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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庄见证中国——谨以此文悼念我的父亲 (阅读1454次)



——《出梁庄记》读书札记
                                                   
    在这个北方雾霾的春天,大地在影子也难得一见的沮丧气氛里还是迎来了泛绿的季节,我在丧父的悲哀中断断续续地阅读着《出梁庄记》,我不想说这是中国乡村的寓言,我只想说这是我的寓言。我来自苦难的乡村,我就是那一个个逃离土地的村人,厌弃了田野上年复一年低效、无效甚至负能量的劳作,从暧昧的土地上逃往向往的城市。我掏挖城市的下水道,做悬挂着的“蜘蛛人”,我“开胸验肺”,我做囚禁访民的“黑保安”,血汗洒在城市的马路上我想起了家乡,被城管厉声呵斥时我感到了耻辱,被体制一次又一次排斥和清退时我甚至想到了“种族歧视”,农民的烙印使我在用肉体支撑着国家发展的同时却常常无所适从… …谁能说这不是关于我的寓言呢?
    从写实层面,梁庄只是梁鸿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再普通不过的豫西南盆地湍河岸边的村落;而从象征意义上,梁庄也许是我们所能看见的中国最后而且行将崩溃的村社生活。因此可以说,自从土地产权从真实的农民那里分离出来以后,我们都是梁庄人,我们都在想方设法离开梁庄,或在出走的途中。只是我们每个人出走的方式不同,于是有了不同的命运。梁庄的儿女们有进入体制享受国民待遇的,那是极极少数,绝大多数则做了修车的、校油泵的、在世界工厂当“准机器人”的、在剧毒工厂玩命的以及处处被人驱赶的三轮车夫等等。2006年,我在《农民为什么逃离土地》(或名《百年飘零:现代诗歌中的农民叙事》)一文中写到:“逃亡开始了,农民对土地的厌弃来自于丧失了对土地的拥有,丧失了与土地的亲情和血肉联系;而农业人口对土地的逃亡源于那个铁桶般的准军事化组织人民公社已经垮掉,森严的体制和“专政”的铁拳正在迫不得已地松动,而蜂拥而至的外资企业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又需要乡村为其提供大量而且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给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他们后来被称为令市民们同情、怜悯乃至不得不启动法律救助的极端弱势群体——“农民工”。
    农民工们的命运千差万别,共同点是大家都在逃离,以一种异乡人的身份在“他者”的土地上打工和寻梦。于是在《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又有了《出梁庄记》,有了梁庄人在省会、在京城、在南方乃至塞外讨生活奔小康、求生存流血汗的种种故事。
 
    第一章 离开梁庄: 梁鸿先是揭示了一个破碎和无组织的村庄,并非物质的匮乏,反倒是无序的看上去永无止境的占有使村庄呈现出“熵值”增高、生命一点点垮掉的可怕景象:“一切却都处于无序之中。……新房在不断地建起,路却越来越难找。……我家老屋的左边原来是一条直路,可以通往村后的庄稼地和韩家,现在,也都被周边各家的新房所分割,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缝儿。”
    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大多数中国自然村落的命运,它的主人天天干着毁灭自己的勾当,无止境地把既无特色而又缺乏功能的建筑铺开在大地上。村庄作为人类古老的聚落,何时已经丧失了自规划、自组织能力,而变成了一个几乎以消灭自身作为结局的悖论过程呢?而通常我们认为的“看得见的手”却做得老谋深算,大气磅礴:“一条直直的、平整的、向远方无限延伸而去的开阔地,突然从茂盛的庄稼地里开出,呈现在大地的中心。它如此宽阔,以至于一眼望过去,两边的村庄房屋和庄稼都显得非常遥远和矮小。那惊人的宽阔充满着神秘的威力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大地、植物、时间和空间都逼得狭小且短暂,显示出一个庞大国度的浩然之气。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横穿湍水,跨过梁庄,向大陆腹地延伸而去。”
    国家在轰轰隆隆地前进,它的身后是无数个古老村庄的消失。正所谓“自做孽不可活”,看到村庄把那些既无个性又较小使用价值的房屋无限地向田野扩张,而村庄内部却混乱不堪,你甚至会觉得这样的的村庄实在是没有理由继续存活下去。是的,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的自组织力衰竭,必然会有更大的组织凌驾在他们之上,替他们安排所有的未来,告诉他们所谓幸福的方向。
