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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国诗歌简观:娱乐、被动与浅诗时代的持续 (阅读488次)



 2014年中国诗歌简观:
娱乐、被动与浅诗时代的持续 


赵卫峰/覃 才
 
 
 
 
  回顾中国诗歌的一年,就像阅读一个文本,十天半月仿佛一章一段,都有不同的光彩或不光彩,映照着层级不一的发生。是非、好坏、高低、生死都将成为过去,而我们在场,或参与、或近视、或旁观及远望……而我们真正在场吗?
  在浅诗时代里回顾着,在娱乐与被动的时空里慨然经过,回顾,不是句号而是顿号。
 
 
 
◆网络
 

 
  覃才→
  诗歌的网络时代继续成熟。但诗歌书写的内容、书写方式、表现技巧的更多可能并未在期望中得到应有展现。2014年中国诗歌网络总体趋向“娱乐性”,在网站、博客、微博之外,出现了诸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账号。它们带来了一种纯净与诗意,让我们凭添平静,不会过于慌张异常艰难的生命处境。
  在继续的开放征象中,也突显着合力引导的努力。《绿风》、《中国诗歌》每年一期的“网络诗选精品专号”无疑是一种明显与执着的引导,包涵了网络时代诗歌形式表现的多数方面。《人民文学》、《诗刊》、《绿风》和诗生活网、今天网等开设的网络或博客诗选栏目,展现出网络诗歌“秩序”与“节制”的一面,对网络诗界的自在狂欢起到了一定的收敛或对照作用。
  可以说,2014网络所表现的微信、微博、博客等形式,给诗歌带来了更为开放和愉悦的书写与呈现状态,而“浅诗歌”环境的改善仍然不容乐观。
  赵卫峰→
  微信平台的广泛介入运用是诗歌传播在2014年的显著变化。《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的一篇介绍文章说一家公众账号“转眼间”已经有了50万左右的读者和粉丝。因其融图象、声音、文字及保存并可跨时空互动分享交流等特性,“微信平台摇身一变成了向读者递送诗意的使者”,创办方包括诗歌刊物、各种文学组织、企业及诗歌个体。这现象也反映诸多意味:诗歌文化与科技手段的合作、诗歌传播的针对性或小众化倾向,同时这种单向的、推送的姿态也表明“诗歌的被动”。这“被动”似乎体现诗歌某种功能的进一步恢复:受者情感图景或精神世界的自补需要:睡前、晨起、安静或无聊之时,一部份人也需要精神化妆品。
  传播本身就有娱乐性,作为即时通讯服务的微信本质是传播平台(渠道),从这点说它与“网络”及诗歌网站、诗歌博客、诗歌Q群和诗歌微博类似,甚至也像“民刊”,诸多诗人纷纷开设个体诗歌微信,常是一时之兴。积极作用之外,诗歌微信平台亦具有“被动性”、“娱乐感”,情绪无节制纷扬,无效信息,而当诗歌微信站点在办理及扩大中逐步充斥自擂之声与书商般的广告呦喝,又会让受者对这种传播渠道的安静、单纯与公益意味略感疑虑与审美疲劳。总的看,诗歌微信如微型诗歌网站,同时也仅是传播手段之一,对此,可以相信,微信手段对诗歌介入和人们的热衷并非只是对手段的好奇,它总会带来清新与营养,因为主动权在人不在传播工具那里。
  在此谈到诗歌的“网络时代”又突感“可笑”!世纪之交以来都属于“网络时代”啊!诗歌在这个大环境里的生发流变、80后、90后与之同步的关系已众所周知。当然,太阳下去明天依旧爬上来,对一个话题或问题的反复涉及,也表明它的丰富、复杂与多变。2014年,浙江、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先后成立,中国作协也将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欲给250万网络写手建一个“家”。
  如果我们不把“网络”前缀在“诗歌”之前,从某种角度说是否相当于给诗歌“松绑”?“松绑”的结果呢?

