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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身之石(一) (阅读574次)



文身之石
——现代汉诗诗学断想330则——
 
A 诗与思
 
1
当代汉语诗人、作家于坚,曾给诗歌下过一个别有意味的定义,说诗是“为世界文身”。
“文,画也”(《说文解字》),“集众彩以成锦绣,集众字以成辞意,如文绣然”(《释名》)。
“为世界文身”的功能不在改造世界,而在礼遇世界、雅化世界——这是反思百年中国“新诗”以及其他什么“新”的一个大前提。
 
2
世界的本源或本源的世界何以改造?
万物源道,“其宗”所在——宇宙之原生,世界之原在,自然之大魅,生命之大惑——源“其宗”,“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庄子·知北游》)是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经》)
 
3
故,人与世界的关系,非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礼遇与被礼遇的关系,进而雅化世界并雅化人类自己——经由“诗”与“思”之“获救之途”。
 
4
雅,在现代汉语中是形容词,在古代汉语中则有“动词”之意:意为“正”,正以“礼”,正以“道”,正以丘壑内营,真宰在胸,脱去尘浊,与物为春。
现代之“正”,则正之有教养的公民;正之本真自我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正之诗性与神性生命意识的正脉有承。
 
5
文生于野而正于庙堂,故常常要“礼失求诸野”。至于后来王朝将“雅”与“礼”搞成“雅驯”与“理法”,存天理灭人欲,并不等于今天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弃“雅”与“礼”而不顾。
实际上,连当今的西方也知道,在上帝虚位、哲学终结之后,诗之思的存在,已成为现代人类最后的“获救之舌”。
 
6
故而,一切的诗与思之要义所在,在于“说法”而非“说什么”。
 
7
世界是原在的,从个体到整体,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且不可能作“终极”解决的。因此,是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和表达这种体验的说法,亦即其发展变化的“表意方式”,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而不是由说了些什么所决定的。
就此而言,语言及文字之于文体(一切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无异于一种“物种意义”而至关重要。
 
8
世界的意义在于其所存在的过程,过程中的细节,细节里的体味,然后——成诗,成文,成文化记忆与历史文本——一种个在的、别样的、不可化约的、看待大千世界的诗与思之感知方式和表意方式。
 
9
故,中国以及整个汉字文化谱系中,向来诗大于思。
 
10
汉语之于世界、之于人生,说什么都讲“味道”,且首讲“味道”,次讲“营养”,从物质到精神,概莫如此。
 
11
“文章千古事”,味其道也——“味”是对世界的体味或体味后的说法,“道”是世界的原在。
 
12
    “味”即“道”,“道”由“味”生;无味则无道,味成道身。
 
13
将形而下的“味”与形而上的“道”相联结,合成一词“味道”,并以此作为一种既含糊又明白而普遍使用的“价值”体认,且用之于几乎所有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生存体验,以及诗与思之中,是汉字文化的一大发明。
故,“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子路》)
 
14
诗是辨认一个民族之精神、思想和语言的指纹。
——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
 
15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了他们。
诗的存在,就是不断重返并再度重铸这最初的语言、命名性的语言。
 
16
中华自古有诗国之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诗与生活的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密切,林语堂甚至认为汉语诗歌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的“诗意运思”(李泽厚),由此与西方拼音语系之“理性运思”分道扬镳,形成两种文明形态、文化谱系,及其不同的诗与思之运行轨道。
 
17
中国人早知天意,明白“道”原本不可解,故止于“味其道”。
——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18
这里的“不可言传”,不仅指万物之道根本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而且暗含最好“不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意思。
——世界本是说不明白的,说不明白才“有意思”,才有这个依然活泛的世界,可不断说下去的世界,也才有更新的“说”来更新这个世界的灵魂。一旦说明白了,这世界就没意思了,就该终结了。
故,“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
 
19
是以,中国古典汉语中的智者、诗者、艺者,及一切“微言大义”者,面对天、地、人、神,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说明白或无法说明白的是什么,而后深怀敬畏之心,试着说一说。
其背后深层的立场在于:世界是不可言明、不可通约、不可量化的。
 
