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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旦评传》目录、引言与后记 (阅读1448次)



 
《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卓越、当当、京东等网店均有销售。
更多图片资料参见:http://blog.sina.com.cn/u/1711878313
 
目录
001/ 引言  沉默的诗人
012/ 第一章 破落户子弟
020/ 第二章  南开校园诗人
049/ 第三章 清华校园内外
062/ 第四章 北平,长沙,昆明
082/ 第五章 昆明,蒙自,叙永
109/ 第六章 赞美:在“命运”和“历史”的慨叹中
128/ 第七章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162/ 第八章 大西南时期
188/ 第九章 《新报》时期
213/ 第十章 沪宁线上
250/ 第十一章 愤怒、“安憩与“被点燃”的青春
270/ 第十二章 出走与归来
296/ 第十三章 最初的契约
320/ 第十四章 “外文系事件”风潮
349/ 第十五章 “穆旦”的短暂重现
373/ 第十六章 “穆旦”与“查良铮”
397/ 第十七章 “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
435/ 第十八章 “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
486/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梦想冲动
511/ 第二十章 “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556/ 参考文献
572/ 后记
 

引言 沉默的诗人

 

一、有意的沉默

    穆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今读者自然已不再陌生,他是一位诗人,以“穆旦”名世,实存诗歌约为154首,数量不算大,一册即可全部编定,包括《穆旦诗文集》所录146首[[1]],还包括收入《穆旦诗全集》[[2]]但未录入《穆旦诗文集》的2首[[3]],以及陆续发掘的佚诗6首。[[4]]实际写作跨度为1934-1945年,1947-48年,1951年,1957年,1975-76年,相当多的年份为空白。穆旦同时又是一位操持俄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的翻译家,基本上以本名“查良铮”名世,少数译作署笔名“穆旦”或“梁真”。早年所译不多,多半为差不多同时期的英语诗歌与理论作品;1953年从美国回来之后,俄语作品的翻译一度占据了上风,主要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普希金的诗歌,包括用俄语来转译英语世界的作品,但也有拜伦、雪莱、布莱克、济慈、费朗罗等英语诗人的作品。1960年代之后的受难期内,对于拜伦的翻译一度更为醒目,对于俄语诗人丘特切夫的翻译和对于“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则是新的现象。诗歌和译作之外,穆旦还存有少量的散文、书信和日记,日记是较少记载,散文较少看起来是因为对于此一文体的有意摈弃,书信原本是较多的,但失之于佚散或毁弃。这些写作的内在涵义后文自是将会一一剥索。
    看待一位写作者,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其身上那种与他人相异的因素入手,比如作品,创作手法、艺术理念等等。这些实有的因素提供了一种原点,使得讨论不致散乱无形。
    但是,有的时候,通过虚有的因素(品质)来看取一个写作者也是别有意味的。虚有,即没有的东西。或由于性格或能力的限制,或由于各种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一位写作者都有他所没有的东西。与同时代的重要作家相比,穆旦所没有的那一种东西其实非常明显,那就是缺少自我的阐释。
    前文所提及的诸种写作行为之中,从传记的角度看,属于自述类材料、传记功能更强的是日记和书信。从《穆旦诗文集》所披露的来看,日记自1959年1月1日始,所记断断续续,一半是思想总结式的记法,其中摘抄了不少领袖或社论的观点,一半纯粹是流水账式的记载,完全看不到内心(尽管也可以认为,记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倾向)。书信呢,从相关信息来看,新中国成立前的穆旦与友人的通信数量并不少,但现存书信可能仅有1封,其他的基本上都已隐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再也无从发见。1950年代以来的书信,大部分也已被销毁,所存留基本上是最后几年的书信。而且,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来信才得以保存,如巴金的来信,这使得在理解穆旦的时候,缺少了一种更为丰富可感的交流语境。
