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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诗歌的精神担当与诗艺建构 (阅读1568次)



       对于新世纪诗歌,学术界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它为诗坛带来了繁荣的迹象,甚至其繁荣的新变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转型更为深入与显豁;另一种意见则断言它只是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延伸,非但没提供出新的审美趣向与思想质素,而且使诗歌的处境愈加边缘化。

  其实,诗坛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处,热闹喧嚣背后是本质上的沉寂,且不说限于诗歌圈内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反差强烈,单是诗坛内部那种“事件”多于、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创作自身那种形而下的性感、垃圾叙事,就令人忧虑不已。可是,诗坛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一团糟,相反倒有许多希望的因子在潜滋暗长。或者说,商品经济大潮将文学卷入困境的同时,也为纯净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机遇,它决定那些仅仅把诗当做养家糊口工具的诗人,必然耐不住清贫的冷板凳而“逃离”和“转场”,更凸显出了把诗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真诗人的风骨。而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臧棣、西川、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优秀诗人,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著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正代表着新世纪诗歌的主体精神走向,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启示与希望。

  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对话意识逐渐细化。诗人们悟出虽然诗没直接行动的必要,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中过于贴近时代高调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高蹈的“圣词”书写,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于事无补的,诗若不和现实、芸芸众生“对话”,其生命和前途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鲜活、蒙眬地闪现,仿佛演绎的就是人们身边已经或随时都可发生的一切。如《女校友的日志》(白鹤林)是小人物“历史”碎片的拼贴与展开,“有一个我们的女校友名叫李维娟/她一直就在东汽厂默默工作/她当体育教师的老公,在地震中走了……她们现在一直很快乐地生活着/他们的女儿很听话、很乖”。诗如实记录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一段平凡的经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种坚韧的气质,却在客观冷静的走笔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潘洗尘)乃诗人心理念头的瞬间滑动,作者是用善良、痛苦、血乃至生命奉献的好人、诗人,却“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这称谓/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父亲”。简单的生存愿望,因暗合着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深层,触及了生命中最柔软也最深重的精神伤痛,最能击中人心。《年年春风里》(马嘶)借助西南地区俗称“土狗子”的蝼蛄的似断实连的内心独白,传递卑微、弱小者的灵魂隐秘,处境的艰难、生活的沉重和亲情的温馨回味搅拌,接近了小动物确切说是人类生命的本相或本质。很多作品表明,诗已告别宏大叙事的模式,而多在世俗生活土壤里淘取情思“金子”,对平常人生活和思想的观照,折射着诗人们的“平常心”。即便与庄严、宏大题材遇合,诗人们也努力从个人视角出发,表现个体之人在特殊“背景”下的反应,带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诗人们这种对世界和心灵的感知方式,把诗从虚无缥缈的“高空”拉回到了踏实质感的人间“地面”,变得朴素自然。可喜的是诗人超常的顿悟、直觉力,保证他们捕捉的诗意一般皆能突破事物的表面、直接意义,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如《尊重》(靳晓静)展示了诗人12岁时手指被菜刀划破出血的场景,更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悟出许多道理:创伤并不可怕,人都是在创伤教育中走向成熟的。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新时期诗歌“及物”的深细化,进一步打开了存在遮蔽,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浪漫因子,更具真切感和包容性,也使若干年前重建诗与现实精神关系的困惑迎刃而解。

