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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在怎样的价值体系里活命——朵渔印象 (阅读1755次)



诗人在怎样的价值体系里活命
 
——诗人朵渔印象
 
 
刘  波
 
 
  朵渔曾在一篇访谈中自称,他是一位“民间知识分子诗人”。这是一种新说法,源于当年民间立场诗人与知识分子诗人在盘峰诗会上的论争。事情过去十多年,这一论争的结果却在朵渔身上得以发酵,并获得了诗意的转化。他的自我定位是准确的,我无须作更多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朵渔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人;而在文学世界里,朵渔又是一位大胆的冒险者,锋芒毕露,辛辣锐利,而他又坚守常识,拒绝平庸,这正是他这些年一直让人看好和信服的原因。
  朵渔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这是我和他见面之前就预料到的。从杂志上读到朵渔的诗歌时,我还在上大学,虽然以当年的领悟力,并没有读懂多少,但一种感觉抓住了我,至此,我只要见到朵渔的诗文,必读之,因为它们不会让你失望。几年之后,我写了一篇谈朵渔诗歌的文章,由时任《诗歌月刊》编辑的诗人曹五木发在了杂志上。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再去看那篇文章,但我相信自己对朵渔的感觉和预测是不错的:如此用力下去,这个诗人一定会写得很好。事隔近十年,那种感觉尤甚,朵渔新世纪十余年的作品,也验证了我当初的判断:朵渔是有大情怀和大境界的诗人。他不仅靠诗歌作品立足,同时,他还靠其不凡的思想和行动力征服了更多的人。
  2007年的春夏之交,在我的博士导师罗振亚先生的引荐下,我和朵渔在天津见了第一面,虽然此前感觉神交已久,见面之时仍觉一见如故。因为是一个饭局,当时还有其他朋友在场,具体和朵渔聊了些什么,我早忘了,但唯一能记起的是,他面前的一杯啤酒从开始喝到了结束。期间,他话并不多,但只要开口,总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就像他的诗一样,尖锐、精准,在跳跃感和陌生感中出示了快意。这是诗人聪明的体现。
  朵渔的确聪慧早熟,他17岁考取北师大中文系,要知道那可是在1990年代初期。他说自己上大学之前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而大学期间读的书又比较杂,在那种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中,他对自己没有认同感。但我认为,对于朵渔来说,或许正是那种零散杂乱的阅读启蒙,成就了他后来的写作。虽然大家都在读书,但有的人把书读死了,而朵渔把所读之书先消化掉,再能结合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最终“为我所用”。
  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了十年后,朵渔重新回到了家里。他说要在家重读一个“大学”,就以四年为期。如此理性的规划,似乎不是一个诗人的做法,因为诗人喜欢流浪,热衷于“在路上”,但朵渔作为一个诗人,却“宅”在了家里。这种宅男的生活,不是一般的岁月荒废,而是一种自我再教育。既然这个社会教你的大都是些厚黑与功利,逼着你去适应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还不如彻底回到自我,回到内心,让自己变得更清醒。为了那个多人争抢的铁饭碗而折腰,朵渔无法接受。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疯子们辩护》,谈到了流浪诗人曾德旷,他那种纯粹的诗人所为,朵渔说他做不到,因为生活上的道德伦理规约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屏障。他知道,这个时代应该允许曾德旷这样选择“向下生活”的诗人存在,就是这些不被人理解的“疯子们”,替他做到了狂热、勇敢和坦荡,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丰富,更多元。
  这是一种真实的心境,这个世界有很多被迫或主动,他去选择哪一项,都面临着鲜花与掌声,同时也要时刻准备接受板砖与批评。朵渔选择站在常识的一边:大部分人可以过他主流的生活,也要允许一部分人选择别样的人生,虽然这种生活可能是另类的、极致的、异端的,但可能离内心的自由更近一些。自由不是停留在口号上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切实的行动。为了自由和理想,可以去喝西北风。当然,朵渔没有真的去喝西北风,他开始了自己的另一场生活之旅。
  后来,我在一些访谈中看到,也听他聊天时说过,刚回家那一两年,肯定有焦虑,以前上班时每个月有固定工资会在固定时间打到你的账户里,那种稳定让人感到踏实、安全,如果这笔收入一下子断了,对于习惯了体制化生存的我们来说,不说恐慌,至少也会忐忑。这种境况让朵渔纠结了一阵,虽然家人理解他,也支持他,但是朵渔仍然需要先说服自己,自己这一关过不了,即便亲人不说什么,也总觉得不是滋味。在紧张中度过了两年,朵渔想清楚了要给人生一个什么样的交待,要让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里活命。也许唯有读书、写作,才能让自己在精神生活上变得充实。大学四年,他感觉有些荒废,而守在家里再读一个大学,这种冒险就不是荒废时间的问题了,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破釜沉舟。我相信,这种破釜沉舟不是他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一个有追求的诗人需要这样的再生。
