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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诗》专栏《真无观》之三(2011年第3辑《湖北诗选》) (阅读1225次)



“要回就回小国家”

魏天真
 
    一座小镇,是祖国/友人的命运,是祖国(黄梵)

    几阕乱曲,胜任着祖国(黄梵)

    借光、借风、借祖国之一隅(余笑忠)

    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张执浩)

    祖国的东面是太平洋/而太平洋,正在移动(小引)

    高高的苹果树下/是你的灯笼和祖国(小引)

    为什么我快把没到过的地方当成了祖国(毛子)

 
  将这么多嵌有“祖国”的句子从它所属的肌体上割下来,排列成阵,是相信这强化了的效果能促成你的某种感悟。如果你还是不理解诗人为什么这样使用这个词,就去读一读那首一时广为传诵的“人民”。即使你真的不懂诗,它也能使你迅捷、深入地触摸到诗的形貌和内质;那赫然骇然的事实,在为你不懂或不想懂的语汇做着最直白的注解,迫使你不得不懂得它。何三坡写道:七月,一个人民上了车;又一个人民上了车。
  祖国,人民,这类词语对我们这些正各自活着的个人来说,好比氮和二氧化碳,它们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比氧气大很多,但我们嗅不出来,就像对空气里的其他养分和毒素也毫无感觉一样;要么,我们也有些感觉,感觉到这些语汇带来的相关记忆,就是个消逝的谎言,或者遗落的美梦,或者一块布满污迹和漏洞的遮羞布。也就是说,我们有感觉也很难确切地表达出来,更不要说通过表达而生产出力量了。所以,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操着普通和不普通的汉语进行日常活动的当下,得亏有诗人的点拨,让我们看见那些曾经血肉丰满、至善至美的语汇如何变得可疑、马虎而险恶起来。作为存活在祖国的人民,我们曾经那样被人操控——操控者通过操纵语言而控制我们的头脑,直至化为一块板结的固体,今天的诗人正在沿路返回——对过去的语言操控行为进行着拆解或反操控。曾经有那么一些语句,在宣传和组织人民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威力、魔力,甚至可以说,不断扩大的群众队伍就是由那些语句维系着。虽然它们确实只是一堆语词的机械链接,既不合语法和逻辑,也不合事实和常情,可是,当它们被强行焊接在一起之后,却能通过不断重复而生肌长肉,而取代人脑及其功能。那么此刻的诗人对不可数的对象进行细数,或者将那固着于人民头脑中的不可撼动的对象,还原为一个可以信手摆弄的单词,或者把那个绝对的、无所在而无所不在观念与一件具体物什并置起来,甚至将“虚无”本身捉在手里,端到我们面前,所有这一切应该能换回我们的一点改变:那些含义凝滞、所指空泛的语汇,过去是囚禁想象的牢笼,现在已变做诗人手里的火柴,他每划燃一根,就算只照彻了鼻尖上的一点点晦暗,也可望逐渐地擦亮你的眼睛。
  诗人们用来打破言说惯性,拨动读者心弦,激发个人感知的办法何其多也。他可以用类比的方法,比如灶台上的“排了长长的一排”蚂蚁与堂屋里条凳上的兄弟“从大门排到了后门”(川上)就是一个明摆着的类比,而“理解了一只空地上觅食的麻雀/它不停点头/像承认了什么”(张小美)是一种暗射式的类比。他可以用顶真格式的移情和联想,比如写雨水拍打中年农民的身体,长成风湿,风湿变成拔不掉的钢针,“在水边摘莲蓬、挖藕。他是水的镜子/水是天的镜子。芦荡深深,淹死蓝天”(田禾)。他可以采用暗喻和转义,比如写山雨欲来时的村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被孤寂压低的村庄/是我第一次看见它的屈辱,在被雨水/洗涮之前有着黎明的模样”(剑男)。还有那种设身处地的换位体察,比如写一个疯子安静地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他眼中别人看样子仿佛全都疯了(钱省);而那更加丧心病狂之徒也非生来就是:“向黑寡妇看齐/向鬼子看齐/向所有亡命之徒看齐/这些倒下的怒汉/曾向喷发的火山看齐”(余笑忠),等等等等。这些做法几乎为诗人所专精。总的说来,它们都遵循事物固有性状、情感层次和思维逻辑。即使专事凸显矛盾及荒谬感的诗句,比如“请给它破口,去大骂/给它刀子去刮人的脸/秉持恒古的寒意/在大地和天空的蔚蓝之间/裸奔的秋风/带走你羞耻的心”(魏理科);“不知何时,我喂养了一只宠物,有/日子那么大,/独善其身那么小”(张作梗);“所以我要拒绝所有死的、活的隐士,/痛恨隐士们的山水清音。所以我要/和此地扎根的神经病人为侣,/看好我的疼痛,躯体,一日日疯狂的心”(李以亮);“对于无比熟悉的街道/我只是一个飘浮的影子/夜色从不曾有它黑”(沉河),等等,在思路上也还是顺势而作:顺着常人的想象、说话方式,而达到常规言说不曾达到的深度或高度。当下诗人对大词的使用,是完全与此不同的模式,既不是夸张、类比、联想,也不是一般的反语。除了祖国、人民以及相关句子,还可举出多种类型的案例:
