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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阅读1247次)



 杜甫的“介入性”与诗歌“海绵体”
 
                               陈仲义

 
                        一

    杜甫对庶民、黎元、百姓的体恤体现了所谓的人民性,用现代话语说含纳了诸如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正义感、同情心、人性关怀等等。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介入性”(始作俑者萨特?),转换为当下话语议题不外是关心民瘼、心系草根、为民请愿、呼唤公理。


青少年时期,他的功名进退与报效家国可能与其他诗人区别不是很大,但四十岁之后,挫折苦难、穷困潦倒,经过自我磨砺、道德自觉,终成非常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历史局限性(如忠于“煌煌太宗业”“致君尧舜上”),我们承传的是那个巨大文化符号下的诗歌精神与诗歌品质。


杜甫的文化遗产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无论在内心的自我挖掘还是在反映客观现实,都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抒情、记事、写景、咏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思想艺术都高度平衡(《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是在个人伦理情操上诗品与人品也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杜甫的遗产和屈原一样,是中国诗人最具号召力的。


不幸的是前年三月底,网上疯搞杜甫,多数人反感,但只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其人民性、介入性在当下的巧妙“利用”,某种程度是一种“借尸还魂”,这种带有现代调侃的“还魂”:杜甫很忙——忙于拆迁土地、忙于矿难处理、忙于抑制物价、忙于教育收费、忙于奶粉下架、忙于追查逃犯……杜甫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救火”行动,充分反映在他身上既寄托了民众的意愿,又影射了当下“治理”的缺位。


这种历史的、反讽性回响,恰恰证明所谓的人民性介入性(或干预性)非但不过时,而且“长生不老”。所以诗人郎毛在中《人民啊人民》)感慨:杜甫就这样一天天长大/远行/把我们留在遥远的古代/寂寞,而又荒凉。”一方面是我们道德滑坡、价值失范,无所依傍,贫瘠失血,我们还真不如古人呢;另一方面,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变,我们的一些做法(如人治、酷吏)还带有封建专制的影子,值得鉴照。

                      二

    从杜甫身上沿袭下来的“介入”性,以现代的眼光打量,介入性所体现的诗歌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大抵涉及到四个层面:历史、时代、社会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诗歌与公共性也处于四种关系状态:重叠关系(完全合一,如镜子般“一对一”的单向反映关系);对称关系(部分交叉重叠,属于一种对应的状态);混杂关系(不分彼此,属于化学反应式的溶化、溶解状态);平行关系(互不相干的隔绝、隔离状态)。


四种状态都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通常情况下,当时代的强音席卷一切,诗歌作为人类义不容辞的战鼓、号角首当其冲,不可阻挡;当社会的动荡、变革上升为主潮和人心向背,诗歌不可能流连于花前月下而不变身为旗帜、炸弹;现实的巨大苦难、灾难,需要寻求精神助力,诗歌作为神祗的宣喻、疗救与慰藉,当仁不让;而一旦日常生活覆盖大部分领域,诗歌关注自我心灵的秘密颤动,也成了无可厚非的常识。

前年获柔刚诗奖的白桦《从秋瑾到林昭》,沈苇的《安魂曲》,都以对当代生活介入的擅胜为优质文本,前者是对专制残余的有力控诉,后者是对民族和解的有益对话。最近流行的海啸体(其实是手机短信体)《可爱的中国》充满民生关怀,都是以直接的介入方式干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更多间接的、隐匿性的介入方式。它们倚重美学,淡化赤裸的意识形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年梁小斌曾讲过一段话: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大意)。这句话当年引起极大震动,在主旋律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遭到许多人反对。这句话实质上提出了如何处理重题材与轻题材、个人与时代、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艺术地处理介入问题。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老问题(当然不是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对放弃“写什么”而转为专注“怎么写”的肯定。 


怎么把《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处理成与时代、历史、社会有关联呢。过去可能直接咏叹、呐喊、愤怒、控诉,现代可能委婉曲折多了。


如果我来处理,我可能调动一次文革经历,将蓝手绢喻指为一个老教师的坠楼,由此追问文革的暴力。二是尽管篮手绢的飘落轨迹,呈现上下飘摇、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缓慢行程,但我可能通过幻觉将它处理成一次自由落体运动,作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轨迹的写照。三,我可以把篮手绢处理成初恋的信物,一开始虽进入私密领域,但又迅速地出乎其外——比如将手绢沾点“血统论”之类的泪痕渍迹,不也可以从个人的隐秘私情迅速提领到公共领域吗?


