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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写作相关评论(徐肖楠/钱韧韧/苏文健) (阅读1182次)



 完整性写作相关评论(徐肖楠/钱韧韧/苏文健)
 

完整性意愿:通往生活与诗歌的浪漫立场
徐肖楠

  2003年初,世宾与东荡子、黄礼孩共同提出“完整性写作”,并在《诗歌与人》推出了“完整性写作专号”;2004年,世宾完成了“完整性写作”这个概念写作并出版了《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对“完整性写作”作了理论阐释,2009年8月,这本书修订再版;2011年12月,世宾与陈培浩主编并出版了《完整性写作》(上下卷)。在我看来,《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是对“完整性写作”的理论突击,而《完整性写作》则是当代诗歌状态的一种表现和解释。至此,“完整性写作”形成了自己持续的声音和较为完整的形态。面对这样的形态,我有了一些想法。
  我想,“完整性写作”主张提出后,已经有了诸多讨论和实践,但它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它的精神意愿所表明的趣味区分;二是它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现实感;三是它理解历史的简明性特质;四是它与伦理立场相连的美学立场。


  我以为,“完整性写作”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社会意愿和趣味区分的表现。“完整性写作”的诗歌趣味表明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独立生存倾向,也表明了这个时代的某种美学品质,这进一步表明了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倾向与文化趣味的区分,表明了不同的文化消费者对于社会身份的相似认同:虽然有什么样的社会等级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消费等级,但今天中国的社会意愿和美学趣味正在趋于浮泛、空洞的水平上日益无差别化。“完整性写作”因为对生活的深入思考意识而与大多数人是有差异的,然而,这也是它产生意义的地方,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愿服从多数人的生活意愿和立场选择。
  提出“完整性写作”,意味着因为不愿臣服于生活表面的趣味而要进行历史深处的生命漫游,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对这个破碎而迷乱的时代为个人找到一条精神之路,为个人意愿而集合起一种整体性趣味与诗歌方向,不论现实趣味和诗歌的时代趋向会怎样。因此,提出这种诗歌主张的价值,不在于一定要环绕“完整性写作”而形成某种流派,而在于作为一种审美趣味和诗歌品质去集合相似的生命意愿。
  “完整性写作”这个意愿之所以能被提出和坚持,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缺少精神意愿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与诗歌品质也因此是含混和粗浅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活,只知道怎么生活。当询问每一个人: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时,几乎所有人都是茫然不解的,通常最简单的回答是:我想要和大家一样幸福、快乐、成功。这种生活意愿其实就是没有意愿,想要的就是最粗糙肤浅、最追名逐利的一种生活现实。
  提出意愿就是突破现实,“完整性写作”的提出和坚守,可能击破意愿涣散和思考懵懂的状态,会产生某些振奋和清醒。这个时代的世俗生活变得如此模式化、相似化、复制化、破碎化;而诗歌总是个性化的,但也不应该以此为由走入个人内心的极端,去躲避历史、真理、价值,去反复折腾无所谓正邪是非善恶的自我,这样的主体其实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当然也就失去了诗歌的艺术主体性。由于生活浮泛和诗歌狭小这两方面相互扩张和推动,很难产生诗歌艺术的独立意愿。
   “完整性写作”作为一种艺术的主张,正是试图以诗歌方式打破这样一种生活的相似性,它倡导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种精神方向。没有生活意愿就没有诗歌意愿,而我们有没有生活意愿和诗歌意愿是个根本的问题,就像我们被追问:活着还是不。所以,冷雪小心翼翼地试图穿透生命虚无和生命焦虑的硬壳,安歌对每一个生命瞬间的依恋和幻想,黄金明在时间与生命之间进行无尽探索。
诗歌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品味和生活感受,而且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思考:怎么写作就怎么生活,“完整性写作”不过是一种进行精神坚守和生命追求的美学方式。在这个实用主义的年代,诗人太多了,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伪难分,诗歌对于很多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一种光鲜的衣冠,就像出入于厅堂馆舍、身着顶级品牌一样。
  但对于少数人来说,“完整性写作”是一种严肃的、朴素的、简洁的、真实的意愿,它满足不了现实中繁多的、浮华的、矫情的、虚假的情趣需求。正是由于一些不切实际的少数分子,诗歌以及生活的尊严才能坚守下去。就像王小妮对无处不在的压抑的反抗、池凌云给世界以重新命名和改变、世宾在各种情况下坚韧地保持着神圣追求与生命之根间的联系。
  通过“完整性写作”的阅读和理解,集结于“完整性写作”意愿之下的,正是一些愿意真实生活的诗人表现。真实的诗人,就是时代真实的触角,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触摸和探索历史与人性,“完整性写作”则是对诸多生命触摸方向的集合,这种追求力图在诸多时代迷乱中发现秩序和方向,让在现实情境中饱受痛苦的诗歌在完整性追求中坚韧柔润。