20
汉语“味其道”之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的根源,在于汉字及汉语的诗性本质与非逻辑结构。
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道”。(《老子·道德经》)
 
21
故,汉字之于汉语,具有不可穷尽的随机、随缘、随心、随意之偶合性,因而对“万物之道”的“识”与“解”,亦即其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也大多是“意会”性的,直觉感悟,混沌把握,不依赖于理性思维及逻辑结构的链接。
 
22
是谓:悟境——“惑”之心觉,“禅”之体悟,“与造物者游”(《庄子·天下篇》)。
 
23
是谓:“大道无形”,“大而化之”,“知其白守其黑”,由“悟境”入自“悬疑”出——归旨于“或”的非此也非彼 (止于“or”而非“yes  or  no”),守“魅”以“隐在”。
正是在这一个“魅”字和这一个“隐”字中,古典汉语诗性和诗意中国的“基因密码”得以传承发扬而生生不息。
 
24
西方语系与汉语语系之诗与思的根本分歧点,在于其执意要解密世界。
即:理其道 ∕ 解其道。
 
25
及至近世在“科学进化论”与“历史必然性”及“资本逻辑”的强势主导下,由无所“禁忌”而全面“解密”,以及自传统语境向现代化语境的全面转换,渐次将世界“理”“解”到面临终结的地步!
 
26
其背后深层的立场:世界是可言明、可通约、可量化的。
 
27
“理其道”的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的根源,在于拼音文字与其语言的逻辑结构及“逻各斯中心”。
 
28
是谓“理性思维”:大道有形,“大而伯之”,知其真守其理,由“计算”入自“理性”出,归旨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yes  or  no ),而经由袪魅( disenchant )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
亦即如本雅明所说——失掉光晕的过程。
 
29
    “明晰”对明晰(本明本晰——本真)的遮蔽;
    “完整”对完整(本完本整——本在)的拆解。
    亦即:“光”遮蔽黑暗;“白”遮蔽黑也同时遮蔽白自身。(张志扬:《偶在论谱系》)
 
30
理性主导,科学昌明,资本强势,天下“大白”,而“世界是平的”——现代汉语语系与现代西语语系共同遭遇的诗与思之现代性危机,于此而生。
 
 
B 诗心
 
31
诗的存在是家园的存在——对于迷失的现代人,诗已成为我们唯一来反抗生命中的无意义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焦虑与迫抑感,从而获得充实与慰藉的最后栖息地。
 
32
人是时空的有限存在者,因了生命的繁衍和文化的承传,人类才在无限的时空中保存生生不息的历史记忆。然而就个体的生命而言,这种“类”的记忆并不能替代个在的追寻,有时反而成为遮蔽乃至异己的东西。
时空是无情的,而人又必须在有情的精神依托下度过短促一生;历史的记忆(这里包括当下的生存情景)是浩繁的,而个在的生命又必须在这浩繁中找到自己的真实所在。由此,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便成为诗与诗人们所切切关注的基本命题。
 
33
这便是现代人的“时间之谜”了——作为肉体的人,谁也无法再回到过去,但作为精神的人,我们却可以返顾逝水,在生命的“初稿”中,在作为最初的旅行者的足迹中,寻回被岁月拿走的一切,以支撑现实的生存困境——溯流而上,那些已逝的、带着朴素理想和原始梦幻的青涩年华,便重新敞开,言说它复生的诗意,还乡的诗意!
 
34
由此我们明白:无论何时何地,诗的存在,都是为这个日益“老化”(世俗化、功利化以及所谓“现代化”)的世界,找回一颗失落已久的童心和孕育童心的乡土家园。
——海德格尔说:“人之为人,总是对照某种神性的东西,来度测自己。”(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
那么,诗之为诗,是否也总是对照某种已逝或期许中的什么来度测现实呢?
 