    即便是有了这些残存的日记和书信,关于穆旦生平的主要信息,读者多半还是不得不依凭穆旦家人和友人的追忆文章。但在穆旦的若干具有重要转折意味的阶段,比如,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的经历(特别是“野人山经历”),1943-1945年间的大西南生活时期,1946-47年间的“《新报》时期”,1949-1952年间的留学经历,1954年发生的外文系事件、肃反事件,1959年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均缺乏深入的自我论述,多有晦暗不清之处。
    何以如此呢?从表象看,这一局面与穆旦实际生活的年代有关:建国前,穆旦大致属于那种为工作而四处奔波的小职员,缺乏必要的文化地位,自我阐释的机会自然是稀缺的;1953年回国之后,自然也是没有自我阐释的语境,实际上,因为声名较小等原因,穆旦公开发言的机会寥寥可数。再往下,1977年2月,穆旦即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其时,穆旦59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新时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现,但穆旦已无从领受。对于一位历经磨难的中国写作者而言,“新时期”意味着什么呢?
    各人经历相异,意味自然也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多半相通,那就是在“新时期”以来相对开明的文化语境中,一大批写作者通过各种文字完成了一种自我建构——甚至是重构。比照那些顺利进入“新时期”的诗人,比穆旦年长的诗人,如艾青、冯至、卞之琳等,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如杜运燮、郑敏、王佐良、袁可嘉等,无一例外地写下了较多评论文字与自我阐释类文字,其中,也包括若干对于穆旦的追忆与阐释。
    这自然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虑到20世纪中叶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对于作家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这种建构或重构之中,既会有真诚的回忆或悔悟,也难免刻意的伪饰与辩解,这对于作家形象的传播,对于文学史写作正面与负面的作用自然都是可待进一步深究的。这里仅略举卞之琳与穆旦相对照的一例,来看看其中可能产生的效应。
    卞之琳是一位低产而高效的诗人,他的诗歌不多,但倍受称道。新时期之后,卞之琳即出版了《人与诗:忆旧说新》[[5]],后又写作了一系列追忆文章,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等等刊物,既追忆自我历史,也品评历史人物。这些文字的总体数量也不算多,但一经问世,即成为了卞之琳研究的重要参照;由于卞之琳本人的历史亲历者身份,这些文字也就成为了重要的“新文学史料”。
    所要说的“对照时刻”是1940年代末期。其时,卞之琳正从英国归来。半个世纪之后,其行为、动机(包括受解放战争的感召,也包括焚毁创作历时8年之久的《山山水水》等等)得到了自我追认[[6]];其自我历史的发展线索——个人成长史附和着国家历史的发展潮流——藉此清晰地建构而出,学界也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相关讨论也显得清晰而从容。
    而同一时刻的穆旦“出走”,因为在公开的文字层面,穆旦本人没有任何自我说明,学界多半置之不顾而不做任何解释(抑或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这对于作家个案的研究乃至文学史的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一部研究讨论具有“转折”意味的20世纪40-50年代的文学的著作里,作者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穆旦“非常积极”地选择回国,并将这种选择与沈从文、萧乾等人在解放前夕选择留下来的举措相比照,认为他们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去”与“留”(归)问题上做出选择的“三种类型”,即“非常积极”地回来(穆旦)、“被动的因素更多一些”(沈从文)、“完全主动”(萧乾),体现了一种“民族认同感”,但对穆旦“出走”事件,对“出走”与“归来”之间的内在关联却未置一言。[[7]]似乎可以认为,正因为缺乏穆旦本人的解释,又缺乏相关的背景材料,以致在相关历史的认知中不得不以盲点状态出现。