  其一,着意强化诗人对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无差别”体验。比如,大海会给很多初次见到它的人带来震慑和启示,这一位诗人在海边暗自庆幸,他都庆幸些什么?为什么把不幸认作有幸,他了悟了不幸即有幸还是无所谓幸与不幸?或者,他想让读者看到,颠倒世界的是非、有无的是我们,我们的缺憾、耻辱、欲求、怨怼、叹息本来也都杂糅并置的(亦来)。再如,有位诗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念叨燕子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飞,落单了的在单飞(艾先);又有位诗人安排各个省市的人用自己的方言各念一句白居易,还让我们果真都能听得懂(卢卫平)。
  其二,以平静的语调、淡漠的语气和极度隐忍的内容,营造出悬置的张力,甚至迫人的、可怕的势能:“谢谢你/谢谢你在七月原谅我的胆怯/谢谢你把我变成讣告中的一个名字”(小引);“晚些时候/我会从地下室升上楼顶/长江穿过桥孔/没有人在意那些随心所欲的/漂浮物”(张执浩)。
  其三,刻意堆积语词,或者炫技式地玩转辞藻,取消表现对象和言说内容的差异及层次:“并且能爱上一位异性,倾心地,轻信地,爱。/并且能写诗,不要性命地,不要姓名地,写”(明迪);“我以为你不再出现,每次关掉水龙头,/你又从我眼里涌出”(明迪) ;“从此他是一个浪子/将寸草不生之地、坎坷不平之地/一律看成绿茵茵的草坪:美洲的、欧洲的、他奶奶的”(余笑忠)。再如写一个人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时的感受,他不但没有静心祛魅止欲,反而浑身情谊浑身湿漉,欲念中的那个她还从身体里流出波罗蜜(黄斌)。
  其四,可称为乾坤挪移大法式的联想,因为诗人的感觉仿佛不停地在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介质事物间翻转、腾挪:“现在,一张床上有两条被子/像两垄地,分别/种着孤寂,和孤寂”(张执浩);写“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给人的感觉,是“着统一制服的春天的行刑队” (黄斌)。
  此外,诗人们还经常会用过度、偏执的言辞让我们尝尝当头一棒、哑然失语的滋味:比如“我们愧对的先人羞耻于我们的愧对”(刘洁岷),“头朝墙壁,放弃诉说、争辩或强求/是愿赌服输的时候/是闭目塞听的时候”(李以亮)。
  所有这一切,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性,如果一定要概括出一点,只能说它们都没有诗意,有时甚至是反诗意的。就是这一点每每让读者错愕。诗人们不讲求文体面相上的和谐,从诗意的表述转向诗性的思维,即舍弃传统的审美追求转而对人的行为和存在进行有意识的反观、审视。从现实性的角度看,这样做的理由实在充足得很:在大家了然于心的最大的城、最大的姓、最大的心之中,我们的“我”就是那琥珀里的苍蝇,要让每个圈封在最大内的我觉醒,先得激活他的意识。所以诗人必须通过我们感官的不适应而唤醒最小的个体。面对那绝对的最大,任何描述、控诉、呼告、诅咒通通显得细弱;相反的,那些出人意表、充满偶然性的具体事物,却很容易戳穿虚妄的假面,促使读者放弃对大家伙的幻想和倚赖。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妄谈诗歌的形式和技巧。我很清楚任何对形式的评论,往往会割裂、败坏诗的形式本身,诗歌国度里所呈现的多样性、先锋性会使胆大妄为的批评家穷于应付、出乖露丑。不信就试试:如果你说诗歌高于散文,它不该议论,不合讲故事,不宜细描,但一首《世界上》(小引),不仅有议论、讲述、描写,还实打实地照录了算术里的应用题,它那比散文更散漫的笔致却带给你锥心之痛,让你血脉贲张;如果你继续宣称诗人要摒弃大词、习语,那一句“这只苦难的麻雀”(钱省)就足以颠覆你的观点;如果你想强调具体性,对那位诗人那样反复申诉每一朵野花都有自己的名字,而这些名字从来不曾被人叫出过(槐树)而大加赞赏,可一转眼就遇到另一个诗人出人意表地把高原上的野花一律抽象为“小美女”(张执浩);如果你坚信诗人应该洗滤情感而避免说教,就无法解释这些句子“我就呆在这里像个哑巴/乌云在胸腔里滚动/远的叫愤怒,近的叫屈辱”(张执浩),“我一生坚持的东西/你们正如此轻易地丢弃”(李以亮),“我乐于说出爱/羞于说出真理”(沉河),何以使你在内观、自省之余引颈长空,延展心绪以至无限。