 
◆80后
 

 
  覃才→
  在淬剑80后主题诗歌奖、南方诗歌研究中心、《诗歌杂志》及《广州文艺》对广东80后的集结展示、《北京诗人——80后诗歌档案》、《诗探索》安康年度80诗歌专项奖等之外,2014年并没有过多的专门关注80后的诗歌事件与活动。然而,不管关注或事件、活动多少,80后还在继续。已然而立的“80后”,似乎可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阵地,一个人的历史也是当代诗歌持续的成长史。“漂泊的一代”还在继续,诗歌还在继续,生活与梦想在不断的变化中在继续,特别是对于85与89之间的张望部分。
  赵卫峰→
  80后诗歌事件与活动在2014年相对很少,或正说明这一群体的成熟,或停顿?关于诗歌的“80后”命名的异议这一年也不明显了。这些情况似又透露出诗歌文体及影响力与小说、影视戏剧方面的差别。小说80后总的看仍然是一种持续的话题。正如《诗选刊》每年均要办理一期“诗歌年代大展”,其实代际及特征与差异是观察当代诗歌的重要角度之一,批评界有其自己的倾向与轨道,作为诗人的你只需继续努力便可——而80年代出生的诗人永远都是“80后”。
 
 
90、00后
 
 

  覃才→
  被动并非专指贬义,也反映了对象内的积极的主动。“90后”正成为重要的诗歌关键词。他们既处于被关注、被推荐的状态,也处于个体自我发现与群体自我表现的阶段。这一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深圳特区报》、中国诗歌流派网、贵州诗歌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等亦先后举办了关于90后的奖项、展示、研讨等推出90后诗人、诗歌的活动。同时也有90后群体自身的“诗歌言行”,如中国90后作家联谊会在西安举行,90后诗人创办有民间评论刊物《九十评论》面世等,可见90后群体的在场意识、诗歌抱负与追求。2014年,《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与《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作为“中国诗歌的眼睛”继续发现与推出90后诗人。
  在整体的诗歌发展生态与90后群体自身的合力之下,一些90后诗人亦脱颖而出。湖南玉珍作为90后诗人首次参加《诗刊》“青春诗会”,第四届“包商银行杯”高校征文中,90后更是集体性地涌现而出。诗歌的发展,似乎总是表现出不自然的“向前性”,当前90后发展趋势方兴未艾,而00后已开始冲出。相关的事情还有:广东举办小学生诗歌节、《陕西诗歌:2014年中国儿童诗精品诗选》征集,王士强主编《中国当代诗歌少年读库•阳光中的向日葵》,北岛也选编适合孩子阅读的诗歌——《给孩子的诗》。
  伴随着90后,00后诗人的后来居上,已然是一种诗歌形势。但这种形势还不具写作优势,他们仍需太多的成长助力:成长与成熟、阅读与消化、经历与经验及文本的训练等。
  赵卫峰→
  助长与拔苗,一直是新新一代诗人成长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现象。好在如今诗歌已非文艺香馍馍,当下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小诗人们基本都值得肯定。这一年,确实有众多90后诗名频频闪现:除上述玉珍们之外,阅读印象中尚有更早的余幼幼和“进退”诗群以及徐晓、向晚、冯谖、七客、易小倩、胡知秋、莱明、陶少亮、泣河、黄智扬、庄凌、庄岑、安闯、苏栖平、卢游、刘郎、未离子、王冬以及去年在徐敬亚、韩庆成等在《深圳特区报》开设90后诗展里的阿煜、小苏打、夕染、王磊、天随子、小易大人、风果子等。经对贵州地区的初步统计,有相当“实力”与“潜力”的“90后诗人”约逾30位,以此类推,当下有一定水准(若以发表为基本尺度)的全国90后诗人至少500位?当然,任一年龄段的诗人名单都当然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不完全阶段性罗列。
  我曾以为80后是“漂泊的一代”,这“漂泊”当然并不只是指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如果说诗歌80后现在正从“漂”到“泊”基本已经过了时间的初步检验和阶段淘洗,90后诗歌写作者或许可谓“被动的一代”,“被一代”,与网络与生俱来的他们的写作资源、阅读、生命生存生活环境、甚至是写作的发表传播交流,都太现成了,也太被动了——他们写得如何、文学之路如何走,基本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而今细观之,这种“被动”因素虽然存在,另外的可贵的因素——比如相对的“自在”、“自足感”也逐渐明显,通常自信满满的他们可以不由别人而是自己说了算。
  “被动”的同时,他们的写作自信显然是“网络时代”所赐,90后的阅读选择、观念塑造、创作交流和比较的方式与往不同了,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强大的文学及诗歌信息量来各取所需,自行取舍,这也使他们一上路就有较高的起点,校园的“围墙”恍若虚设;这是全国范围内90后诗人的共性。而“后”者,“后来居上”!眼下我们能做的便是静观其蓬勃朝气与诗意的春笋之光。

