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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做一位编辑、诗人访谈” (阅读1052次)



 ——子川访谈
 
 
 
张立群:子川老师,首先应当感谢“南通诗会”(2011年6月12日至15日)给予再次和你见面的机会。交谈中知道您当了几年专业作家之后,现在又再次出任《扬子江诗刊》的主编,“新版”《扬子江诗刊》也已经和大家见面了。能否结合现在《扬子江诗刊》的内容版式谈谈相对于以前的变化?
 
子川:十年前我曾主持《扬子江》诗刊四年,2005年10月从事专业写作,今年4月25日又接手扬子江诗刊工作。在诗歌美学趣味上,今天的我与十年前的我,没有什么不同,因而,从大的方面说,你所说的“新版”仍是“旧版”。时隔五年再来办刊,杂志自然也不可能是五年前那个杂志的翻版。莱辛说,除了变化本身,没有什么是不变的。辩证法说,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五年岁月流逝,生命的蜡烛又燃短了一截,尽管从自然现象来看,腊烛短了并不影响阶段时间内烛光的亮度(也算是相对不变吧)。
五年的专业写作,给了我许多读书的时间,与做编辑时常常带着组稿、选稿目的的阅读不同,那是一种几乎没有丝毫功用考虑的阅读。这种阅读让我读到一些沉潜安静写作的优秀诗文本本。在躁动的热衷于“抢眼球”的社会环境中,沉潜安静写作常常会被遮蔽,散见于众人关注之外。不仅如此,遮蔽还表现在许多层面,比如:镁光灯下的遮蔽,“动”对“静”的遮蔽,“名”对“未名”的遮蔽……有感于斯,《扬子江》诗刊辟出“深水区”栏目,以“去蔽”为主旨,推介成名诗人处于遮蔽状态的重要作品,力推沉潜安静写作的诗人及其优秀诗歌文本,以及未成名诗人有分量却没得到应有关注的新锐之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关注沉潜安静写作,在一个浮泛喧哗的时代,众人都被“抢眼球”(主动与被劫)折腾得不知所以、不知所云,而文学与诗歌应当走出这个怪圈!“文章千古事”,再嚣闹的当下也终将归于尘土。而在生命长度够不着的未来的洋面,只有活着的诗文本像不沉没的岛屿浮在那。对编辑者而言,这也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这意味着必须透过浮泛的喧哗,绕过击打水花的鱼群,潜入深水,去搜寻、打捞我们的目标。
十年前,我主持《扬子江》诗刊,曾用三个词描述杂志当时的追求:多元,实力,气质。时隔五年,当我再来主持扬子江诗刊,我愿意用这样三个词来描述它:去蔽,多元,气质。如果说变化,大体建筑在这样一个基调上。
 
 
张立群:记得当年您主编《扬子江诗刊》时,很重视理论栏目,这也堪称贵刊一大亮点。此外,记忆中就是《扬子江诗刊》很注重一些热点问题以及多向交流问题。比如:曾有一段时间注意过新诗教育、新诗解读问题(好像是2005年吧,我也曾经参与过几回)。这次《扬子江诗刊》在这方面有何构想?
 