  面对这诗歌的洋洋大观,我再次尝到了把自己逼到绝境的滋味——说是“再次”,因为我是那种习惯性地将自己逼进绝境的人。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不是吆喝为诗歌安魂,不是宣称当下诗坛乃是无可救药的领域吗?此刻,我觉得自己好像遥看星河灿烂,而愧悔当初那么轻慢地否定了世界的光明。于是,为了赎罪,我换个谦卑的表情,想要可劲地夸赞诗人。这不碰壁才怪。比如,我想为“戴鹅黄的帽子/穿水绿的衣裙/你一转身/就分不清/哪朵是花/哪朵是我”(燕七)而喝彩,想要沉醉其中,但扑面而来的讯息却将我绑架到现实情境,让我鄙视自己的小情趣,继而迁怒于诗人,因为她用这甜美的东西涣散了我尖锐的眼神,中和了我那颗酸楚的心;当我惊奇地读到“慢慢的,指关节开始移动/它要长出鲜花/慢慢的,哑巴开始说话/他要出卖整个世界”(苏瓷瓷),和那首《遇见您》:“您走到斑马线的那一头了/紫荆花树就要掩盖您的背影了”(范小雅),忍不住地比较玩味,看出它们一首激烈、执拗,一首隐忍、忸怩;一首下手超重,让眷恋那人的自己钻心,另一首轻声漫语而让自己眷恋的那人会心,服膺诗人洞穿了众多妙龄或非妙龄女子的隐秘记忆。但稍事冷静,我就觉得应该报以警惕与戒备:这样的诗本该密闭尘封起来,因为,对于众多陷于暗恋痴情不能自拔的人儿,这样的抒怀无疑是在亟需解毒之药时继续放毒。
  总之,在诗的国度里,无论是写还是读,都是法无定法的,可是在说了上面这么多话之后又来重申,我无意探究诗的形式,也无意臧否诗人的技艺,你信么——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我信的是诗人笔下鸡犬的叫嚷,“要回就回小国家”(余笑忠)。
  如果说,那至高、最大之物是一架机器,诗人的最低目标,是在齿轮和螺丝钉之外有所作为,使那板结成块的个体意识有所松动;那么,诗人的较高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灵魂的理想国。按照众多先贤的尺度来看,现世的确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谈我们的老子和孔子,只说那苏格拉底,他和他的学生描绘了理想国,并为了它而立志驱逐诗人,拥立哲人王。可是,世道人心难道不正是在贬黜诗人的历史中堕落成这样的么?既然理想国不仅没有像圣贤们策划的那样实现,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伪诈盛行、伦常失序、僭主丛生,既然这是个颠倒的世界,是个放逐了诗人却依然坠落不已的世界,那么,由被放逐的诗人来重建,不也是我们赐予自己的一个机遇吗?真是想想就令人振奋:在一块崭新的领地上,驱逐了僭主,荡涤了强权,诗人为王,王者云集,一切乃是自由本身!比自由更自由,更完美!所有的人都不会控制别人而只驾驭自己的灵魂。所有的人都因为能够主宰自己而无需控制别人。
  最近发生的众多事件表明,在很多时候,诗人的确取代了哲人,取代了其他种类的知识分子。我甚至觉得,似乎只有在诗中,才能感到既丰腴又灵动的人性,才能相信世上依然有活脱脱的良心。读一读《兄弟分家》、《今夜的月亮》(田禾),《中国病人》(余笑忠),《在临湘监狱》(剑男),《良民》(艾先)等等,读一读这样的句子:“我没有死,已变成了鬼/我没有死,却已被人世间埋藏/妻儿还在人间/我在地狱挣钱养活他们/时不时看见/天堂伸出的手把我召唤”(一回);“多少年后,我才有可能认识天,认识地/这天是天命,这地是地势。/我可以把我当作一个,人的唯一”(沉河),我们应该把自己和世界看得更清楚,慢慢地像诗人所期待的那样逐渐醒悟:被挤压、造扭曲的生存不应该、不能够泯灭我们的人性,被艰险世事磨砺得粗糙强韧的灵魂当有更重大、切实的担承。
  不需列举更多,我确信无数的诗行在诠释“回到小国家”的因由。“祖国”这个说起来自由而温暖的地方,听上去仿佛安妥的所在,我们曾经被那话儿引诱,把它挂在嘴上、放在心里,比照着它的样子,到处去找啊找,却原来——水边不是,山顶也不是,车厢里更不是;故乡不是,他乡也不是;地上不是,那个变成滥调的天堂肯定也不是。而那曾经有过的、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小国寡民,其实也就是一副安慰剂,唯一的功效是加剧我们现时的亏欠。诗人领我们走去的小国家,此刻我们可以进入的小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它有如恒河沙数,每一粒沙便是一个不同的小国家,无数不同的小国家组成的是又一个小国家;它那么小,却那么真;安顿其间,并非为了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无需往来我们就彼此知道。彼此都在。这个小国家,率先由诗人用他们的语言砌成。
  我是说,真正的诗人在缔造祖国。



