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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诗》专栏《真无观》之四(《在越来越逼仄的世界里不停地回车》等) (阅读1059次)



阅读笔记:诗与公众世界
 
魏天无
 
  诗是否应当又该如何介入现实世界与公众生活,是本年度热门的、也是陈旧的话题之一。说它热门,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当下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血肉相连;说它陈旧,是因为谈来说去,似乎仍在原地推磨:诗与公众生活关系如何,诗与读者关系如何,诗介入之后怎么保持它的“真实性”、“艺术性”,等等。人们坚守自己对何为诗歌的认知无可非议,不过任何一种对诗之为诗的认知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也会因历史而改变,甚至坍塌,这个历史包括诗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发展演变的历史。如果现实世界的巨变没有撼动诗歌,没有激发人们反思的欲望而是固化了他的诗歌成见,倒是令人奇怪的。这让我想起朱自清抗战时期曾译介美国诗人阿奇保德•麦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sh)的文章《诗与公众世界》。在《诗的趋势》一文中,朱自清还以英美诗人诗作为例,具体说明现时代的诗已有不同于“近代”、“当代”诗的地方,离“真诗”越来越近。而反观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虽然东西方诗人身处同一战争,中国诗人却侧重表达“群众的心”,没有从“个人的心”即从私人的强烈经验出发,故而过分散文化。
  麦克里希的文章尽管是在二战背景下谈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但他对诗的艺术的经验,对诗人如何看待诗与政治生活关系的见解,仍有极强的现实性。并且,他也将诗中发生的转变与诗人已不是在“年轻人的生活中”联系在一起,引人兴趣。
  麦克里希开篇即言,这一代人对诗之于政治改革关系发生兴趣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代表着个人的强烈的私人生活的诗,已经与代表着社会的强烈的公众生活的政治改革发生冲突。他认为,相信诗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或者,说诗与它无涉,这两种看法都没有什么意味。当我们说诗“应该”做这个或者“不该”做那个的时候,其意义只能从诗“能够”做什么来判断,“因为诗除了自性的规律以外,是没有别的规律的”。这一问题只能从诗本身——诗在本性上是不是一种艺术——来讨论才是明智的。
  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可以归为三类,一类认为诗不是艺术,而比它多一点,关乎真善美的启示;一种也认为诗不是艺术,但比它少一点,因为诗能表达的散文表达得更好。这两种都认为诗与政治改革无关。第三种认为诗既不比艺术多也不比它少,诗只是艺术。诗是否与政治改革发生关系要看艺术与否。麦克里希对以上三种观点的价值倾向予以详解,认为就诗只是艺术的观点来说,诗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得从如何理解艺术的性质来谈。他说:
 
  艺术是处理我们现世界的经验的,它将那种经验“当做”经验,使人能以识。……艺术不是抽绎真理的技术,也是不一套符号,用来作说明的。艺术从经验里组织经验,目的在认识经验。它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中的译人,目的在弄清楚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从水组织水,从脸组织脸,从街车、鲜红色、和死,组织街车、鲜红色、和死。这是一种经验的组织,不凭别的只凭经验去了解,只凭经验,不凭意义;甚至于只凭经验,不凭真理。一件艺术品的真理只是它的组织的真理,它没有别的真理。
 
艺术的这种特质也即是说它是兼容并包的,“没有某些‘种’经验是诗所专有的;换句话说,诗使人认识的经验,并不是诗所独有的。诗使人认识的经验可以是‘属于’任何事情的经验”,“只有诗能以吸收推理的心思,能以解放听觉的性质,能以融会感觉表面的光怪陆离;这样,人才能授受强烈的经验,认识它,知道它。只有诗能将人们最亲密因而最不易看出的经验表现在如此的形式里,使读着的人说:‘对了……对了……是像那样……真是像那样。’”
  “在我们已经不是年轻人的生活中”,麦克里希回忆到,我们与政治经验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从前,政治是外面的事情,是在别的地方,公众世界与私人世界互不搭界,诗也只与私有世界交涉。但是这种认识在今天靠不住了。他引托马斯曼的话说,“政治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部分;它们属于人的问题的全体,必得放进那整个儿里”。今天,由于公众世界与私有世界的关系互为一体,诗的艺术经验必然不再像从前:
 
  我们从我们旁边的那些人的公众的多数的生活里,看我们旁边那些人的生活。这就是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时代,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弄咸了一样。
 