梁鸿就这样离开生她的梁庄,在一位坚强、且以女儿为骄傲的老父亲的带领下,去寻找漂泊在四面八方的村庄的的灵魂。这是一种无限贴近式写作,由自己年逾古稀又做过胃切除手术的老父引路,梁鸿从梁庄出发,走遍了父老乡亲们打工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章 西安:梁鸿的方法有点像医学里的“活检”,通过某种特殊管道深入机体取出部分组织进行检测,她的明智恰恰在于没有给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只是将“内窥镜”所能看见的情景向读者尽情展示,有时鲜血淋漓,有时则不乏温情。需要强调的是,在许多篇章中,作者并没有刻意保持不动声色,而是毫不掩饰她作为梁庄女儿的立场。对于聚集在西安德仁寨的梁庄三轮车群体,对于附着在南阳、郑州、内蒙、北京、青岛、广州等许多城市肌体上营生的梁庄有生力量,梁鸿在维持学术客观性叙述的同时,一点也没有隐匿她的悲悯乃至同情。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都在这20年了,在这儿呆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来自梁庄的三轮车夫们想融入“新大陆”西安,可是“人家不要咱”,于是“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无论他们在这里呆多久都是异乡人,梁鸿甚至试图唤起她的乡人对于异乡的归属感,可是她失败了,梁庄人必定要在本土和异乡之间永无止境地漂流,身心分离,灵肉异体,这是这个变革时代所赋予梁庄人的命运,也是躁动和裂变中的中国给予它的母体的耻辱。这种耻感在老一代梁庄人中或许已经麻木,而在新一代“出梁庄”的梁庄人内心,却保持着异样的反抗:
    “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他恨梦幻商场,恨那梦幻的又与他无关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
    “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被贴上了标签。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
    在梁鸿不断探挖然后放大的活体组织中,在试图坚决避开作者镜头的年轻而时尚的新一代车夫身上,读者就这样捕捉到了所谓中国新农民工隐秘的耻感,它似乎正是我们的过去,又延伸着集体的未来。“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了“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他在这个城市,仿佛一个小偷,不光彩地偷一点钱,没羞没耻地生活。他的小屋就是这一不光彩的存在的表征。”
    命运对于西安德仁寨的梁庄人是残酷的,老一代人用戏谑和自欺麻醉自己,新人类在青春期短暂的耻感之后,复又回到动荡而麻木的轨道之上。任何同样充满耻感的人读到这里,除了轻轻地摇头,就是呻吟般的叹息了。
 
    第三章 南阳:南阳是梁鸿笔下梁庄人出梁庄的第一站,也是很久以来梁庄人逃离村庄的首选,是一个在梁庄人看来可以产生神话的地方。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梁庄人就在试图通过各种能够想到的途径脱农入城,那里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终生“打土坷垃”、“赶牛腿”、“修理地球”的屈辱命运的终结,意味着一种稍显尊贵身份的获得。自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民从短暂的“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身份很快成为集体的一员,不再需要如祖辈那样以个体身份去经营田地,只须按照国家和集体的号令投工足矣,土地充公,个人入社,各尽所能,幸福天堂自然到来。直到1958年,户籍制度出笼,农民不仅被取消了自主安排农事、自由交易粮食的传统权利,而且连身份也被牢牢锁定在实际上已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当个体丧失了退出某个自己不情愿继续下去的行业或产业,当个人丧失了自由迁徙权利,他的被束缚和囚禁的感觉自然愈发强烈,于是以任何可能手段的逃离就开始了。
    梁庄人最常见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走后门”,走后门当兵、走后门当工人、走后门进城、走后门“农转非”……是那个年代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是体制内外联手作案对歧视性户籍制度的另类突破,也是每个欲脱农者的“中国梦”,它代表了制度之恶所能够激发的个体改变命运的深层愿望。
    在梁鸿告诉我们的故事里,这些试图脱农者正是后来浩浩荡荡的中国农民工的序曲。出于“面子”的需要,梁鸿笔下的这些先行者似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比如说其实在城里混得未必如传说的那么牛气,多少年来他们只是在造势,在做出样子来给老少爷们看。“从南阳到穰县的那条路上,我准备乘公共汽车回穰县。一辆三轮车突然迎面而来,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也许以为是我要搭车。我一看,吓了一跳,那拉车的人竟然是贤生的大弟弟贤义!他骑着一辆寒酸的、破旧的人力三轮车在拉人,这怎么可能?……回到梁庄,我听到的传说仍然是贤生家发财的故事。……我担心这个神话被打破。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关贤生和贤生家的神话是梁庄的希望,是梁庄对外部世界想象的最远边界。”
