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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诗》专栏《真无观》之二(2011年第2辑《真有意思》) (阅读1127次)



发现世界的另一面

魏天无
 
  在最近的阅读中,我发现几位诗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的残酷图景,描述他们对于残酷的感受:疼痛、屈辱、悲凉、荒谬……他们发现了世界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刺激着我们日益疲沓、冷漠的心灵。
  余笑忠的近作中,那些触目皆是的残酷景象或是人施之于动物的,或是人施之于人的;或是有心,或是无意;或是偶一为之,或是积久成习,但都因习以为常或是与己无关而未被正视与追究。在诗人看似轻描淡写的笔触下,我们发现人在正当、合理乃至高尚的欲求下对他者的宰制,会成为一种最深的伤害,最令人心悸的残忍与可怖。比如《每一头猪都有最疼痛的一日》中,劁猪人闪亮的小刀与娴熟的技艺,令围观者称羡而欣赏,没有人会在意每一头猪在挣扎与嚎叫中的疼痛,那是它的命数。而当“他冷不丁转过身/将含在嘴角的小刀取下来,冲着我们这些小毛头/比划几下”,突如其来的惊恐将使小毛头们四散逃窜,那一瞬间他们或许会有某种异样的冰凉感觉,但他们的尖叫更可能只是平添了犹如节日般欢愉的气氛。要等到何时他们才会意识到,那把宰制畜牲的小刀,确实有伤及自身的可能。在《“小刀万岁!”》中,诗人由被剃掉卷毛的宠物狗而产生的自由联想固然精妙,他在“失神”中对舞台上兢兢业业的狗或猴子的凝神,更耐人寻味,“无论人们报以多么热烈的掌声喝彩声,它居然一声不吭,仿佛天生就是干那个的”;特别是当联想到,狂热的听众为意大利阉人歌手美妙绝伦的高音而山呼“小刀万岁!”时,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凉弥散开来:他们也“仿佛天生就是干那个的”。《除夕夜于故乡蕲春见满天繁星》中,古典的诗情画意与现代的残酷诗性被奇特地扭结在一起。“中国式的喧嚣”让那头水牛由惊恐而愤怒,却愤怒于“对冲天而起的怪物无计可施”:
 
    除了尾巴,它不能挥舞别的什么
    它看到挥舞过来的不是鞭子就是棍棒
    再不,就是另一头牛,斜刺过来的
    同类的犄角
 
    有时,它也会仰望天空
    加入乞灵者的行列
    那时,它撇开了役使它的人
    撇开了骑它又打它的脸、还指着远处的一匹马
    而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的人

 
诗中的“我”仿佛从水牛圆睁的双目中看到了自己,又恍若化身为它,却依然被它所“撇开”,在仰望星空中成为另一名“乞灵者”。诗人在描摹这些残酷时,往往出之以戏谑、滑稽的语调,这并非为了消解残酷所带来的压抑,而是提醒我们:残酷在不为人知、不易觉察下的残酷性。
  而剑男,作为城市的过路客、多余人乃至厌世者,始终沉浸在对故乡人与事的缅怀与咏叹之中。如果说,是这些诗篇构成其诗歌写作中最动人、最温情的部分,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们唯美、浪漫、如风行水上般流畅的抒情语调,也不仅仅在于诗人有意以乡村的古拙、淳朴、灵性去消解城市的种种异化图景;更是在于,这样的书写总浸染着挥之不去的忧郁与迷惘,一种对天、地、人的大美的幻灭感——因幻灭而追忆,因追忆那如歌如泣的岁月而更深地坠入幻灭,又在幻灭中做困兽般的挣扎。他在无望的幻灭和无用的挣扎中,吞咽了生活无所不在的残酷,以及无以摆脱的屈辱。如《山雨欲来》:
 
    我行走在丘陵,两座山之间有什么
    孤单地悬着?天慢慢暗下来
      接着又是哪里来的光晕辉映着它们的肩膀?
      那些匍匐在它脚下的村庄卑微地
      点起幽暗的灯火,生命压得多么低
      像黄昏的宁静压住的,快喘不过气
      又像早前的一阵乌云,笼住人生惯有的灰暗
    但好在天已慢慢升高,透出如黎明的光亮
      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被孤寂压低的村庄
      是我第一次看见它的屈辱,在被雨水
      洗刷之前有着黎明的模样

