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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略陈超 (阅读956次)



——评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沈 奇

              
  在物质时代的海面上,有谁还会注意一只诗的漂流瓶的存在?
  在消费文化的沙滩上,有谁还会留意一只诗的漂流瓶的呼唤?
  现代诗人由此成了当下时代最孤寂的航海者,而现代诗之研究者,更成了这份孤寂的双份的守望者。
  然而,当守望被认领为宿命,“漂流瓶”的寓意便上升为一种高贵的自信——陈超在其《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一书的“后记”文中,特别提到为这部论集取名的“灵感”所由,字面看去,不免些许苍凉,但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高贵的自信之委婉的表述。
  唯其自信,方得抵达。在昨日历史性的抵达之后,又得以不断抵达今日的现场——不因时而废,且持久地生发其影响力与号召性,正是陈超现代诗研究之骄人业绩的重要性所在。
  作为这一业绩的精华体现,十年前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已为诗学界留下凝重的记忆,以此为底本,容纳近年成果而重新结集出版的这部论集,则不但及时回应了人们的阅读期待,更以其新的影响力与号召性,伴随当代中国诗歌重新上路。

  算起来,连同《生命诗学论稿》在内,我已是第三次细读陈超的这部论集了,但依然如初读时一样不乏鲜活的感受和开启性的体悟。
  陈超对现代诗的言说,是有极为坚实丰厚的哲学与美学等知识谱系作底背,且有一幅诗与诗学的宏观版图作参照的,所谓“心里有底”(学养底背与精神底背),“笔下有数”(学术的路数与学理的路数)。因此,无论是发向还是辩析,在陈超这里,都是有备而至,有的放矢,准能切中诗坛时弊,直抵诗学要害,并不乏超越性的见解而影响及当下与未来。
  这部近四十篇的论集中,有近三十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但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有效的言说,许多命题的提出,依然是富有前瞻意义的。
  譬如写于1十年前的《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一文,指出“汉语先锋诗歌存在的最基本模式之首项,应是对当代经验的命名和理解”。“因此,今天我们的诗歌,应当更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由此进而对可能的先锋诗歌写作提出“准客观写作,怀疑和相对主义立场的写作”之要求,以建构“自由的想象和生存现象异质混成的复杂整体的生命空间,而不是文化闲人的话语遣兴及梦境飘流”。同时还就此在技艺层面提示“模糊一下诗歌文体的界限,在其中加入叙事因素,也是应予考虑的问题之一”。
  熟悉当代诗歌进程的人在此都会发现,陈超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反响巨大。之后的先锋诗歌写作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对“此在语境的话语”的激活,对叙事因素的加强,也都印证了上述思考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进入新世纪之后,陈超又先后提出“我们的诗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现实经验的分量和对求真意志的悬搁”。(《诗的困境与生机》·2003)“对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是‘新诗’之‘新’的依据和理由”。(《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2001)等重要观点,并和其一以贯之的“生命诗学”之思考一起,构成了陈超诗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这些命题至今仍是当代中国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研究的关节点,也便因此而显得格外突出与重要。
  在深广的学养支撑下,经由深刻的思考、深入的追问以及深切的在场体验,使陈超的诗学论述,常有超量的价值负载和高密度的问题意识,阅读时须得小心翼翼,虔敬待之,以免疏漏。
  如《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学术思想评论〉“学者访谈录” 》一文中,陈超在指出九十年代诗歌存在着“成为新一轮的‘美文修辞手艺’或蒙昧式的‘口语’”问题之后,又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形态,给予一连串的命名性指认:“玄学游戏写作”,“‘超’现实主义写作”、“源于阅读的所谓‘学者型写作’”、“欲望型写作”,“‘后现代’口语填充式写作”、“‘以笔为旗’的绝对情绪化写作”、“感伤娇弱的‘缅怀’型写作”等,这种指认,既简括,又精确,因行文所限,又只能点到为止,但其每一“命名”的后面,都链接着一片当代诗学的开阔地,非简单阅读可了悟而抵达的。
  同时,真正到位的阅读者也会发现,陈超的诗学论述,并未因这样的“密度”与“超量”而落入板滞或缠绕不清的经院式弊病。学者加诗人的双重修为,使其在严密的逻辑、严谨的学理之外,更有敏锐的艺术直觉、丰沛的诗人情感和由此而生的意象化的展述活色生香,予以润化和鲜活。且不拘一格,随命题的展开与意绪的导引,生发不同套路与韵致的言说。整部《打开诗的漂流瓶》读下来,有如欣赏一部现代诗学的交响乐,快板、慢板、散板,论说、访谈、断想,脉络阔展,肌理丰富,有学术见的的开启,有担当情怀的感染,又处处可见陈超式风格的特点:即演说的调性和雄辩的色彩。
  再若将这种颇具深度而又不乏才情的风格化言说,置于当今文论日趋雷同化与平庸化的乏味阅读中一比较,自会发现,读陈超,当有怎样的特别而弥足珍贵了。

  考察一位评论家有多大成就,其实完全不必看其姿态的高低和产量的多寡,只需细究其文本后面的基质,即可立见分晓。
  这基质概括而言,无非五点:其一背景(文化背景与生存背景);其二品位(艺术品位与人格品位);其三直觉(艺术直觉与生命直觉);其四理想(艺术理想与人生理想);其五文字(精确与生动)。这五点,或完备或缺损定品位,或强或弱定风格。
  以此来看陈超其人其文本,五点基质,无一不备且无一见弱。学养、人格、才具,特别是其持之一贯的诗学立场与诗歌理想,和其融生命与艺术为一的诗性直觉,使陈超持续二十多年的现代诗研究,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有效性”。无论是“将生命、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做扭结一体的思考”而生发的宏观理论建树,还是“微观实践的文本细读或修辞学批评”(《打开诗的漂流瓶·后记》),都不乏足以立身入史的贡献,影响所及,早已非同凡响。
  由此,作为同道和老友,打开陈超的这只诗学“漂流瓶”,领略的便不只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风度之所在了。
2004年2月20日

   
【附注】

  此文系十年前,拜读陈超兄寄赠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新书后,写的一篇书评,之后在《中国诗人》2004年第4期发表,复收入我的第一部文艺与文化批评随笔集《文本与肉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孰料十年匆促成永别,含泪翻找出来,重新发布,或可为超兄亡魂祭!
                                                      201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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