    后来的一切变得简单了,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向所有廉价劳动力开放,梁庄人进城不再需要向生产队请假,也不需要到政府部门开介绍信,一张身份证可以走遍天下,梁庄人不仅可以在血汗工厂打工,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易经大师,在街头为迷途者掐算生辰八字;更有可能成为有组织的传销者……
    然而梁鸿说,不管梁庄人走到哪里,都会复制出一个新梁庄,弥散着村社落魄的灵魂与顽强生长的枝枝叶叶。
 
    第四章 内蒙:记得八、十九年代,在河南纵横交错的各级公路上,随处可见制作粗糙的户外广告:南阳校油泵,于是心生好奇,不知这“校油泵”为何物。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终于解开了校油泵之谜,不过“南阳校油泵”到了内蒙,自然成了“河南校油泵”。这是一个以手艺人形象面世的梁庄技术群落。他们多在城乡结合部的交通要道扎摊,在马路边的简易棚房里,在繁忙的矿区,混合着嘈杂市声和油料的浓郁气息,梁庄人“在老乡、亲戚那里当学徒,学习半年、一年,就自己另外寻个地方,买台机器,生意就开张了。”当“河南校油泵”成为一个品牌,校油泵和相关大车维修项目,就可用“暴利”来形容了,他们是梁庄最富裕的打工者。梁庄人自我解释说:“校油泵是利润大,也是背良心钱。人啊,不背心不发财,光靠出死力不行。但是,也不算背良心,你说,那卖服装的,一件衣服,几千,上万,他加了多价?咱在这荒山上,吃苦受累,喝的是风,吃的是煤灰,天天在土窝里打转,加点价也正常。那一瓶茅台卖一两千,那不叫蒙人?他们多心安理得,咱还老觉得自己不对。事儿啊,就看你咋说。”
    比起那些时不时“坑爹”的暴利利益集团,“梁庄人”才应该心安理得。他们有人十几年挣了上百万,已经惴惴不安了。在梁鸿笔下,他们反省自己,开始涉足慈善,向地震灾区捐款,加入工人夜校,寻求有价值的精神生活,但他们总体上仍难以摆脱“边缘人”的烙印,其普遍追求难以得到当地社会的体系性支持,于是他们几乎是习惯性地也是必然地复制着遥远的梁庄熟人社会模式,以族群、亲戚、乡党为主干分出亲疏远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熟人则一定要多吃四两豆腐。他们同仇敌忾,打击外来者,保护自己的地盘,并去争夺新的地盘。这里,作为实体的梁庄也许正在风化,作为符号的梁庄却已然嵌入每一座城市,使城市始终难以摆脱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的属性或陋习。梁鸿套用家乡的习语,把这种社会关系的衍生称为“扯秧子”;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叫机体的DNA复制、RNA转录和蛋白质翻译。这样,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精神品质上就有了一定的遗传相似性。中国人千呼万唤的所谓现代化就只能以轰轰烈烈、大拆大建、大兴土木的表象呈现于世,而缺位的恰恰是人本尊重、契约精神、责任伦理和现代法制;这样,中国在表面上看起来越新,骨子里却显得越旧,就像辛亥革命之后鲁迅一代人的痛彻感受。
   
    第五章 北京:北京的梁庄人一点不比别地儿的梁庄人更有优越感,他们不能说“我骄傲我是北京人”,因为他们只是临时给首都干点活,混口饭吃,他们没有北京人的身份,他们深知自己的处境,“干得再好也还是外来工,再有能力也轮不着提拔你”,这样当他们喝醉了酒,首先想到的还是给留守在梁庄的爷爷奶奶打电话,“清是稀罕我爷,回去我就住在他那屋”,一位叫梁峰的小伙子酒后含混地反复重复着这两句话,执拗而任性,抛洒着无奈与乡愁。这是2011年9月或2012年3月,在北京郊区一个叫河南村的务工者聚集地,梁鸿利用周末,在这里举办老乡工友座谈会,采访梁庄和吴镇老乡以及年轻工友。
    所谓年轻工友,也包含那些大学毕业在北京打工的白领,他们白天在豪华写字楼为亿万富翁设计家装,晚上回到“蚁族”靡集的都市村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而且飞涨的房价使他们的收入显得可以忽略不计,生活的希望遥远而渺茫。还不仅仅是民营企业的“白领”,即便是“国家队”科研尖子、未来的学科带头人,在北京要靠工资收入买到房子过上体面的日子也极不现实。我一位从上海某重点高校被北京某重点高校“猎了头”的教授朋友,恰恰不是因为北京更能吸引他,而只是由于在中科院读博士的儿子看起来难以用就业后的工资为自己挣到一套哪怕只是栖身的居所。
    《出梁庄记》的优势在于原汁原味地写出了分布在梁庄以及全国各地各个层面的梁庄人,从衣衫褴褛的乞丐到古道热肠的千万富翁,从抑郁的玻璃工到抱团的车夫。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或一技之长挣扎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已离不开他们,却还没有想好怎样给他们一个正常的国民待遇以及有指望的看得见的未来。
 