二、历史的假设

    再回到穆旦缺少自述的话题。似乎也可以说,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视域当中来看,过早的逝世使得穆旦失去了一个塑造自我历史的机会。事实已然,但好事的读者难免会有所假设:如果穆旦活了过来,他会不会也写下一些自我阐释类文字或追忆文字?从穆旦晚年写下的较多书信看,这一假设确实有相当的可能性。书信写作本身即意味着心境的敞开,有话要说。若顺着这样的思路往下,穆旦若活着进入“新时期”,多半也会像其他的历史亲历者一样,受一种回顾历史、重塑自我的语境的鼓舞而开口说话。
    但这一切已被无情地中断。在那些书信之中,晚年穆旦的心境、写作与翻译行为、对于当时文艺的看法等等,得到了较多说明,1975-1977年间的穆旦形象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其中,也有对于历史的整体式判断,如对于白话诗和旧诗的态度;也不乏对于过往历史的自我阐释,如对于1940年代的《还原作用》一诗的多次阐释。但所述基本上也仅仅限于此。总体上说来,所述均相当片断而零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如书信本身是相对随意性的文体,晚年穆旦的自述,其笔调基本上是即时性的,而仅在少数情况之下才是回忆性的,因此,既可以说,穆旦本人的晚年自述根本就无法勾连出他的早年形象,也可以说,穆旦本无意于自身形象的建构。如果可以这么认定的话,那么,前者是结果,而后者则是原因所在。
    若作更细致的辩诘,又可发现穆旦晚年书信之中,较多地透现了他当时的心境和翻译活动,但他同时也在进行的诗歌写作却较少提及,即便提到,口气也不如谈及翻译时那么热烈或坦荡。这意味着,在更多的时候,穆旦有意将诗歌写作视为一种私性行为,而无意于泄露更多的诗歌写作的秘密。由此,固然这些书信有助于理解穆旦的晚年写作,穆旦的初意却并非以它们来阐释自己的写作。这样一来,大致上可以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穆旦是一以贯之的,对于自己的写作有意保持缄默,无意于通过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字来完成自己。

三、“档案”与“自述”

    当然,另一个事实也必须指出,那就是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查良铮档案,档案材料现已随本人所作《穆旦年谱》[[8]]披露,其中有多份履历表格或思想总结类文字材料(有3篇字数较多),时间从1953年回国之初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这类不是记于同一时期的材料尽管在一些日期上有细微的差异,但完全可以说,它们打开了穆旦生平经历中的很多死结(特别是穆旦从军归来之后在大西南时期的生活状况、“外文系事件”等),1965年之前,穆旦各时期的生平线索均可以得到更为清晰而深入的呈现。
    但是,这与前述“自述类文字较少”并非同一层面的事实。穆旦的档案是在留美回国之后建立起来的,也即,此类文字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这样的政治敏感时期,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文化信息,而穆旦本人又正在经历种种政治磨难,比如,1955年10月在写《历史思想自传》时,穆旦正被列为“肃反对象”,因此,这些材料中的所谓思想“认识”或“总结”显然都包含着某种被裹胁的政治意识而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可简要地举1956年4月22日所写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为例来看。这是现存穆旦所有总结式材料中最长的一份,用方格稿纸竖行书写,共25页,约12500字,分10个时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交代”。如下为开头部分:
 
这次肃反运动中,使自己得到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在肃反中,自己并且交待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由于在小组上,感到群众的压力,并且由于自己的错觉(认为要说“实质”和“意义”,做了很多推论和假定),作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不负责任的交代。这里,我要就自己过去的重点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叙述,同时指出曾经作过的不负责任的交待。我想尽力作出客观的叙述,不加自己的批判,以便使组织对我的过去作出明断来。
 