  朵渔安心在家读书,这次上“大学”是要进行系统化的阅读,他会不时地将自己的读书心得道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在电话中,在邮件里,在饭局上,在闲聊中。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有开读书会的传统,在朋友李振的帮助下,2008年4月,我们邀请朵渔到学校去和更多的学子交流。他谈到了自己这些年的阅读史,给学生推介书籍,很诚肯,很真挚,这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应该是一次很不错的启蒙。然而,即便在南开大学这样一个学风朴实的高校里,爱读书的学生还剩下几个呢?很多人去现场,与其说是听朵渔讲一个诗人的阅读,不如说是去看看传说中的朵渔到底长什么样,这是坐在下面的一个朋友后来悄悄地告诉我的。
  长什么样不重要,因为朵渔不靠这个吃饭,他有他的自信。虽然他觉得当年提出“下半身”带有一种行为的意思,但它仍具现实价值,尤其是对那样一个几近腐朽的诗坛体制,这一“反动”策略是个有效的消解。由于总是在审视中生活,所以朵渔的写作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实,随着他阅读的拓展,思考的深入,这种渐变虽不明显,但常有一种力量贯注其中。他的写作给人以震憾,他的阅读也让人信任,他给你介绍的书,一定是他自己先读过的,他说哪本书值得读,哪本书不好,肯定是他读过之后的真实感受,而非信口开河的玩笑。在对知识的接受与理解上,朵渔一直非常严肃。这与他对一些诗坛八卦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些东西可以当作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而一旦涉及到诗歌、文学与时代、社会,他那种独立知识分子的韧劲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了,不容你去反驳,因为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就像他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演讲、诗会和座谈一样,每一次开与诗歌有关的会,朵渔也绝不像很多人那样去讨好、敷衍,或者唯诺、苟且,他不屑于此。2008年,唐山的诗人朋友东篱组织了第一届南湖诗会,托我邀请朵渔参加,他很快就答应了。这类活动一般就是见见朋友,看看风景,喝喝酒而已。但对朵渔而言,谈诗就是谈诗,谈诗不是娱乐,不是你好我好和稀泥。我记得在一次座谈环节,朵渔无法忍受会场上闹哄哄的鸡同鸭讲的场面,突然和某著名文学刊物的编辑杠上了。如果不是主办方出来打圆场,以赶去参加另一场会议匆匆结束了座谈,我想,不只是争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最后定会不欢而散,因为论争越来越趋近于写作立场和价值观念之根本不同的真相。
  这一切皆源于朵渔对常识的守护。不从常识出发看问题,很可能就是随波逐流地归顺于给你一点蝇头小利的人,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反常识甚至就成为了一种“常识”。我们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惊了,而朵渔并非不清楚这些,但他必须说出来,个性使然。不管是做人还是为文,他都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一段时间,朵渔显得很孤愤,虽然在直接的沟通中他少有流露,但通过其诗文,确实能见出一种不满,对社会的介入,对时代的忧思,大义凛然之气都渗于文字中,然而,他还是明晓自己的路径。不能总是“愤”下去,必须想出路,这样的自我警觉与告诫,能让他从戾气中走出来,回到内心,回到生活的现场。就像他的一首名为《写小诗让人发愁》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普遍耽于写小诗的时代,他还是让自己不要沉于写小诗的满足感中,诗人的出路也许就是在失败主义困境中困兽犹斗。
  所以,朵渔一直是沉郁而理性的,从尼采、康德、哈耶克、韦伯、以赛亚·伯林、罗蒂、苏珊·桑塔格、阿伦特、阿甘本、巴丢等一路读下来,他从这些大师的作品中获取了营养,也从他们身上传承了精神。他们对于朵渔的影响,既有思想文体上的,也有人格伦理上的,我觉得他是不会甘心亦步亦趋于大师身后的,他有自己的至高追求。虽然朵渔还这么年轻,我仍然坚信这一点,他早已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里活命。所以他一直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为世俗中的家庭伦理,也为理想中的文学标高。近几年,他写了一组人物随笔,像卡夫卡、米沃什、加缪、布罗茨基、布考斯基、卡佛等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在一个中国诗人笔下重新焕发了风采。他们的破碎人生,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似乎不值得过。而朵渔却爱上了他们,乐此不疲地关注那些生活上的边缘人,那些文学和体制上的对抗者,因为他们替他生活过了,让他产生了共鸣,这或许才是那些有争议的文学人物在历史和现实中所体现出的价值。朵渔将他们写进了文字里,让那些悲苦人生的持有者能继续留下他们的困惑、难题与遭遇,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处境,而不是虚构、美化和粉饰了的人生。
  这些年,朵渔坚持不懈地读和写,多数时候他为诗为文不单纯是谋生之道,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有质感,有尊严。他从不讳言自己的诗人身份,他能担当得起诗人之名,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老老实实,不要输掉一颗心”,他要求自己不苟且,不说谎,要求自己面向正义与不公,看到宽容和理解,但唯一不能让他忍受的,就是平庸,所以他才能写出《妈妈,您别难过》、《大雾》、《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高启武传》等优秀之作,他才能坚持办民刊《诗歌现场》,主持“影响力中国网”诗歌版。即便他这几年转向了历史,与那些大儒贤哲对话,但他深知传统文化的利弊,因此,他坚决反对腐朽之论,而主张见性情,接地气,力图写出命运的复杂性;他可能会借鉴古典之形,但仍然探求现代之意。如同他在一首诗中所写:
 