日常生活中的“我”和“你”
 
 魏天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成为诗歌的主要表现领域和对象,诗人们以“回归生活”来践行“回到诗歌”的誓愿。“日常化”之所以成为诗歌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受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及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一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私人写作”的直接推动。也因此,日常生活在诗歌中往往呈现出对抗性与封闭性特征:它被用来抵抗或消解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控制,它的庸常、琐碎、无聊被当作革命力量反复书写。可以说,这种对抗性证实了日常生活如何可能成为一种使个人逃脱社会控制结构的存在方式,所以诗人们乐得封闭在其中,将其视为一种个体的自由。
  但其中的虚幻很快显现出来。网络时代、特别是微博时代的降临,极大改变了日常生活原有面貌,在海量的个人信息中,在盘根错节的新型人际关系中,诗歌由单一、封闭的“我”走向了群体的、不确定的“你”。“我”不再是“我”,“你”也不再是“你”,原本那个由“我”和“你”组成的一致性同盟“我们”,也变得分外开放而飘忽,许许多多既有差异又有同构而又难以捉摸的群体“我们”虎啸而来又绝尘而去。这情形之下,“我”又如何?诗人说道:“有一天,我推开一扇门,我看见一条道路。”(沉河《随手》)总之,日常生活以及其中的“我”和“你”,虽然不是新鲜话题,但却是我们观察诗歌并藉此观察动荡不宁的世界图景的有效视角。
 
 “我与你们是同一个部分的”
 
  日常生活中,作为个体的人从出生伊始就被抛到孤寂的处境。当他弱小时,他需要寻求依附,寻求慰藉。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总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而又总觉得不被理解、接受;他与世界的冲突,也是在表明他想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当他变得成熟、壮大以后,他适应了理解了人的孤寂,因为体验了自己的孤寂而能够去体察、理解他人的孤寂,“我”所属的那一部分——“我们”——将是一个更大、更疏散的联合体。
  事实上,并不能将人对孤寂处境的体验分成上述几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如说,人对孤寂体验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它们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可以看看余笑忠的《告诫》是怎样呈现孤寂的几种状况的。诗中有三个主要表现的对象:蚯蚓、被反绑的人和“他们”。绑人的“他们”可以肯定是属于“同一部分的”,其中的每一个人怀着至少是暂时的有组织、有依靠的安全感;蚯蚓、妇人和被反绑的人就是“他们”的目标和敌人,“他们”正是通过找到一个又一个类似的共同目标,在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形成越来越大的“同一部分”。被母亲告诫的“我”很渴望和“他们”结成“同一部分”,为此“我”会在恐惧和屈辱中吞下蚯蚓——可以想见,那越来越大的“同一部分”中的每一个人,当初也都经历了类似的恐惧和屈辱。还可以肯定的是,蚯蚓在当时只能是一个敌人和目标,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同一部分”中的一员。但是诗人此刻告诫我们,其实“蚯蚓也和我们是同一个部分的”。诗人现在希望我们把自己想象成那种情境中的蚯蚓,而不是只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被反绑的人——如果想象成后者,你会看到自己的无辜;如果你想象自己是那条蚯蚓,你就会体悟其实每个人都可能犯下过残酷的罪过。由此我们也很好理解,《中国病人》中的病人虽然罪不可赦,是整个人类的敌人,但是这个敌人怎么变成死有余辜的恶人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他向那个方向推了一把。
  很多诗人都写到,人处在孤寂之中,需要寻找自己的阵营,寻找那“同一部分”;他因此不仅善要待同类,而且要善待异类。比如毛子所写的薇依在她的时代和处境之中是异类,但诗人分明感受到她是自家的亲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她分别是“我”的祖母、恋人、姐妹、母亲。再如看到钱省笔下的资本家的公子哥、工厂的沉默的技术员(《迷雾》),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可能是他,也可能是给他带去屈辱、迫使他去吃蚯蚓的人,或者干脆就是把他当作蚯蚓的人。还有很多诗人表达了对微小的、与我们同在的事物的惊奇、关注、赞美,也有同样的意图和效果。比如川上在瞬间的光漏中所目睹的自由起舞、旁若无物的尘埃(《尘埃》),张执浩面对遍布高原的生机勃勃、餐风饮露的野花所生出的感想(《高原的野花》)等等。
 
“无力拔出人世的脚窝”
 