 
加缪在回忆阿尔及尔这片故土时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在我的内心里,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他是欣慰的,有所依靠的。而当我们的诗人梦回故乡时,他的孤寂被一片更广大、更幽暗的孤寂所吸摄,他的匍匐的、卑微的生命被另一个更沉重、更多舛的生命所容纳。诗人曾经说:“故乡是不需要辨别的,故乡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深切记忆……只有故乡才是我们皓首单衣仍不忘返回的最后归宿。”也正因如此,在一次次的返回和远眺中,他所感应到的孤寂、清冷、颓唐才是如鲠在喉的;这归宿之地的美仍然是虚幻的、盲目的。唯一让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心灵还可以感受并传递此种幻灭,并像钉子一样把它锲入文字之中:

    今夜的大地峨冠博带,今夜的
    沉湎和追思像灵魂中的大病一场
    我望不到故乡,我心已伤        (《初雪》)

 
  张执浩对日常生活有着某种偏执的热情,他的诗几乎凝聚着他日常生活的全部经验;如果这种热情是不可理喻的,那也纯粹是因为日常生活的不可理喻性。他是一个彻底实践与生活达成和解的诗人,这不是出于策略,而是出于命运的安排;或者说,策略是命运手把手教会你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今年的悲伤来得密实,可我
    看上去不像一个悲伤的人
    越活越慈眉善目
    越活越有耐心
    从前我以此为耻,现在我无所谓        (《哀悼》)
 

“无所谓”的意思是,你接不接受它,它都在那里;你喜不喜欢它,它都会拥你入怀,哄你入睡,让你在梦中磨牙、踢被。所以,他不断腾空自己,以便容纳更多的日常生活的琐屑、庸常、迷茫。他不断向自己施加软暴力,是为了赶在生活的反复践踏之前,以体无完肤但心怀感恩的形象,作为活过一遭的确凿证据。
 
    群众脸
    领袖欲
    我接受过
    粉刺,雀斑
    现在我接受茫然
    菊花摆在街心
    花团锦簇的时代,我接受
    无辜者的表情
    无数颗狭隘之心,以及
    如此现实:流水。喷泉。秘密的
    精液与解放的热泪        (《和你们》)

 
他是把日常生活提升到了诗意层面了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日常生活既具有凝固、琐碎、庸常的一面,又有着永远无法被理性同化的、异质化的诗性基因,它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体内的“秘密的精液与解放的热泪”。他所信守的对日常生活不抵抗、不妥协的“两不”政策,来自于他意识到日常生活固有的双重本性:压制与反压制。前者使他的诗染有不见血的残酷与残忍,后者使他的诗散发温情与苦涩,它们是共用一个大脑和心脏的连体婴儿。《从音乐学院到实验中学》中,昨天的“我”要为今天的“我”作出这样的辩护:“哦,这不是重复,是必需!”诗人所要做的,就是在汹涌的人潮中静静等待那一瞬间的来临:
 