  如果我们作为社会分子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公众生活,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可以引起我们私人的厌恶,可以引起我们私人的畏惧,也可以引起我们私人的希望;那么,我们就没有法子,只得说,对于这种生活的我们的经验,是有强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经验了。如果对于这种生活的我们的经验,是有强烈的、私人情感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便是诗所能使人认识的经验了——也许只有诗才能使人认识它们呢。
 
真正的怪事不是文学好事家所言,公众世界与诗的关系那么少,诗会说得那么多,而应该反过来说:公众世界与诗的关系那么多,诗却说得那么少。需要解释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现代诗人曾经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政治世界的经验,用诗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表现给我们看”。只有莎士比亚给了我们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的怀疑”的普遍经验。
  麦克里希认为,我们称为“现代”或“近代”的诗,并不真是现代或近代的,属于比我们自己时代早的时代,如庞德、艾略特等的诗,重在破坏旧的经验组织,而不关心新的经验组织的建设。这种现代诗是一种“文学的叛变”的诗,“新异”是它可爱的“成功的标准”,别无责任,“冷讽是勇敢而可以不负责任的语言,否定是聪明而可以不担危险的态度”。因此,现代诗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不能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时代的我们的经验。现在诗人要做的是,在剥去旧的经验组织之后,建立新的经验组织:
 
  要用归依和凭依的态度将我们这样的经验写出来,使人认识,必须那种负责任的,担危险的语言,那种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语言。
 
这是“文学的叛变”的诗里所不可能有的。
  我们概括一下麦克里希的观点:第一,诗是艺术,用来处理我们现世界的经验的,目的在于认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经验。艺术的真理只在它组织的经验里。经验之于诗是第一位的。第二,艺术的经验是兼容并包的,诗可以处理别的艺术所不能处理的经验,并使读者认识、认可,从中看到自己的切身体验。第三,由此,诗不可能简单排斥已成为我们生活组成部分的公众世界和政治改革,只要它给予了诗人强烈的私人的经验,并且是从这里出发去观察它。第四,“文学的叛变”的诗只以“新异”为所求,因而不能用来处理已经变化了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不能再用“冷讽”的、“否定”的语言,而要用那种“负责任的,担危险的”,那种“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语言。要追问的是,今天有多少诗仍旧在以求“新异”为目标,在以充当或制造“文学的叛变”为骄傲,有多少诗使用着“负责任的,担危险的语言”?耳畔仍嗡嗡回响着德瑞克·沃尔科特写于四十多年前的《遗嘱附言》:
 
    内心一无所有,没有对死亡
    的恐惧。我认识许多死者,
    我熟悉他们,性情相投,
  
    甚至熟悉他们怎么死的。着火了,
    肉体不再惧怕大地的
    炉门,
 
    那太阳的火窑或灰坑,
    也不怕在云中隐现的镰刀月
    再一次让这海滩枯萎,像一张白纸。
 
    它全部的冷漠乃另一种愤怒。     (胡桑  译)

 
 