  与及物意识伴生,很多诗人学会了精神担当,使写作伦理在诗中大面积复苏。不可否认,如今的诗歌娱乐、狂欢化倾向严重,网络写作更潜藏着伦理下移的隐忧。与之相反,大量诗人精神上扬,特别是经历了非典、海啸、雪灾、地震以及奥运、新中国60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后,更懂得了承担的涵义。他们对城乡底层的持续关注,对地震、雪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抚摸,非但加强了诗和生活的广泛联系,恢复了人的生存镜像,充溢着人性、人道之光,有时甚至具有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如在《表达》(郑小琼)中,“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诗从个人视角出发却传达了“非个人化”的声音。“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的铐合,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令人震撼,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五月的咏叹》(雨田)宣显着人类大爱,一种人性的抚慰和精神的担当。大难过后灾民尽管眼睛“充血”,箫声“哽咽”,但“并不绝望那个从外地打工回到山村的人/他从废墟中挖出的那把镰刀和锄头已经磨得闪闪发亮”。地震可以摧毁房屋,却毁不掉民族向上的精神信念,他们从痛苦和废墟中毅然站起的身影,重新诠释了顽韧和希望的含义。《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叶延滨)写道,“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如今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评力量。田禾的《春节我回到乡下》简直可视为“问题诗”,“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被票贩子的假车票/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典型细节的叙述凝聚着乡下人艰辛、盼望与焦灼的复合心态,更引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力无法保证,连买车票、种子与化肥居然也被坑骗。诗对残酷现实的揭示令人愤然。还有《这些……》(娜夜)对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灾难的凝眸,《麻将国》(宋晓贤)对国人日常生活的透视,也同样富于伦理承担的警醒功能。

  “及物”仅是一种题材立场,文本成功最后必依赖诗艺自主性的建构,因此新世纪诗人的技艺思想更加自觉,他们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注意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转化的表达,从而处理生活的能力普遍提高。具体手段一是依然在意象、象征的路上出新。如《谁像傻子一样唱歌》(王小妮)中,诗人在物的凝视里竟有一种物化的冲动,当窗外“一座城市有数不尽的人在唱”时,那开花的水莲却十分安静,“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这里的花和人彼此可以互换,水莲不事张扬的内敛、简单与安静,正是诗人的象喻。牛庆国的诗以意象独创引人注目,他多次写驴的意象,《饮驴》已走出形象粘连,获得形而上的旨趣,“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那驴分明成了忍辱负重、在苦难中挣扎的一类人的化身。二是适度向其他文类扩张的文体互渗。诗对生存、现实与外部世界的深入,注定仅仅调弄意象、象征不如深入表现人性、人情更实际,于是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叙述性文学资源,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如“九十三岁。她像一盏煤油灯/被一阵风吹灭了光明”,“又要回广东了,她把五十元钱塞在我手/说:‘用老年人的钱,会长寿,好运……’”(许强《婆婆》)无涕泪横飞的悲情抒放,无直接表达怀念的字句,就是煤油灯、窗户等稀疏的意象也毫不起眼;而婆婆塞钱的动作和婆婆走后诗人的心理“事态”,却成了结构诗的主角。行为事象的散点叙述,节制而别致地表达了对亲人的依恋、怀念和悲痛,叙述性和行为意象的强化,使婆婆的性格也得到了一定的显现。《抱着白菜回家》(路也)题目就是一种事态,叙述更俏皮,“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细碎心理的流动使诗类乎于有一定叙事长度的独幕剧,诗间对土地、淳朴和自然的亲近,同高档饭店、轿车、穿裘皮大衣的女郎对比,凸显了诗人返朴归真的渴望和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御。当然,这种诗事态叙述背后的生命支柱仍是情,其叙事也是情绪化叙事、诗性叙事。三是以朴素的文本姿态,契合、贴近表现对象,这既指诗中的物象、事态和情境,也指语言的返璞归真、清新自然。如“希望生在战乱年代,而你/是草莽生涯的将军。