    我还会捂着温热的盒底
    像一个托钵僧
    站在梧桐树下,夕光越过树梢
    俗世潦草,所谓幸福
    就是用手去触摸一个人的额头

 
再俗世不过的场景,再庸常不过的光芒,却因为瞬间顿悟而爆发出诗性。世界的模样也许并未改观,而我们从此有了一双不同的眼睛。
 
 
我对诗的成见这样产生和消解

魏天真
 
  幼时无缘接受“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这类古典文学熏陶,诗歌最早在我眼中是这幅模样:“河边有头小水牛,喝起水来不抬头,一边往里喝,一边往外流”,或者“兄弟七八个,围根柱子坐,吵着要分家,衣服都扯破”。我们那时一些上半年出生的小孩,在够了上学年龄的七岁时注定赶不上一年级的趟,九月之前的半年就被收编进一个“文化普及班”里,相当于今天的学前班。多才多艺的普及班老师自编的教材,初次激发了我的阅读欲。而在那标语口号的天罗地网及农民赛诗会的擂台鼓点之中,唯一能够满足我好奇心的,是其他年级的语文课本。记得那时我再三再四地抱怨上述歌谣前头不该出现“抽水机”和“蒜子”的字样,这很傻很无聊,用现在的话说,是侮辱本人的智商。家父见我实在意气难平,就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给我猜谜用的,它们是诗。这样的开导导出了我对诗歌最初的也是最大的一个误解:它应该给无论什么的一样东西编一套顺口溜谜面。后来我亲眼见到那么多诗歌的标题竟然不是谜底,有的干脆就是“无题”的时候,在对诗歌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父辈权威的怀疑。我常常挣扎在内心的困惑里,那情形甚于猛兽挣扎在透明而又颠扑不破的囚笼里。
  奇怪的是,我在那些年里的阅读所留下的深刻印记,似乎不能在同龄人中找到共鸣,好像那些语文课本的内容只是我的臆想。这也是我至今犹存的一个小困惑,但它不再带来无人分担无法求解的孤寂,而是使我以自身经验的独特性为由而源源产出自我安慰及自我欣赏。比如,讲述巴勒斯坦“英雄的游击队员”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故事叫“哥隆埋地雷”;再如,有一首诗长得很,赞美一个中国海员拣到一个瑞典水手的手表,千方百计还给人家:“瑞典的码头,/中国的海港,/把一个动人的故事传扬/……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谁的手表丢失在这里,/一定是我们的同行……”在我的印象中,这首诗比我看到的其他有关拾金不昧的描述更优美,也更可信。
   我已忘了其中的许多句子,但这部分失忆却产生了过滤和酵酿的效果,使那些残留的语言变得分外爽朗、洁净,依稀飘荡的旋律是那么的酣畅。那些被忘掉的句子肯定是被后来那些更豪壮的诗句给遮住了,比如,我曾长久地迷恋《红岩》主人公之一成岗的声音:“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首诗在我心里化成不同的场景,每一种都令我如痴如醉,伴随了我那极度叛逆的青春前期。直到步入中年,我才逐渐释怀,人世间并不只有我这样一个少年满心屈辱与鄙夷,这个世界有无数不得不置身其间的初长成者,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眼中,世界其实是无所偏私地暴露了它的虚伪、狰狞、滑稽。现在我依然时常诵读它,甚至用一种比过去更刻意的过度作势,却也没有了少年时代的怒火,只是作为一种自我打趣和反省。这是后话。当时我觉得,如果没有昂扬韵,无论如何不能算做好诗歌。我用这新的刻板印象替代了前一个无知的成见。
  摸着石头过河的人难免遇到漩涡和绊脚石,以及漩涡中的绊脚石。我学着红岩英雄的笔法,经营字句铿锵、气势强悍的篇章,终于没有什么出息,只是发现,开口呼的韵脚所营造的并不全是明净、高远的境界或自由豪迈的风度,也有可能呼出一堆的“埋汰”、“拉呱”,甚至是混账的瞎话,那些早已无所应对的高昂、激烈的言辞,只能泄露人的妄想狂症状。幸而中国现代诗人的潇洒柔媚、深情缱绻及时中和了青春期的心理机能亢进,并且让我明白诗歌不能只有韵脚,就像人不能只长脚或者只穿鞋袜,只不过,它们带给我的这一觉悟已然为时太晚。
  从猜谜语、讲故事,到心理发泄和传情达意,我几乎从来没有在更纯粹、更高尚的意义上认识和使用过诗歌;正要抬脚迈向稍微高级一点的层次——通过诗歌来满足虚荣心、证明自己的存在时,我的同龄人已经出了茅庐,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才华和狂言散播到哪里,撒豆成兵。他们说,如果你不是非写诗不可,不写诗就过不了日子的话,你就注定不是一个诗人,还是干点别的营生好啦。初听这话,自然不服判决,但是越不服气就意味着越把它当真,以至于变成了一种自我暗示。也可能是我本来就禁不住庸常生活的利诱,就此过起形而下的日子来了。那时,我是怀着十二万分的虔敬和嫉妒相信他们,当真以为他们不写诗就活不下去,无论他们是自封还是他封为得了天启的人,或神的代言人,或提灯的人,反正贴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标签在我眼里都显得那么的匹配,那么的恰如其分。我狐疑地猜测着、想象着、崇拜着诗的诞生:它们那样从某些特殊的人体内喷薄而出,征兆以外无需寻觅和积累,驾临之前无需来历和操持,就像癫痫病患发作的刹那,就像人的排泄欲到了忍无可忍的紧要关头,就像你无意间被大马蜂蜇了一下而发出嚎叫,就像某个大诗人要在某个严冬的早晨赤脚裸身颤抖着向地上匍匐而去。
  不过,这一轮对于诗人和写诗的误认,没用多久就得到了矫治:我逐渐意识到当年放出那些话来的家伙也只是一种炫耀,充其量是一种心理恐吓。他们作为未来的诗坛霸主对假想敌预先使用了暴力,因为懂得大多数人享受吃喝拉撒的快感甚于练字造句的快感,对温柔富贵的想往甚于对灵魂天堂的想往,所以选择用这种方法来消灭大多数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作为红岩英雄的前仰慕者,理当无以降服,只要一转身便能遇见新的精神同盟,他们是苦吟的贾岛、孟郊,是苦涩的李贺、苦心的曹雪芹。
  又要渡过几度劫波,我才明了,诗歌这个最容易聚集语言暴力者和强赋新词者的国度,也是化育赤子和智者的渊薮。有一天,我看见诗人翟永明说道,写作最重要是克服无聊感,在枯寂、孤独的时候坚持下去;又有一天,我看见剑男的诗里写着:“昙花仅仅一现,这不足以悲哀/悲哀的是这灵魂的独旅/昙花不现/空寂的习艺使多少浪子半途而废”……这些肺腑之言让我重拾对诗、对诗人的尊重和信心。但是,这毕竟只是活在当下的诗人的只言片语,我还需要更多、更权威的依据。于是我记住了做记者谋生的海涅:他带着对灵感和升华的讽刺说道,他只是像一个做金首饰的匠人那样写作,一字一句细细打磨、修改,然后一环套一环,串成一条链子——有那么多的音乐家给他的那么多诗歌谱曲,我想这就是原因之一;我还记住了银行职员T.S·艾略特,他不仅通过练字造句清理灵感思绪,还要用琴弦练习音阶。还有其他许多诗人,他们也一样过着十分琐屑窘迫的日子,一边为了生存而博斗,一边逼迫自己在写诗的行当里做苦工。写诗一定妨碍了他们的幸福,而不写诗,他们也真的就还无法生活。写到这里,我不禁设想起这个呼天抢地的前景:老天爷!假如您当初不让我被那些张狂少年唬住,假如您昭告我写诗乃天赋人权而非君权神授,假如您晓谕我像一个老实农民侍弄他的田垄那样勤扒苦做,也许我就出落成一个真正的诗人了呀!
  如果我真的这样伸冤陈情,那岂不是糟蹋自己的形象而验证了一个最无趣的刻板印象:有许多人正像此刻上面的这个我一样,自己虚掷年华却总是要委过于人。我可不能做这个类型的标本。一个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做心脑外科手术,一个再平庸的批评家也能够对他人指手画脚,事实上,我正怀揣一份这样的自得在向精英荟萃的诗坛履行个人权利和义务;而不避粗陋自爆其丑,则表达了我为保有这一方净土而尽责的诚意。我一定要说:你们这些才华横溢而及早成功的人!你们这些挥霍了祖产、天资和短暂青春的人!如果你现在如鱼得水,你就没治了;如果你不满意这个诗的现实世界,它正是被你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心有不甘,现在行动也正是时候——即使你无意用修炼和探索来重建秩序,也无力在美德、技艺与滥竽充数之间画出界限,你的行为也正拓印着世界清浊泾渭各随其道的景象。