 
在越来越逼仄的世道里不停地回车
 
魏天真
 
  世界上说得通的道理很多很多,巧立名目的办法也有的是。各人从各人的处境和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法,本来也未尝不可,但由于社会的各种风习渗透了精神活动,诗歌领域也就成了一块暴力孳生的土壤。根据我一段时间的观察,诗歌不是没有想象力,而是想象力在生存的现实压力挤兑之下,踅进了名利的死胡同;诗坛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而是每一种声音都要在灭了别人的前提下张扬。那么多的仇恨和戾气,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常态?加缪说:“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视的基础上的。相反的是,没有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不在结尾给每一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的自由。”(《作家的使命》)那些彼此充满敌意、竭力相互羞辱的论战者,似乎不把别人全都给缚住,自己就不会觉得自由。
  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在反省,却也毫无诚意。比如偶尔看到曾经著名的某派诗人宣称“不想再知道这世界有多脏”,也不再喊着口号去斗争,真的是直想喷饭——不了解旧事的人以为能说这番话的不定是个什么可人儿。实际上,她这一派诗人在过去炫耀恨、斗争与现在兜售爱、温暖出于同样的理由,就是为了销路和吸引眼球。相信很多知道来龙去脉的人也会掩口胡卢:我们知道这世界有多么脏和多少脏,其中的一两种就是他们曾经的作品和作态,至今秽气不散。为什么人们总能找到说辞,明知这些说辞遮不住事实?要知道古罗马的奥维德写了惊世骇俗的《爱经》,到头来却因为悔其少作而强著一书,可是历来人们只记得住他在自己的“下半身”时期的“童子雕虫篆刻”,而忘记了他自我否定的“壮夫不为”。究竟是谁的罪过,没法追究,但一个人缺乏自省意识,就跟我们的社会丧失了自净的机制一样;有人痛心于这个社会总在酝酿革命而不容忍改良,而我的所见更加具体:人们似乎总在变老,而没有变好。
  所以我很敬重那些认真对待诗歌,兀自潜心于诗歌,或者善用诗歌的现实作用的人。可是,这后一种人,也正是此刻带给我真正困惑的人。我希望这种困惑能够引发有价值的思考。我给学生上一门新闻评论课。每周一次课上的“每周评论”是我们师生的常规内容。于是我发现,未来的新闻评论员们和当下那些最敏锐的诗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思考的问题,甚至表达的方式何其相似:一样的激烈,一样的义愤,一样的孤绝,一样的理想化。有时,又有大量实例证明,许多诗人比记者、时事评论员、文人学者以及其他所谓意见领袖,更关注时势,以至于使人觉得诗歌的功能、诗歌的形式、诗歌的目的,也都类乎新闻评论。那么时事评论和许多出产于当下的诗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当然不必有其他人来费心思考诗歌和新闻评论的区别,这本身就不应该有可比性。我关心的事情似乎无关题旨:在这个时代,诗人大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这是一个问题,暂且搁置一边。
  我注意到最近有人在微博里讨论诗和散文的区别。诗人说得很有诗意:诗歌是飞翔,而散文,除了倒数第一句,所有的句子都指向最后一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能够概括诗歌和散文的特征,但它确实指出了某种真相。就我个人的理解,连缀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的日子、日子里的事物是非,难道不就是一篇拉拉杂杂的散文么;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可不都在奔向最后的那个终点,那一个字的最后一句。那么,在我们人人都有一篇的流水账式的人生散文中,可有诗的位置?一定是有的。那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不可抗拒地奔向生命终结的那一句的过程中,在向死的路上我们一直逃离、跳跃,扯自己的头发要脱离这条路,或者走神走进没有疆界的幻象里,做着永恒的梦,或者径直跃入疯狂而贬黜这个一成不变的长途。这样看来,散文是绝对的,散文意味着必然性,但是如果没有诗情、诗性、诗意,尽管有头有尾,也不可能是篇层次丰富结构完美的散文。如果塞弗尔特说的是真的——“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够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那么诗歌可不就是我们的命运这篇散文的隽语和菁华!