    第六章 郑州:2013年3月8日,在梁鸿的《出梁庄记》发排付印的日子,我父亲因哮喘病引起心脏猝死,入院两天即告别人世,享年87岁。父亲属于最早的“出梁庄”人,早在1959年就带领全家逃出大饥饿的河南,在家族“摩西”舅舅的谋划下,安全降落东北一个叫做“金宝屯农场”的诺亚方舟,在饥饿死亡的边缘捡回若干条性命。我曾经上书要求中国政府给8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不少于2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免他们过世后留下永难弥补的“国家之憾”,理由只有一条:国家是每一个国民的儿子,尤其对于七、八十岁以上的农民来说,国家实在是欠情、欠债太多!社会的每一次由国家主宰的所有制动荡,最终伤到的都是他们。如不加紧补偿,“国家之憾”一定会变为“国家之罪”。
    因为父亲病逝于我居住的郑州,于是我对《出梁庄记·郑州》有了特别的关注,尽管梁鸿写的是新一代梁庄人。“新梁庄人”在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打工,靠超时工作挣钱,他们“穿越时空”,貌似卓别林出演的工业化早期被繁忙的流水生产线所折磨和异化成精神分裂的工人,可是他们甚至没有工人的名分,国家称他们为“农民工”,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称谓,完全没有办法享受教材和某些章程里宣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工人”作为阶级,整体上似乎也已消失,在市场化的今天,无论“产业工人”还是“务工人员”,最恰当的定义是“人力资源”,通过标准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军事化”车间的整合调度,他们被固定在岗位上,为世界创造财富,也为自己谋得一种看上去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完全接轨的生存。“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
“工人工作时间之长,工资水平之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而这些工厂还是相对规范的一些企业。以我所走到的地方,青岛、深圳、广州、东莞、厦门,大部分工人状况都差不多。当我们在说一个工人一月可以挣到两千多、三千多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是指一个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至少要坐十到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
 
    第七章 南方……
   
    第八章 青岛:“小柱”:这是不可超越的梁鸿之痛。作为同龄人,梁鸿即使在归乡的小柱弥留时刻也未能到其病榻前看望一眼,她不愿意面对一位惨败和惨死者,这因此成了梁鸿不可疏解不可超越的内心之痛。在北京、安阳、广州、青岛先后做过保安、翻砂厂工人、卸煤工人和镀金厂工人的小柱终于死了。把生命最后献给韩国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镀金厂后,小柱没有任何诉求地死了,临死前嘴里喷出腥臭的血柱。这时候梁鸿就在村里采访,她要写出这个时代强加给梁庄、或梁庄奉献给这个时代的形形色色底层的人物和故事,包括小柱故事,可是她从下意识里不愿意看见小柱的惨死,梁鸿就这样离开了她的村庄和儿时的玩伴,进入她自己的仍然正在努力打造的生活。可是她永远忘不了谴责自己的冷漠和良心上不可饶恕的耻辱,这就是梁鸿,也是我们一些知识者和良知未泯的社会管理者的道德状态和内心世界。
    “氰化物”:小柱或是死于氢化物中毒?从调查结论来看,梁鸿倾向于这样认为,可是谁知道呢?小柱和他的家人没有维权意识,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职业病鉴定机构去做一次或若干次体检、化验或鉴定,以证实是否为职业所害,以决定是否应该向韩国老板或诉诸法律索赔。在突如其来却又潜伏已久的灾难面前,小柱和梁庄人似乎认命了,甚至无怨无悔,这是最让人感到古怪而又欲哭无泪的现实,所以如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潮那样不惜开胸验肺以证明尘矽肺存在的维权者才会成为时代的悲情英雄。“小柱之死,到最后也原因不明。一个无名农民的无名死亡。无论是李营的国子,万坡的那个娃儿,还是在中国大地各个工厂间流浪并死亡在外的人,所有的死亡都原因不明。”
    更不堪的是,梁庄人不仅丧失了健康甚至生命,而且丧失了讨还他们权益的能力和意识。
不相信天是蓝的,不相信人也许会有良知的,不相信司法是公正的,难道我们多数人甚至我们自己不都是这样吗?既非道德又非法律的空气早已弥漫在我们的身边,继而浸润着我们的内心,梁鸿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部梁庄人的血泪史,更是我们这个突飞猛进歌舞升平时代的理性指控词和道德批判书。看看梁庄人在韩国镀金厂的工作环境吧,谁不以为那是应该穿上防化服才能进入的场所呢?