  “完整性写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立场和写作立场,以后的诗人也许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态度和方式去找出这个时代生活与诗歌的隐藏联系,并发现和解释这个时代的某种美学混乱。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与生活的各种脱节其实标志出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也标志出无根的自我与社会和历史的加速分离,由此也标志出诗歌自身的无以为家。当人们共同面临一种生活无序的亢奋时,作为一种诗歌艺术的表现,“完整性写作”试图给出生命深处的平静、给出时代的形式和意义。
  我看到,在“完整性写作”这个方向中,沈苇将普通的事物变幻为有意味的形象,哑石让知识与生活浑然一体、彼此穿越,黄礼孩以柔韧的触觉在叩问细微事物中洞彻时代与生命连接的挚情。这样,“完整性写作”试图以其真实深入生活的立场和美学方式,换得被普遍接受的生活价值,因此,它表达的,是一种在简洁的意愿和清晰的方向中对生活包罗万象的诗歌美学观念。
诗歌是非普遍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法,但却应该是让普遍性的隐喻和普遍性的事实隐藏在其中,这是诗歌对世界的透彻性。在诗歌对生活理解的这种透彻性里,诗人不仅用诗人的方式思考生活,而且用被人们普遍尝试的方法和被理解的意愿去面对生活。所以,在这个充满诱惑和颠覆的世界里,“完整性写作”主要是在追求完整性生活。
  既然“完整性写作”基本强调的,是面对整个时代被肢解而追求一种完整性生活,那么,所有的生活断裂都可能被以“完整性写作”的意愿而如丝如缕地观察和记录下来。比如,陈先发在有限的个人生活情景中触发绵延的生命感慨,孙磊沉思于生命在世界的构造、层次、秩序、规则中的出路,黄昏以捕捉片刻的感知而进入一个想象生命的世界。
  显然,这是在我们肉体丰满而精神干涩的现实中所产生的浪漫意愿,不论对“完整性写作”在当今诗歌中的地位作何评价,这种主张和意愿所汇集的诗歌总是在散发着一种伊甸园式的情怀和意识,它不同于那些与生活同质化的文学观念和表现。非常典型的是,诗歌在这里体现了与其他文学方式不同的独有魅力,“完整性写作”不同于那些非常贴近生活现状而大快人心的身体与底层之类的小说写作。
  “完整性写作”作为诗歌的生活意向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少数人的事情,是荒唐的,不着边际的,与现实隔开距离的。但在“完整性写作”这里,既是浪漫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完整性写作”没有阻扼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衣带水。所以,一种浪漫意愿不但要面对诗歌,更重要的是面对生活,面对诗人自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观看“完整性写作”无异于隔岸观火,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既不奢华也不时尚。当一些人将稀少的“完整性写作”看作一种曲高和寡的浪漫主义时,这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真实的浪漫主义,这意味着,他们的浪漫主义悬浮于空中,并不在现场。因为,“完整性写作”是一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至高境界是对生命尊严的关怀,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共通之处也是人道主义。
  这样的理解,使诗人可以不必躲避这个年代的中国生活的纷繁复杂,可以不必离群索居、远离生活,又可以坚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简单地说,“完整性写作”坚守的是一种经典的艺术立场和诗歌核心,但又努力将这种立场和核心去适应时尚。只不过,出于无奈,出于四外的围困,“完整性写作”的浪漫意愿只能表现在诗歌中,用以坚定极少数人的生存意志和写作意志。


