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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诗》专栏《真无观》之一(2011年第1辑《你听我说》) (阅读927次)



【写在前面】

   承蒙《汉诗》及其执行主编张执浩的支持,我们在该刊开设专栏已三年有余。依照惯例,出刊前未在网络上发布文章。

  现将各期专栏文章(其中一期因故未刊)陆续整理发布,文章、对话一仍其旧。略去照片。

 

谁将为诗唱一首安魂曲

 

魏天真

 
  先说几个事例。
  一是几天前的上九之日,在宜昌沿滨江公园一处墙垣上偶遇大量的粉笔题诗,是署名“春泥”的古体诗。遍览一番,打趣一番,拍照一番,感叹着离去。不料在几公里之外江南岸的磨基山上,一座空置小楼外墙上大面积的文字再次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又是“春泥”的作品。最新的两首写于2月6号(正月初三)。旧的已经被抹掉了,有些依稀可以辨认,上面覆盖着红色油漆字警告他“不得乱写乱画”。这里的东西让我有点动容。从诗里得知这是位82岁的老头,多半还是个空巢老人,但他并不沮丧,因为他在“赋梅花”时自我感觉仿佛28岁。这座无人的房子几乎被他的诗句包围着。
  第二个例子事关某出版社编辑,一般人常觉得这人内向,不合群。最近见到他的一本书,收录三年来的古体诗作以及古诗写作、鉴赏心得,超过二十万字。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在这些文字里那么地投入、专注,他也需要、也得到了“大人物”的首肯,但诸多赞赏毫不影响他的安静和自娱。
  第三个事例要说那本《诚达年鉴》了,当年我和天无兄不期然介入它的前生“诚达古诗学堂”,就手头一本陶潜诗集与大伙讲了两次,虽说隔行如隔山,但是参与者的那种交流、余兴、回响却出人意外地延绵不绝。两个最小的学员一个7岁,一个8岁半,如今已经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了。当时他们就自己的理解画下的“种豆南山下”,此时看来色泽全褪,其画面形象却依然意趣横生。《诚达年鉴》也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兀自次第出现。
我本来只想用三个事例来提出我的问题,说明我的观点,不料又一个事例窜进我的意识,赫然向我显示着它的“典型性”: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鄱阳湖采访候鸟被当地人围猎的事件,一位小餐馆老板娘的一席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她说道,一只鸟要卖一千多块,人人想钱想疯了,你也弄,我也弄,天罗地网,大鸟小鸟都走投无路——它们往南飞的叫声是哭声,往北飞去时发出的是笑声。
  这些例子能够说明什么?也不过是一些老道理罢了。一是诗歌依然被许多人当做一种特别的东西对待,就像家园亲情依然是许多人的寄托一样。这些人,他们读诗写诗都在人们的见闻之外,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他们因为诗歌得到某个奖项、受到某种赞誉,一定也高兴得不得了了;没有这些东西,也完全无所谓。对于这些人来说,兴观群怨不仅是诗歌的功能,也是他们在世上生存的方式。他们永远也不会看到、更不会理解,很多的诗人正在进行着的各种运作、操作或制作。
