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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是南方诗歌吗? (阅读1676次)



                               “葡萄”是南方诗歌吗?
                  
      第三届珠三角诗歌节暨文明佛山诗会

       ( “南方诗歌”主题    论坛  发言要点)

                         2011.6.7.29—31 

                   
                                      陈仲义
            
    南方诗歌这一提法,从宏观理论上看我基本认同,它是诗歌、地理、自然、文化交融的结果。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史达尔夫人的文学社会学支撑,她曾经提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划分,取决于不同地理、气候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人性;还有丹纳《艺术哲学》三大要素决定论:“种族、环境、时代”,其中特别强调环境,环境是地理的同类,它被摆在了第二个“席位”。  

  地缘因素在诗歌发生、形成过程的确起着很大作用,这在诗歌史上得到验证,许多诗派就是以地域命名的,如黄庭坚的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安徽桐城诗派(文法通诗法、以文为诗),江苏常熟的虞山诗派(以钱谦益为首,学古而不拟古);国外有美国50年代黑山学院命名的黑山诗派,70年代大陆有白洋淀诗群,等等。

  而南北诗歌则是在更大范围内、具有二元式对应性质——的一种更为笼统的划分。华夏古国从小麦文化、游牧文化出发,相应体现于诗歌文本形制、气质和表现方式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北方诗歌的尚武、阳刚、力量、气魄、厚重等特色。从南方的水稻文化、巫术文化出发,我们也很容易得出迥异于北方诗歌——南方诗歌所特有的灵异、阴柔、细腻、诡秘……。

  但是,笼统的诗歌地理学划分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况且许多时候南北是交混在一起的,最显著的是杜甫,他是河南人,你能说他是北方诗人吗?毋宁说他是中原诗歌代表,因为他身上融入北方的“质”和南方的“文”,体现了沉郁顿挫的“文质彬彬”。当代的臧棣,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性格中的细腻气质倒掩盖了许多北方成分,造就了他诗歌中不厌其烦的“拉伸”术,一点都见不到北方大汉的影子。所以也大可不必被大框架的南北地域框套住,以致作茧自缚。


  与其热衷诗歌地理学的南北大框架的探究,毋宁更多进入文化气质的“质询”,重要的是深入到众多细微的因子:具体到气候、饮食、起居、住行等对主体性的浸润影响,才可能触及真正的心理体验物。举一个例子,有位女诗人特别洁癖,每天至少洗3次澡,我看她的文字就感到特别干净,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文字的干净程度与她的洗澡大有关系,进而演绎,一个诗人文本的湿润程度与他居住地的降雨量也有关系,甚至不妨考究一下,他的性爱频度。

  对于个体诗人而言,有形与无形的文化气质,烙印着他的出生、遗传、基因、个性、童年记忆、包括后来游学地、工作地、旅居地、漂泊地的痕迹,这一切才与之息息相关,唇齿相依,这一切才有可能凝聚为后来深具蕴含的文化意象,成为被诗人主体性强烈追求的标记性产物,比如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两本诗歌集,一本叫《北与南》、一本叫《地理学》,都有着鲜明的地缘印痕;当代潘维的“液体江南”系列、郑小琼“黄麻岭系列、福建子梵梅的“九湖”系列等等,因为熟悉的地域生活、故乡记忆,使外在物象深深内化为诗人的血肉,这样的“具体化”,才可能完成对南北诗歌的挣脱与超越。

  这样的“具体化”,意味着南方诗歌的文化及其折射出来的气质,不是单向的镜子般掠影晃照、或风土人情的简单集合,而是具备深度的化合性意涵,它拥有独特的价值穿透,注入诗人别具一格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深度。


  事实上,有出息的诗人早已脱离出所谓南北诗歌大框架,比如在座的丁燕,她是新疆人,她写葡萄,谁敢咬定葡萄就是北方文化意象,谁敢咬定其中没有隐含许多南方的质素?! 由于集中和强烈,我们从她众多的葡萄中,感受族群的基因、爱的宣言、母性的体温、自恋自强的傲气。包括审度、诉求、受伤、阴影、难言的苦衷与挣扎。这一切,会让我们清除北方的或南方的分界,只关注葡萄这一更具个人色彩的文化意象。庞德有句名言:“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丁燕正是在葡萄里聚焦了自己全部的个人情感史、生活史。本质上,一个人一生的写作就是完成他个人史的“原型”意象。丁燕在诗歌中出色地践行了这条写作法则,少走许多弯路。饶有意味的是,一年前,她告别生活了30年的北方,来到南端的深圳。在生存境遇发生重大变化中她并没有改变写作的本质,而是继续秉承葡萄作为作者乡愁的居所、信念的载体,和价值支点。不同的是,深圳的葡萄比乌鲁木齐的葡萄变得更为细节化、叙事化和流动性,对此,难道我们就可以贸然下个标签,说这是典型的南方诗歌吗?

  诚然,在宏观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南方诗歌特征,如民间形态、市井生活、具体事物展示、身体感官的打开、细节的大量运用,还有气息、湿润、松弛、修辞,等等,但从个体写作学出发,我的意思是说,要跳出这个大框架、打碎这个大框架。所有的理式、观念,都应服膺于写作心灵。心灵大于一切,大于那些理念性的东西,同样也大于文化。那些东西只能作为背景,隐含在我们写作过程中,在写作中被我们主体的本真气质所融解。任何事先规范、预设的目标多少是有些可疑的。

   最后还是回到葡萄。昨天我离开厦门前,凑巧品尝过两个品种,一种是闽东福安引种日本产的“巨峰”,另一种是集美引种的美国“提子”,这些带有更多北方基因、严格受制于纬度、土质、温差掌控的水果,经过多年经营,终于发生了巨大改变,几乎分不清原产与异乡了。诗歌的写作过程,不就是一种永恒的变异过程吗?一种不断引进、不断消化、不断杂交、不断再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诗人来说,创造一两个经得起时间检验、别具一格、凝聚生命体验、生命气质与精神深度、历久弥新的文化再生意象,其实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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