35
上游,水出发的地方。
上游,为成熟走失、永远想回而回不去的地方。
    我们从那里出发,奔赴梦想、奔赴繁华,奔赴欲望和对欲望的控制,奔赴对旧的反叛和对新的占有,奔赴角色与身份、奔赴奋斗与迷惘,奔赴那条永远的不归路——作为上游的反词,那个叫“下游”的存在成为诱惑也成为陷阱,而“水,一定在水流的上游活着”(麦城诗:《形而上学的上游》)。
 
36
永恒的母题:关于此在的盘诘和彼岸的追问;
永恒的悖论:出发的地方成了“彼岸”,而“此在”成了不在的在,一个不断推移的、无法真正抵达的“抵达”。
 
37
只有语言作为存在的源头,为意欲“还乡”的人们系紧了鞋带,作一次诗之思的跋涉。
当然,你依然不能真实地回去,那个“上游”,依然只能是形而上的。
但吸引你的,不是能不能回去,而是语词的历险、言说的快意、思想的痛感,一种在智力的节日里突然降临的、对生存之寓言化的追问。
 
38
人是语言的存在,在一种语言范式中生活久了,不免成为语言通约下的精神平均数,使生命成为总体话语的投影亦即他者生命的复制。
现代诗的本质,正是在于通过诗的获救之舌,来不断颠覆我们生来遭遇的语言制度,以求在新的语言之光中找回独立鲜活的生命个性,使这一“诗的过程”,真正成为跳脱文化符号之“硬化”的自由的呼吸,成为现代人得以不断回返本真自我的“回家的路”。
 
39
向死而生,伪美而活——诗的存在,一切文学艺术的存在,其终极价值,尤其是其现代性价值,正在这一“获救之舌”的意义上。
 
40
一位藏族画家朋友说:我们虽然不常洗澡,但我们天天洗心。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俗人而言,又拿什么来洗心呢?
——唯诗与艺术。
 
41
诗,及一切文学艺术,是对生命错误的弥补或者修正,尽管本质上也无济于事。或者只是在直面与想象中,将一些高级的错误表现给低级错误中的人们欣赏与参悟而已。
 
42
诗是诗性灵魂之记忆碎片的总和;
诗是诗性生命总和的记忆之碎片。
 
43
没有诗性的语言,就没有诗性的生命;没有诗性的语言的未来,就没有诗性的生命的未来。因此,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是诗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忘记的法则。
也只有遵从这个法则,诗与诗人才会免于被“公共话语”及所谓“时代精神”所辖制,成为开放在时间深处的生命大花。
 
44
诗歌与人,与生俱来,原本就生活在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个基本空间中,荒疏任何一面,都难以真正安妥诗性生命之完整的精神与灵魂。
实则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写作,只活在浮躁的当下与只活在虚妄的精神乌托邦中,其实是一样的问题。
 
45
无论在任何时代,诗都应该是一种在时代主流意识背面发光,在文明与文化的模糊地带作业的特殊事物。它应该担当恢复历史记忆及关照当下文化的责任,并适时给出理想与未来的前景,以映照现实之不足与缺陷。
 
46
对生存“真实”的迫切追问,已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极为重要的精神气质,尽管由此暂时付出了诸如典雅、静穆、高远、精致等传统诗美品质欠缺的代价,但就诗最终是为了护理人的生命真实,以免于成为文化动物、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这一本质属性来说,我们宁可少一点所谓的“诗意”,也不能再失去真实。何况,或许只有在这片复归真实的新生地上,我们才有可能复生真正可信任可依赖的诗歌家园。
就此而言,这样的追求与进步,已不仅仅是诗的、文学的进步,更是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
 
47
而生的乐趣在于美的照耀,以此使冰冷的存在恢复体温,使窒息的生命得以活性,使干涸的目光重现灵视。
在无名的美的战栗中,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本是诗以及一切艺术原初而恒在的“使命”,可当知性/理性/智性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使诗人们的抒情热力渐趋消失和本色情感日益退场时,这“使命”又从何谈起?
 