  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写诗的诗人,就像有许多写诗的蠢人粗人一样;眼见那些秕糠谷壳一样的字句被冠以诗歌之名在各种媒介里鼠窜,我觉得有些写诗的人事实上是除了诗什么都想要的人;之所以说有些沉默者是诗人,是因为我从他们的行止上读出这样的信息,这世界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可能,他们最渴望的则是使自己的生活与本真性情日益趋近、匹配。这些人无缘或无力使用媒介,但他们未必不是有福的,因为相比于大多数人,他们的心灵与语言更少割裂。
  另一个道理正是上述尊崇诗和不写诗的人告诉我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值得我们投去惊奇的目光。眼下,大伙儿全都是那么的愤世嫉俗,人间世上仿佛也只充斥着困厄、丑陋、奸险,即使那些还存有善意的善人,也更善于抱怨、责备恶者的能量过于强大,痛陈自己的无所作为是出于不知道还能够做什么,才能改变一些些人间的愚蠢和邪恶。一些彻底绝望而又自以为怀有最大善意的人常常会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的确让人感动,但其实说的也是一句习语,我们也就只能是消极地感动而已,或许感动之后还会更加消沉。而一个活在本分里,对当下事件做出本能反应的人,却可能通过“自然地发现”、“骄傲地指出”促使他人“惊奇地看见”并“谦卑地自省”,就像那个没什么文化的餐馆老板,她的悲伤、义愤、绝望无意间激发着他人的灵感。正是一些不像诗人的人、不写诗以及不以诗歌为工具的人据有诗的真谛: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思想和行为、语言和生活变得真实合一。
  所以我一面相信现时的人间世上处处有诗意,相信此刻的诗坛处处披挂着好诗,一面又对现状和未来满心绝望。这是由我们的共同处境所决定的,无法责怪任何人。也许受自身阅读经验限制,我以为最好的当下诗歌,其优越之处是精致地再现和琐细地冥想。在这个时代,媒介是如此的发达,信息是如此的丰富,空间是如此的逼仄。我们的眼前没有视野,投向任何一个方向的目光,都会被高墙挡住,被七彩霓虹所欺压,被汽车和粉尘和噪声搅拌浇铸;我们的水流从来不会自西向东,而是从上水道拐向下水道,早已没有青荇在水底招摇成柔软的波浪,只有可猜疑的无法中和干净的化学成分;我们的星星和月亮、吴刚和嫦娥都和太空垃圾属于同类材质,更别提我们的爱人和爱情了……当任何音响都没有自然的回声,任何情绪和情感都没有回旋的余地,语言也就必定会失去旋律。连我们的歌唱都完全抛却了韵律,再好的诗也得相应地蜕掉它以往的秉性。
  所以,我尤其能够理解当下诗人、诗歌对读者的裹挟。如果说诗歌从来都需要我们读者的深深卷入,不同的是,过去的诗将我们卷入它营造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更阔达丰厚的世界;现在的诗让我们卷入的是个人的私密空间,一个更褊狭瘠薄的空间。由于一个有精神追求的除了退守内心别无他途,他有充足的理由和更充足的天赋将读者活捉来,囚禁在感官欲望里,给自己幽闭的灵魂做伴。
  我也常常觉得,今天的诗人,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歌声,但他再也不能放声高唱。又因为他从不放歌,内心的旋律逐渐长成蓬蒿藤蔓,于是他的诗句所呈现的情绪情感,才都像那些天性警觉的啮齿类小动物,那样仓皇窘急、零散琐碎地在杂草灌木间出没。
  与其说我们麻木不仁,不如说人人都已饱经沧桑。托高科技的福,在有生之年,在格子间和屏幕前,我们的感官触须已经替我们生活好几辈子、亲历了成千上万的人生,以至于我们除了把什么都不当回事,就只是把不当回事当回事了。以至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腔调,来为诗唱一曲挽歌了。
 