  1929年,T·S·艾略特在一篇论文里说明但丁所突出的“简明性”和“普遍性”。我以为,主张和理解“完整性写作”所要突出的,也是简明性和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可以理解为普通的诗歌艺术与理想主义合并的追求,而简明性则是非艰深晦涩、非高深莫测的意识。简明性对于“完整性写作”更为重要,“完整性写作”不应被弄得复杂化,不应该被弄得包罗万象、纠结连绵,它不应该在众说纷纭中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简明性并不意味着“完整性写作”应该是简单易懂的,而是说,它应该具有能够超越现实迷乱的简洁性和清晰性,正是作为一种方向坚定、目标清楚的诗歌主张,世界在这种主张中具有了明晰的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对每一首诗歌、每一个诗人是具体的,这种的意义正是“完整性写作”在相似的意愿下要去探求呈现的。所以,在看上去呈现很多诗歌情景的“完整性写作”中包含一种简洁的意向。
  “完整性写作”简洁明晰的地方,正好就是诗人可以简洁地对待生活而不必过于繁冗亢奋地生活,就是说,这种主张和意愿可以在帮助诗人找到通向诗歌入口的同时也找到通向生活的入口。
  比如,浪子由事物的悖反意向是探询自我的存在,东荡子将一种思考的自我融入随处而生的情景,但这样的诗歌都包含着诗人的相似意愿,致使诗人能将一些事物的形象和事物的意义融合在一起,这将使诗歌对于世界的呈现具有半透明性,因为它们具有这种完整性意向所产生的非常明确的隐喻意象。
  虽然完整性写作试图集合这些意向和意象,但比这种集合更为重要的,是隐藏在这种主张背后的一些生活意象和历史意象,这才是比诗歌更为重要的,也是我在多种情况下强调的:生活立场就是写作立场,怎么写作就怎么生活。
  这种简明性突出的是一种思想的尖端。在“完整性写作”这样的主张下,诗人可以感受不同的哲学思考,并将这些思想在诗歌中达到尽可能完善的表现。“完整性写作”并非是一种卓越的诗歌发现,也不一定是诗歌能量的强大生发地,但它可以具有一种敏感而沉着、执着而坚定地在现实中寻找和发现的思想意愿,在今天这个非思想化的年代里,一种思考的份量将使诗仍然是诗,并且可能聚集起冷静而激情、诗化而好看的思想能量。
  诗歌以其思想与大众不同而出人头地,诗歌没有思想就没有人去看,这与小说不同,小说可以讲没有任何思想的故事而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去看。所以,全媒时代帮助了一些小说作者利用时尚媒介去发财,但网络却无法让真正的诗人一夜成名,因为,真正的诗人是哲学家,诗歌含有哲学思想,而一般大众的思想素质不可能让哲学思考一夜成名。
  当丫丫以一种冷峻尖锐的方式割开一个沮丧的时代、李南将一种宏大的关怀注入个人的感悟、梦亦非倘佯于历史和时间中提炼生命景象时,其中的思考并不会让一般人轻易领悟,正是因为这样的诗歌含有时代思考,“完整性写作”具有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理解的生存立场;也正因为这种小说与诗歌的区别,小说能打出缺乏思想和穿越、身体、底层等旗号而惹人瞩目,“完整性写作”这样的诗歌提法却不能名扬天下,因为,诗歌是在一定的思想特质上产生的。
  现代性在全媒时代的行进方式对诗歌是一种短命的方式。19世纪中期诗学衰落以后,作品的价值由它们的接受者(公众)的评价来决定,诗歌趣味不再具有共同的诗歌艺术规则与共同的接受性,因此,虽然诗歌的思想性意味着与真理相关的诗歌也受情感支配,但这种情感与真理共同发生的诗歌趣味共享是属于精英的,而少数精英对思想的追求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思想追求决定了一个时代诗歌的生死存亡。由于诗歌因其思想性对艺术品质的决定而从来不是大众化的,尤其在我们这个容易抵制思想和消灭思想的年代,我们就需要汇聚很多的“完整性写作”这样的思想追求意愿来保证诗歌。