 
文本
 

 
  覃才→
  我们都在感叹:属于诗歌的时代已不在,伟大的诗人与文本也是少之又少。当下庞大的诗歌书写群体与大量的作品产量中,是否还有几首能够变成经典的诗歌?诗歌写作现时的“多与少”悖论,指示着当下的诗歌充斥着无法预计的“失效”与“无效”书写——表面的的热闹与实际上的边缘?真正的诗歌变得异常珍贵。很多写诗的个人或群体因而就站出,开始高调地捍卫诗歌,或者说是在捍卫一种形式的诗歌。这种捍卫其实是在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中写诗,这是危险与错误的,偏离诗歌本身更远。所以,当诗歌书写问题变成了“我们是在写诗?还是在用一种标准普通话的语言表达?”都不能区分与理清之时,写诗也就变成了这个个人或群体一种良好的自以为是,也就是失效、无效、非诗的了。
  诗歌经历了“朦胧诗”、“第三代”、“90年代诗歌”等几个不同的书写阶段之后,在所有诗人身上,似乎树立了一个不可再次企及的“高度”,它作为一种纯正的标准挺立于当下诗歌书写之上。当下诗歌文本,标榜为优秀或好诗的,大多需要以“刺点诗”(赵毅衡)的形式出现。刺点像一个小伤口带给我们阅读的伤害、刺痛一样,它是读者停留于文本、接受文本的一个点,更是解读与获取文本内容、意味的关键。所以,在洪水猛兽般的作者与文本信息中,一个突如其来的刺激就是好诗或优秀的诗的呈现形式了。“刺点诗”可谓是当下诗歌文本的“优秀之术”,其内在的智巧、“小聪明”、身体、性等的书写内核俨然就建构了当下诗歌个人化写作的发展方式;这是今后诗人可以注意和改进的方面。
  赵卫峰→
  在期望中我们仍会读到佳作妙本。在前述80后、90后诗人之外,在若干中青年诗者持续而力量的表达之外,部分认真写作忠于诗歌信仰而又掩隐于传播之外的写作者虽然创作数量不多但值得关注,如茉棉、吴春山、吴小虫、子禾、田晓隐等;而在网刊和微信、微博、等个人化空间或如海峡都市报微信、贵州都市报诗歌专版等平台,亦有令人惊讶和赞赏的佳作偶现。
  “写诗的人很多,诗人很少”,我们会发现并感慨:今天,一个选本、一个奖、一首诗、一个诗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诗界的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基本不再!?这样的同质与无距离现象同样出现于同个诗人自身!

 
死与生 
 
 
 
 
  覃才→
  每一年都有诗人离开我们。他们的死更多的是一种正常生命终结,这种“终结”为当代诗歌创造了一种循环的空白空间。因为当代诗歌新的年代划分滚向了本世纪的90后、00后,也必然地慢慢的移出上个世纪前期的那几个年代。诗歌人的新与旧,其实就是一种生与死。
  2014年中国诗歌的“死亡”主题似乎更为复杂与出乎意料。从年初英儿病逝于悉尼,到卧夫、台湾周梦蝶辞世,及蓝疆、李晓旭和许立志的意外辞世,都迷漫着诗歌的不可思议与跳跃;10底,陈超“隐秘落下,用陨石的声音述说”,确实,“死亡是一门艺术”,而生活更是。死亡成为动人话题也成为媒体噱头,这可是诗歌界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让我们缅怀、纪念!