 
对话:关于咆哮、严肃与残酷的讨论
 
  魏天无(以下简称无):你的文章结尾有“咆哮体”的味道啊!是不是受了你的学生最近拍的视频《男说再见》的影响啊?不过你也说了,这个世界清浊泾渭各随其道,谁也勉强不得,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我们无权要求诗人诗歌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但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体验,也都有对诗歌的成见,当然有权提出自己的想法。诗人享有威权的时代早已过去,如果他真的觉得非写诗不可,真的相信诗是他生命的见证,那我们就可以要求他爱岗敬业,加倍努力,和大家一样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要口是心非,装神弄鬼,把自己当极品。我们不能总是指望他的见识高人一等,但不能容忍他的见识在常识以下时的颐指气使,坑爹啊!
 
  魏天真(以下简称真):哈哈!告诉你吧,在写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在屋里笑了又笑,因为我看见自己在那儿“咆哮”。我才没有受学生的影响呢,前天(星期四)晚上我还因为他们那视频而在一个课堂上着实咆哮了一通,告诫那班孩子要想以后咆哮得有内容、有分量,乘早练功夫。不过现在我很忐忑,是不是我感到可乐时人家都觉得很无聊哦。我还得解释一下,你知道的,但是别人肯定不知道,我总是喜欢,应该说是习惯吧,以嬉皮的或者是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很严肃的问题,要么以很严肃的态度谈很嬉皮的东西。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旦有谁受不了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他的真面目了。大概这辈子走不出心理的青春期。
  我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道貌岸然,更不想显得声嘶力竭、张牙舞爪,如果有这种效果那也不是我的本意。当然,我就是想在一种嘈杂的嗡嗡嘤嘤的环境里,用一种响亮而不刺耳的声音,带来瞬息之间的安静,而后大家自然又会喧哗如旧各干各的,我梦想把这个短暂的停顿当礼物奉献给大家。
 