 

泛诗时代的来临

 

魏天无

 
  从一个非诗的时代,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泛诗的时代,这是新世纪十年留给我们的还很新鲜的经验与记忆。非诗的时代无意为诗意的自由生长提供适宜的空间,但诗一如既往地在现实的挤压下顽强地发出稀薄的颤音。诗是那样的虚幻,那样的在强大、蛮横的现实面前柔弱无力,犹如病入膏肓者的回光返照,而诗人仿佛西绪福斯般的徒劳无益的努力时常让人感到悲怆。诗因此还葆有它的尊严与荣誉,诗人投向现实的睥睨的坏笑还显示着他的傲骨与自信。泛诗的时代从最直观的意义上说,是诗歌泛滥的时代,也是诗人身份与角色泛化的时代。诗从未像今天这样频繁出没于庙堂和江湖之上,仪态万方,风姿翩翩;与此同时,诗人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它曾经激烈对抗的现实达成和解,形成共谋,朝三暮四,蝇营狗苟。
  非诗的时代是抵抗诗意的时代,泛诗的时代则是消解诗意的时代。如果说,在非诗的时代,人们对于什么是诗还有相对稳定的、大体一致的认识和理解——人们正是由此意识到诗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对峙,意识到在物化的现实之外需要另一方精神的领地来安放诗心——那么在泛诗的时代,诗与非诗的界限已在不断的涂抹、瓦解中不复存在。一切皆可为诗,一切皆无诗意。所有对诗的定义的企图和行为都被看做是徒劳的、不合时宜的。泛诗的时代使得全民皆诗不仅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人人皆有对诗的理解,所以,人人都可以把他们所写的文字称为诗,并且可以轻易地将他人的质疑化为乌有。诗的泛化和诗的判准的瓦解,源于两种日益普世化的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一是个人至上论。个人对事物的感受和认知被认为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并且,出自个人的体验被认为是生动的、感性的、值得推崇的;人人都享有对诗的不同的理解和评判的权利,但是,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解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达成什么共识,而只是为了相互抵御与搏杀,以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二是多元至上论。人们通常认为,是多元化的现实带来了对诗的多元化的体认;或者说,多元的现实世界赋予诗的多元论以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境况中,人们可以反对任何一种对诗的定义,但唯一不能反对的是对诗的多元理解,也因此,“多元”成为许多人掩饰自己无知、浅薄的既华丽又实用的遮羞布。很少有人去追问,是不是任何一种和诗有关的信口开河都可以不言自明地作为独立的“一元”而存在?更少有人愿意承认,多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之间的对话,共识就在这样的对话中形成,诗的理想也在这样的对话中不断发展。
  非诗的时代是诗的本体论的时代,诗只指涉自身;泛诗的时代是诗的工具化的时代,诗指涉一切,除了它自身。在前者,诗因其“无用”而被现实放逐;在后者,诗因其“有用”而自我放逐到现实的每一个角落:或者是自娱自乐的工具,或者是沽名钓誉的工具,或者是拉帮结派、占山为王的工具,或者是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诗才是诗的工具。诗究竟是什么已无关紧要,它能发挥什么效应才是最根本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诗的泛化为什么会被当做一种进步受到欢呼,这给诗人利用诗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捕获现实利益提供了机会。工具化的各种样式显示的其实是诗的极端一元化,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非诗的时代是把诗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时代,泛诗的时代则是把诗尽可能地献给“无限的多数人”时代。“无限的少数人”扮演的是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者的角色,“无限的多数人”扮演的是信息接受者与商品消费者的角色。诗人们娴熟地使用着这个时代不断提供的便捷、高速的传播媒介,心照不宣地遵守着媒介运转的技术规则,诗的意义和价值由其在不同媒介中的链接、跳转的频率和被消费的次数所决定。按照阿多尼斯的说法,摆在今天诗歌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地、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在非诗的时代曾经有过的诗与现实的间距,在泛诗的时代已被悄然抹平,诗不再是审视、质疑、批判现实的力量,而蜕变为现实的附属品和点缀物。
  在非诗的时代我们曾经天真地相信,诗在对现实世界的广泛而深刻的“介入”中将获得“不纯”的品质,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我们也曾经一再自我安慰,诗将是文学艺术中抵制物欲诱惑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屏障。但事实总是让人沮丧,诗在物欲洪流的裹挟之下迅速消隐,只留下一堆又一堆的泡沫。当然,即使是在今天,就像迪克斯坦所说,“现实”一词表达的仍然是敬意。诗无法脱离现实而存在,也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影响,但我们还需要考虑诗自己的现实,它的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是经由心灵过滤的“最高的”现实,也是虚拟的现实。诗之所以要在现实之外再造一个现实,是为了“驯服”现实,让毫无规律、瞬息万变的现实变得可以理解、可以信赖。在这个意义上,诗从来就是对现实的“强拆”与重组,而不是以现实需要为借口的自我践踏。
 
 

 

对话:要和谐不要沆瀣

 
  魏天真(以下简称真):《汉诗》给我们提供这个表达空间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所以我也要十分用心。考虑到自己一向喜欢说错话这回终究也不免要说错话,万一有口无心伤害人而不得不收场,我希望我们大家好聚好散。所以头一回采取主动,起了这个话头:要和谐不要沆瀣。这个开头就很荒腔走板对吧?
 