  诗歌总是仰视星空又沉思内心的,但它无法从历史中逃逸,也无法躲避道德选择。“完整性写作”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并激发当代中国诗歌的某些表现,是因为它适于解释当代中国诗人在21世纪以来日益原子化和离散化、孤独化和媚俗化的处境,并且流动着一种对整体性世界的伦理思考,可以由此去设想自己完全出于并坚持一种意愿而可能处于相反的情境。
  这样,“完整性写作”就不仅是面对诗歌的,也不仅是面对文学的,而且是面对世界、面对生活、面对心灵的一种思考和态度、一种精神立场、一种生活意愿:如同朵渔激情地挥洒着对人格、尊严、荣辱的思考,雷平阳通过当代日常生活去思考人性,李龙炳由乡间普通生活意象去关注历史的无情,蓝蓝对于美好与丑恶之间的界线敏感而恐惧。
  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人对个体性世界和非伦理性世界思考得过多,而这两者本来应该是一体化的。诗人深入内心、探索自我无可非议,但由此去历史、去道德、去整体、迷恋玄学主体性和非价值主体性却有失偏颇,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当诗歌对社会力量的承担受到削弱,就只能陷入自我沉思而忽视历史沉思,而“完整性写作”多少对此偏颇倾向有所矫正。
  “完整性写作”要坚持的,是一种艺术判断连接着某种道德判断的立场,这意味着,诗人无法从根本上规避道德判断,相反,道德判断常常帮助艺术判断。“完整性写作”基于在破碎时代寻找和坚守个人的精神方向而产生,它首先是道德判断,然后才是艺术表现,而被认为具有“完整性写作”意向的诗歌中,都具有对世界的道德判断。其实,所有的道德判断与艺术判断具有共同的普遍核心:这就是对人类的关怀——人道主义,一个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诗歌而不关怀他人的诗人,并不会在完整性写作的方向中出现。
  21世纪以来中国诗人对整体性世界的解除,使诗人日益缺乏与时代的纽带,诗歌于是转向媚俗和内省两大倾向,诗人由此要么公共化,要么个体化,“完整性写作”试图矫正这样一种诗人的时代失落或失重,它所意识到的,正是诗歌与历史的具体性之间无法分离的纽带,它试图矫正由极度的个人化而变成一种非历史的、非整体性的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我认为,“完整性写作”几年来的坚持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它坚持表达的,是诗人对社会历史的承担意识。
  当“完整性写作”以回归与伦理立场相连的精神立场去反思历史和个体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时,历史可能由这种诗歌思考而部分地避免被道德遗弃的命运。当然,这种精神的和伦理的取舍与美学取舍具有共同的哲学意识和诗歌表现,正是“完整性写作”共同的美学努力吸引不同的内心去建立共同的历史视野。
  回归与伦理立场相连的精神立场意味着,类似“完整性写作”这样的追求要在能被公众普遍接受又可能普遍拒绝的矛盾极限上写作,这无疑是充满风险的——真正的诗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充满风险的,当在思想上、精神上选择时,也就是在艺术上和政治上、道德上选择,对一个具有完整性写作意愿的诗人来说,这种坚持,就牵涉到他所从事的艺术本质。在这一点上,这样具有艺术极限性和风险性的写作可以被称为先锋,可以将“完整性写作”看作一种在一个时尚年代坚守经典意识的先锋意识。
  奥登说,每一种新诗风出现时总出现一种“心的变换”,我以为,“完整性写作”的出现,就是一种“心的变换”的意愿,它所包含的先锋意识,也是一种“心的变换”意识。
 
 
 
 
 
