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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游荡”到“游牧”——关于陈超《诗野游牧》及其“现代诗话” (阅读519次)



从“游荡”到“游牧”(霍俊明)

——关于陈超《诗野游牧》及其“现代诗话”

  陈超的《诗野游牧》是他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的一部分。这种“现代诗话”的方式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和诗歌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作者个人诗学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现代诗话”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早在20多年前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中,这种关于“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建立,陈超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省察,正因如此,他诗歌批评的独特魅力和趣味性已经被诗坛所认可。

  “新诗话”(沈奇语)对于陈超而言并不是外加的部分,而是来自于其诗学话语的核心部分。“现代诗话”这种直接开启生命深处秘密和血脉的批评方式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它给陈超带来的是新的动力和真正的快乐。而长久垂心于“现代诗话”很大程度上又与陈超的诗人身份密切相关。没有对诗歌创造性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细节和蛛丝马迹抱有探幽烛微的能力,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具有明显差异性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

  再者,“新诗”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智力游戏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而恰恰正是这种特殊的诗歌批评话语,显示了其难以替代的重要性、有效性和独特性。

  这使我想到李健吾。他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绝对的“少数者”或者“异秉”。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是不可能为之的。在陈超为中外现代诗所做的导读和鉴赏的过程中,这种特点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凸显。陈超的诗歌批评就语言自身而言是中国诗歌评论家中最为“讲究”和具有难度的。在陈超看来,“新诗学”也是一场语言的实验。他几乎对每一个词语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推敲和捶打、淬炼,而这一过程又非常可贵地在高度精准的同时维持了语言自身的趣味。在陈超这里,追求“母语的荣耀垂直洞开”不仅不是拒绝阅读的,更不是艰深晦涩、枯燥无味的。而这种话语方式在精神本源上与“诗话”传统一脉相承。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诗话”就比其他批评方式要更高级和进步,而是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对批评家自身的要求更高。“诗话”的吉光片羽的闪现,确实能够支撑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而陈超的“现代诗话”则一以贯之地深化了这种“整体性”——批评文本与灵魂高度之间的互相激发和激活、创设。这实际上也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兴味的考验。陈超不仅经受了这种近乎残酷和噬心的话语考验,而且还领受到这一过程中的快乐与慰藉。正如他那首感动很多人的诗句,“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

  《诗野游牧》所体现的心态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在以往的诗学论著《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以及《诗与真新论》中,陈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这实际上正是陈超所说的,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对灵魂和困境的双重揭示。而到了《诗野游牧》,如此诗意、轻松、舒朗、清逸的言说方式确实给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话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空间。

  从“游荡”到“游牧”,正如陈超所说,是在寻求一种差异性、局部性、偶然性和“无政府状态”,像是一场自由、开阔、流荡、丰富、散逸而鲜润的“游牧”。在我看来,这种细微、自然、原生、随性、独到、独立的话语方式是难以被模仿的,因为它只能属于批评家中的少数人。

  当然,从“游荡”到“游牧”,其间的转换过程并不轻松。多年来,这两个批评者形象一直在陈超的诗歌研究和写作中同时存在。“游荡”多为痛苦、孤独与沉重,而“游牧”的诗意、宽怀、放松和任性显然更带有理想主义甚至诗学的个体乌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往返和跋涉正是陈超多年来诗歌批评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对于这种“游牧”式的“现代诗话”而言,陈超真正做到了“以小博大”。看似容量紧缩的过程实则展开的是一种开阔和鲜活。这正如茫茫大海上撒网的过程,收放自如,缩进然后敞开的过程正对应了“诗话”的本质。也正如陈超所言,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换言之,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惟有如此,才印证了诗歌批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诗有别趣”,同时更印证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彼此观照。正如陈超所说的,诗歌和诗学一样往往从反思对方开始。

  “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无法想象的难度。我希望陈超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精神的游历和放牧与复杂性的、现代性的精神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所在就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诗歌批评的“游荡”和“游牧”精神的人应该算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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