  个体对孤寂的体验以及对“同一部分”阵营的寻找,是因为他要面对、处理人世间林林总总绕不开、躲不掉的问题。“人世”虽然是一个空洞、抽象的词汇,但诗人却有能力赋予它体温,给予它具象,让“一个具体和另一个具体一样具体  这就是奇迹”(黄斌《纯净的力量》)。
  首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是,有很多诗人把笔触伸向了亘古未变的亲情,这些诗篇凝聚着他们最深沉、最悲恸也最美好的情感,令人为之动容。这时诗中的“你”是亲人,是“我”弱小无助时可以依赖的人,是“我”孤寂时可以倾诉的人,也是“我”在人世间左奔右突时有意无意忽视了但不会听到任何怨言的人。“你”是“我”一辈子所珍惜的,但却永远不能再真实地拥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当我从远处回家,/别人的母亲还在,/我的母亲没有了。”(鲁西西《哭泣之歌》)。“还在”与“没有了”就这样无比真切而又虚幻地纠结在一起:“……几年前总觉得/你是我的对立面,与我隔得很远/现在,你就在我的身体里”(柳宗宣《上邮局》);“她说过的话已变成了叶芽,她用过的锄头/已经生锈,还有她生过的火/灭了,当我哆嗦着再次点燃,火/已经从灶膛里转移到了香案上”,倒在母亲留下的空白里与父亲同眠的“我”,小心触摸着他的脚趾、脚踝、膝盖,内心涌出无尽辛酸与苦涩(张执浩《与父亲同眠》);当一切障碍不复存在,“我”凝视着冰棺里的父亲,“他明显走了  冰棺里留下的/是一尊雕塑  但这没有了生命和灵魂的/艺术品  依然很美……”(黄斌《冰棺中的父亲》);亦来在一副家人的牌局中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还原”得活灵活现,在他的轻描淡写中,失眠的母亲与失眠的外婆的形象暗中叠合,生发出抽丝般的绵延忧伤(《失眠的外婆》)。此外,在对自己姐妹不幸命运的书写中,诗人也传递出了人世间难以躲避、只有无言承受的艰辛与苦难,如田禾《骆驼坳的表姐》、钱省《砍枝》等等。
  个体在病痛、责任、被动的劳役、复杂的两性关系中的挣扎,在挣扎中的沦陷、救赎或自慰,同样体现了向往而又无力挣脱人世的烦恼和忧愁。此时“你”就是“我”的地狱,是对“我”的惩罚。在韩少君、小引、阿毛、苏瓷瓷等诗人的文本中,那些细碎的场景、活动、事件被一一复述,也被一一咀嚼吞咽。某种意义上,对个人的小趣味、小欲望的欣赏、把玩,也属于这一类;他们挣扎不出个体的需求。“幸福是一团迷雾”(亦来《访雪山不遇》)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类诗的精神指向,看似玄妙、清高,其实晦暗、虚妄。
  当诗人看到人世的邪恶、荒谬,总是想消灭掉或抽身离去,却不得不与之为伍,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无力拔出人世的脚窝”的慨叹。这时诗人常常表现出愤恨甚至诅咒;你的认知高于它,你看穿了它的虚与委蛇,但还是被迫与它捆缚在一起,所以批判的锋芒展露无遗,比如刘洁岷的《山河破》《黎明的恐怖》,张先冰的《立春》,张执浩的《中国候鸟》,艾先《良民》等等。李建春的《小东门的十字架》则有着一种君临世俗场景的宣判,而促使我们这些读者反躬自省。另有一些诗人则以一种看似隔膜、冷淡的态度表达着自己的不屑,如张作梗的《站立》、李以亮《逆行》、江雪《暗恋》等等,实际上,他们是对诸多拔不出人世脚窝的人,心怀悲悯。
 
 “远的叫愤怒,近的叫屈辱”
 
