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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粮食没有转化为酒 (阅读508次)



当粮食没有转化为酒

                   ——关于影白的诗


(发表于《诗刊》2014年第5期下半月) 


霍俊明

 

 

在当下诗坛真正说几句带有依据性、学理性“批评”的话有着很大的难度。尤其是对于诗人而言,他们对所谓的“评论家”并不买账(这也与“批评家”自身的诸多弊端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很多诗人并不缺乏对诗学阐释的热情和能力。

我对这位云南诗人影白一无所知,所以我能够心无旁骛地面对他的诗歌文本。平心而论,比照当下的青年诗人影白的诗还是不错的,起码居于“中上”水平。以下对影白诗歌的“批评”是出自我一贯的诗歌要求。具体言之,我是将他的诗歌放在现代诗历史和当下诗坛的坐标系上来谈论的。显然这种要求很高。如果我说的一些意见对于当事人来说能够有几点认可的话,这也不枉我对影白诗歌的某种期许。对于不提气和自以为是的诗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自生自灭。显然,影白的某些诗歌品质还是带有个性的,只是这种个性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正如我们所说的“文饭诗酒”一样,诗歌的要求显然更高。较之当下很多无畏、无知的青年诗人们直接将大米煮成米饭或米粥的拙略庸俗的做法不同,影白的一些诗是具备了从“粮食”飞升到“酒”的品质的,只是其程度和过程存在问题。他已经能够将这些粮食进行挑拣、分类、清洗,然后放在容器中发酵,只是在发酵的过程中诗人过于心急。他急于或有野心地迫切想让人来分享他的成果,只可惜那些尚处于发酸、发酵的东西还不是所要之物。

《睡莲》一诗最刺目的就是“标点”,显然标点对于现代诗而言具有重要性,但是如果滥用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短短的一首诗中竟然出现的标点近30处。不是说不能够使用,问题是如此高密度标点的出现给这首诗带来了什么积极或负面的影响。高密度的标点直接牵涉到的自然是诗歌的气息(呼吸)、节奏和整体性意义上的结构(断句、分行、分节)和意绪的走向。现代诗的标点、分行甚至分节直接联系到诗歌的整体结构、语言特点和表述方式。而总体来看影白诗歌的分行和断句有的过于随意化而缺乏考量,有的则因诗人主体过于强烈的“策略化”而导致了分行也随之出现问题。诗人似乎特别钟情于拒绝诗歌的流畅性和完整性,从而故意把连贯的和关系密切的句子强行切断,比如“哗哗作响的辩证法 冲刷着不规则的天空 和即将坍塌的木格子的窗外”(《长短句》),“鸟鸣、松涛 剑胆、琴心,和中庸的时令”(《光阴咒》),“怀揣着这些一蹶不振的黄昏,和 那些不可逆转的落日”(《这些,那些》)。实际上密集的断句和分行因为诗歌不同的表述方式和目的是允许的,但是刚才这三个例句不在此列,请注意三者都出现的“和”字。“和”字对前后词语和上下文所起到的极其严格、紧密和连贯的作用相信写作者是应该知道的,而作者在这样的带有关节点意义的地方强行断句显然是有大问题的。高密度的标点使得整首诗零碎、粗糙,甚至有些磕磕绊绊、磨磨蹭蹭、上气不接下气。这连带出现的正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个整体性的弊端,即阅读之诗对朗读之诗的全面僭越和覆盖。阅读的诗显然是对智力和语言的深层考验,这自然呈现了现代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诗歌如果矫枉过正的话就会导致阅读和传播的障碍。与此同时,谈论诗歌最基本的就是语言问题。以《睡莲》为例,过度修饰化、逻辑性、散文式的句子整体上影响了诗歌的肌质和品质,比如“因迷离而令她刻骨的他”,如此绕来绕去的表述显然有问题。此外还有“惟去年夏天收留的那块冷水河驱逐出境的石头”(《长短句》),“你曾经捆扎过的青菜早已征用了晨露以生俱来的苦味”(《老农》)(笔者注:“以生俱来”应为“与生俱来”)。语言在诗歌这一特殊文体中的重要性是无须我赘述和啰嗦的,如果语言不过关那么诗歌的品质可以想象。影白的一些诗歌语言则过于技术化、随意化和模式化。影白特别喜欢用形象化的词语来表达抽象的东西,有的比较成功,如“蓦然扭捏起来的机会主义者”;但是更多的则是失败的,比如“热情的分裂性”、“哗哗作响的辩证法”、“那些白纸上落的黑字”(《长短句》),“我时常攫住唯物主义的鸟鸣”、“日上三竿的步伐”(《光阴咒》),“死不悔改的方块字”(《孤独腔》)。有些语言甚至是陈词滥调,比如“痴痴地伸手去摘 / 那郁悒成癖的星星。有多高 / 就有多美! / 亦或是那怯生生地甜。”(《孤独腔》),“那气贯长虹的闲庭信步!”(《野鹤》),“枇杷早早地就醒来”、“水甜蜜蜜地沁出来”、“核桃花落在小径上,白白地都烂了”(《这日头也不急着醉》),“那些好似知我者,这些好似谓我何求?”(《这些,那些》)。