48
由于理想情怀、文化内涵和诗体意识在当代诗歌中的长久缺乏,也难免催生出另一种“诗美乡愁”,即对汉语诗歌之浪漫精神的反顾,包括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浪漫情怀,及古典汉语中的庄骚传统,而重涉诗歌美学范畴的浪漫主义以及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之命题。
 
49
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们过于强调了当代诗歌的“求真”、“载道”与“社会价值”功能,与另一种“载道”与“济时”(时势、时代之“时”)之官方主流诗歌形成二元对立而实际一体两面的逻辑结构,忽略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和精神家园之“净化心灵”与“捡拾梦想”或“复生理想”的美学功能。
 
50
“笔墨当随时代新”,“新”到最后,我们又将站在哪里?
诗言志,诗缘情,诗使我们得以舒放、得以宣泄、得以热狂;得以与世界接轨与人类意识通合;得以解除面具人格回返个我的生动;得以在语言的狂欢中释解生命的郁积;得以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确认存在的真实——这都没错,但最终的遗憾是,我们一再疏忘了诗还有另一些功用,更本源更精微的功用——清凉与澄明;一片月光,一缕心香,一种祖传的古意,洞穿时空,照拂我们日渐模糊和俗化的心灵世界。
对于空前浮躁而只活在当下的国人来说,如此的照拂,难免陌生乃至隔膜,但对于那些未完全失去文化记忆的“还乡人”来说,则无疑有“回家”的感动,以此索回向来的灵魂与心境。
 
51
新诗起步时,曾借浪漫的翅膀由爬行而飞升,此后浪漫主义一直成为新诗创作的主流。后来被时代弄变了味,逐渐走向初衷的反面——浪漫成了虚妄,抒情成了矫情,龙种成了跳蚤,无怪乎今天的大多数诗人们,将其放逐而不顾,从西方转借的“叙事”,由民间生发的“口语”,遂取代“抒情”而成为现代汉诗的新潮。人们不再做“浪漫”的“高梦”,只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的平面当中。
 
52
浪漫本是汉语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性所在——屈子的浪漫、李白的浪漫、苏东坡的浪漫,《诗经》的浪漫、唐诗的浪漫、宋词的浪漫……连“搞哲学”的庄子,也把哲学写成浪漫的诗篇,连汉字的创生和构成,也无不充满着浪漫的诗意……
 
53
矫枉过正,顾此失彼,变手段为目的,有如今天的先锋诗歌找回了真实,却又远离了诗歌。而实际上,冷静想去,我们一向既缺少“牛虻”,也缺少真正的夜莺——是假夜莺败坏了夜莺的名声,但不能由此否定夜莺的存在价值。
 
54
诗人既是真实世界的客观叙述者,又是想象世界的主观抒情者。前者让我们在思之诗中见证现实、指认存在;后者如海德格尔所讲的那样:唤出与可见的喧嚷的现实相对立的非现实的梦境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我们确信自己到了家——现代人的精神之家、灵魂之家、神性生命意识之家。
这个家的门上写着两个大词:“浪漫”与“梦想”。这个家曾是无数诗人的初恋,却又因一味的虚浮高蹈和伪贵族气而致“黄钟毁弃”,只有少数当代诗人执意留在了“初恋”的诺言里,以真正纯正明净的夜莺之声和大吕之音,挽留那一抹世纪的余晖
 
55
诗,以直言取道求真理以作用于“疗伤”与“救治”;
诗,以曲意洗心润人生以作用于“教养”与“修远”。
 
56
诗为世界文身,茶为人间洗尘。由“药用”而“食用”而“心用”,入此至境,德将为若美,道将为若居。纳静气,消妄障,得素宁,发远志,靜空生輝,與物為春——儒之,雅之,慧之,淑之,洗心度人,功莫大焉。 
 
57
诗是文字的音乐、语言的雕塑、神性生命的私人宗教。
诗人是现代精神、现代意识、现代人生命本质的探险者和传教士。
如此,诗方能代表人类同上帝对话,也同时代表上帝同人类对话。
 
58
文学界(中国以及世界的)对诗的漠视和忽略是当代文学的悲哀;文学消费界(中国以及世界的)对诗的漠视和忽略是当代人类的悲哀。
然而作为诗自身,绝不能屈就于时代乃至自甘堕落——假如诗也成为一次性消费品,这个世界将完全“失明”。
 