 
自办诗歌媒介
 
 

  覃才→
  2014年自办性质的诗歌媒介作为依然强劲。《中国诗歌》努力拓宽视野及诗歌形式,其每年一度的网络诗选精品专号、民刊诗选专号及所开设的刊物栏目均具有典型性。这一年,《诗歌月刊》继续“民刊专号”,《作品》推出“民间诗刊档案”专栏。《中国诗歌》、《诗建设》、《中国诗人》、《诗江西》、《诗江南》、《地下》、《反克》、《现代禅诗探索》、《滴撒诗歌》、《香稻诗报》、《天津诗人》、《外省》、《或许》、《飞地》、《存在》、《诗篇》、《意外》、《诗品》、《相思湖诗群》、《麻雀诗刊》、《诗》、《审视》、《海峡诗人》、《中西诗歌》、《建安诗刊》、《杯水》、《蓝鲨》、《九月》、《诗歌杂志》等数十种自办媒介的坚持存在或诞生,活跃和充实了诗歌景区。
  赵卫峰→
  这一年,自办性质的诗歌媒介及民刊办理现象总体呈现出总量上的递减。
  当我们说到诗歌传播、说到诗歌媒介时,如果“民刊”这个词不再出现,这会意味着什么?这一天何时来到?事实上,伴随着陆续的公开出版、精美包装和内容与倾向的大同,作为诗歌中国特色的“民刊”现象如今已似新酒。
 

 
出版
 

 
  覃才→
  出版是诗歌存在与传播的重要形式。这一年,杨炼、西川、于坚、沈苇、梁平、龚学敏、余怒、商震、李少君、王明韵、蔡天新、周庆荣、谷禾及李成恩、玉珍等有新著出现,更多的诗集由于传播度的差异局部呈现而难于统计。“自主出版”亦层出不穷,如周瑟瑟、李之平等亦有诗文以限量和内部方式由“不是基金”自主出版,另由港台地区及海外出版的诗书亦有相当数量。
  部份出版的著作可谓浅诗时空里的砝码,反映出诗歌严肃与主动的方面。三联书店增订的《现代诗110首》(蓝、红卷)新增的西方诗人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高银、萨拉蒙、品斯基、卡佛、佩索阿、蒂•乔治等是对世界诗歌的一次新的审视,颇具当下意义及前瞻性。在《诗刊》“青春诗丛”、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之外,《中国诗歌》“新发现”诗丛(48本)可谓中另具特殊价值的自主出版物,朴实而责任地起到了推出新人,引导诗歌的长效作用。
  赵卫峰→
  当各种渠道与层级的诗集的面世为数众多,其引发的关注度会降低,也给统计增加难度。在《诗人为什么要出诗集》文章中我曾说“它,算是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研究长途中明摆着却多被忽略不计的、与诗、与诗人、与很多事情相关的实在的问题。”我们更愿相信,诗人出集,是个体与世界的联系与期望,也意味着业余的写作进入专业的系统的整理与集中,这类似理念与梦想的自我审核。
 
 
◆选本
 
 

  覃才→
  邱华栋主编《2014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早在12月中旬现身,“首当其冲”的是6位6岁至13岁的小诗人诗作。陆续出版的将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年选》、《中国年度诗选》、《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及散文诗年度选编等。《星星》、《诗潮》、《诗林》和中国诗歌流派网等共同举办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让人想起1986年的“两报大展”,可视为“大选本”。此外《读诗》、《诗歌EMS》周刊、《中国好文学:年度最佳诗歌》等亦自有特色。
  赵卫峰→
  如今传播环境中的文学期刊或许也相当于“选本”。诗刊之外,从《西部》、《西湖》、《中国作家》、《滇池》、《青年作家》、《文学港》、《山西文学》等的诗歌选择及态度不难看到这种有方向的主动过滤与甄选。诗歌选本现象新世纪以来火热,已是诗歌生态之重要链结。必然的新鲜与影响在十余后似乎逐渐“失效”或失去轰动效应,大而全、人情因素、重视诗人及诗人身份、诗作同质化与少距离等是共性的问题;另由个人编选的年度选本也层出不穷,使“选本”概念更显芜杂并失却了应有的权威性。不过,就诗歌选本而言,有总比无好,多,至少体现多样与多维的可能。就此可以兼容而乐观《自便诗歌年选》、《新世纪诗典》等。
  地域性的选本仍然持续:《湖北诗歌现场》、《新世纪贵州12诗人诗选》、《山东诗典》系列年度选本、《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诗歌卷》、《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2011-2014)》、上海《新海派诗选》等可作为地域的观察文本。米家路编选《四海为诗:旅美华人离散诗歌精选》系三十多年以来首部旅美华裔诗人诗歌总集。