    “第一排操作池做的是第一道工序,去污、清理、镀铜,在不同的池子里分别放入硫酸、氰化铜等各种氰化物……右边的操作池把他们自然隔开。丽婶们离第一排操作池有六七步远。她们都没有带口罩,没有带手套,并且,这边也没有风扇,更没有引风机……坐在小板凳上,往右边的操作车间看,觉得像看到了一个异象世界。白色蒸汽从操作池里袅袅升起,形成一团团雾气。几排操作室,形成了几排团雾,中间有略微的淡薄缝隙。工人的脸在这雾气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有时只露出一张脸,没了脖颈,有时露出半个身子,像个恐怖的残疾人,有时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没有亮光,没有色彩……我站起来,想咳嗽,咳嗽不出来,想打喷嚏,也打不出来,那带重量的湿度就附在整个鼻腔、口腔,驱除不掉。站到这个地方,你会明白,空气污浊不只是指沙尘暴、垃圾厂、工业废水的感觉和味道,它还会有这样沉重的质感。鼻腔里、口腔里塞满湿的各种金属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你很难想象。”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这是最具有讽刺性的场景,在青岛近郊村庄打工的梁庄人坚守着这个村落里最后的房屋,而村子的原住民却都上楼了。这些打工者坚守着别人的家园,在遥远的中原的梁庄,他们自己的家园却又面临消失的命运,毋宁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社会所呈献给我们的最后背影。
    “瘫子舅舅在看电视,为了配合舅母她们,他把电视调成了无声,只有颜色在他脸上闪烁着。几位中年妇女,围在小桌子旁,头挨着头,正专心地唱赞美诗:“在那寂静漆黑的晚间\主耶稣钉十架以前\他屈膝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愿父美意成全” \耶稣疲倦伤痛的泪眼\不看环境只望着天\十架苦杯虽然极难饮\然而他说,“你意成全” \忧愁变喜乐\患难得安宁\疑是无路自有光明门\哈利路亚!靠着我慈爱父亲,福乐来临”……”
    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哽咽着你的喉头。是的,唱赞美诗,这是读者看到的梁庄人在漂泊打工的异乡唯一的精神生活,它闪烁着异域的悲悯之光,使人在心酸、心痛中感受到一丝温暖和神秘的希望。与其如书中描写梁庄打工人的棚户区是当地“被上楼”的村庄“最后的房屋”,我宁愿认为信仰才是这群流浪的苦难的梁庄人“最后的房屋”。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三个具有隐喻学价值的象征体系。
    “老党委”: 传统的道德威权以及家族、家长统治时代的终结。
    “勾国臣告河神”:我们永远难忘生育我们的辽阔而封闭的乡村,它有那么多妙趣横生而意味深长的故事,一代代流传,守护着古旧而幽远的乡魂,又奇妙地隐喻着看上去日新月异的当下。出了那么多五花八门人物的梁庄居然就没看见一位访民,尽管南水北调征地看上去那么多猫腻。于是“义士勾国臣”出场了,那是一位传说中500年前的老访民,他老人家越级到玉皇大帝那儿告了年年泛滥糟蹋庄稼的河神,结果正义不仅没有得到伸张,还被玉皇大帝打了40大板,打得他五脏俱痛最后含冤而死。
    这是一个流传于民间的言之凿凿却令人沮丧的荒诞故事。“勾国臣”的命运暗示了正义的处境:在传统社会中,被搁置的正义以人神之间力量绝对不对称的方式展示出它的可悲与无奈,实现它的条件似乎近在咫尺,却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就像西方西西弗斯神话中永远滚不上山顶的石头。在梁庄人心里,“勾国臣”的命运几乎就是所有访民的终极命运。“义士勾国臣之墓”没有激励人们去一代代追求真理,而是记牢了“饿死不当兵,屈死不告状”的古训,不是不能、不愿,而是不敢,那可怕的惩罚一直都搁在他们心里,一代代人消化着,最后,一切都变为了“既与我无关,就不关我事”。要是有人爱管个闲事、好告个状,吴镇人或梁庄人就会说,“咋,你也想当勾国臣啊?”