  :你这好像是在批评我总是以貌似严肃的态度,谈论貌似严肃的问题,有事没事都绷着。这确实不好玩,得反省。
  有一次我在很严肃的课堂上很严肃地说,我很瞧不起学校南门周边那些摆早摊的。下来有位男生怯怯地问我,如果将来他也去摆早摊,我会不会瞧不起他。我说你错了,我严重鄙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摆摊的,而是因为他们不认真摆摊,败坏了其他摆摊的。他们不去认真地把眼前应该做、正在做的事情做好,他们以不认真的态度,极其认真地往早点里掺假,比如把热干面的芝麻酱换成焦糊的花生酱或掺进玉米粉,往辣子油里掺水和糠皮,梅干菜或腌豇豆也是在菜场里挑最便宜的。他们知道同行都这样,学生多,又好对付,也就得过且过。
 
  :不是说你的。心里严肃而不表现出严肃或者谈严肃的问题又不用严肃的态度,是为了躲避不被重视带来的挫败;以严肃的方式谈很不严肃的话题也还是因为自卑,一个自视渺小的人面对她所认为的凶悍而虚伪的世界,她的得意只能是享受恶作剧的快感。所以,不管我严肃还是不严肃,我都很认真。但你上面说的提醒了我,我得再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认真,到底是好好地做热干面的认真,还是往热干面里头掺假的认真。那些摆摊的人,我暂时不会和他们作伴,那些诗人文人,我可是很想与他们为伍的!所以,在内心深处,我放任那些瞎糊弄的小摊小贩,反正大家各人串在各人的因果生发的链条上;无法容忍的是抱着小摊小贩的心态,却要从事那种所谓的精神创造活动。摆摊的可以不认真摆摊,他是后果自负;舞文弄墨的人不能不认真地舞弄,因为他的后果可能要好多人来担负的。
 
  :我同意你的后果论。学生会跟我说,老师,干吗把文学整那么严肃那么高尚,有吗?在哪里?这就是后果之一。我说是的,文学可能没你想的那么高尚那么严肃,所以才要严肃、高尚地对待它,就像你要这样对待你手头任何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你稀里马虎,就不要指望别人对你认真、用心。大家都这样漫不经心,无可无不可,那就一起去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要一天到晚怨这怨那。所以我特别想念住在汉口时青年路旁摆早摊的那位七十多岁的精瘦的太婆。有一次下雨她家的棚子漏水,她爬上去盖油毡,不小心滑下来,第二天吊着一只打了夹板的胳膊照样给我们做好吃的。她做事情的认真、专注、精益求精让我肃然起敬。比如吃热干面有人不要葱,有人不要味精,有人不要卤水,有人不要辣子,有人要多把点芝麻酱……只要说一次,下回来太婆一准先替你先说出来。我先是诧异,后来习惯了,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她不仅不会造假,而且不会随随便便糊弄人,她是讲面子的、有味口的,因为“丢不起那人”。我觉得丢不起人是最朴素的、也是最严肃的一种态度。
 
  :啊,你说的那老太太,我可是她的“粉丝”啊,每天我过早时,人家都上班好久了。我总能看见没客人的时候,她一边在案板上抄面条一边哼样板戏。我很喜欢坐在她那里,她也不理我,我也不理她。我后来专门去那地方找她,没见着。
 
  :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摆小摊子的,摆小摊子的也可以成为美食家,看你怎么做。我们不是慕名找到了汉口车站路的长子热干面吗?询问一街之隔卖服装的女老板,她说那一家啊,天天吃,都吃腻了。这也不行,还得想新招。诗歌写作也是这样,遍尝百家美食,琢磨独门秘籍,以满足天下嘴刁的食客为乐,自己也盆满钵满,多好啊。现在,我提个严肃的要求,你能不能正面的、严肃的说一说你心目中的好诗人好诗歌?
 