  
诗歌奖
 
 

  覃才→
  2014依然的充斥着各种诗歌奖的年份,各种官办或民办、常规奖项或新的奖项,以及刊物、高校、地区、个人,各种诗歌奖估计近50种?网络上由此出现了“获奖专业户”的称谓,甚至《人民文学》诗歌编辑亦曾感叹为什么同一些身影总是出现在不同的诗歌奖里。
  第六届鲁奖在初秋揭晓,大解、海男、李元胜、阎安和周啸天获诗歌奖,其中,周啸天获鲁奖引发大面积争议。
  今年还有些体现在奖金方面诗歌“大奖”,诗歌奖金上涨为5万至10万甚至扬言投入百万,如“中国屈原诗歌奖”、“长城诗歌奖”、“路遥文学奖”,湖北某至今未果的诗歌奖启事中标明一等奖奖金50万元;一些个人、民间团体的比赛活动动辄冠以世界、全球、华文、中国之类名称。数额真能与诗歌奖质量?诗歌奖的真真假假已然泥沙俱下,娱乐性?
  由刊物主办的奖项如《人民文学》、《星星》、、《朔方》、《诗刊》等之外,民间性诗歌奖的自娱成份相对要大。一些由好事者借助传播便利举行炒作式评比,拉票之举在微信与QQ群里满天飞,拉票已经比参评与获奖更有意义?同为网络性质,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中翟永明、苏童、阿来等获奖,年度致敬作家最终颁给2013年辞世的牛汉、雷抒雁、韩作荣、郑玲、纪弦等5位诗人,这体现了另种意义与公认度?
  2014年,北岛再次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
  赵卫峰→
  如果整整一年里没有任何“诗歌奖”出现,对于当下的中国诗歌似乎已不可能了!在文本之外,它更能体现诗歌运行的娱乐性与被动感?!获奖者终是少数,从不获奖的诗人仍然是诗人、好诗人,好在如今随着诗歌奖的“普遍”流行,我们已能对此辩证认识。
  这一年,各省区市级奖项涵盖诗歌的创作、批评、理论方面:江苏青年诗人双年奖、广西青年文学奖、贵州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贵州省专业文艺奖、河北诗人奖、陕西青年诗人奖、陕西作协首届年度文学奖,海南省则开设“南海文艺奖”等;在山东,路也、格式、长征、戴小栋同获泰山文艺奖,在山西,韩玉光、陈小素共领赵树理文学奖。
  诗歌奖层出不穷是新世纪以来显态的一种诗歌现象,纯属正常和应该,这与诗情国情相应,其中常见民间资金出处与诗歌公益人士的热情。事实上诗歌奖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持续盛况,区别在于如今借助网络与大众化媒介的助推,给人印象是多作秀之举、泛滥之象,人造事件及争议不停,反面作用被扩大。其实诗歌奖亦如民刊可以多多益善,不用担心,当它成为常见,常见得这一年都记不得产生多少、获奖名字、获奖诗作是什么……的时候,量变会致质变?自然而然的过滤与淘汰亦会自行产生,正如满街都是车,但车与车不一样,车与车一不一样已不重要。