    “黑女儿”:一个象征性的尾声,代表未来的幼女被一个60多岁有前科的邻居强暴或诱奸了,人们面临两难选择:沉默无疑选择了耻辱也纵容了罪行;诉诸法律则意味着幼女的未来也将被传统的舆论所扼杀。古怪的是乡村的执法者没有马上选择取证执法,而是反问举报者要什么:是正义对罪行的惩罚还是女孩没有瑕疵的将来?梁鸿未能呈现给读者以结局,也无意追踪这件事的结局。她被哀伤和耻辱深深地淹没,就像自己就是那个被侮辱与损害的“留守儿童”,以至无力继续她的叙述。关于“黑女儿”永远都不是一个新闻,它像一个耳熟能详的关于耻辱、不堪、抛弃和自欺的老故事,和开头的“军哥”之死一样,是写实,也是一个时代的赤裸裸的寓言。
    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就没想过把中国的梁庄建成有尊严、有效率、有秩序的宜居家园?有的,曾经的民国“乡村建设”先行者梁漱溟们这么做过,可是梁漱溟死了,于是梁庄差不多也死了,先是被革命鼓动和遗弃,后是被资本汲取或榨干,于是我们必然地迎来了这个差不多几乎是必然的“城镇化”时代。而当城镇化乃至现代化以血肉拆迁、血汗工厂、血泪人生的残酷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梁庄成了我们内心永远的痛!我们回过头来,像无辜的婴儿一样寻找渐渐冷却的梁庄的奶头,可是梁庄竟很陌生,梁庄的人们早已逃散,梁庄——我们共同的父母之邦,正在一点点萎缩,面目全非。那就为梁庄唱首挽歌吧!轻轻地,轻轻地,不要嚎啕和声嘶力竭,如此克制是为了不去惊扰那苍老脆弱的灵魂。梁庄的女儿梁鸿就这么唱了,唱到无语,泪流满面。
 
    然而一个通常的场景或情景发生了。梁鸿以文学与社会学融合的别样写作之后终于“有些烦躁”,此时的梁鸿更像阅读着她的人文知识型读者的我们。面对惨苦的弱者,我们背过脸去,我们是抛弃者;我们同时被更强势者所抛弃。我们也是被抛弃者。梁鸿说她“想逃跑。不只是无力感所致,也有对这种生活本身和所看到的镜像的厌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哪一种选择,不知道那正在赶着回家过年的妈妈会如何面对她的被伤害的女儿。”
    于是作者离开了她所叙述的村庄。这个梁庄人,在完成了对梁庄的采访和体验之后,在完成了一位知识人的自剖自省和内心独白之后,必然地离开了这个哀痛之地。显然,她不以为自己是梁庄的代言人。她写的书会再火一把,会有越来越多的“凉粉”像通常的粉丝一样追踪和羡慕她。她却不会有太多的陶醉,因为她内心充满了梁庄带给她的伤痛和“呼愁”。她似乎还可以为梁庄做点什么,那是一个有良知的又很明智的知识人戛然而止的闪念。眼下她的第一要务是必须回到北京,以一个体面的知识人的身份回到她栖身和谋生的阴险的城市。
    在北方,这是一个灰霾料峭的令人沮丧的春天,一些患支气管炎哮喘病的老人正悄无声息地死去,他们多是农民,青年时代体力透支过多以致无力抵制这些无处不在的PM2.5;而在东部和北方乃至更多的省份,对又一轮人禽传染病的控制正在紧张地进行。如果说我们都是出走的梁庄人,那么我们能够像当年的摩西和以色列人那样苦苦追寻着梦中的耶路撒冷以及一种有约法的道德生活吗?
    然而我们毕竟已经在路上了,梁庄,与中国!
                                                                                      2013年3月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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