  或者还可以说,散文是人的不自由的摹本,而诗歌,是人抗拒不自由的标记。每一个人都只是造化之笔写就的散文,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诗人,如果他们越有自主意识,越不承认自己是神的传声筒,就越应该有胸怀和境界;即便还要强调诗歌高于散文,诗歌才是真正的艺术,也请像塞弗尔特曾经说到的:“我在写作时并不觉得自由,不过我是为感到自由而写作的,一切语言活动都是可以被看成一种为达到自由、为感到自由的欢乐和感觉自由而作的努力。”(《我为能感到自由而写作》)不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潜在的诗人:我们谁不想要自由,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到你化成灰的那刻止。如此说来,那些讽刺和抱怨诗人太多的家伙,真的是自大狂,真的是站不住脚啊。
  回头再看那些无论何时都要得势的诗人,也许他们在内心已经否定了从前的自我,但是为了在此刻依然作为万人瞩目的对象,一定要打一个新的幌子,经历了世事坎坷他们并不醒悟,生怕对自己的批判和否定会使自己泯然众人矣。他们根本理解不了,诗人应该是默默地、执著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精神领地,而不是一味地使自己凸显出来。我不想讨论的是那些无法讨论的话题,并非说话者不真实,而是他们把诗歌作为工具和招牌。如果诗歌一定是某种工具,应该是一个涉渡的筏子。
  是的,诗人要沉入到世界里,像巨鲸投身于海洋中,猛虎藏迹于丛林,他们既是异类又是纵观全局者,或者说正因为是异类才有可能纵观全局。诗歌和一切艺术一样,事关人类命运,是整体主义的,它的作用是结合、弥合而不是撕裂、分割。但是达成整体主义的方式是联接而不是整合。整合是统治、尤其是专制暴君统治的方式,是将一盘散沙捏成一团的方式。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联系——个体之间看似松散遥远,彼此却是精神或灵魂的贯串。王家新介绍特朗斯特罗默时,说到这个诗人这样谈论他自己的诗:“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通,自然与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这需要多么的沉潜、多么的精心、多么的广博,才能偶有发现,点滴建构。
  谁也不能规定诗人要怎么做,但可以追问。面对这个诗的世界,我仿佛看到自己向诗和诗人追问着而走完了自己枯燥散文般的人生。并且还幻想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呼出的或许是一缕诗意的叹息哪怕拥有一个诗的标点。我说这话,是因为自己仰慕诗人而不敢做诗人,不敢做诗人是因为知道真正的诗人不见容于现世。在我看来,诗人就该是怀才不遇的人;万一竟然遇着了,不仅减损了生活的真实性,更减损了诗的真实性。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群众对哲学恶感的根源在伪哲学家身上”,那么,群众对诗的恶感当然也是由于伪诗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确信,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又不能很好地伪装自己,群众对他恐怕是更加难以忍受,所以才有人说失败是诗人的宿命。做一个诗人,就应该怀有这一宿命感,有了这一宿命感,才可能有如前所说的沉入、潜入或介入。诗人唯一的自我安慰在于,那写在一成不变的五条线上的音符,总能变出无边无际的美丽乐曲。我们的日子就是几道毫无变化的横格子,我们的生命就是那颗黑豆子,是跳动得美不胜收,还是寡淡呆板,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看来,如果谁想做诗人只能在妥协与苦行之间的冰刃上迈步。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因为不管有没有人听见或者读出,你都得把你自己这支曲子给写到末尾。可是,一旦承认每个人都是诗人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诗人的时候。而现实,是比这更彻底的虚无。
  我想到的是“回车体”。这是乍一看仿佛错落有致的诗行,仔细一辨认,连散文也算不上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正是诗的终结者。当然,“回车体”也可能是有的人记事、说话的一种习惯,更多的人把那些自己认为无谓无聊的诗称作回车体——相当于以前人们说“分行的散文”。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当代汉语诗歌的终结者。考虑到谄媚和颂扬可以终结一个王国的君主,无人不会的回车当然也可以终结语言的艺术。即便如此,“回车体”也应该得到同情的理解:人们从残酷的现实世界退守内心,与显示屏相伴时,那被生存榨取得瘠薄的心田,再也无法产出足够的情愫和意绪来布满一张空白页面,最有激情的时刻、最干净利落的举动便是按下回车键的一瞬,不停地回车再回车,那些稀薄的字句以及更加稀薄的内涵,恰好担承我们那没有质量的灵魂,间或也映射现代丛林的幢幢鬼影。

 
对话:无差别时代的“区分控”
 
 
  :许多写诗的和搞评论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无差别时代出产的“区分控”。你觉得这几个字可以做本次对话的题目,可见我的想法你懂的,那你就先谈谈吧。
 
  :没有个性的时代才开口闭口说个性,没有差别的时代才这样看重差别。这倒也合情合理,但如果成为“控”——我喜欢这个网语——就有点麻烦,失控了。如果一个人还能够“自控”也没什么,他自己乐意,又不妨碍别人。坏在坏在,这个“控”实际上是“他控”,是“被控”。自控者以为他在做自己心甘情愿的事,他的追求天经地义,却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被这个时代牵住了鼻子。这么说吧,一个男生在女生宿舍下用99朵玫瑰,或99根点着的蜡烛,摆成心的形状来向一个女生示爱,他为自己的创意、行动激动不已,围观者也啧啧称奇,但他们其实是时尚文化的俘虏,是詹姆逊说的“被人引导的人”。怎么跟这些人谈差异、个性?
 
  :一朵玫瑰、99朵玫瑰和一卡车的玫瑰,都是玫瑰。但是那么干的人总希望自己的一卡车玫瑰比一朵玫瑰更有意义,更动人。“区分控”就是那种控制不住地要把自己跟本人相区别的人。可是现在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没有差异的时代,那么大家想方设法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的办法就是完全彻底的“暴力”,就是把同一种东西无限制加大剂量使用。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记得有一条新闻说我们武汉一年消耗的干辣椒是25车皮还是多少。这跟一卡车玫瑰,跟从身体到下半身到只写性器也都是一回事,大剂量、重口味、强刺激,是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分辨与品味的能力,也因为社会丧失了真正的差异——这个是分辨与品味的基础。
 
