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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为《元写作》第6卷作 (阅读1202次)



 
 
编后记:为《元写作》第6卷作

胡亮
 
 
 
如果要评最美地名,依我看来,“遂宁”当是一时之选。“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这是古乐府《满歌行》中的妙句,可以借来解释这个地名的美意。遂宁亦称遂州。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伐蜀,败李势,废德阳郡,置遂宁郡,就有了这个地名。所以《寰宇记》卷八六说遂州是“德阳旧垒”。晋人常璩作《华阳国志》,谈及德阳,特别增加了他那原本吝啬的笔墨:“士女贞孝,望山乐水,土地易为生事”: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连张飞战败张裔的地方,过军渡西岸的德阳陌,我们也觉得有一种爽快而舒畅的兵气。遂宁就是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在这个小地方,我和我的朋友们长期动情于林野、湿地、河流和友谊。朋友们或从政,或经商,或习艺,或赋闲,不一定都爱诗,但是都能洞晓文学的意义。“《元写作》要坚持,”他们多次对我说,“这是一件正事,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
本刊从本卷开始,新设卷首栏。此次卷首栏刊出诗人柏桦的两件作品:近作《致遂宁》一首,及其新著《诗鱼》一则。《诗鱼》是诗,是诗话,亦是稗官之博览与札记,可视为《一点墨》之续篇,但篇幅数倍于后者,本卷选发第739则:柏桦藉此提醒我们“观看”遂宁古代诗人吕大器。
本卷之正文首先译介两位外国诗人:一位是鼎鼎有名的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另一位则是籍籍无名的圣·丹尼·加尔诺(Saint-Denys Garneau)。本刊向来更加关注未名者和隐身人,所以这里首先介绍后者,及其年轻的译者。加尔诺是加拿大诗人,也是画家,还很热爱音乐。对于汉语世界而言,这是个尤为陌生的人物。他生于1912年,卒于1943年。他独自划独木舟,猝发心脏病,很快死去,加入了早夭诗人的行列。在其短短的人生中,有两件事颇值得提及:一是参与创办法裔加拿大人文化月报《接班人》(La relève),二是出版诗集《天地间的游戏与目光》(Regards et jeux dans l'espace)。他死后被誉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魁北克文艺复兴的先驱”,“魁北克第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但是编者倾向于认为,从加尔诺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对待语言的态度来看,不妨称之为后浪漫主义诗人,或者变通地,称之为前现代主义诗人。加尔诺用法语写作,其英译者主要有John Glassco,F. R. Scott和George Dance。本卷所发四首诗即由桑婪根据George Dance的英译本译出。桑婪似乎是首位把加尔诺译成汉语的译者,她的部分译作,此前仅见于诗人张尔主编的《飞地》诗刊第五卷。我们期盼有更多的译者和读者关注这位为魁北克文艺,尤其是为魁北克诗歌,带来一个迟到的转折点的诗人。接下来介绍菲利普·拉金。此人生平及成就,在诗人桑克所译的《菲利普·拉金诗选》(2003)里,已有较为详尽的介绍。这里要特别说到的是,他长期担任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终生未婚,死前拒绝了桂冠诗人称号。按照《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歌词典》(Oxford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Poetry)的介绍,加上编者的理解,似乎可以这么讲,他的黑色喜剧可能存有多种渊源:包括哈代(Thomas Hardy)的克制的传统,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感伤的修辞,奥顿(Wystan Hugh Auden)的诙谐的日常。他兼收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近代传统,又在风格上,特别是精确的闲谈方面,呈现出显著而新颖的活力和个人性。在二十世纪英国诗歌史上,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主宰了二十年代,奥顿主宰了三十年代,此后,拉金则主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王佐良先生甚至认为,拉金最后结束了二十年代以来“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统治”。诗人柏桦,与他的研究生余夏云,曾经从冷眼看日常的角度,把拉金拉来与韩东做平行研究,并认为他们都不是英雄(hero),也不是反英雄(anti-hero),而是非英雄(non-hero):这个观点深获我心。由此亦可看出: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他们派,与以拉金为代表的运动派,已然再次证明中西诗心之相通。舒丹丹女士新译的拉金作品,此前曾部分收录于《别处的意义:欧美当代诗人十二家》(2010),本卷继续选发未刊译作七首,算是对舒译《菲利普·拉金诗合集》的热烈的吁请和预告。