59
诗,步入当代,越来越归属于小众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诗对大众的疏离,有多方面的原因,对这些原因不加客观深入的分析,仅以社会对诗的“消费量”的消长来评判诗的发展,纯属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旧习作怪。
 
60
当代中国,一向以来,便是个“量”的社会,以“量”代“质”,人云亦云,已成习性。于是“大众”便成为一条“戒尺”,一条未辨明是非刻度仅拿来作“棍子”用的“戒尺”,随时祭起来“唬人”。
好在时代不同了,被“唬”的人也渐学会反诘:怎样的大众?是物理空间的大众,还是心理空间的大众?是时代意义上的大众,还是时间意义上的大众?
 
61
诗的常态写作,是一种私人化的个体劳动,且大多没有确切的“消费对象”,至少在写作当中,它是“为诗而诗”的,亦即只为精神与语言同构的瞬间诗性感应而存在,此外不再考虑到别的什么。
 
62
诗的传播可以集体模仿个人,诗的创造却绝不可以个人模仿集体。
或者说,诗可以穿越时空去逐渐化大众,而绝不可作当下的大众化。因为正是这种疏离与超越,决定着诗人存在的价值和言说的质量。
 
63
诗所企及、所深入、所敏锐肯定的东西,常常是大众话语所欲使之被忘却的东西。无论时代将大众的感知疆界推移到怎样的范畴,诗人都只可能是这疆界之外的言说者。
 
64
写诗是个简单的事,弄得太复杂就没了意思。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想强调心性的自由,思、言、道和谐贯通自然生发,而不至勉强为之,成了纯技艺的经营。
这句话还可换个说法:写诗是个复杂的事,弄得太简单也就没了意思。
这样说是反过来强调,凡写诗的人首先要尊重诗,有虔敬之心,不要玩诗。
 
65
诗歌及一切艺术创造的本质在于自由的呼吸。
无论是迫于权势 ( 主流话语的宰制 )、钱势 ( 商业文化的困扰 )、还是纷乱的时势 ( 变革思潮的冲击 ),一旦失去创作主体的本真自我,呼吸不自由了,创作便会变质——或变成他者话语的投影与复制,或流于丧失根性的空心喧哗。
 
66
想来古人写诗、为书、作画,无论名家还是学手,其发生之初,必是出自
“自得”而乐,然后才可能想到哪去示人以交流。及至交流时,或低吟慢捻,或展卷细览,也不过三两知己商量培养之事。按西人“接受美学”的理念,必也是以“自得”了之,无关乎正襟高调之“宣传”的——那时的社会,好在只有个人没有或基本没有“群众”,故也就没有“宣传”的角色等你去扮演。
 
67
    “现代”以降,麻烦来了,要“启蒙”,要“新民”,要“配合政治”,继而要与“国际”接轨,转来倒去,总有一个预设的“宣传”姿态或“代言”角色,和那些要接受“宣传”与“代言”之对象的影子在那里等着你,故无论是从发生还是从接受来看,都再也难得“自得”之在,而远离纯粹的真善美之艺术本质和艺术境界了。
 
68
身处唯时尚是问的时代,看似个性张扬,实是无性仿生。
诗的本质在于跳脱公共话语的驯化,重返生命本真,时尚正是商业时代公共话语的最大制造者。因此,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首要命题是告别时尚写作,回归独立人格和自由心性,并重新认领诗的美学元素,以求在守护中拓进的良性发展。
 
69
音乐家瞿小松说“好音乐发于心,达于心”。好诗当然亦如此。
想起当年钱穆先生那段警世之言:“古人生事简,外面侵扰少,故其心易简易纯,其感人亦深亦厚,而其达之文者,乃能历百世而犹新。后人生事繁,外面之侵扰多,斯其心亦乱亦杂,其感人亦浮亦浅。”(钱穆·《略论中国文学》)
“素心人”(钱钟书语)要“素心地”养,而今“人地两生”(夹生之生),何来好诗好音乐?!
 