佩剑,战骑,杀气……以笔为剑,以诗为马,以军阀/攻城掠地之势,将我的心夺去”(施施然《战乱年代》),想象虚拟的“过程”里不乏梦幻情调,但细节的准确性,本色质感、洗尽铅华的“独语”流动,仍保证了诗和表现世界的清晰生动,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时间简史》(江非)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简单的句式、泥实的语汇,经诗人“点化”后却获得了无技巧的力量,对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切入,逼近了乡土命运的悲凉,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诗人们在实现诗的自由本质的同时,都能端正态度,确立、坚定一种严肃、清洁的诗歌精神,这是新世纪诗歌最本质化的精神烙印。诗的别名是自由,它应在心灵、技法与语言上不受任何羁绊。新世纪诗坛众语喧哗,人气兴旺,一定程度上抵达了这一理想境地。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哲学的、感觉的……每种向度均获得了生长空间,不同时段的诗人皆能恣情地施展才华,抒情个体的绚烂拥托出一片个人化的文学奇观。每位诗人都有自己个性的“太阳”。于坚的组诗《海上》自然大气又有细节支撑,拙朴戏谑又不失敏锐的力量,极富原创精神;蓝蓝的《我的笔》似乎能穿透现实的迷雾,直抵生活的核心,沾着现实承担的悲悯情调;雷平阳的《集体主义的虫叫》多向化的语义追求,将诗变成了一种现代经验的体味,传达了人在自然声音面前的恐惧和敬畏;冯晏愈发知性,伊沙机智如常,李轻松讲究情感的浓度与深度……诗人们多元化的风格绽放,意味着写作个体差异性的彻底到位。最为可贵的是多数诗人在突出个体差异性的过程中,都能不约而同地深入当代,有策略地“及物”;把诗视为精神家园,把它供奉在心灵的殿堂,以虔诚的心态写作,一丝不苟,绝不敷衍,生怕因一丝的粗心、草率而损害诗的健康和尊严。他们置身于物质欲望的潮流中而又能拒绝其精神掠夺,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琐事后又能以脱俗的勇气出乎其外,保持独立的思想空间,致力于日常生活的精神提升。如李琦至今还保持着一种习惯,那就是抖落尘埃、洗净双手,然后坐在静谧的桌前,享受写诗的安详,每写完一首诗都像经历大病一场的感觉,因为她把写诗当做了自己的宗教,当做了一项神圣的事业。王小妮也很好地协调了诗与生活的关系,在家庭平淡庸常背后保持一颗诗心,在身边的生活海洋里寻找诗情的珠贝。“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只是我试到了/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有哪一把刀/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一呼一吸地活着/在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心”(《活着》),诗对凡人俗事、卑微生活细节的抚摸,已由恬淡平静的顿悟取代了诗人早期诗中的纯真清新之气,蛰伏着“纸里包不住”的理想之火。就是世纪初“下半身写作”的中坚朵渔,2003年后也逐渐“从身体缩回心脏”,把诗作为生命的寄托和良知的武器,“像一枚光明的钉子  嵌入/城市肉体的深处  揭示着/空洞、冷漠和卑微的真相”(《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在敛静、节制而低抑的语词下面,蛰伏着诗人的精神疼痛。诗人们这种精神立场,无形中使诗摆脱了工具论窠臼,成为忠于时代和灵魂的自由书写。

  新世纪诗歌没解决经典文本和大诗人匮乏的老问题,还面临着命名综合症、艺术泛化、情感冷漠等新问题的困扰。新老“问题”纠结,使它出离沉寂的低谷还任重道远。但我相信有正确的精神走向支撑,只要它深入反思,有针对性地取长补短,走向真正的繁荣就为期不远了。(罗振亚)

  ■主持人的话

  新世纪诗歌的精神走向,是我们这个栏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罗振亚从新世纪中国丰富的诗歌实践中寻绎和发掘出以一批优秀的诗人为代表的“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著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这样一种主体性的精神走向,而这种走向,又分别体现于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精神担当、介入生活的力量和诗艺的自觉等具体向度,而在其中,“及物”意识无疑又是核心的精神。罗振亚的概括建立于对众多诗作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是一篇既有高度,且又非常“及物”的文字,颇为可观。记得在另外一篇题为《“及物”与其限度》(《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的文字中,罗振亚也曾具体和辨证地讨论过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及其所应有的“限度”,我以为这两篇文字,正可参读。至于新世纪诗歌最为主要的精神特征及其更加具体的表现,也许在罗振亚和我们前此发表的几篇文字的概括之外,尚有其他,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特约主持人何言宏

 文艺报2011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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