  :因此大家热衷贴标签。崇拜符号。玫瑰蜡烛成为符号,它们被高度抽象化来消费,起到的是分类、定位的功能,事物本身无关紧要。
 
  :区别本身成为目的。有区别就等于有价值。这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在哪儿?一是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价值,就否定别人的价值,第二就是不做最基本的反省。你说到贴标签,其实我本来是想把那种现象命名为“标签控”,一想不对啊,会把我自己也包括进去,我不正在给人贴标签嘛——贴的是“区分控”。“区分控”连我这点策略性的自省也没有,为了区分而区分,结果越来越一塌糊涂。
 
  :诗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恰恰相反,诗人应当是紧盯住事物不放的人,他们应当把事物还原为它自己。就像萨特说的,诗人的目光不应该穿越白玫瑰,去追逐那些抽象的意义,而应当盘桓在它的甜香,它的如烟似雾的盛开当中。在今天,不光是词语,连诗歌整个都成为符号,每一次的传播和消费,都只是强化了它的符号意义,诗歌本身是什么已没有人关心。诗可以是附庸风雅,可以是插科打诨,可以是佯装高尚或佯装粗鄙,就是不是它自己。等某人想起来要关心一下的时候,就是为自己写的是诗找找理由。
 
  :这就是无差别。人与人没有区别,都想强人一头;诗与非诗没有区别,都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存在;优秀和拙劣没有区别,高尚和下流没有区别,只要能引人瞩目;潇洒与粗鲁没有区别,只要自己显得比别人更优越。但每个人都想区别于他人以使自己显示出来,所以只剩下下猛药这一招了,为的是惊人,实际上是再没有什么好惊人的了。以前的命名还只有朦胧诗啊第三代啊,一个命名与另一个命名之间还出现得比较迟缓、稳重,到了下半身、垃圾诗派、身体写作、胸口写作等,就比较密集、急促了。现在是出来一个东西就可以贴一个标签。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连这些标签也无法区别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像越来越重视诗歌,也就越来越鄙视现在的诗歌,还有那些诗人。第三代以来最成功的地方,我看就是颠覆了人们对诗歌的既往认识,现在他们可以幸灾乐祸了。
 
  :就在我刚才敲上面的文字时,网上又出现了一个“揪揪体”。你可以看看,女诗人怎么找骂的。我很认同那个诗人对她(赵丽华)的评价的,她不光是糟践诗歌糟践自己,也糟践下一代;但它一出现就得了个“揪揪体”的名号,这就是“控”的表现。这样的句子不配得到理会,所以我关心的还是这种贴标签的强迫症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你说不理会它,但诗人会跳出来说,你说的诗跟我说的诗不是一回事,你懂什么?诗是什么,好像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别人只有接受的份儿。你越愤怒,他越兴奋,所以他们也是“受虐控”。不过,也保不准最后双方都很享受,一个施虐,一个受虐。
 
  :重口味、喜欢下猛药的人,心理其实蛮脆弱的。一点点质疑和批评就会激怒并且摧毁他们。至于你说的“受虐控”,那不是心理脆弱,那是心理变态。怕就怕变态已经成为了常态。
 
  :这也是一个无差别的实例:变态和常态无差别。今天人们经常说底线,诗歌是不是也有一个底线的问题?
 
  :因为没有了底线才没有了差别。我还想说一点,“区分控”有的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有的是给别人贴标签,比如“梨花体”、“羊羔体”是别人贴的,美男美女、下半身是自己贴的。每个人都写诗,每个人都批判别人,每个人都给自己或别人贴标签,表明自己的是诗别人的不是诗,这种无差别就是葬送诗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步骤。
 
  :也是一场盛大的末日狂欢。当然我同样要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施虐者之一。我愿意心平气和,但有人要你死我活。好像十几年前就有人预言,当新诗走向自己葬礼的时候,将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人们连围观的兴趣都没有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没想到时过境迁,诗歌像打了鸡血一样意气风发,赚足了眼球,被当做怪物打量来打量去。传播和消费需要标签,不需要逻辑,不需要思考,更是要把你说的自省意识赶尽杀绝,只要照着现成的方案、模式去做就行。正因为这样,诗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出任的都是反弹者而不是迎合者的角色,迎合出不了诗,反弹是诗的开始。我们对诗人诗歌还心存敬畏,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能够突破时代重重藩篱的少数人,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的生存困境,以及我们自身可能的迷失,他们一直是启蒙者、先驱者。这不是什么圣化,不是贴标签,是文学史一再证实了的常识。