  日常生活中“我”与“你”的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充满吊诡。通常情况下,当我们面对离自己遥远的、没有切身关系的人与事,很容易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们”中的“我”和“我”所归属的“我们”,属于正义的阵营,代表着善良、无辜,坦然地抒发着不平之气。一旦在自己的当下境遇遭遇相同的人与事,我们总是要妥协、要屈服、要扭曲。这与前面几个方面都有关系:“我与你们是同一部分的”,所以“我”要为同一阵营的人着想,要为他们鼓与呼;而每个个体都“无力拔出人世的脚窝”,在复杂多变的世俗生活中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表达愤怒的立场与态度是很容易也是很鲜明的,由妥协、屈服、扭曲等引起的屈辱也是习以为常的。诗歌不应只让读者看到愤怒本身的不可遏制,诗人应带动读者思考的是,我们在代表正义表达愤怒的时候,会不会只是一种惯性在起作用,或者只是对我们随时随地遭遇到的屈辱的心理代偿?当我们感到屈辱时,我们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向某个具体的权威在屈服,还是向不断生产出这种屈辱的规律、社会土壤在屈服?前者是可以理解、体谅的,后者则可以说是无可救药的。诗人之所以要把屈辱及其对屈辱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写出来,实际上有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希望我们对屈辱有真切的体验;只有感受到了它的无所不在,才有可能激活我们去改变生产屈辱的规律和土壤。未经反省的空乏的愤怒,对自身和他人的屈辱的冷漠、麻木,都可能削弱诗歌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力量。
  尽管如诗人所言,底层在今天是个“敏感的词汇”(刘洁岷),但许多诗人并未因此放弃对底层生活的介入和对其所感受的屈辱的书写。钱省的《麻雀》有着极强而又不动声色的隐喻性,这只麻雀仿佛余笑忠笔下的那条蚯蚓,被不可知的宿命主宰着。待到“我”最终意识到它与我们是“同一部分”的时候,“它们在飞呵!真的是快呵、快呵/都飞走了/父亲,还有工厂,还有/这只苦难的麻雀”。诗人在弥漫而混杂的思绪中一再追问“为什么”,唯独留下一个疑问让我们与他一同反思:我们的“爱”何以“在这里变成了天敌”?那么,还有多少残暴、屈辱继续以“爱”的名义在施行着,未被施行者觉察?田禾诗中那个“在街头像罪犯一样被人追打/背后有人向她扔石子和/破鞋”,受尽屈辱与凌虐的疯女人,她向外袒露的“一对真实的乳房”(《疯女人》),也揭示了她是我们“同一部分”的事实;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停止针对看似异类者的凌辱言行,也旨在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和她一样身处屈辱的境遇中,以不同的方式。剑男的《山雨欲来》在勾画匍匐在山脚下的村庄的屈辱时,呈现出卑微生命的倔强和信念,使我们看到隐含诗人心中对“他们”——那群“我”不属其间或者难以重新融入其间的“我们”的善意。
  很多时候,诗人也为自己身边的,甚至是身上的丑恶感到屈辱难耐。诗人有高迈理想、远大抱负却不得不屈从于日常生活的桎梏,当他反思自己何以在世俗的泥塘中越陷越深,无力自拔而不得其解时,就会生出对生而为人的屈辱感。有时诗人是为具体的人事而屈辱,如刘洁岷的《我的中原兄弟,我的河南老乡》,不仅仅是对底层所遭受的屈辱的展示和悲悯,更多的是对由历史、地域、文化传统等因素交汇而成的底层生存状态的感同身受,同时还表达了对于他们似乎安于这种生存状态而不思不问的屈辱感。有时诗人是在沉思、感悟中触及屈辱,“乌云在胸腔里滚动/远的叫愤怒,近的叫屈辱”(张执浩《布谷说》)这种对远、近的区分即是一种反思。“我是淡定的。我不是你要照耀的人/宇宙太大了,我和你们没有关系/……/我不与无中生有的人为伍/我不与看不见的事物为敌”(张执浩《闻冥王星被排除在大行星之外有感》)也是一种反思,他关于屈辱的意识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再加上采用了这种精警的表达,很容易被传诵,流行成一种大众启蒙性“话语”也未可知。
  从自我出发寻求归属,以形成“我们”的社会阵营,到回到个体当下的真实存在,再到深入自我意识的反思,上述三个部分大致勾勒了诗人对日常生活观察、体验、言说的路径和方式。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切入角度的多重性;不存在一个稳定不变的日常生活,也不存在一个众人共有的、彼此通约的日常生活,只有每个人在诗歌语言中创造出来的“日常生活”,它可能使我们从现实世界中暂时超拔出来,也可能是把我们重新扔进现实世界的泥沼中。不过,总体上,诗人总是在“我”和“你”的关系中,在不同的“我们”的群体之中不断关注着、反思着。诗人具有不同于常人的使命,这一使命对他提出要求,他没有任何理由回避或申辩。所以,无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多么大的创伤,忍受多么重的屈辱,无论现实多么幽暗,未来多么迷茫,他也要伸出手去,挽住更多的“你”。
 
2011年8月30日
武昌素俗公寓
 

对话:还是欠缺具体问题的讨论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湖北有这么多的诗人。有些作者的作品在我动笔之后张执浩才传过来,我来不及看,就没看了,等专辑出来了再细读。这么多诗人和诗歌,真是让我又吃惊又兴奋。你觉得怎么样?
 
  :这还不是全部,也不可能是全部,每一次类似的“集合”自然都是选择的结果。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无论从规模上、包容性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最好的一次。当然,就“新世纪十年”这个专题而言,好像也是第一次。
 
  :所以说,我们湖北真的是诗歌大省。但大省肯定不仅仅是说数量的吧。
 
  :大省、强省都只是一种说法,各人感觉不一样。虽然没有具体的诗人数量的统计,也无法去比较,但说大省没有问题。如果从诗人的影响力上讲,说强省也是可以的。
 
  :再说具体一点,什么样的影响力啊?
 
