一,则很难形成版本之间的互文照应,诗歌的内在张力减小,意涵空间就会大打折扣。第二,在这部诗集中,大多数诗歌的形式是较为整齐的,每一行基本上是完整的一句话,就形式而言,版本体可以尝试断行的形式,以激发陌生化的、更具张力的阅读感受。第三,面对繁多的“版本”,怎样尽可能让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发出不同的声音,而又最大限度地保持戏剧性,则是对诗人书写功力的最大考验。作为一种试验性的诗歌文体,“版本体”会不断接受写作、阅读实践的检验。
 
                                                 2014年11月,济南
 
参考文献:
①赵思运:《丽丽传:“版本研究”系列笔记》后记,类型出版社2014年5月版。
②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第 49页,三联书店 2001年版。

本文原刊《星星》诗歌理论版201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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