  魏天无(以下简称无):我很喜欢这个开头,很特别,也很朗朗上口。和谐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过很多人其实只是强调了“不同”,看重了“存异”,忘了它们共有的前提。没有对“和”或“同”的信念和追求,对话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原则、缺乏立场的和谐其实就是沆瀣,你好我好他也好,你对我对他也对。但在今天讲原则、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诗歌的情形其实是整个现实情形的缩影。比如什么是诗,每个人看起来都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才是正确的,别人的是错误的,很少有人去寻找不同的原则、立场之间的交集,所以不可能形成对话。
 
  :我想的也许更偏激。你说人们看重的是求同存异中的存异,这是理论上的一个说法,实际上人们已经没有这种意识了,不知道、也不关心什么是同什么是异,要的只是外表的一致,形式上的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做交易买卖的货银两迄就成了唯一准则。比如说,你要是去与不同的观点、思想商榷或是对话,一吐为快,你是真诚了、畅所欲言了、过瘾了,结果人家脸上挂不住了。我一向觉得,让被评论的人知道你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你尊重他、认真对待他,这很难。让人理解你那郑重其事的商榷表达的确实是一种敬意这就更难了。
 
  :是很难,真诚很难。莱昂内尔·特里林被誉为20世纪中期美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导师,他研究了四百年来西方文学文化现象和理论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达到真诚的存在状态的。他觉得真诚是一个人通过忠实于自我而避免对他人的欺诈。但我们现在首先是要学会自欺,而且相信别人也不过如此。特种兵里有种伪装术的训练,伪装者要坚信自己就是被伪装的那个人,他才有可能成功。今天我们随处可见抱有这种信念的人,越是公开的、肃穆的场合越是伪装得逼真,以为自己一闭眼,所有人眼前也就一团黑。所以先要自欺,才能去欺人。自欺的写作自然得不到认真的回应,真诚的写作又只会到处碰壁,最后的结果就是看起来和谐,实际上是沆瀣。
 
  :所以,善于反省的人们又开始看重对话,对话的条件就是要真诚,对话的目标也是真诚,不然就成了演戏和伪装。我以为你说的“伪装术”和演戏一样,作为一个行当不好用真诚与否来评判的,至于说人无法达到真诚的状态,也许这是现实,就跟说人无法达到至善至美一样。正因为达不到,才心向往之,才要追求的,否则我们人类也就没有文学艺术这回事了。问题在哪呢?在于人们在现实中都有了那种特种兵的心态。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特种兵的情况出自一种极端条件下的特殊需求,那种特殊训练考虑的是极端情境中的最极端者。本来,我们因为对真诚的需求,因为追求生活与理想、语言与心灵的合一才走进文学的,结果却将文学变成了这种极端世界,人人都是假想敌,草木皆兵,要么觉得自己有了特种兵的优势——我的诗是最好的,如果不是就出个价把它卖成最好的,再不就把匕首抵在人的动脉上,迫使他自由的表达由衷的赞美,或者干脆把那些有可能说话不中听的家伙给崩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不就是特种兵狙击手的基本功。在这种氛围中,谁敢不和谐,谁敢不沆瀣?扯远喽。
 
  :确实偏激,恨得牙痒痒。其实哪里只是诗才这样,其他的文学写作更令人失望。谁让我们有诗歌情结呢,谁让我们对诗抱有比其他文学更大的更美好的幻想和希望呢?是不是我们该听从“有经验”的人的训诫,放弃这样的不合时宜的幻想和希望呢?总是不甘心。真诚可能解决不了一切问题,但真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还有其他的吗?
 
  :我这样说诗和写诗的人真的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是因为其他地方——在诗歌界我只是偶见那么几个事例——太多的非黑社会和超黑社会景致给了我一双这样的眼睛,让我妄图想在诗这里找回内心平衡。
除了真诚,对话的各方真的还要有所不同。可以说差异性是最直接的一个条件,此外还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互相关注的各方,二是各方之间完全的平等。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对话,只有合唱、齐读和背诵。没有平等意识也没有对话而只有宣讲、布道、训诫、控诉、乞求。对了,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距离。对话者之间要保持适当的间距,才可能形成对话。
 
  :说到差异,其实我们正处在一个崇拜差异的时代。我记得是波德里亚说过,对差异的崇拜是建立在差异丧失的基础上的,我觉得这话很对。我们膜拜的东西都是我们所缺乏的。这是消费社会的特征。你近期的研究转向媒介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谈一下?
 