子川:谢谢你关注当年的《扬子江》诗刊。确实,当年的《扬子江》诗刊得到许多理论家的关注与支持,也有一些栏目从理论的角度,对诗歌教育、诗歌写作热点问题展开多向交流,记得当时有一些栏目,比如“新诗第二课堂”、“诗圆桌”、“话题”都带有理论色彩。许多年了,我一直关注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包括当年从事小说编辑工作时,也经常与一些评论家过从。在《现代汉诗的四种阅读》文章中,我尝试写到诗人、诗歌编辑、诗歌评论家、诗歌爱好者不同阅读身份的不同审美角度,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审美角度,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都对创作产生影响。有感于斯,我始终认为办好一个好的诗歌杂志,需要优秀诗人、优秀诗评家、优秀诗歌编辑以及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
改版后的《扬子江》,同样设置了一些创作相关联的有理论色彩的栏目,比如“深水区”、“新诗十九首”、“重读经典”、“诗人访谈”等。我认为理论与创作的关系,虽不是直接的关系,却是极其重要的关系,理论必须关注创作现象,而创作也应当自觉不自觉地有理论的高度。举本刊“深水区”栏目为例,创作与理论的合作是这样:挑选出诗文本,比如4期痖弦的长诗、5期大解的组诗,再挑选合适的诗评家撰写专论,如4期叶橹的专论、5期张清华的专论,这是第一层面的合作,第二层面的合作,是后一期出版的杂志上,将有一个针对性的圆桌讨论,由一个主持人召集一些诗人、诗评家对前一期刊出诗文本以及诗专论进行讨论,这个圆桌讨论式的栏目虽然是现场对话的方式,有点“七嘴八舌”的味道,但无疑也是有着理论色彩的对话。而且圆桌的主持人也都是理论家,比如针对痖弦的圆桌讲座的主持人是何言宏,针对大解的圆桌讲座的主持人是汪政。
 
张立群:交谈中,得知您有意建设诗歌翻译栏目,又得知您曾专门写过新诗翻译的理论文章,谈及新诗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这方面侧重有所不同(比如:五四一代诗人和当代一段历史时期的诗人),能否就此谈谈您的想法和具体实践的策略?
 
子川:除了“外国诗歌译介”栏目,我还设想开一个“回译”的栏目,名称也许会叫做“回形针”。 这个栏目的具体做法是:挑选诗文本请汉学家汉译英,写出简要译英说明,再隐匿作者名把英文诗交另一个翻译家英译文汉,写出简要翻译说明,在杂志上刊出两汉一英的诗文本。并请一个通外语、有理论色彩的诗人来主持这榜上,由主持人比较三个文本,做综合点评。目前我们请到王家新来担任这个栏目的主持人。
 
张立群:从专业创作到重返编辑岗位,相信会有很多感触,可否就此谈谈您对诗歌创作以及近年来诗歌的一些新认识?
 
子川:中国新诗创作整体上已经跨越对翻译文体直接模仿的练习阶段,在强调现代汉诗的汉语性的同时,诗人笔下已呈现出母语的丰富性,这是在所有文体写作中,诗歌对语言的最大贡献。也许可以这么描述:在学习借鉴翻译文本的基础上所诞生的中国新诗文体,经过长达百年的培育成长,已经渐渐脱离幼小时不得不依赖的母本,独立成长为一株大树。而翻译诗歌文本作为中国新诗文体的参照坐标,只是另一棵高树,“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而这株与“顶高的树并排立着”树,如果我们深入地去关注、细读,就会发现优秀的中国新诗文本,事实上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母语。
   汉诗文体建设的意义,还在于诗人们已经注意到,新诗的形式意义,并意识到必须寻找并建立一种新的评价方式。也许正有人在探索寻找新诗的评价方式的途径。新诗的形式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固定规矩的形式要素,但在音步、分行、断句等方面,还是能找到了与现代汉语合理搭配的某些带规律性的方式。这一规律性就是使用这样一些有意味的语言搭配的步律与分行,可以让不同的阅读身份的人,从中感受到形式的美感。
建立新诗的评价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新诗彻底完成革新的标志。它是这样一种评价方式:贴切地让内容与形式成为必须一体考量的东西,而不是机械地把形式与内容拆分进行分析的诗学评价。建立这样一种评价方式,可以甄别一些伪诗、似是而非的诗,而让真正的好诗彰显出来。从而澄清人们的视野。
     从专业创作到编辑岗位,我用于写作的时间也许会少了,但是,我会结合编辑工作,尝试对新评价方式做一些探讨,我个人认为新诗评价方式只能是一种相似的多边形,或者说它有一个始终向前移动的美学边界。但我确定这一点,那就是当下新诗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必须重视这一问题的时候。
 
 
张立群:编辑刊物很能反映一位编者特别是主编的审美趣味,这是一个美学观念问题,也是主客观交融、必然存在的问题,能否就此谈谈感想呢?
 