  :比如,你说你是微博里的专职潜水员,应该理解,有一种情况是诗人在网络上很有影响,然后影响又转移到纸介质上。还有一些出道较早的,先在纸介质上传播开了,各种诗刊和综合性文学报刊屡屡出现他们的作品讯息,现在的影响自然延伸到网上。第三种情况,湖北有许多诗人,虽然他们也是几代人,相对于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现在可以统称为德高望重的老诗人了。他们的影响又不同,简单一点说吧,是在体制内外都得到认可的人,也是有全国性声誉的诗人。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湖北许多作家,现在以小说名世,当初也都是从写诗起步的,而且是真正的诗人,不是业余爱好。这也是我们湖北文学的一个特色。
 
  :这个我晓得一些。我以为,小说毕竟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学样式——肯定有人不同意,毕竟从大众化读物变成今天的纯文学身份,这个时间还不是很长。诗歌相对是小众化的,如果不能说是精英式的。小说又经常会变成电视剧什么的,所以小说家的影响和诗人的影响好像很不同啊。
 
  :是不同。但是就他们分别在全国所占的地位来说,应该是成正比的。甚至我个人还觉得,现在诗人在诗界内外的影响,比起湖北的小说目前在全国的影响,诗歌影响的那个权重也许更大些。这也可能跟我的兴趣及个人偏好有关。
 
  :是啊。湖北小说当然厉害了,除了影响文坛,还影响普通文学爱好者,不读小说的人也可能通过看电视对作家产生兴趣,进而对文学感兴趣。你刚才说湖北作家大多数是写诗起步的,这是否说明,对诗的爱好、练习,使作家们的感觉、视野、语言等等更敏锐、更独立,使小说更有文学性,更能持久呢?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在网上,读到一些人的小说,包括李承鹏写的那些虚构文本,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智慧,幽默、辛辣。但是总不能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或者觉得有些小说,故事、思想、感情都很好,但总是皮糙肉厚,过一段忘了也就忘了,至多只留下一个很朦胧的印象就是当时觉得很“有趣”。
 
  :你的感觉总是很对的。那么我想问你,一首诗乍看之下好与不好,你的判断怎么得出的?
 
  :凭感觉啊。有的题目和第一行就很抓人。用特别的言辞传达出特别的感觉,或者用特别的语言,把一些常人也有的并不特别的经验给抓住了。第二个,是有思想,每行诗句都给读者创造了很大的理性思考的空间。这个我很佩服。有些诗人,比如顾城即使是杀人犯,他那两句诗我还是会经常读,经常想。再如北岛,现在又有人说他如何如何,但是无论如何,我也相信《我不相信》。第三种感觉就有点不正常了。比如,张执浩以前写的《美声》,近来写父亲的那首,我一读它们,就感觉原本心里有个很深很深的创口一直在努力闭合,未及结痂,又被这些诗句撕裂了。我有时又忍不住,几乎带着一种悔罪的心情去读它们,所以我有时真的恨得要死,怪他写这些诗歌来害我难受。这就是典型的进得去出不来吧,简直就不是一个诗歌的读者。
 
  :有各种诗就有各种读者嘛,进得去出不来也不妨碍谁。我最近经常听诗人讲微博对诗歌怎么怎么样,以你最近潜水的心得,凭感觉预言一下,微博对诗人有什么影响?
 
  :哈哈讽刺我吧。告诉你我的看法是,从眼下看影响很大,从长远看根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诗人的微博主要还是一个交流沟通的工具,可用来宣传推广作品,使诗歌向圈外传播。作为媒介,我在上头倒是获得了一些必要的信息,比如何三坡我以前都不知道的——不怕人笑话。还有那个李发模得奖的消息以及大伙的反响也是看微博看到的,以前我还读过他的诗,具体内容早忘了,至少没有恶感的,所以看到那首“最大”,确实很膈应。微博只是呼朋引类的渠道,诗人写诗还是跟过去、跟自己有承续性。还有,我想有些诗人像现在这样弄微博的搞法他迟早会腻味的,也许有些人已经玩腻了,但是碍于人情面子,粉丝又多,就还应酬着。还有就是有时候,某个有影响的诗人不管贴个什么在微博上,总有人回复好,也总是只有人回复好,看不到不同的声音。当然了,我贴东西上去也是为了得到喝彩,但是只有喝彩就不真实了。诗人毕竟不是一般人,我觉得应该交流得更深入、更理性一些。我希望微博给诗人、诗歌赢得更多关注、尊重,诗人们也能通过微博在很多方面向大众起到示范、示例的作用。你是这么个温和的好人,对很多问题肯定是不会说的,但我今天就是想听你说说。
 
  :什么问题?
 