“从现实的黑暗中抢救出美的存在”
——《完整性写作》:与诗有关的一束光
钱韧韧
 
  不久前,由世宾、陈培浩主编的《完整性写作》(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面世了。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诗歌集,收录了王小妮、朵渔、黄礼孩、蓝蓝、雷平阳、东荡子、世宾等人的诗歌;下册为文论集,收录了耿占春、谢有顺、向卫国、夏可君等诗评家的文章。该书以“完整性写作”的诗学理念为中心,其创作实践与理论建构的成果是新世纪诗坛的又一盛事。
  “完整性写作”构成了新世纪的一个文学事实,它的出场和发生不是某些诗人或理论家随意地兴之所至,而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文学命名。2003年,世宾、东荡子、黄礼孩等几位广东诗人首先提出了“完整性写作”,随后,黄礼孩主编的诗歌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两个专辑,《诗歌与人:完整性写作》和《诗歌与人: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促成了这个诗学概念的形成。该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世宾接连亮出《批评的尺度》《“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和八大原则》《完整性写作》;另一方面《诗歌与人》也郑重推出了“完整性写作”的诗歌专号。在新世纪文学中,各种概念和命名粉墨登场,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昙花一现,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完整性写作” 从最初的提出,到诗学理论的阐扬和诗歌文本的实践,迄今将近十年。历史将证明,在充满喧嚣与芜杂的文坛上,一个具有严肃性的诗学命名和诗歌实践,还是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与参与的。
  “完整性写作”强调“完整性”之介入社会的担当责任,要求“诗人在更高远的层面上代表人类的精神向现实发言”“消除人类精神的黑暗”。“‘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就是使人重回人性的大地,使人类坚定而美好地活着。并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化对人的侵蚀,无畏地面对当前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直至重建一个人性世界。”(世宾语) “‘完整性写作’警示诗人应用诗歌去目击生命的沦陷并反抗这种沦陷。”(陈培浩语)究竟诗歌如何能修复破碎的自然,修复人与自然存在的裂痕以及修复人本身存在的裂痕呢?“‘完整性’为写作树立了精神的指向与追求身心同构的路径,正因为完美和完整难以企及,诗人需要通过完整性写作身体力行地去接近梦想。”(林馥娜语)
  “完整性写作”的重要贡献,就是推出了一个具有实力的诗歌创作群体,如东荡子、世宾、黄礼孩、哑石、池凌云、黄金明、陈先发、鲁西西、游子衿、梦亦非等一些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奔波于广州、北京、海口等高度商业化和物质化的都市,对遭受了工业文明异化与商业挤压的人类自然天性非常敏感,他们不满于人类精神在物质欲望中的沦陷,希冀反抗现时代的破碎铜像,以追逐“完整性”的“梦想”,“提升精神的重量”。正像《完整性写作》(上册)扉页中所题的“他们看到巨大的黑暗/他们还在制造更多的黑暗/他们在尖叫,在自己的造物中……”收录本书的诗歌虽然都被聚焦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但它们有各自的风格和拓展路径。如王小妮《致屋子里的阳光》《致无用的力量》《致阴影》《致垃圾包围的仰韶村》《致乡间的咖啡馆》等系列的诗歌直指当代的生存经验之圈,时代的命题得到最大限度地诗化。黄礼孩的《途中》《天空中白色的飞镖》《留下夜晚细微的回响》等诗歌在自然与物化世界的张力中形成跌宕起伏的反讽效果,悲伤与温暖同时抚慰着心灵的震颤。东荡子的《喧嚣为何停止》《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让他们去天堂修葺栅栏》等诗歌质地丰厚,语言充满神启的力量和智慧的光芒,他善于洞悉思想与事物的各种形态,在诗歌的边界地感觉生命万物。