中年也在练习书法,练习
隐身、葱茏,在松下
手倒立。
一转眼,他已陈旧,登高
只为教授
伦理学。谁去
谁留,是分裂的,也是
祖传的,我们各活各的
这有何不可?
只二十年,脚下的路
已分裂为歧途。
      ——《只二十年,他已陈旧》

 
  这是一种自我警醒,也是一份自我勉励。读到这首诗时,让我想起了柏桦所写的一首《老诗人》,很多诗人都开始登上了“神坛”,变成了“神话”,随之而来的,就是陈旧、腐朽、端着、弯弯绕,再无多少创造性。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一种心态。这也是朵渔敬重老诗人多多的缘由,他已过了60岁,从大多数中国作家的人生轨迹来看,他可以坐享其成了,足够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并起而追赶了,但多多没有,他仍然在发力,在变化,先锋色彩和创造精神仍然在他身上得以保留、发扬,并酝酿新的作品。朵渔可能就希望做到多多这样有定力,有恒心,随着他阅读品味的越来越高,他完全能够把握自己,并不断超越自己。这是因为他追求卓越、拒绝平庸的心性,让他站在了文学的制高点上,但他谦逊节制,仍在努力为学。一种思想的创造,一份力量的恪守,都让他活得很充实,写得有尊严。
  如今算来,除了短暂地去外地工作过半年外,朵渔在家里也快读了两个大学了,他的日益精进,熟识之人有目共睹。我离开天津也有三年了,虽然中间也曾回去看看老师朋友,每年也能和朵渔兄见上一面,但就限于吃一顿饭,喝一次茶,匆忙又短暂。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电话联系,每次他都会跟我说他最近读的书,聊他又写了什么,这种人生的交流于我是真正的精神砥砺,它让你不会太偏离常识的方向。而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诗歌创作和研究的人来说,朵渔是一根理想主义的标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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