  :差异崇拜以取消差异为代价,追求个性以丧失个性为代价。的确是这样,波德里亚好像还说过差异崇拜的表现,就是将个性等同于个性的点缀物。比方说,除非一个人穿着做旧做破的衣服,或者他把帽沿拖在脑袋后头,或者带着其他诸如此类的记号,否则我们不能认出他是个有个性的人。我研究媒介和大众文化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不过就认出了媒介正是这些观念的传播器、放大器。也是媒介在通过诱使我们追求个性而泯灭人的个性。
 
  :刚才你说到对话者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在你的文章中又谈到当下诗人、诗歌对读者的裹挟,还用了一个词叫“卷入”,也许有人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是的。如今是媒介发达、物质丰盛、信息丰富,这一切也导致了精神的文化的贫乏,表现在各种媒介上,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是都以使人卷入其间为目标的。比如以床戏开头并充斥床戏的小说和影视剧,或者讲穿越、讲奇幻的也是在制造噱头以勾引读者。许多写得好的小说和诗歌,里头的叙事人、倾述者,都很像那些草台班子马戏团在演出棚外诱使人们进去看马戏的大声吆喝或怪异的招贴,不仅故弄玄虚,显得过度急切,而且还有些孤单落寞。
 
  :再怎么吆喝、再怎么使出全身解数也没人进去看。一旦有人好奇进去看了,出来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比进去之前还无聊。这几年几次大的关于诗歌的公众事件,结果无非如此。卷入者问,怎么会这样?搭台唱戏者说,怎么不是这样?你还想怎样?以前就有人说过,诗坛就是马戏团,只不过现在装备更精良一些,花招也更多、更隐蔽一些。
 
  :我丝毫没有讽刺的意识,我还想说,作者也有他的理由,读者也可能希望被卷入。想想看,我们过去的留声机、录音机,后来变成四喇叭、立体声,现在是环绕立体声,那不都是因为我们想更深地卷入到声音的、音乐的情境中吗?还有,我们以前看戏,后来看电影,看球幕电影,看三D电影,现在更高级的忘了叫什么来着——这不都是因为我们不甘心旁观,还想要置身其间、体验一把吗?我们当下生存方式和处境是,人很多,空间很小,自己常常感到被忽视、被小觑,所以人人都希望置身于事件、戏剧的中心,人人都要显得自己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了,甚至要做主宰。但是这并不是卷入。我说的卷入对读者而言是被动的,对作者而言是一种手段。而读者和作者都受制于媒介。媒介诱使、迫使作者,通过借用读者的眼睛、耳朵来牟利。
 
  :诗歌和文学写作与视听艺术毕竟不同。虽然都是有特殊气质和禀赋、特殊责任和追求的人,但是文学的书写者更是观察和思考着的人。罗曼·罗兰说:“伟大的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时代通过这只眼睛来看自己,并且看见了自己。”海德格尔也说诗是那能使人真正栖居之物,它能使我们度量自身。诗人是“介入”而非“卷入”,投身时代而又超越他的时代,他看见的、思考的是整体,是事物的本性,尽可能使人类避免新技术的暴虐统治,而不是利用新技术去控制人,也控制自己。
 
  :是的。没有谁愿意将自己的感官和神经系统拱手交给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无权操纵他人的感觉,还得要防备自己的被卷入。要超越,就要和他所表达的一切保持距离,和读者保持距离,和他们借以赢得读者的媒介保持距离。不幸的是,现在的作者还在贪恋新媒介出现以前的作者的特权,而忘却了文字和语言的优势和职责。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去赢得读者,与自己的读者“相遇”,或者说不去激发潜在的对话欲求,而巴不得把所有的人变成“粉丝”,也就是将他们卷入进来,成为没有辨别力、批判力的信徒。你说的泛诗时代,是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呢?
 
  :泛诗源于诗人与消费社会、媒介时代的沆瀣。也要从好的一面看。虽然视觉媒介分流了文学的读者,网络普及又使任何人都能自由写作、发表,但被动摇的只是作者的非文学性的权威,诗自身的价值并没有改变。作为你说的具有整体意识的人,作家诗人依然是现实中的先知。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还奢望对话吗?
 
  :当然了,我只是希望每一个写作的人能明白这个先知的含义、责任,使自己朝着匹配这个称号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将它作为某种由头。我们需要对话,对话也是一种途径,希望文学的诗歌的书写,通过这条途径,在感染人、震慑人之余,更给人以深思,使人的心性更沉静、澄净而更丰富、敏感。


  (原刊《汉诗》2011年第1辑《你听我说》,武汉出版社201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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