世宾的《还来得及么》《还没遇见你》《在小洲村》等诗歌,词语充满重金属的味道,饱含对时代整体的悲哀感和对梦想的希冀:“抬头远望,大海茫茫/我们要抵达的,已不是彼岸”(《出生地》)此外,安歌、沈苇、浪子、李龙炳、李南、孙磊、黄昏、丫丫、冷雪等人的诗歌也都有各自的风采。可以说,“完整性写作”从命名到实践,不仅形成了丰富的诗歌思想,而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文本,为当下的诗歌写作和诗歌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完整性写作”在诗坛引起反响的同时,也吸引了批评家的关注。他们及时地捕捉到新世纪文学场域里的诗歌写作现象,并做出了敏锐的反应。耿占春表示支持:“在写作中的去字思想和后字思想流行的时候,听到这样‘想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的声音,听到他的‘梦想及其通知’,我还是高兴与之同声相应。”谢有顺从诗歌精神上谈到:“‘完整性写作’的起点就是批判现实,在批判中,诗人得以看清世界的容颜和生存的真相,并借着批判超越黑暗,从而建立起对世界的‘信’,抵达梦想的彼岸。”向卫国试图从传统诗学和美学中找到与“完整性写作”相应的契合点,认为它们都“试图通过有限的艺术空间打开无限的宇宙图景或人类精神图式。”此外,夏可君、西渡、明飞龙和龙扬志等人也发表了看法,显示出他们对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进行把握的能力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值得一提的是,《完整性写作》(下册)不仅收录了上述批评家的文章,而且也包罗了诗人的理论探讨。相较于严肃周正的学者型文章,这些诗人更多则是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或进行“完整性”诗学概念的探讨,或谈论当下诗歌的现状等问题,行文具有一种诗性思维的穿透力。如黄金明认为:“完整性是饱满、浑圆和循环的。它没有缺陷,缺陷是一种空无;它没有杂质,杂质是一种多余。”蓝蓝谈到:“诗歌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作用于是人的不仅仅有修辞艺术的要求,还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以及对存在的关怀和对他人他物的想象力。”这部书(下册)既包括严肃的学术论文,也有生动活泼的访谈、随感,创作谈、诗评、书评等各类形式的文章,不同话语的言说相互映射,令读者感觉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失生动活泼。
  事实上,当列下耿占春、蓝蓝、明飞龙、萧映、李霞、朵渔、杨若虹、孙文、安歌、李南、西渡及世宾、黄礼孩等一系列名字时,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时兼任两者的角色,身上闪耀着灵性和智性的光芒。诗歌实践和诗学理论的并行,拓宽了“完整性写作”追逐梦想和超越自我的发展空间。批评家与诗人的有效对话也促成了“完整性写作”的不断成熟。的确,一个有效力的命名会引起关注,推动传播,产生一定的价值和影响,而创作和理论的可持续探索,将会使之更加丰富与饱满,从而避免昙花一现之厄运。
  可见,一个诗学命名的提出和完善,需要从诗歌现象中及时捕捉和梳理出新的特质,同时也需要理论的自洽性、生产性和开放性,更需要不同文学场域的对话交流和倡导者之矢志不渝。近十年来,世宾、东荡子、黄礼孩等人对“完整性写作”做出了富有创见和启发意义的理论阐释,并且身体力行,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谢有顺在《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中谈到:“在世宾身上,真正重要的,也许是他那种充满生存关怀的理论气质,以及他那在这个时代不多见的理想主义。世宾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诗人’一词的重量。”这句话用在“完整性写作”其他诗人身上也同样妥当。在商业消费文化充斥文坛、裹挟诗歌的情境中,他们不回避世界的碎裂和生存的悲剧性,他们葆有现实的关怀和精神梦想,坚定不移地拥抱“完整性”,在新世纪文坛喊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完整性写作”将能“从现实的黑暗中抢救出美的存在”。
 