需要说明的是,本刊第五卷出版后,所载陆忆敏作品引起了深切的关注。在此前后,编者又陆续觅得陆诗二十六首,并于今年7月编成《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1981-2010》,承续小强、刘文飞两位先生雅意,允诺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故本卷放弃年初计划,不再继续刊发此二十六件作品。必须有新的选择。就像古代章回体小说常常写到的那样,两位谋士未经会商,却在手心写出同样的字,本卷对于黄茜的选择,亦是我与诗人蒋浩未经会商的共识。编者从她最近两年的作品里选出两个组诗:《题画诗》和《对话》。黄茜以她关于痛苦、风趣和优雅的研究,以及感性的思辨性,已经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而她对俗成的敌意,似乎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传统。这两个组诗可称为元诗(metapoem),因为诗人抓住过好几次时机,极为明白地供认出个人之诗学:她认为“新诗更接近狡黠”,所以应该“把自我加诸语法”,将词与句的挪砌“升华为奥秘”,在这个翻新术的课堂上,“不断成为我又不断逃离我”。我们已经发现,黄茜的诗几乎首首都带有这种“巧托稚嫩”的羞涩之风。虽然我对她的长句和某些诗节的格言化倾向还不太适应,但是新诗流涌,挑战的恰好就是固态化的认知系统,所以我也乐意如此相信:“你的阴沉、固执、晦涩和奥秘全都化成璀璨的卵石——准备好了被递送给另外的手、另外的精神和眼睛”。
现在要谈及邓翔,这个柏桦所说的“秘密诗歌天才”,长期隐居于热闹的经济学,以至于我们很难获得辨认他的机会。早在1983年8月,叶绿、狼狗、赵野等人编辑《第三代人》出刊,就曾醒目地刊出邓翔五件作品。诗人赵野在长文《一些云烟,一些树》里回忆起邓翔,认为他当时就已是优秀而成熟的诗人,而今却成为完全被忽略的诗人。是的,此刻邓翔也许正在哈佛大学,或是剑桥大学访问,他被会议主持人介绍为“中国经济学家”;没有人知道,早在三十年前,他只有二十岁,就已经写下许多出色的抒情诗。这些抒情诗带有俄罗斯叙事风格,呈现出诗人独有的语调(tone of voice):喃喃自语,欲说还休,有点神经质,仿佛雨声的淅沥。1983年前后,由北岛引导的那个对抗美学时代即将消逝,紧跟来一个史诗时代、杂语时代和狂欢时代。在黄金的氛围里,邓翔像一支孤身逆溯的白银号,固然清响幽绝,仍然被轻易淹没在亢奋的史诗写作的大海。惟其如此,周东升博士才私下指出邓翔的 “不幸的早熟”。本卷集中刊出邓翔早期作品十六首,将为我们带来在八十年代初期罕见的“河流的流淌、风的拂动和树叶的沙沙声”。据说当年袁可嘉先生在这批作品中读出了勃莱(Robert Bly),这个勃莱恰是邓翔的至爱,但是邓翔又向编者补充说:还应该有赖特(James Wright)。当然,这两者的影响,都没有冲淡这批作品的中国南方记忆、乡村氛围和八十年代独有的精神及气象。
本卷亦推出“元写作小组”部分成员之近作。我们的女诗人,张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实验性的写作。她交来十首近作,我们可以诧异地看到,尽管如此年轻,她却能够从任何具象出发,比如发条,比如一只空罐,揭示出某种隐形力量(主要是指“时间”)对人的剪裁、切割和唆使。我们更加诧异地看到,她还能站在“非人”的立场,用一根银针刺入人之癌灶。就像她写及的那只蜻蜓,她也“误点”了一个少女的血液之毒。在练字造句方面,似乎受到韩博的影响,张丹愈趋简古,却又在修辞上百出机变,种种转折如同来自空穴,看似生崭,细读来,却又发现茎蒂相牵,带出来的自是深意。张丹近来对此前写作有所反省,认为高远易成姿态,字字句句须出自真诚。正是因为有此自觉,这批作品已然更为成熟。关于阿野的写作,特别是近作,我已写有一篇小文,《他一度而永远就是俄尔甫斯》,并用以庆贺诗人的四十九岁生日。今年5月23日,阿野举行玫瑰之筵,真所谓:湖滨美女云集,醉后好汉山倒。在我与重庆画家田涌先生策划印制的生日别册《且让玫瑰每年为他开一回》上,也已印发此文,用以佐酒,且让我引来两小段,“他在山水、闾巷与觥筹之间,如此轻易地辨认出虚度之美”,“更为奇妙的是,他的悲观心亦涣然冰释,在不知不觉中通往高迈的旷达和浑如的恍惚”。本卷刊出阿野近作九首,亦含有“但愿人长久”的祝福。值得叙及的是,今年阿野亦曾赋诗《遇见友谊》,遥贺我的三十九岁生日。这些被我们挑选出来的文字,如切如磋,如金如玉,或已记下一段兄弟间的韶光和佳话。余孟秋继续行走和写作,在这个“美学的夏季”,她再次出发,去到灿烂的云贵高原。我们亦将再次见证行走和写作的相互成全:诗人抵达大自然的秘境,同时,也才抵达个我生命内在的高原。与枯邃的书斋写作相比,在她的作品里,那扑面而来的,不是高蹈的形而上的神性,而是羞赧的大地的神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诗人远望那华年的消逝,不会有哀伤,因为她才刚刚开始进入和享受一掬璀璨的“黑暗”。