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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为《元写作》第3卷作 (阅读1350次)



 后记:为《元写作》第3卷作
 
胡亮
 
 
在如此这般的语境中,独立编办一份纯文学杂志,且是纯诗杂志,坚持到第三卷,必然意味着窃喜、疲惫、妥协和巨大的无力感,当然也意味着固执己见。我被告知者反复告知,那些我们努力辨认的诗意没有一点用,既然如此,也许就更加值得持之以恒。我已经懒得去告知那些忧心忡忡的告知者:事物每毁于用。
我们的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还能有什么用?脑溢血,右瘫,再也不会说话,波罗的海的一阵微风就可以卷走他的弱躯,就像吹动他的银发。其实,他早就已经厌倦了“带来词的人”——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告知者”——他说,荒野没有词。又说,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是语言而不是词[①]。就是这位诗人,在中风之后,居然又完成了两部诗集,《悲哀的贡多拉》,以及《巨大的谜团》,并最终藉其古希腊风、巴洛克风、象征风和超现实风相混合的精凝之诗,获得了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他只用左手也能弹出巴赫的第七钢琴协奏曲。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五年前,诗人北岛就已经将特氏带入汉语。此后,李笠和董继平几乎译出了特氏全部作品,但是均未译出《巨大的谜团》。这部诗集出版于2004年;就在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访问台湾,在旅途中首次将其译成汉语;七年之后,马译本由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值得庆幸的是,在2010年,我的咫尺之邻,卢丛文先生,也已经依据Robin Fulton的英译本《The Great Enigma:New Collected Poems》,并参照Anatoly Kudryavitsky的英译本《The Great Riddle》,译出了这部诗集。丛文认为,“这部诗集的作品体现了诗人近乎决绝的语言极简主义风格”,“跳跃、断裂的意象以及奇崛的比喻往往将读者陷入一个个巨大的谜团,但是他的比喻似乎又总是隐含着一条可以求解的引线,如果读者能从它奇崛的文字肌理和意义地质学构造中寻觅到这条隐匿而曲折的引线,他就有可能突破言辞本身的桎梏,重新发现我们与事物,与意义织体之间那种本源的奇妙关联,从而获得一种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自由感”。本书将卢译本冠于卷首,也算在大陆首次完整出版这部诗集。第二位诗人是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因了诗人马永波的译介,他的名字及作品已为中国诗人所熟知。1999年10月,诗人吕叶和史幼波给我寄来了民刊《锋刃》总第三辑,我读到马永波的《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或者音乐》,在这个组诗的后面,又读到马译阿氏长诗《凸面镜中的自画像》。我惊异于这件作品的表达甚于意义:语言走向上的天花乱坠带来了莫名的痛快感。后来,就陆续听到关于马译的种种毁誉。我的老朋友,胡志国先生,在2009年重译了此诗,新增了注释,或可在表达的培训课之外,为我们补习那闪烁不定的意义。这样,我们就会逐渐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阿什贝利,“随时可能偏离主题,而且很多时候,一旦偏离就不再回来”[②]的阿什贝利。
除了两位外国诗人,本卷还推出一位外省诗人,那就是子梵梅。子梵梅曾经以她深妙以至险峻的女性之思无数次丰富过我的阅读。是的,我得承认,是时间的戕伐成全了她的敏感。她如此地惊惜青山不改而生命无常,却又能够安静地抗拒着那些不可抗拒的刀与刻痕。但是,从本卷选发的两首长诗新作来看,穿过死亡的雷区和大自然的诵经堂,子梵梅已经渐渐趋于笃澹和明朗,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获得了“最美满的道德”。
本卷其余作者,都是“元写作小组”成员。张丹已经从大学毕业,渐渐与我们共有这个毋须多说的世界。她对自我和时代的省察不断加深加强,而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则引导和维系了这种与其年龄颇不相称的省察。她已经写出了一系列难以置于任何既有美学谱系的作品,无论是意象、语言,还是思想,常常能够从最刁的角度推球破门。另一方面,古典文学的熏育,又特别是唐以前诗的熏育,又中和了现代主义的高碱度。在令人惊骇的漩涡里,她居然还可以较好地保持克制和内敛的气度。没错,请相信我,她很快就会独树一帜。阿野则以他的人与诗,给我们带来了双重暖意。在这个不可逆转的物质主义时代,他从销售额、利润、股份和温柔富贵乡的种种享受与困扰中逃脱出来,长久地驻足于一座古庙、半块断碑、冬田里的红萍以及野水边的白蒹葭。都市的生活,公司的业绩,不但不能剔除,反而反方向地激发了他与生俱来的隐逸情怀与田园理想。读读这个归去来兮的诗人吧,无论是其早年作品,还是近来作品。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长期的物质主义游戏并不曾啮蚀他的分毫,——这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从阿野的作品,我们见识了抒情性的胜利和再次胜利,而且,这种抒情性经由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和阿赫玛托娃的点染,最后与诗人的浪漫天性融为一体,再也分不清彼此。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就像在阿野组织的无数次夜宴上,那些葡萄酒滴入了更加香甜的氛围。现在,我要谈到蒲小林。这位诗人,细心地撤换着建筑学的生硬,宁愿对柔软的事物保持更加强烈的兴趣。但是,他将日常的苛拘带入了写作:长期以来,他只使用屈指可数的几个意象,来传达对生活、自然和母亲的珍视。很多时候,他仅靠一个明喻或隐喻就可以结构一件作品。那么多个下午和黄昏,在啤酒、香叶尖与青椒肥牛肉的天上宫,我们共同讨论一个老掉牙的诗学问题:本体,喻体。我说,隐去本体,径写喻体。他不置可否的态度让我郁闷,但是,他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得不作为人的谦卑感与羞愧感又让我赞叹。我们已经看到,他回家,踩上木地板,突然就觉得不是树而是自己的骨架在断裂。事实上,在这个瞬间,他已经矮于任何一棵树。至于我自己的两篇随笔,记录了在青海和新疆的诗歌之旅。这是两次重要的经历,但是,我仍然奢望,这两篇随笔的诗学意义最终能超出传记意义,——如果两者不能得兼的话。
本卷选用了袁可嘉、洛夫、张默、任洪渊、蓝棣之、严力、于坚、南野、陈超、树才等十位学者和诗人致我的手札作为插页。我细心地挑选这些手札,几乎完全醉落入美好的往昔。这些学者和诗人,不少堪称当代学术界和诗歌界的大家,却都曾经对我这个籍籍无名的后生垂注了如此逾分的关爱。特别是袁可嘉先生,本已旅居美国,于2000年12月2日返抵北京,拟参加尊师卞之琳先生的九十华诞,不料卞之琳先生却于当日仙逝。袁可嘉先生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仍于当月9日给我写信,并交代此后用纽约地址与他再联系。其情其景,细想来令人伤感。八年之后,时间到了2008年11月8日,袁可嘉先生亦在美国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六卷本《卞之琳文集》和《卞之琳译文集》已经隆重出版,但是袁可嘉先生在信中曾有提及的四卷本《袁可嘉诗文集》,至今没有消息,念之不免惘然。
最后还得再说一句话:蒋浩先生设计封面,丁瑞根教授篆刻刊名,谨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2012年3月24日
                              
 
 
 
 
 


[①]参读特兰斯特罗默《自一九七九年三月》,北岛译《北欧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②]胡志国《后现代的荨麻草》,《星星》理论月刊2008年12期,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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