  :“秋风秋雨愁煞人”!你不是知道吗?!那阵子我用各种腔调念这一句。还问过你是不是最喜欢“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你说不是,你不记得吗?
  后来,我意识到我可能是模仿妙玉的想法,她说世上的诗只有一联是好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虽然我坚信她的所爱没有我的好。它唤起的形象空濛、虚无,它的音响效果太古拙枯寂,适合投射槛外人的心态。而“秋风秋雨愁煞人”就不一样了,音、形、意都了不得,苦涩而不抱怨,愤怒而不贲张。想想它被写下和被再次写下的语境,以及背景、前景,以及我们的当下和未来处境,你就会理解它那点哨一样的节奏,能带出无限的余韵,提挈着深广无边的时空。我还是打住,再说下去就不严肃了,而且会露出常识上的破绽。不如让你看看我的诗歌选本,也算不上是“选本”,只是一个文档罢了。其他的诗人诗作先不必看,单说那些我非常不认同、不喜欢的诗人,他们写的东西里也有我很喜欢的作品,比如伊沙的《结结巴巴》,沈浩波的《舌钉少女》,除了语言表达的机智,还有对描写对象感同身受。
 
  :《结结巴巴》当时是听你高声读来着,很少看到你对现在的诗那个样子。《舌钉少女》没听你说啊,有机会再谈谈。每次问你女性诗人、女性批评家或女性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回避?
 
  :容我再回避一回,没有准备好,以后谈。我看到上一期《汉诗》里有修文先生的文章《把信写给埃米丽》,在我电脑里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过去给《新快报》写的专栏,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埃米丽·狄金森的,题目好像是《她曾给世界以机会》,我还能想见当年自己“咆哮”的样子。李修文写得也很切肤、很激烈啊,是因为性别的差异还是因为人性个体的差异,对同一个人的解读会如此不同?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自卑,一有机会就咆哮。所幸总在反省自己,比如,现在,我就想,但愿我不是在常识以下瞎嚷嚷。
 
  :我电脑里有,其实是两篇,另一篇叫《让爱成为一道闪亮的记号》。粘一段在这里,前一篇的:
  “我一直满怀愤懑,因为她给了这个世界许多的机会,可是它鲁钝又苟且,一次次将她错过;当她离去很久之后,世界才感觉到她的珍贵和无与伦比,可是却又像发现了一条漏网的大鱼那样对待她。她能安卧在那里吗?……今天的人们并不关心她的诗歌,却一直在妄加揣测,为什么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世隔绝,为什么她只和树木花草与孩子在一起。人们谁也没有留意她的爱,不会懂得她的爱为什么不合时宜,体会不了爱情给她带来的无法言喻的挫折。人们无力理会,她如何渴求心的默契,而得到的是隔膜的质询;她如何打开了炽烈坦诚的胸怀,却遭到利剑般的陌生和惊讶的刺割。一百六十年前的艾米莉,她身处其间的世界已然是由功利法则和道德戒律联手经营的店铺,爱已然是令人怪讶和难堪的陈年旧货。这个过于洁净的女人不理解这一切,只能躲避人群去舔拭灵魂的伤口,只能在自然的怀抱抚慰灵魂的孤寂。”
 
  :写的是一篇吧,好像是因为字数超太多,按照编辑的意思切成两篇的。现在读起来感到脸上发烧呢。你文章谈到的三位诗人,他们所写的“残酷”具有典型性吗?“残酷”在当下诗歌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类型?或者是一种被普遍描述的内容,而又体现为不同的类型?
 
  :他们只是我最近集中在读或重读的,而且与我的欣赏趣味投合,说一点感想。他们都是极其热爱生活的人,他们是生活在生活里面的人,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我有时候会瞎想,比如,究竟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拍出《变形金刚》、《机器人瓦力》这样的电影?听伊娃呼唤“瓦力,瓦力……”简直让人心碎,你明知那是虚幻的、假的。再比如,究竟一个人对生活的绝望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像卡夫卡那样说,“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绝望也是一种爱,无望的爱,但坚不可摧,所以他也会说,“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吸”。
  残酷是日常生活的本性之一,只能靠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瞬间爆发的诗性想象去显现。诗歌摧毁不了残酷,就像它摧毁不了日常生活,但可以引起我们的关注,改变我们的麻木,并尽量减少世界的残酷。相对来说,笑忠写残酷下的恐惧、屈辱,剑男写残酷中的幻灭、温情,执浩呈现残酷本身及其荒谬。
 
  :你谈到的这些诗歌、你对它们的谈论,又一次唤醒了我努力抑制着的那种恐惧,是既无端又很具体的一种恐惧:我自己的残酷性。我担心自己的偏好、漠然乃至某个无意识的举动,曾经深深地伤害了谁,不是故意的,正因为不是故意的,才更是残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残酷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我想这就是描写残酷的诗的现实性所在。


  (原载《汉诗》2011年第2辑《真有意思》,武汉出版社200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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