子川:编一本期刊并不是编一本个人诗集,因而,体现在杂志上的主编的美学趣味,不应当是纯粹的个人的趣味,它必须有更大的边界,或曰宽容度。编者有时更像一个组织者,他组织作者、评论家、围绕一个共同或相近的美学趣味,编织刊物的美学图像、格调甚至气息。做一本成功的刊物,除了主编的审美趣味,还有他对诗歌事业的热爱、敬业程度,以及他在创作界、理论界的亲和力。
 
张立群:世纪初诗坛正式诗歌刊物、下半月刊、民刊百舸争流,十分繁荣,作为一位编者,对此有何看法?
 
子川:新世纪之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率先将月刊改成了半月刊,接下来改半月刊的是《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等省级诗刊,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诗歌媒体都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版面或缩短了出版周期。这就使原有官办的极其有限的诗歌出版资源得到拓宽。与此同时,《扬子江》诗刊、《上海诗人》、《诗江南》等一些新增出版资源也先后投向诗歌现场,成为新增的诗歌出版园地。这些都是官办的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物。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另一个景观,是官刊与民刊的诗美趣味渐渐趋同,民刊已成为事实上的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补充。民刊肇始于新时期的文学复兴。民刊诞生的原动力,在于其诗美趣味以及美学追求方面与当时的官方媒体有较大不同,甚至有很大相悖,而一部分不能被官方媒体接受的“民间”诗人,采取了在当时尚不被认可的另类出版方式,自编自印书刊,通过赠阅在诗人之间传播。新世纪以来,这样一些并不进入图书市场、仅供赠阅交流的诗歌出版物,其出版传播过程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小,出版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更由于官刊与民刊在诗歌美学趣味上已没有什么不同,许多最初从事“民间”写作的诗人,已经毫无障碍的在官刊上发表作品并受到应有关注,因而民刊相对于官刊,在诗美趣味方面,已从过去的抵牾变成了一种补充。事实上,某些民刊由于受同人或圈子的局限,甚至没有官刊的开阔视野与包容度,一定程度显示出其狭隘性,过去那种所谓“好诗在民间”的说法不仅辞不达意,也不再契合诗歌现场当下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资源通过整合、拓展,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且诗美趣味在纯正诗歌的前提下日益趋同,过去那种所谓官刊、民刊、国刊、省刊、地方刊物等种种区别,已经在诗美、好诗这样一种普遍价值的理念下被重新整合、区分,也就是说,在诗歌界,在诗人眼中,一本诗歌读物的好与差,与它的身份已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谁在办、办得好不好、诗歌界是不是认同?
 
张立群:请允许我在这次访谈的结尾代表《中国诗人》,问您一个问题,如何《中国诗人》和《扬子江诗刊》合作交流,会有哪些方式和意义?这其实是一个刊物之间交流的问题,她应当是多向度的,我这个问题只想作为一个例证吧!
 
子川:《扬子江》诗刊是开放性的,我们希望与更多出版介质、媒体有合作交流,关键是我们得寻找到这么一个可以互动、双赢的合作模式,同时,彼此也能有相近的美学趣味……
比如,《扬子江》诗刊的“深水区”栏目是与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新诗话”是社科院文学所刘福春提供的珍贵文物资料,而且刘先生还表示把我们这个栏目作为刊出这珍贵文献资料的唯一载体,“新诗画”目前则是与《江苏画刊》合作的栏目,“新诗书”是与《诗探索》联展的栏目。而且,我们到正在酝酿打造一个“扬子江书系”出版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深水区”、“新诗十九首”、“回译”、“重读经典”等栏目。就是说《扬子江》杂志上的这些栏目,也将是我们与出版社合作的出版计划,期刊发表作为“过程产品”而出书可以视作“终端产品”。
再如我们还与中国联通合作在手机上做《扬子江》诗刊的插件,使手机用户能够通过手机在移动中点击下载《扬子江》的诗文。
我们期待找到与《中国诗人》合作的恰当内容,并能顺利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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