 
  :也是我的一个期待。诗歌领域里面的要把自己区别出来的欲望、惯性、癖好,是这个无差别时代的一部分,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但却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正如你说的,诗人应当是能够突破时代重重包围的,是守护人性、引领精神的少数;诗人就是自己的标签,不应当混同于这个无差别的时代,混迹于人群中。不论现实中的写作者实际做得怎么样,我们都对诗人一直抱有这样的期望。很多人都谈到,这么多年来湖北诗人相对是比较沉寂的,一些大的诗歌潮流、事件、现象等,湖北诗人都没有介入其中,大家觉得是一种遗憾,觉得从现在起应当改变。我的看法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恰恰是湖北诗人真正区别于过往、当下诗坛的一种表现。这种区别就是说,湖北诗人是用诗人来界定自己,或者向着诗人这个目标在努力,而没有追求诗人之外的其他的标签,他们没有用贴标签的办法来出风头,占山头。把自己从人群中区分出来可能会逞一时之强,但真正要写出好诗,出现大诗人,绝不仅仅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我甚至希望湖北诗坛就这么“沉寂”下去,诗人就这么一直埋头写下去,写下去,待到人生的终点抬起头来,兴许眼前是一片大光明。
 
  :你说的可能过于理想,但在我看来,过于理想的正是真正的诗人要生活在其中的现实——要说区别,这是我们这些人和诗人最大的区别。诗歌为什么占据着文学阶梯的顶峰?雅各布森说,诗歌是独白,面对所有的读者,也就是不面对任何具体的读者,所以不等待任何回答。诗歌引起的反响不是“唱和”而是鉴赏与沉思,因此需要诗人更多的投入。你说的贴标签是以最小的投入博取最大的“唱和”,诗不再是独白而成为一种挑战的邀约。湖北诗人长时间的沉寂也可能并不是他们其中每一个人想要的,但这种沉寂的事实确实让他们更少受到诗歌写作之外的干扰。湖北的当代诗歌史,写20世纪90年代之前,批评家们显得很从容,脉络清晰,诗人在“诗歌版图”中的地位和贡献也很清楚。到了90年代,就有些茫然,全国的版图还在,湖北的诗人好像从上面集体失踪了。今天更多的是面目清晰的一个个写作个体。
 
  :昨晚在青年旅社,听董宏猷老师说到像他们那一代诗人,比如北岛等,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存经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忆和书写之中变得更丰富、更完善,成为一个至美的故事。这使我联想到,现在的“区分控”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为了区分于别人,也总是给自己增加灵性,美啊善啊,直到把自己的一切建构成一个神话;在给别人贴标签,讲述别人的时候,就是解构啊祛魅啊,直到把别人的神话变成脚下的垃圾。但有些标签又不尽然,比如“下半身”,这是神话化或祛神化都不足以凸显自己的时候,靠装疯卖傻搏出位。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初的那些诗人现在对这一标签已经不以为然了,甚至烦透了。这些虽然是诗人闹出的乱子,但显然不是诗歌的行为。
 
  :不是诗歌的行为而做得这么起劲,也是为了迎合批评的需要。批评家中也有很多“区分控”,在等米下锅。我就听有些诗人说,你们批评家不就是喜欢标签吗?那我就弄一个出来。像演双簧,非常默契:诗人先鼓捣出一个标签;邀请批评家来做理论阐释;回过头来说某某体、某某派得到了批评界的肯定、赞扬。这还真应了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那不是弗罗斯特所说的“人迹稀少”的路,也就不存在“截然不同”的问题。
 
  :紫鹃骂宋玉,“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这过气了的第三代”。张瑞芳把“是”改成“这”就成了“一字师”,今天标签贴得再多也没有这种表现力了。贴标签表面上增加了一个语汇,实际上是使我们的语言更贫乏。好比一些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是因为他们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所以,这些花里胡哨的标签和贴标签的人,跟只会使用有限的几个有攻击性的脏字的粗蠢之人,也无差别。
 
  :还是前面说的,贴标签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是生怕别人说他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孱弱心理的一种表现。真正独特的、有表现力的语言,看起来确实被赋予了每个时代极少数的独一无二的诗歌。这些诗拒斥贴标签的行为,也无法归类,正是它们让我们的日常语言重新变得有力量,并且提醒我们陈词滥调对人的个性的消解。

  (原载《汉诗》2011年第4辑《隔壁很远》,武汉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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