 
诗会
 

 
  覃才→
  充斥夹杂于众多诗歌奖之间的还有形式各样的诗会。10月,第四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在郑州举行。伴随屈原、七夕、中秋等节日和纪念海子的诗会,呈现“一节多诗会”、年年继续的情况,这可谓诗歌普及与诗歌文化的回归——在诗文化娱乐中。
  刊物与文学组织主办的诗会历来是常规的两足,如《诗刊》“青春诗会”、《人民文学》“新浪潮诗会”以及《十月》等刊的例行文学及诗歌集会。带有对外交流性质的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三亚国际诗歌节”、“中法诗歌节”、“海峡两岸青年诗歌创作座谈会暨海峡诗会”、“国际诗人笔会”等,亦有舒婷等外出参加相关“国际诗歌节”等,中外诗歌交流与传播今后应该会持续。
  似乎这样的情况也较常见:披着诗歌外衣,以诗歌名义相聚,但常在实质上远离诗歌,匆匆见面,三杯两盏,握手点头,到此一游。诗性乎?娱乐性乎?
  赵卫峰→
  由《红岩》等组织的“中国诗集/全国诗人笔会”5月在重庆开幕,其“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诗歌原创力研讨”颇有价值。“全球化语境就是不需要翻译读者就会被感动”(董继平),“诗歌其实是没有一个全球化标准的,每个人的诗都有各自的标准”(柏桦),“在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诗意的故乡正在消失”(宗仁发),“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原创力是暗含了西方的观念和标准的,在西方语境和他们交流中,才会刻意去凸显原创性”(臧棣);显然,众方家之说仍然继续提醒着近年的问题:诗歌标准,中国化,大众与小众等。
  最小的小众是自己。渐渐地,我们都知道具体写作与娱乐性为主的节会无关,但诗会与诗歌节的众多总体也是必要的,文产业自也包括诗歌,不必苛刻地从诗歌内部角度盯着直接效果、意义价值及经济出入等方面。在喜闻乐见的需要或群体娱乐之外,有“热闹”也远比票证时代的多年前无热闹的景况好。

 
散文诗
 
 

  覃才→
  2014年散文诗的发展,不管是从促进的机构,还是形式、群体来说,都应属于诗歌发展的一部份。耿林莽《散文诗六重奏》作为今年鲁奖的入围作品也带有某种预示性。这一年,《星星·散文诗》举办年度散文诗大奖赛与设立鲁迅散文诗奖,其力量与举措对当下与未来散文诗的发展应有长效作用。另如上海《文学报》、湖南岳阳《散文诗》,四川《散文诗世界》等也持续关注和推动着散文诗的发展。
  赵卫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象中的散文诗持续活泼,不缺选本,不缺组织与队伍,不缺阵地,更不缺活动,它在整个文化界面的实用性、应用度其实都很强盛。它一直是什么都不缺?!那它其实一直缺什么呢?
  我曾说过的话现在同样有效:当一首“散文诗”很好,它就像甚至就是“诗”,好的散文也常有类似的评述或感慨,“如诗”。但说到一首好的“诗”时,不会说它像“散文诗”——对此,想必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作家也早考虑过?!

 
◆翻译

 
  覃才→
  这一年,“拿来”的有首部简体中文版《盖瑞·斯奈德诗选》、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诗集中译本《亚当的苹果园》、英国著名诗人《奥登诗选:1927-1947》、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国际诗人典译》丛书2014卷(12本)、《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红原》2期、3期推出两部英文现代诗集等,送出的则有吉狄马加俄文版诗集《黑色狂想曲》、蔡天新波黑语版诗集《回想之翼》等。活跃而勤奋的王家新、树才、胡桑、汪剑钊、陈黎(台湾)、李以亮等译人身兼诗人与评者身份,其译作质量不言而喻。
  这一年,《诗苑译林》编委会在长沙成立,成员包括王家新、田原、北岛、姚风、高兴、谭仲池等,会议举行“当前诗歌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讨;可谓诗歌翻译的年度大事。
  赵卫峰→
  11月12日,智利当代诗人聂鲁达雕塑在京揭幕。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主动的“姿态”,在我们这个塑像多体现政治、历史甚至是传说人物的国度。