    且不说文字中为自己所作的诸种曲意辩护,说一说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细节:在交代出国前的思想状况时,穆旦写下了这样的时局认识:“我原已准备迎接解放,因为当时我认识到,共产党来了之后,中国会很快富强起来,我个人应该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兴,他们翻了身,个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牺牲。”这段文字旁有四个字的批语:“纯粹扯淡!”在我看来,它以一种粗鄙而又相当地道的语言涵括了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审阅交代材料的人对于穆旦的“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因此,我在将其编入《穆旦年谱》的时候,尽量只选取其中的事件线索,而剔去那些枝枝蔓蔓的“思想认识”。而本书对档案材料亦有较多引述,所称“穆旦档案”,即南开大学档案馆所藏人事档案之中的查良铮卷以及其他相关卷宗,不另注明。
    正因为对于政治环境体知,我将其视为穆旦所承受的历史压力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显示了回国后的穆旦是如何深陷于政治环境当中。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自述材料”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一般性的自我陈述是通过描述、勾勒、解释,以确立某种形象,从而达到自我阐释的效果;那么,这些尘封在档案柜里的文字所透现的,则是一个在强大的历史压力、复杂的时代语境挤压之下的渺小的、惶恐的、向内收缩的个人形象。其中的复杂性后文会有专门的讨论。当然,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展开一些其他的认识,比如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写作者如何自处等等。
    历史已无法更变,能够看到的只能是目前这样的情形。综合来看,所谓“沉默”,其实有着双重的含义:“个人”的有意强化、“时代”的无意阻隔共同造设了一个沉默内敛的诗人穆旦形象。
    从传记的角度看,材料较少、且明显存在局限的情形实在可说是一种遗憾。但是,这也使得穆旦研究获具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个缺少自我阐释的穆旦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他通过较少的写作、较少的自我建构所树立起来的自身形象——一个穿行于黑暗之境的诗人,恰如一首艺术兴味浓郁的诗,经得起反复研读。

四、本书的写法与体例

    对于一位沉默的诗人而言,传记何以可能呢?
    本书尚未开始写作之时,本书作者曾与多位友人讨论过评传的写法,也大致谈了一些看似有所创新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目前这样的一种传统型的写法,即以时间先后为序,逐一推进。
    本书的写作,将尽力提供一种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即并不仅仅将事件或人物的讨论范围拘囿于传主穆旦本身,而是较多地摄取了各种外在资料,希冀在穆旦这样一位已被公认为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和翻译家之一的传记之中,也能较为清晰地看到时代的面影。
    从时间段落看,本书关于穆旦的评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部分虽然章节略多,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篇幅与其大致相当。这一方面是因为穆旦早年的形象已得到了较多的讨论;另一方面,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材料使然,即新中国成立后,穆旦个人的材料(书信、日记等)与档案材料较之此前要多出不少,这为传记的展开提供了更为厚实的资料基础。
    由于穆旦极少公开发表的自我阐释类文字,档案材料虽提供了生平与思想的线索,但终究面临着一个可靠性的问题:生平线索倒大致可以得到多方材料的印证,所谓“思想”的表达则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过,为了更好地彰显穆旦与时代的关联,本书还是将进行了不少引述,并有所分析。
    另外,需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目前所看到的多种回忆性文字之中,有些为孤证式材料,有些则对穆旦当年的思想多所评判,如杨苡、江瑞熙等人关于穆旦1940年代后期的思想状况的分析(见第10章第3节),周良沛关于穆旦回国后的思想状况与实际境遇的断定(见第13章),以及穆旦家属在追忆文章之中大量使用的评判语气,等等,它们无疑强化了穆旦的形象,但其中的一些说法,也确是引起了后世读者的质疑(见第10章第3节)。从传记写作的角度看,这种因为个人身份、历史境遇等层面的差异而造成的认识歧异现象实在是太过常见,如何缝合这些差异,对传记作者也可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在《穆旦年谱》的前言《呈现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穆旦形象——缘起、材料与体例》中,我曾谈到,所呈现的既是一个真实的、也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穆旦形象。“真实”自然是一个尽力去达到、但显然无法完全实现的目标,即努力呈现一个“更为丰富真实复杂、也更富历史内涵的”穆旦形象。那又何谓“可能性”呢?基本考虑是指“某些材料——特别那些近乎孤证的材料,所呈现的更类似于一种线索,一种可能性,它能不能进一步凝缩成穆旦的品质或者特点,还有待更多材料的支撑。”[[9]]
就本书对于实际材料的处理而言,这种“可能性”的考虑依然存在。我想,撰谱或作传一类写作,归根结底是对于过去历史的发掘,作者都免不了资料方面的纠结,只是处理方式不同而已,本书基本上是顺着“可能性”的思路,秉着呈现复杂的历史面目的考虑,在实际写作之中多有推测性的语气,即以穆旦本人的文字和相关信息为依据展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本书对于材料的使用始终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秉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原则,不滥用材料。由此所展开的穆旦传记形象,可能少了几分演义式的活泼,但其形象的学术意味与历史内涵无疑得到大大的加强。
    此外,也可说与历史的复杂性有关的是,由于穆旦本人对诗歌多有修改,一首诗歌往往存在多个版本,[[10]]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捉穆旦本人的创作意旨及其时代背景因素,本书所引穆旦诗歌,凡出现重要异文的,均将指明具体版本;未说明的则均出自《穆旦诗文集》这一通行版本。
    此外,本书所引述的资料,早年资料或有排印错误,而穆旦档案材料均为手写体,字词方面也偶有明显错误,如“介绍”写为“借绍”,凡此,均用[]来标识,即“借[介]绍”;那些因字迹漫衍、书写模糊等原因而无法识别的字词,则均用“×”来代替。
 