  :就是我经常说的,我对有些“诗人”有实施恐怖袭击的冲动。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知道知道,所以可以帮你澄清一下,不是指这个专辑里的。
 
  :不一定哦,专辑我都没看全,也没有看见目录索引。我看诗坛上也有几类不好的人,仕途得意的,发家致富的,又聪明伶俐又会洒狗血的,这样的人,幸亏我不认识他们。我也可以骄傲一下,说我不看好他们就没有认识他们。我觉得他们有时把诗歌当作小玩意儿,边在手里摩挲边咂摸滋味,玩诗歌跟玩小蜜一样得意。有的人则是看起来豪情义气,实际上也四处钻营,也使银子、使性子,什么都做得出来。一想到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居然是在诗上,就觉得荒唐。我以前常说薛蟠要比今天的好些教授博导更显得文质彬彬,更有自知之明。现在我突然想到,也可以把他拿了来比比这样的诗人。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就是用诗歌来摇尾的人。他成功或者不成功,我看着都怪可怜的。不说了,该你说了。
 
  :你已说得一针见血,有封喉的效果。要我说就是,每个时代都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你说的第三种人,其中有些我可以说他们就是抱着那种信念的人。他们也是诚心诚意地爱诗、写诗,但是观念旧、方法也旧,感觉不对景,使读者觉得空洞狂热。我还要强调,诗是谁都可以写的,言论还自由呢,写诗更不该受限制了。谁说官员老板劳动模范不能写诗,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写?当然也没有人会这样做。值得探究的倒是,为什么面对某些诗歌作品,我们却更关心作者的诗人之外的身份。大家接受并崇尚的网上写作不就是要隐身嘛。读者之所以会注意到诗人的官、商身份,确实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人,在当下社会结构或者说权力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是强势者。这又是与人们对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分也分不开。客观地说,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会影响对于他们诗歌的判断,甚至可能既拒绝读他们的诗,又敢断定他们写得烂。有人说古代的诗人都是公务员,但是,古代的那个“公务员”与今天体制内的公务员肯定是两码事,不能类比的。另外,你说的李发模的那种诗,我以前谈那首汶川地震后著名的“纵做鬼,也幸福”的时候已说过,那就是诗,那就是他们信念中的诗,好诗,感动得自己涕泗横流的诗。你可以不喜欢,可以鄙弃,但不要说那不是诗。总之,人们看到今天有些诗人,往往考虑他们写诗的动机纯不纯,总怀疑他们要把人世间的好处吃干榨尽,有了钱和权,何不藉此在艺术领域获取名声呢。还有更多的诗人,写诗出于自我本心,有时甚至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人们普遍对这类诗人抱以尊敬。而上述官商,写诗只能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让你会觉得分量不够。但是,我坚持认为不能不读他们就预先否定他们。
 
  :可是,我读过了以后更觉讨厌,还后悔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眼力。还是要说问题,今天不谈问题不行。就是针对这个专辑,你比我看得全,读得更细,就不能找出点不好来吗?
 
  :你自己怎么不说啊?
 
  :说。我觉得不好的,主要是基于这些感觉:一是太平淡。有的诗就是絮叨,闲聊,聒噪,有的自言自语。我曾经跟你说过,从华师附小大门到八号楼这条路上,我几次遇到一些小孩,有的还带着红领巾,他们自言自语。我跟他(她)走了两三百米,甚至并排走,他们也发现不了我。我感觉有的诗跟这些孩子的这样说话很像哦。有的诗明显表现出只关心自己。自我中心是可以的,但如果只在意自己小小空间里的那点小感觉、小情趣,那自我中心就没有他人心理上的照应。还有就是,自己喜欢、关心什么的时候,以为所有的人都跟他们一样的爱好。再说就不免好为人师讨人嫌了。我还觉得诗人还应该读得更多,阅读面更广,只有广泛深入的阅读才使他们的语言、感觉、思想更超拔一些。特别说一点,也许大家也都能看到,有些诗人很横,前人他人都要灭了,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或猎物。我常常想,这些人更老些以后,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年轻过、横过,老了却见不得、容不得更年轻的人使横,到死都是专制暴君。这种人在内心实际上再贫弱不过。另一种是,他会变得更开阔、宽和,还会反省,会为年轻时候的骄横跋扈羞愧,也许还会悔其少作。要出现这后一种情况,也需要那属于有螯一族的诗人读书。要不,你现在就正面地谈谈,要写出好诗,成为好诗人,要从哪些方面来历练,以此作为结束好吗?
 
  :好的。一要有悲悯的情怀,二要有沉潜的意志,三要有反讽的精神。悲悯就是要关注人间事,投入到生存的苦难、残酷之中。欢愉之诗是不能长久的。沉潜,我想说诗人们不该太在意同与不同的问题,也不必刻意追求个性,不要期待每一首诗一发表、一贴出来就立即引起反响。这些都是外在的、即时的,甚至会妨碍诗歌创作,当然,只是玩玩就另当别论了。反讽精神会使诗人反思、自省,使他的悲悯不是“驾临”及“俯视”,使他的成功不是荣耀,失败更不是耻辱,受苦、忍耐无损于本性、尊严。
 
2011年8月
保定河北大学—武昌素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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