 
 
 
 
“完整性写作”:新世纪诗学与诗写的新收获
苏文健
 
  “完整性写作”这个诗学概念是由广东诗人世宾、东荡子、黄礼孩在2003年提出的,其后,黄礼孩主编的诗歌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了两个专辑,即《诗歌与人:完整性写作》(2003年7月)和《诗歌与人: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2005年2月),紧接着2005年6月世宾在一刀文学网又亮出了《“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和八大原则》这一纲领性的文本,最终促成了这个诗学概念的形成。“完整性写作”从最初的提出,到诗学理论的阐扬和具体文本的实验,得到了国内很多诗人的热烈呼应,也受到了不少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完整性写作”理论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中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主要有东荡子、世宾、黄礼孩、哑石、池凌云、黄金明、陈先发、鲁西西、游子衿、梦亦非等等。
  “完整性写作”的提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现时代充斥着破碎的铜像,人类的自然天性遭到工业文明的异化与商业的挤压,人类的精神在物质欲望不断的膨胀中沦陷了,世界变得越来越暗淡无光,人与自然都以破碎与不完整的面目出现。“对于我们来说,此时的诸神踪迹比荷尔德林所处的时代更加飘渺。机器的尘埃、商业的喧哗和政治的策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弥漫,以供那‘远遁的诸神’回返之用的路径堵塞不通,上面奔走着物质欲望和它结伴而行的一切短暂之物。”对于诗歌文艺界,他们认为:“日常主义写作的泛滥;不负责任的言行四处喧哗;不去专注人在当下生存困难处境下的抗争、不屈和不可磨灭的良知,而沉溺于华而不实的词语磊叠、不着边际的语言游戏。”由于世界的破碎与人类精神的黑暗,“完整性写作”诗学着重强调“完整性”之介入社会的担当责任,“消除人类精神的黑暗”。他们主张:“在自然已经千疮百孔、诸神已遁走无踪的时代,‘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就是使人重回人性的大地,使人类坚定而美好地活着。并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化对人的侵蚀,无畏地面对当前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直至重建一个人性世界。”
  “完整性写作”提出以后,引起了不少评论家的关注与对话。关于“完整性写作”介入现实问题,耿占春表示:“在写作中的去字思想和后字思想流行的时候,听到这样‘想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的声音,听到他(世宾)的‘梦想及其通知’,我还是高兴与之同声相应。”明飞龙也认为:“‘完整性写作’概念的提倡者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精神日益堕落的年代,提升精神的重量,使人们重返光明、悲悯、尊严、人性。使那些人们逐渐忘却的诗歌出发点、生命出发点,回到光的照耀中,回到诗性的庇护下。”萧映则说:“‘完整性写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面对西西弗斯的巨石,我们必须具有阿特拉斯的双肩。这一本质属于诗歌精神和生命意义的探究;要求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视界,它需要我们理解人之为人的真正无限的本性,设身处地重温人类为精神的生存所作的英勇斗争。”提及“完整性写作”的当代意义,谢有顺认为,“完整性写作”“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是有启发性意义的,也是一次必要的提醒”,“这种诗歌的理想主义,旨在重组诗人们业已破碎的心灵、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陈培浩表示:“就其诗学内核而言,他们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作为某个流派的指针,而是作为一种生命诗学对当代文化生命的诊断和提醒。” 除此之外,蓝蓝、向卫国、林馥娜、西渡、龙扬志等人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世宾是“完整性写作”诗学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他不仅在活动组织、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上一直为此努力,而且还于2009年在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的理论专著。此书深入系统地梳理了“完整性写作”这个诗学命题及其意义。
  日前,由世宾、陈培浩共同主编的《完整性写作》分上下两册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隆重推出,上册诗歌集,收入21家代表性诗人诗选,包括王小妮、朵渔、沈苇、哑石、黄金明、黄礼孩、蓝蓝、雷平阳、东荡子、梦亦非、陈先发、世宾等。这些诗人在地域上包括了海南、浙江、天津、新疆、四川、北京、云南、青海、安徽、广东等,而在年龄上以70后为主,还包括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其他一些诗人。他们的诗歌很好地体现了“完整性写作是有根性的写作,它不随潮流而摇摆,每一个诗人的诗歌之根会伸入不同地理、文化和人性的底部,以此呼应变动的世界。”下册文论集,收入代表性诗评家18篇文论,作者有学者评论家耿占春、谢有顺、向卫国、夏可君、西渡、明飞龙、龙扬志等等,也有诗人批评家蓝蓝、朵渔、安歌、林馥娜、黄金明、李南等等。在内容上,他们或对“完整性写作”诗学概念进行对话与争辩,或联系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完整性写作”发表看法,或从“完整性写作”的角度来谈论当下诗歌的现状;在形式上,有随笔随感、学术正规论文,也有创作谈、访谈录、诗评、书评等等,不一而足。两册书前面均有世宾的《在我们未获得自由的时候,每个人请认领一个方向》一文,而下册文论集还把《“完整性写作”的唯一目的和八个原则》作为附录收入其中,最后还有由世宾所作的《后记:转型》,此文从百年诗歌史的历史高度,重点论述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得失以及9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转型”的姿态作出“未来诗歌的指向”:“从别人的窠臼中脱身出来,在新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诗歌写作路径”。龙扬志认为,《完整性写作》的出版,“不论是对‘完整性写作’这一诗学理想的重申,还是对广东诗歌理论与创作的未来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完整性写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部分是70后诗人,新世纪十年是70后诗人群体真正走向成熟的十年,是诗学理论和个人风格的形成时期,即使是集结在“完整性写作”诗学理论写作的内部,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来的风貌也不尽相同。所以诗人朵渔坚信,“在他们的下一个十年,那就是他们的黄金十年。”
  “完整性写作”不仅具有未完成性,还具有巨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完整性写作》的出版是在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对“完整性写作”诗学概念的集中梳理,还远不是他们对诗歌思考的结束,而是他们梦想的继续。《完整性写作》一书的出版,是“完整性写作”诗学概念提出近十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次集中呈现,是新世纪诗歌十年一次宁静的丰收。“完整性写作——一个来得太迟的声音,一个过于响亮的声音,是的,它过于响亮了,以至于它要么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要么显得有些急切,但是,任何真正的声音总是显得不合时宜的,急迫感带来的粗励可能恰好为这个声音增添了自然和天然的力量。”(夏可君语)因此,“‘完整性写作’者们在他们的梦想之中,既充满着现实的关怀,又保存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实践,能够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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