 
批评
 

 
  覃才→
  与活跃的个人批评同步,官方或民间的刊物也关注诗歌的批评发展。《星星·诗歌理论》定期出刊,《诗建设》开辟诗学专栏,稿费万字五千元。重庆民刊《大风诗刊》亦公开表明对刊用的评论进行评奖。可见对诗歌批评的关注与扶持力度。学术是一种更为专业的批评。2014年,“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诗歌的跨界以及诗歌选集的编选问题”等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召开。
  赵卫峰→
  “诗歌批评”的问题随着诗歌标准认识与实践的延伸在这一年时有提出;被关注重视甚至是指责似表明诗评的活力与重要,同时也表明其逐渐明显的症状正消解着本该具有的效用与力量。陈超曾指出近年的诗歌批评进入了“衰退期”并且是一种蹊跷的衰退,它不表现为沉寂,而是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诗歌批评面对着不同以往的自内而外的困难处境和复杂症候。
  这样的状态正在进行并将持续进行:“诗歌批评家对诗歌文本的把握(甚至熟悉)的程度明显降低,批评的分量减轻;许多诗歌批评不讲真话,而变成了作品宣传广告、说好话、人情交易;许多诗歌评论只关注作品的主题,而缺乏对其审美质地的比较到位的感知和评判的能力;一些诗歌批评脱离实际,只是拿诗歌为自己的预设理念服务……这些不满,应该说都言之有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同时这也说明,读者(当然包括诗人)对诗歌批评仍有较为普遍的需求,对诗歌批评仍抱有一定的期望。”“由于受众广泛,媒介炒作性诗评自诩已经成功取代专业的诗歌批评”。
  这一年,《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霍俊明)、《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张桃洲)、《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梁平)、《界外》(白鸦)、《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刘波)、《泥与沙:浅诗时代的个人之见》(赵卫峰)、《新诗的懂与不懂》(邓程)、《为新诗赋形》(程一身)、《诗是什么》(李黎)、《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3》(张清华)等批评集以及陈仲义、苗语时、芦苇岸、罗小凤等的评论专集直击当下诗歌现场,《星星》理论版继续展示诗歌前沿学术成果。春天,陈超获《星星》年度诗歌评论奖,秋季,耿占春、张洪波获《扬子江》年度优秀诗歌理论奖,其他如叶延滨、杨炼、欧阳江河、马永波、董迎春、张德明、杨庆祥、林馥娜、曹英人等之篇章或言论亦有闪现可贵的灼见锐感。更多直接针对具体诗人、诗作的广义评论与诗人研讨会则使诗歌的网络世界和主流时空丰富、虚荣或热度。
  “闽派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个传奇(李敬泽)”。10月,“闽派批评”高峰论坛在京召开,四代闽籍文艺批评家阵容,充分体现福建不仅是文学大省、诗歌大省,也是文艺理论批评大省。就关于诗歌界域而言,谢冕、孙绍振、陈仲义、王光明、谢有顺之外,与诗评有关的名单还可开列下去:昌政、余禺、陈卫、赖域煌、邱景华、卢辉……福建诗歌某种特殊和优异在于:很多诗人都能同时进行有质量的诗评!
  在积极推进的同时,诗歌批评的局部乱象目前暂无良策。它的变态已非秘密,我们时代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真正的可贵的秘密可言,每个人都有成为皇帝新衣的围观与参与者的可能。只有依靠孤独而明智的眼力、良心和自律?!

 
娱乐、被动
 
 