与此相应,相似的语言和表达问题还体现在《小说腔》一诗中。短短的一首诗居然蹦出了密集极高的“但”字竟然达19次之多。我能够理解“诗人”对“小说腔”的某种戏仿和不满。这首诗不仅体现了诗人对“小说”的特殊理解,而且诗歌自身呈现的日常的戏剧性和无聊的生活流之间的龃龉也达到了诗人的目的。但是,为什么诗人偏偏钟情于这么多的“但”呢?显然这在于诗人对个体生存的关注与无奈。在我看来“但”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出现就可以了,足以达到诗人的表述目的。诗人可以尝试着删掉这些“但”字,然后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效果。如此频繁的使用“但”也使得叙述的散文化泛滥,进而影响到情感和智性表达的有效性。也就是说“但”还体现了当下流行的叙述体对诗歌“抒情性”的贬抑和挤压。现在,很多诗人的写作太急了,还没有学会和意识到诗歌“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诗人使用的19次“但”不仅说明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和理解,而且过于“形式化”“技术化”和带有强烈主观性色彩的密集表述使得这首诗甚至不忍猝读。无论是出自主动的对“小说化”的批判还是出自有意的叙事性的表达,这都使得诗歌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的界限出了问题。如今所谓的跨文体的口语化、叙事性的写作正在大行其道,而我们看到的是结果是除了极少数的几个诗人写出了不多的好作品之外,更多的是泥沙俱下的沉溺和自以为乐导致了诗歌本体的纯粹性的丧失和写作难度的整体降低。

高密度的词语方式还出现在《壬辰赋》一诗。该诗四节,二十行。也许诗人的野心太大了,他试图在二十行诗句中容纳进所有的“节气”。但是结果呢?结果是这些代表节气的词语都进入到了诗中,我用看似无聊的统计学统计了一下:20行诗19行出现节气的词语,少则每行一个,多则两个。如此短的诗句能够承受这些传统节气的密度和其上承载的文化重量吗(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很多诗人都写有关于节气的组诗甚至长诗,“节气”在工业和城市化时代是具有被抒写和追挽的重要性的)?如此高密度的词语必然使得整首诗一块块分裂开来。当诗人用搭积木一样的方式强行把它们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一锅煮的大杂烩就热气腾腾地出炉了。

反讽性的意识和冲动在影白这里很突出,比如《好时辰》等诗约略体现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在影白的生活中似乎读书(文字)、喝酒和写诗具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所以他的这些诗很多是从“阅读”开始的,比如《好时辰》和《光阴咒》、《野鹤》等。影白对“古代”心生向往,对“当下”的态度也大体同时下中国诗人一样充当了伦理化和道德化的批判者。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企图重回过去和超越当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而诗人该如何通过诗歌来完成对自我、性情、想象、现实、语言和历史的多重发现性的表述已经成了当代中国诗歌最为严重的挑战了。显然,影白也必须正视和反思的是个人与语言和场域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写诗只是为了消遣、为了发表、为了炫技、为了献媚,或者干脆为了娱乐和博得眼球经济的垂青,我们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义正言辞”地评说他们诗歌的不是呢?

诗歌是自我取暖,也必然是“见证”的结果。如果我们注意到“诗人”这一词语是一个要求极高的象征,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指出为什么有些粮食没有最终酝酿成酒?为什么有些分行的文字还不是诗?为什么有时诗还有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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