编者反复斟酌,决定把余孟秋新写的这个组诗命名为《云路》,取了双关之意,终不比大自然来得更自然。安遇一直在思考,并由此引导了“自觉的”写作。他说,古诗,比如王维,我与物浑然不辨;当代诗则大异其趣:有我有物,我大于物。这个思考让他对绝大多数当代诗充满了警惕,并试图逐步取消主体性与客体性相对峙的紧张感。他这次提交的九首近作,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此种特点,并提醒我们注意古代诗人(比如王维)的藏身术,以及他们的幽微的讲究。“谈到安遇,他是一个被遮蔽的诗人,”某次酒酣之后,诗人柏桦曾经如此说到,“但是,好的诗人遮蔽不了。”本卷亦收录拙序三篇,除了已经提及的《他一度而永远就是俄尔甫斯》,最终用作阿野诗集《只要它掠过》之代序,其余两篇为向以鲜、陆忆敏诗集之专序。之所以将三篇小序汇编于此,一则因为写作时间参差同时,再则因为都涉及在新诗写作中如何面对传统的问题,亦即古典性与现代性如何互动的问题。这三篇小序共有一条隐线,那就是柏桦,他将与三位诗人一起,带领我们重晤汉风之美。
本卷原已选定林莽、舒婷、周伦佑、吕德安、杨小滨、赵野、沈苇、余怒、桑克等十位诗人的墨迹作为插页,在全书即将付印的前夕,10月31日,突然从石家庄传来噩耗,批评家陈超先生跳楼而亡,享年仅五十六岁:“当代中国痛失了一座诗歌重镇”。到11月1日,内蒙古诗人广子就写出《礼物:悼念陈超》,并很快将手稿寄至编者案头。编者推迟了付印,临时换上广子手稿:为了表达共同的哀思,为了纪念这颗“摔出体外的心脏”。与前几卷不同的是,本卷弃用私人信札,全部选用新诗手稿。其中,林莽和桑克两位诗人惠赐了原始手稿,——在这个数字时代,几乎就是小小的奇迹。借助这些风格各异的手稿,书写之传统,交游之契缘,或可有所显现。
感谢陈仲义、安遇、子梵梅、蒋浩和胡桑等诗人和学者代约部分作品和手稿,感谢刘志强先生代约陈宗林先生篆刻刊名,——宗林先生印风“简洁爽利,奇拙相生”(吾友陈硕之语),十余年以前,就曾为我治印两枚,此次再度结缘,亦非偶然之事也。宗林先生乃是遂宁大英人氏,我们为此感到欣慰,想必他也会认可并加入我们的愿望。去年春节,诗人蒲小林组织宴会(充满美酒和热泪的宴会),在觥筹交错之间,我曾这样讲出了我们的愿望:要把遂宁建设成一个品格和才华的桃花源!
附记:本卷原拟刊出诗人王家新所译茨维塔耶娃三首长诗,但因王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提前出版,故而临时撤下这批作品。编者已写出相关推介语,姑录于后,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对译者的谢意,对这部名作名译快速面世的贺意:“本刊第五卷曾推出李寒所译俄罗斯诗人赫罗洛娃的《镜子》。这首长诗献给曼杰什坦姆:诗人王家新读后亦深为喜爱,就为第六卷交来新译(也是首译)的《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和《空气之诗》。这三首长诗,是茨维塔耶娃1925年11月从布拉格移居法国后相继完成的,她以此献给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1926年12月31日,茨维塔耶娃给里尔克写有一封悼亡信,让人动容地如此说到,‘你读我的信早于我给你写信’,我们相信里尔克之灵一定能够收读这三首长诗。王家新认为,这些作品在耀眼的水晶刻度上刷新了语言,把死亡翻译成了一种可以为我们所真切感知到的更高的生命,乃是真正的天才之诗,也把茨维塔耶娃一生的创作都推向了一个顶峰。可以说,这三首长诗,既见证了阿克梅主义诗人的高贵的灵魂,以及这些灵魂的窒息感,也见证了诗人与另外两位诗人难分彼此的情谊,就象茨维塔耶娃1927年2月9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所说到的那样:‘这首诗关于你和我……它写出后,作为一首诗也关于他和我,每一行都如此。’信中言及的‘他’,就是指里尔克。三位伟大的诗人,就这样都赶到了‘灵魂的指定会见地’。王家新对这些作品的难度充满敬畏,坦言在翻译过程中备受折磨,但又心存感激。关于他的译文,诗人卢文悦曾如此作评,‘在这里,技巧的翅膀合住,诗飞翔。我被这样的错觉错愕:诗人的光芒在译者身上的强烈,一如译者’,这也许可以打消很多人的如下疑问:连象汪剑钊这样专治白银时代诗歌的学者,几乎已从原文译出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唯独未译出这三首长诗,王家新却从英文转译出,他能在汉语里精准地重现茨维塔耶娃的深心和幽爱吗?当我们反复读罢,也许就有理由相信,这三首长诗,确为作者和译者的相互辉映提供了罕见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出版的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亦并未收录这三首长诗,而仅仅收录了《新年问候》的节译本《新年书信》,有心的读者可以取来参阅,看看这首长诗如何变成了一首浓缩铀般的短诗。”
 
 
胡亮
                                                    2014年10月23日写成,
11月7日补改,
桂花凋尽香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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