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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杜甫诞辰1300年暨中国诗歌先锋论坛” (阅读1777次)



                                杜甫的人民性与介入性

       ——“纪念杜甫诞辰1300年暨中国诗歌先锋论坛”发言要点

              
                           (郑州——巩义    2012.9.1-9.2)
              
                                             陈仲义

 

    杜甫对庶民、黎元、百姓的体恤体现了所谓的人民性,用现代话语说诸如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正义感、同情心、人性关怀等等。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介入性(始作俑者萨特?):用当下话语说是关心民瘼、心系草根、为民请愿、呼唤公理。青少年时期,他的功名进退与报效家国可能与其他诗人区别不是很大,但四十岁之后,挫折苦难、穷困潦倒,经过自我磨砺、道德自觉,终成非常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历史局限性(“煌煌太宗业”“致君尧舜上”),我们承传的是那个巨大文化符号下的诗歌精神与诗歌品质。


     杜甫的文化遗产还有两个亮点,一是无论在内心的自我挖掘还是在反映客观现实,都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抒情、记事、写景、咏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思想艺术都高度平衡(《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在个人伦理情操上诗品与人品也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杜甫的遗产和屈原一样,是中国诗人最具号召力的。


  今年三月底,网上疯搞杜甫,多数人反感,但只要换个角度解读,我们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其人民性、介入性在当下的巧妙“被利用”——某种程度是“借尸还魂”——也就是文化遗产“增殖”的再次证明:杜甫很忙——忙于拆迁土地、忙于矿难处理、忙于抑制物价、忙于教育收费、忙于奶粉下架、忙于追查逃犯……杜甫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充分反映在他身上既寄托了民众的意愿,又影射了当下“治理”的缺位。这种历史的、带有反讽性的回响,恰恰证明所谓的人民性介入性(或干预性)非但不过时,而且“长生不老”。


所以郎毛(刚刚翻了他的《人民啊人民》)感慨道:杜甫就这样一天天长大/远行/把我们留在遥远的古代/寂寞,而又荒凉。”一方面是我们道德滑坡、价值失范,无所依傍,贫瘠失血,我们还真不如古人呢;另一方面,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变,我们的一些做法(如人治、酷吏)还带有封建专制的影子,值得鉴照。“杜甫把我们留在古代”——这一主题相当深刻,建议郎毛继续挖掘到底,写成系列组诗,这应是对杜甫的最好纪念。


  回到改革开放以来,朦胧诗对意识形态高压的反抗不说了,诗歌界的介入性作为一种向度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如杨春光的“后政治写作”共有8个系列,不间歇地进行“诗性正治”——直接、蛮横、撕裂般地一针见血,虽然艺术上有些粗糙,但普遍赢得底层民心。


  周伦佑的《刀锋》(20首)《反暴力修辞》(19首),以及长诗《变形蛋》、《象形虎》,尤其是《伪祖国书》,在解构建构的综合写作中实施了全面“爆破”,恢弘深刻,是体制外写作的一面旗帜。

  严力从《还给我》到晚近的《你知道》,连续采用哲理性表达,完成了从“点射”到反讽式扫射的文本,需要勇气、胆识,还有智慧。

  伊沙则集口语短句,轻快、随机、即兴,机警,“段子”般地在“波普”接受光谱上,留下了另一种“短平快”、“杀毒霸”的介入风格。

  还有王家新的颇具沉郁的知识分子“拷问”,一直坚持在思想的前沿,还有郑小琼的底层写实等等。由于时间关系不再一一列举,以上几例都表明中国大地上,前卫诗人们并没有丧失基本的道义承担。

  虽然有人不屑于这种带有较浓厚的“载道”“言志”维度。但所谓的担待、承诺、公共性言说,都逃离不了作为时代良知的基本出发点。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就坚定地说,“一位现代诗人的创造如果要具有很大的价值的话,其中就必定包含一番巨大的批评功夫;否则它将会成为一桩比较贫乏和生命短暂的事业。”在当下犬儒成风、沉默是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语境中,这样的发声不仅难能可贵,当它与“普世价值”接通后,同样具有诗性的光辉。

  最后我想说的是,杜老先生,值此你的诞辰纪念,我们最需要缅怀你的精神底色。一千多年来您老已经够累够辛苦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这些晚来者——多承受一点——继续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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