这条轻飘飘的蓝手绢,对于多年不写诗的我,尚可引发上述众多与公共性有关的构想、臆想,那么对于泉思如涌的诗人们,自不在话下。我的意思是,一条小小的手绢,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个不经意间的细节,只要听从内心召唤,结合个人的经验体验,必定会在诗人视野、胸襟、眼光、修为、语言个性的综合合力下,焕发出远比纯私人化丰富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映射、或者讳莫如深。毫不夸张地说,纤细的蓝手绢完全可以见缝插针般进入任何角落、进入任何公共事件、共领域,蓝手绢的私密性瞬间可以转移为族谱上的一份刀光剑影、地域版图上的一次气壮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轻轻波动,问题取决于于你是如何“诗想”。


比如对于有苦难情结的朵渔来说, 他可能会处理成:“今晚,放飞这条蓝色的手绢,是轻浮的”—— 这与他一贯坚持诗歌的社会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 
  
比如梁小斌,他会不会重返当年的童真:“妈妈,我要用蓝色的手绢,擦拭雪白的墙”——在日常生活细节中,他曾经非常虔诚地维系某种神性关怀;

黄礼孩,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猜想他多半会把蓝手绢当作飞翔的安琪儿,从旷远的天边发出幽幽的蓝光,一种祝福的烛光;

而梁晓明掏出温柔的手绢,可能就是掏出他犀利的《刀子》,手掌在它的上面摩挲着,痛苦着。手绢不再是象牙塔、装饰品,而是“对准时代的美德和胸膛”;

而叶舟会豪迈地唱起:“我的蓝手绢、我的羊皮筏”——蓝手绢变成一只羊皮筏,载着黄河、载着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丝织品顿时有了历史的厚重;

蓝手绢在西川的词典里,是与致敬、厄运、鹰的对视、与白天鹅、蝙蝠、博物馆、避雷针同等分量;蓝手绢在梦亦非的长诗《苍凉归途》是否可以、处理成类似神话中的铜鼓、图腾,或洪水、灾难的象征?

我这样凭空抓瞎,主要为说明,诗歌通往公共领域的空间无比宽广,公共领域与诗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的介入、传达方式千姿百态。任何细微的东西,都是公共领域发言的契机。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 从写作学角度说,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究竟写出了什么。


再比如现在我手边这只茶杯碎了,与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层楼的坍塌相比,简直轻若鸿毛,微不足道。100个人趋之若鹜地来写大楼的倒塌,可能没有一首是出众的,但偏偏有一个人处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灵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从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窥见出时代与生活的某些碎影,你能说它重量小于六层钢筋混凝土吗?关键还在于,你在渺小的对象上能否挖掘到与你心灵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点。 


我的意思是,任何不起眼的题材、哪怕小不丁点的语词、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语象,遗失的细节,在通向公共领域的“介入”道口上,是不应该存在任何隔绝的。只要有公共意识、担待责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遥远的事物,也会乖乖成为诗人笔下被调谴的“锡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生活进行曲。

 
                 三

所以不能狭隘理解介入性,以为只有直接、强烈、对称、即时即刻,才是它的“本分”。


古代由于诗文化太发达,诗歌充当奏折、告示、通讯的不在少数。“兴观群怨”的巨大社会功能主要由诗歌一手包揽。现代则大不一样了。所谓介入性其实已经由其他文体分担:新闻、报道、纪实、报告文学、杂文、评论,以及相应直观图片、影像,它们的属性远比诗歌来得直接、直观、犀利。


    但并不是说,诗歌的介入性就可以彻底交班了,诗歌依然存在在公共领域如何“发声”的问题:如何掌控音量、如何调节音质、如何“伪装”音色。


现在,我们转换一个新角度来看介入性。现代意义的介入性,本质上是如何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即及物与不及物的关系。众所周知,词的诗意放大便成诗文本,物的扩大便是大千世界。假如把放大的词——诗文本,再次比喻为杯子,其难度就有如缪斯命令我们,用最小的篇幅去装载最多的内容,即用最少的容积去装载最大的世界。毫无疑问,初学者的杯子(文本)只装半瓶水,小诗人的杯子可以倒进两桶水,优秀的诗人装得上蓄水池、游泳池,而大诗人杜甫装下黄河长江,还绰绰有余。


若果杯子是瓷、玻璃、不锈钢做成的,因缺乏弹性、没有伸缩度,死守“机械反映论”观念,恐怕只能按常规装上“一对一”的水。勇敢一点智慧一点的,比如采用氢气球这样富有弹性的容器,但要冒着巨大的薄壁易破的风险。若果改用橡皮、硅胶、甚至纳米技术,容量肯定大大扩充。


但若果再改用海绵体材质——用海绵体本身“取代”容器——制造出“没有空间的杯子”,使得海绵体容器,拥有超强的吸附性,几乎可以吸附任何的水分子,那么情况可能就大大改观了。这样的海绵体,既可以吸附斯德哥尔摩的月光(李笠)、阿姆斯特丹屋顶上的蜗牛(多多)、鄂尔多斯风暴(沈苇)、 “泥泞中的雪”(王家新),也可以吸附桑克的“屎壳郎”、尔雅的“合唱团的蚂蚁”。


有没有这样一种海绵体诗歌呢?
首先得确立一种类似海绵体的写作主体性。
让我们尝试一种海绵体诗歌。


原载《光明日报》20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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