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余秀华:为了爱,施予爱 (阅读1344次)



余秀华:为了爱,施予爱
 
魏天无
 
  5月2日,在武昌百瑞景403国际艺术中心举办的宁汉双城诗会上,余秀华朗诵了她的诗《我爱你》。一位写诗的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就流泪了;而这位诗人在自己的诗中往往以硬汉形象出现。这并不奇怪,因为读书和听诗,听别人读诗和听诗人自己朗诵诗,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同样,听别人谈对一首诗的感受,与自己读一首诗的感受,或者,在众声喧哗的气氛中读一首诗的感受,与一个人静悄悄地读一首诗的感受,也可能有很大差异。
  余秀华的诗,可以用《我爱你》中的四个字来概括:“人间情事”。而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也作为诗人,她对此的基本态度就是三个字:“我爱你”。这“人间情事”出现在诗里并且是被诗所唤醒的,“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而在现实中,它们“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是惊恐不安的。在诗里,在想象的世界里,春天里的每一样事物都如此美好,春天的意味对于你和我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世界里,你与我的区别就是稻子与稗子的区别。对农人来讲,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显赫——稗子长着一副稻子的模样简直是稗子的莫大罪过。一棵必将被刈除的稗子对稻子的依恋,并且希望能够长久,就是诗人对这个美好春天的最大梦想;这个梦想对她自己而言,也是一种罪过。余秀华的诗,基本上是从这样一种视野出发的。这是她非常独特的地方。
  《我爱你》是首爱情诗。在余秀华的诗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篇幅和分量,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我并不想说这是因为余秀华是女性,女性诗人比男性诗人更喜欢书写爱情;也不认为她本人对爱情诗的钟爱,映射着她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缺席。后一种可以不断复制的关于诗是诗人“心理代偿”的分析模式,只能解释诗的发生,并不能说明诗在发生之后的分蘖、抽穗和灌浆。我只是希望,不要把余秀华诗中的爱情,简单地理解为肉体的爱或柏拉图式的爱;我更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她所书写的“人间情事”中非常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余秀华的爱情诗中,体现的是诗人对人间的爱,对现实的爱。诗人如此热衷于书写爱情,是因为她明白,作为肉体的人,我们都只能是短暂的、残缺的而不可能是永恒的、完美的——这是稗子和稻子唯一拥有的相同质素。而诗人与其他人的不同仅仅在于,她明白“在白色的纸张上,人们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抒情,远胜过在卧室的床单上”(布罗茨基《第二自我》,刘文飞译)。所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的诗,它是、也只能是“白色的纸张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抒情”。试图把诗与现实中的人或事对应起来的读者,是只有靠猎奇才能捱过庸常生活的人;他们爱的不是诗,是他们自己。
  《我爱你》中比肩而立、彼此相望、渴望相爱而只能拥有“白色的纸张上”的爱的稗子与稻子这一对意象,是余秀华的独特发明,也是当代中国爱情诗的一次独特发现。我们都还记得舒婷的名篇《致橡树》,记得那里面作为理想的、近乎完美的男女爱情象征的两棵树:比肩而立、彼此抚摸与倾诉的橡树与木棉树。这是两首完全不一样的诗,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我只能称之为诗歌这门语言艺术的奇迹。文学史通常把舒婷的这首诗看作是新时期诗歌中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它也被认为是一篇关于“伟大的爱情”的宣言。不过,它并不像有些批评家分析的那样,是要求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女性主义精神的张扬或呐喊;相反,它暴露出舒婷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是男权中心文化浸染的诗人:没有什么比把男女两性“自然而然”地定位在伟岸挺拔的橡树和柔情万种的木棉上,更能说明这一点。
  我并不想说余秀华的诗是对舒婷诗的某种转换或者替代,因为正像《致橡树》中告诉我们的,每个人都应该立足于自己那一片“坚实的土地”,每位诗人也都是从这里出发,去观察和体验现实人生。但是,在如此相似的诗歌结构中所出现的这一对意象,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相触在云里”的橡树与木棉,在一位年轻的新秀手中,降低或者矮化为稻子与稗子;两性之间的误解依然存在,但发自女性的激烈的、声震云霄的呐喊,让位于另一位女性的“提心吊胆”,一种惶恐不安的低声细语。即使是在舒婷后来出于“纠正”目的而写作的《神女峰》中,我们听到的仍然是大胆号召、积极鼓励的声调,这种声调在余秀华的诗里已销声匿迹。
  上述简单的对比,不是为了在两种风格的诗里比出一个高下。我欣赏舒婷诗里的只有那个特定时代才有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对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坚忍追求。同样,如果我觉得余秀华的诗更为日常,更为贴近大地——那片广袤的、我们日渐远离的、留着我们远祖的足印和骨殖的大地——那是因为今天的现实已不是昨日的现实;今天的诗歌似乎不再有昨天那个时代的豪迈、激昂、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更多的是惶恐——对稻子的守护者们以不言自明的“正当理由”,轻易除掉稗子们的惶恐。
  桑塔格说,真正的艺术让人惶恐不安。多年来围绕诗歌展开的种种言说仿佛证明着这样一件事:诗歌没有自诩为真理,却在事后一再被证实为真理,包括舒婷诗中“伟大的爱情”的理想仍然会在现实中灰飞烟灭;也包括,面对余秀华的诗,以毋庸置疑的“正当理由”,必置之于死地的那些聒噪。
  如果能够理解人们是以什么理由做出了必须除掉稗子的决定,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下诗歌的处境和命运;同时也可以思考,支持着我们做出除掉稗子举动的那些毋庸置疑的“正当理由”,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化身为稗子,想一下它的感受:从它从地底冒头开始,它面临的就是残忍和残酷。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被无数条“正当理由”遮掩起来的残忍和残酷。幸运的是,诗歌通过余秀华这样的诗人,始终在致力于揭示残忍和残酷,并通过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残忍与残酷的存在而尽可能地减少它们。同样幸运的是,从自己脚下的大地和自身的处境出发,面对如同每个人一样面对的残缺不堪的日常生活,她能够说出“我爱你”。
  如果让我提出一种判断好诗的标准,那就是,说出你能施予爱、给予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你只想被人爱的那一部分,也不是你只爱自己的那一部分。有很著名的诗人说,谁说余秀华的诗好,谁就是他的敌人。这不像是诗人说的话;潜伏在“敌人”用词里面的“斗争哲学”对于诗歌的伤害,看来并没有随着斗争时代的终止而结束。如果让我违心地使用这样的词汇,我会觉得,当前诗歌最大的敌人,正是那些与人为恶、与世界为对手,而不是与人为善、与世界为伴侣的人。
 
2015.5.21
武昌素俗公寓
   
  (本文为作者在湖北省作协、荆门市作协、钟祥市作协联合举办的余秀华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湖北日报》2015年5月31日文艺评论版刊发。此处所刊文字已经作者修订)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