  覃才→
  种种事件、现象和事实表明,写诗或者诗人志业的标准性仍然缺失。朴实、朦胧、先锋、经典的诗歌书写与口语、身体、废话及网络速推的“浅诗歌”局面相互遮掩。这一不可逆转的自我娱乐趋向,说明浅诗歌时代的持续的长期性。
  诗歌书写的价值与意义系统的不稳定,可能短时或局部地给诗歌体系带来一些新鲜活力,即“刺点诗”,表现为一些优秀诗人、佳作的诞生。但整体的现时情况却是,庞杂的诗写群体,频繁的活动、倍受争议的奖项构成了诗歌一年又一年的散乱。最终,每年微小的诗歌活力,也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诗歌“挣扎”,如浅水中转瞬的微波。
  网络时代的诗歌局面,其表象是诗歌处处存在且生机无限,但实质又微小、边缘和轻浅。更多的诗歌表现,多有“娱乐新闻”性质。90后是最为“被动的一代”,也是最为娱乐的一代。他们在网络中出现,并集聚为当代诗歌书写的一个群体,难免被动于网络本身的虚浮、夸大与失真性。而规律性的回看80后群体的起伏过滤,近看90后群体的身不由己(包括生存、生命环境的引力及压力),00后的命运似乎也可预见——如何在娱乐与被动中找准坚定的平衡点?
  感知2014年的诗歌与写作,它仍在蹒跚前行,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歌、真正的活动、奖项,愈发变成诗人群体的一种诉求与非诗方面对诗歌的愿望。但在文化领域,诗歌依然作为一种美好的想象、情怀或道德更生着诗歌本身与文化的发展,诗歌自身有着回归的本质属性,在娱乐后、被动后,浅诗歌生态环境里,定会有真诗人、好诗歌诞生或成熟。
  赵卫峰→
  夏季,北京高考作文题容许考生可写诗歌。关于流行及主流歌手周杰伦作词演唱的《蜗牛》、韩红演唱的《天路》以诗歌的形式是否该选入小学语文教材,引发争议。我同意有关负责人的表示:“此次教材修订是脱胎换骨的,对于所有参与编写的人员来说是思想观念的一次冲击和扭转。”叶开编选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诗歌卷》似乎扭转的结果之一,他指出往昔至今教材存在的中小学生与当代诗歌隔绝的现实问题;的确,诗歌教育与普及按理不该只有古典诗词——同时也不能只让小学生接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之类——娱乐性对于诗歌是重要的,这也体现“浅诗歌”存在的合理性。
  娱乐的度更重要。而诸如“废话”“段子”之类概念在诗歌江湖的反复,显然已非娱乐的事情,更非诗歌的事情。对其的点击与关注,则体现诗歌受者的被动——然而当事人通常可能是主动的,正如诗歌创作在事实上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已然看到并沉默于诗人的各持己见:传统风味的主流式表达、有意不甩干的江南脂粉状小曲、道貌岸然或极尽反讽调侃的翻译体、鸡毛蒜皮的口语及小聪明段子……“灵魂的随意漫游非但缺少理性的调控,仅仅是口水的蔓延也能把诗淹死”(罗振亚),作为过程与手段的娱乐在“浅诗歌”那儿成了目的。
  如今“边缘”概念与往有别,实质上的“诗歌边缘化”也映证了当下“浅诗歌时代”之持续,其主因一方面是无力庸常的写作堆集与向这个复杂时代的被动迎合或适应,另者是实在地反映出诗歌在“文化娱乐”的大盘上份额与被动状态。
  对于写作谁都可以都有实践与复制的权利,其问题是“成群结队”,如果我们在说“诗人”时指的是一种群体,就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我们期望的“诗人”是特色的个体。“少就是多”,翟永明如是说,“诗是我们反抗一种无所不在的束缚的语言”,在这个噪杂到多不胜多的资讯、信息时代,“这种束缚,过去更多地来自体制,而现在,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时代、媒体、高科技发展、商业以及语言本身有形和无形的掌控”。这身不由己的浮躁与被动,使文学写作“获得自由和想像力、以及精确观察事物的能力”的目标何其遥远?!
  然而目标若是伸手可及又谈何意义?因此所有的争议、疑虑、挑剔和批评都是必须的,2014转眼便是去年,诗人仍然需要娱乐,诗人可以被动,浅诗时代在持续,但诗歌又自有其平衡的力量与规律,“太阳照耀着好人也照耀着坏人/太阳照耀着热情的人/也照耀着信心尽失的人/那奋争的人和超然的人/睿智者、木讷的人和成功人士/太阳如斯祷祝/也照在失败者和穷人身上……(陈超)”——它终归要让我们眺望,追寻,在真善美的向往、实践与辨识中挺胸抬头,挺身而出。
 
 (2014年12月/贵阳—南宁) 
 
 (原载《中国诗歌》、《诗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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