 


[[1]]目前收录穆旦诗文最为齐全的《穆旦诗文集》(李方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实录穆旦诗歌147首(包括收入第2卷的散文诗《梦》),其中《法律像爱情》属误收,为奥登诗歌的翻译。
[[2]] 李方编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
[[3]] 即1948年发表于《中国新诗》的《绅士与淑女》以及1976年的残诗《面包》。
[[4]] 6首佚诗包括《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祭》、《失去的乐声》、《X光》、《记忆底都城》,以及晚年所作叙事长诗《父与女》。
[[5]]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6]] 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3-72页。按:实际上,由卞之琳本人生前编订的《卞之琳译文集》、《卞之琳文集》也显示他对于作品(自我形象)的珍视。
[[7]]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34页。
[[8]] 易彬:《穆旦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9]] 易彬:《穆旦年谱》,第4-6页。
[[10]] 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本人所做《穆旦诗编年汇校》已大致完成,此一工作是对穆旦诗歌的不同版本进行汇校,也是“穆旦研究系列著作”之一种,预计近期内也将出版。

后 记

 
    从世纪之交到现在,写了不少穆旦研究的文字,包括《穆旦年谱》和《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两本书。真正起意写这本书是在2009年,业师吴俊教授联系了出版事宜。原以为手头上材料很多,很快就可以完稿,不想一写又是两年多。一开始是纠结于材料的处理、体例的安排,之后是其他事项的缠绕——期间还插入了《穆旦诗编年汇校》的写作,再之后,就是细节处的修补了。拉杂下来,书稿比预想中的要略略厚一点了。
    这四本和穆旦有关的书是我近年来在弄的“穆旦研究系列著作”,我曾经向一些年轻的朋友(主要是我的学生)许诺,比起其他几本穆旦研究著作,这一本可读性更强些,没有那么多的学究气,但现在看来,这依然是一本令人无法轻松的书。最大的问题是书中没有“故事”——全不是“讲故事”的写法。症结呢,多半还是对于材料的审慎处理使然,多是史家笔法,秉持的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原则,而少有文学式的虚构与渲染。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几本穆旦研究著作的作者,我还是更希望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它讲述了一位中国诗人并不顺畅的一生,也展现了一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
    终于写完了,首先还是要感谢业师吴俊先生多年来的教诲、关心和支持。三、四年前,先生怀着要“去那无穷之远的远方”的意念,终于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大学,而我恰恰在那里度过了硕士三年的美好时光。本书经吴老师牵线安排、最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人生的缘分上实在可说是又加深了几层。念及母校,也要衷心感谢硕士学业导师刘俊教授的谆谆教诲和细心关照,感谢丁帆、王彬彬诸位教授在我的求学过程所给予的帮助。而在厦门大学的一个会议上——一个非常偶遇的机会,与本书的责任编辑荣卫红女士的初次相遇,实在也只能归结为缘分,感谢她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还要特别感谢解志熙、李怡、郭娟诸位长者多年来所给予的非常诚挚而单纯的支持。感谢父母、妻子长期的支持,女儿也一天天长大了,也要感谢她为生活所带来的无穷欢乐。
    时代日渐荒凉,生活却总有着无限的美好。爱诗者将与诗同在。
 
                                                                                                                    易彬      2011年12月10日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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