70
当下中国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实在是过于紧密了,是以“闹”,是以“泛”,是以“轻”。
 
71
诗及一切文学艺术之“自性”的丧失,必然导致反“道”为“器”,君子转为小人,诗人转为“时人”,或可玩点诗的技巧或鼓噪点诗的运动、诗的虚荣,而诗心早已失矣——话语盛宴的背后,是人文价值的虚位和主体精神的无所适从。
 
72
一个有意味的间歇与过渡——不乏广大与生气,却难见精深与高致。
由时代的投影到时尚的附庸及时风的复制,没有边界的舞台,没有观众的演出——谁,是那幕后真正的导演?
 
73
在体制或时尚的“网络”上——作为介质化的网络或作为语境化的网络,诗,永远都是一只失效的鼠标。
 
74
而一切“网络”的存在与挑战,依然是一种“势”的层面的存在与挑战,真正自由而个在的诗人,还是要坚守于“道”的层面去思考去应对,或可葆有一己之艺术自性的“生命之树长青”。
 
75
身处今天的时代,让艺术气息和艺术语言亦即人本与文本,都能回归单纯,回归自得,回归“上游美学”,不但已成为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考验:平庸或超凡,端看是否过得了这一关。
 
76
诗的灿烂源自诗心的灿烂——自由,自得,自在,自若,元一自丰,无所俯
就,而原粹粲然!
 
 
C 诗体
 
77
在一个充满散文化、娱乐化气息的时代里,诗歌如何保持自己文体的边界和精神的尊严,实在是个有必要时时提醒的问题。
 
78
诗是从文体属性上就避免了一次性消费的高贵品种。
也即是说,非一次性消费是诗歌最根本、最基础的文体属性——这正是诗的骄傲,也正是作为诗人的荣幸。
由此我们重新理解到,何以称诗为“文学中的文学”。
 
79
什么都可以写,大概学理上还讲得过去,怎样写都行,却难免是个问题。新诗百年,匆促赶路,居无定所,怎样写的问题,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隐忧。
道成肉身,文以体分,体式混乱无准,所谓诗的灵魂和精神,又何以沉着和深入?
 
80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故事”中,何以还要有“讲故事”的小说?大概要的是小说的那种“说法”;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而不仅仅是讲故事的特殊文体的“说法”。
好的小说,故事、人物、意味之外,那语言也必是好的。在承载叙事、演绎情节、塑造人物的同时,作为其“介质”的语言本身,也有其独到的审美品质。亦即,“叙事”与“被叙事”一样,成为小说艺术审美的有机组成部分。
 
81
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过“诗意年华”的体验,何以要有“诗”的存在?大概要的是诗的那种独特表意的“调调”;诗之所以成为诗这一特殊文体的“调调”。
诗的审美本质接近音乐,是对包含在诗性语言形式中的思想、精神、情感、意绪诸“内容”的一种“演奏”;好的诗歌不在于其演奏的“内容”为何,而在其“演奏”的独特风格与方式,让我们为之倾倒而洗心明道。
 
82
诗缘情,文以载道,关键不在要“缘”的那个情和要“载”的那个道,而是那种诗与文的“缘”法和“载”法。是以我们有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先哲们,还得有屈子、李白、杜甫、苏东坡等诗人文豪们。
 
83
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在于其独具的文体特性。
在古典汉语诗词中,这种特性比较明确:固定的体式,讲究平仄押韵,言志、抒情、寓意、情景交融等,在规范中较量才具的高低与见识的深浅,且有较稳定的、可通约的文化大背景作凭籍,写什么,怎样写,写得到位不到位,大家一看都很清楚——我将此种写作称之为“在家中”的写作。
 
84
在现代汉诗中,文体特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可意会的是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诗意”、“诗情”、“诗味”、“诗感”等,且众说不一;可言传的则只剩下一点,即“分行排列”,且只在“分行”,如何“排列”,也无定规。
写作者无“范式”可依,无“公约”可求,便完全返回自身,返回个在的对诗的认识,加之文化背景的变动不居和多元差异,写作遂成了一种失范的、同样变动不居的状态——我将此种写作称之为“在路上”的写作。
 
85
诗因诗人的特殊语感而生。
一时代之诗人的语感,必受一时代之语言形态所影响,进而再经由诗人们的语言创造,反过来影响一时代之语言形态的变化。这种相生相济的互动嬗变,在百年中国大语境下,无不和“现代” 这一超级关键词息息相关。实际上,尽管我们一再将整个近百年的汉语新体诗歌写作习惯性地统称之为“新诗”,但同一指称下的“新诗”,无论是其“灵魂”还是其“肉身”,早已大为不同。
 
86
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化进程而言,自由是无比珍贵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不能没有自由,但今天的我们更要学会如何“管理”自由,有如我们不能没有真实但也不能仅仅为了真实性而放逐了诗性——诗形的散文,诗形的随笔,诗形的议论,诗形的闲聊,以及等等,唯独缺少了诗性。
 
87
时至今日,当多元已成为价值失范的借口,自由已成为不自由的焦虑,对“自由”的“管理”,便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在自由与约束的辨证中,寻找新的形式建构与语言张力,遂成为“现代汉诗”命名范畴下,必须要面对的首要命题。
 
88
无标准,也无典范;无中心,也无边界;无所不至的话语狂欢,几乎荡平了当下生命体验与生存体验的每一片土地,造成整个诗性背景的枯竭和诗性视野的困乏。新人辈出,且大都出手不凡,却总是难免类的平均化的化约;好诗不少,甚至普遍的好,却又总觉得带着一点平庸的好——且热闹,且繁荣,且自我狂欢并弥漫着近似表演的气息,乃至与其所处的时代不谋而合,从而再次将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重新纳入体制化(话语体制)了的共识性语境。
而我们知道:个人的公共化必然导致个人的消失!
 
89
只要我们还在用体制化的语言和宣传性的心理在言说(广义的“宣传”),哪怕是言说非体制性的生存感受,就依然只能是失真的言说和失重的言说;既难以真正说出存在之真实,又难以真正企及具有诗性意义的说。
 
90
古典文论中,有“质有余而不受饰”之说。汉语诗歌虽一直以“志”为“质”,但又总苦于“言不尽意”或“意不尽言”,遂借“歌”的外在之“饰”来力图完美表达其“志”。《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歌”之“饰”于“诗”之“质”实为一体两面,不可偏废其一,关键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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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诗歌文体之本质属性而言,完全脱离“饰”之增华加富及润化功能的所谓“质”的存在或者“真”的追求,是否还是“诗歌意义”上的“质”与“真”,也是一个绕不开去的问题。尤其是理想气质的缺失和抒情之美的贫乏,大概早已郁结为一个隐在的“诗美乡愁”,遥遥于新诗未来的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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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是:在打理日常与梳理理想之间;在直言取道与曲意洗心之间;在“道”之言说与“形”之艺术之间;在想象世界的未知地带作业与真实世界的不明地带作业之间,以及在各种写作路向的探求之间,建立更稳健的平衡,以求在自由与约束的辨证中,寻找新的精神建构、形式建构与语言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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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人过于信任和一味依赖现代汉语,拿来就用,完全置古典汉语于不顾,从而造成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取舍,皆只局限于当下,局限于所谓“时代精神”和“时代语境”中。
由此可以说,当代汉语诗歌在未来的路程中,到底还能走多远,还能拓展开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把新诗“移洋开新”的写作机制与话语机制,置于汉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源头活水之中,并予以有机的融会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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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了一个普遍放任的时代,因而,控制、提高和浓缩,便成为必然的重涉——对经典的重涉,对传统的再造:创造一种新的规则,并拥有号召力,而不是任何他者(西方的或我们前人)的投影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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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法国谚语)
居原抱朴——直到青苔慢慢重新长出。
 
 
D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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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是诗的父亲。
“一个诗人既然是给别人写出最高的智慧、快乐、德行、与光荣的作者,因
此他本人就应该是最快乐、最良善、最聪明和最显赫的人。(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
而“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歌德:《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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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享有“诗人”的称誉,早已不仅仅是单纯文本意义上的认领,而更多是基于人本意义上的指待——最终,是一种可称之为“诗歌人格”的东西,及其所焕发的诗歌精神,感召并不断赢得普凡的人们,对这一过于古老的“语言艺术”依然心存眷顾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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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于诗人,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艺术的文本化呈现,更是作为一个真纯的人文知识分子真实而自由的呼吸的通道,一种诗性生命的托付与精神守护。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全部的艺术,作为存在者之真理,本质上是诗。”(海德格尔:《诗·语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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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将生活强行赋予某种意义——对于“人”这种“高级动物”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是无法接受的。诗人则将各种社会学层面的意义,重新转化为“生活”——与灵魂、与记忆有关的精神生活。
这种转化的要义,在于将理念性的意义,还原为感性的意绪、意味、意象,即“性感”化的语言艺术。
 
100
诗人的生命形态与一般人的生命形态之不同,首先在于他是一个从“体制化人格”中跳脱出来,重新归属自我的人,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精神个性,生活在自己选择的精神王国中,亦即不再是生活于他者的思想模式、概念范畴以及种种意识形态掌控中的人,具有独立与自由人格的人。
 
101
人之境界即诗之境界。人至何境,诗方能至何境。
是生命的质量决定了诗的质量;是灵魂的深度决定了诗的深度。
 
102
诗是诗人灵魂的显象。
这种显象,在一部分诗人那里,其主要的成分,是经由后天的借鉴、汲取与磨炼,所凝聚生发的诗与思之言说,其中无论是思的经纬还是言说的方式,都可考察到他者之思之言说的投影或再造,缺少来自自身生命的本源性质地。在另一部分即真正优秀的、所谓“天才式”的诗人那里,这种显象则呈现为一种德全神盈而自然生发的气象,有内源性的生命之光朗照其诗路和心路历程,其思与其言与其道三者圆融贯通,成为和谐醇厚、专纯自足的小宇宙。
 
103
诗人的存在有两种形式。
其一为诗性灵魂与诗的邂逅而形成一段诗性人生之美好回忆——作为本然生命的诗性居所;
其二为诗性灵魂与诗的融合而形成真实、纯粹、全然的诗性生命历程——作为神性生命的诗性归宿。
 
104
真正的诗人是整个生命与诗的彻底融合和完全投入,是圣徒般的虔诚与献身——在真正诗人的全部诗性生命历程中,他总是既作为“此在”又作为“彼在”,既是“家园”的构建者又是家园的永久性公民,以此来恢复诗人存在的真正意义。
 
105
真正诗人存在的使命,是作为精神的先知,通过对终极价值始终不渝的诗性叩寻,给日益物化和虚无的生存现实提供意义和慰藉、爱心和祈愿,最终给碎片似的今日世界一个精神整体的投影和神性的光明。
 
106
诗人本该是世界的大知者、大智者、大自在者,我们则更多的是一些小才子成就了一点小气候——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诗歌以及整个文学界,很难长出几棵像样的大树、很难成为一片像样的大森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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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诗人由本然生命的诗性冲动与邂逅而重返神性生命的叩寻与归宿;呼唤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歌重返崇高、神圣与纯正,是防止和消除走向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现代汉诗向一次性消费趋滑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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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是超越时代和地域局限的人类精神器官,而非时代与时尚机器的有效零件。在一个意义匮乏和信仰危机的时代里,诗人更不能沦为仅仅活在当下或与时俱进的“时人”,而要有重新担当起对意义与信仰的追寻和叩问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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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仅有本色是不够的,写作是一种拯救,这拯救不仅指向个我,更指向整个存在。今天的诗人,要有以思之诗的光芒朗照人类生存舞台并开启未来的“野心”,而不仅仅是作为个我的诗性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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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物欲以及以视听文化为主导的商业文化的全面笼罩,已将纯正的诗歌边缘化为一座孤岛,“守望者”的称号正成为这个时代对诗人苍凉的命名。
保持并不断拓展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中的诗性精神空间,以此抗衡原始本质和技术控制对精神的“钙化”,从而让生命得以新生与鲜活,让诗性灵魂得以洁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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