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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也访谈(上 (阅读806次)



路也访谈
    
    时间:2003年4月
    马知遥:到2003年,你已经写作诗歌多少年头了?你能否谈谈你写作的历程,尤其是最初写作的动机?
    路 也:我是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最早的真正进入创作状态的诗歌发表在《山东文学》、《飞天》和《青年作家》上,三份杂志全都是1990年第1期,那时候我在上学。在此之前零零星星地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诗或者其他文字。
    我写诗大概是因为太寂寞了,对周围大家都在忙活的事情又不感兴趣,于是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个事干。没人跟我玩,我就只好自己跟自己玩了。那时候学校里和系里的文学社都办着文学刊物,记得系里的那份刊物叫《驼铃》,办得很红火,常常有校外比较有名气的作家在上面发稿子,那时刚刚有激光照排,那份刊物就用激光照排了,印出来跟正式出版的刊物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上面顾问社长副社长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校对美编什么的一大堆,弄得轰轰烈烈的,基本上都是本系学生,刊物级别虽小,毕竟也是只麻雀。本宿舍一个女同学有一个老乡在管刊物的事,于是从女同学那里把刊物借来翻阅,女同学限我五分钟之内必须归还,很多同学的作品都发在上面,但是我投稿了,他们就是不肯用我的,我只好把写的那些诗都寄到学校外面去了。
    我这个人比较拗,做一件事做着做着往往就做过了头,我只顾拉车不抬头看路,永往直前地把诗写了下去。我一直觉得我身上应该还有别的潜能和创造力,却由于写诗而被屏蔽了。毕业多年之后的一次聚会上,我见到了我的那些活得人生目标很明确的同学们,连当初办系刊的同学也早就走向了实业之路,我们的辅导员在酒桌上对我说:"我们这级学生里只有你在搞这个,的确应该有这么一个人来搞这个,每一级里面总得出上那么一个两个的。"我听了这话感到羞愧,我想起铁路部门允许每年可以有千分之几的重大伤亡事故出现,现在我在别人眼里就像是这个概率极低的重大伤亡。
    马知遥:你说过:"人总归要死的,写作是为了找个渠道表达,别无选择。"你现在仍然这么看待写作吗?
    路 也:我忘了我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话听上去倒挺像我前些年的口气,有点强说愁和煞有介事,像要去就义。
    现在我把写作这件事看得比从前淡了,至少要淡化上百分之八十。我不知从什么时候突然顿悟,生命本身原来那么重要那么丰富,一个人应该拥有许多种表达方式,快感可以来自四面八方,有什么理由去为写作这一件事去断送了其他?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并不写作,只是在过日子。我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我在烹调方面的才华远远大于写作才华,我可以一整天都在考虑吃什么的问题,一连几天都在为海蛎子豆腐汤或者姜汁琶虾害着相思病。我在馋的时候,心情一般会很好。
    我只是在过日子的间隙里写了一些小说,又在写小说的间隙里写了一堆诗,在写诗的间隙里再写点散文随笔。
    现在我要对我说过的话做做修改,我要说,人总归要死的,所以一定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这才是最大的成就。
    马知遥:我知道你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多的时候你在写小说,据说第3部长篇小说也快要出版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诗歌本来和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你怎么将这两种文体的写作统一起来的?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吗?
    路 也:我写小说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是觉得小说这种东西挺好玩的,比诗歌要好玩得多,在小说里我可以充分放松,以至于放肆,我体验到海阔天空的自由。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幸福是有的》,写了17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在那里面我写作上的优点和缺点全都表面得很突出,我很喜欢那个小说,因为它的激越和勇敢。那个小说是笑着写出来的,边写边笑,从头笑到尾,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常常爆发出笑声。其实那段日子差不多是我迄今为止最落寞最伤心的时候,那时候我苦心垒筑了多年的生活大厦将要坍塌,很感谢那个小说像一个拐杖,伴我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非常时期。
    我的诗歌和小说乍一看上去仿佛是离得很遥远的,有人说我的诗比小说好,也有人说我的小说比诗好。其实它们分别代表了我性格中的两个方面,它们又在某一个点上秘密地相通着。诗里的我看上去似乎是个真挚的多情的甚至富有牺牲精神的女人,写小说的那个我却是任性的、尖刻的、反讽的、恶作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的朋友看了我的诗有时会流眼泪,看了我的小说却会笑,止不住地笑。我知道诗歌和小说在我这里是如何相通的。它们用的是我身体里同一种元素,那是什么呢,大概是一股不管不顾的偏执劲吧。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清楚这个,同一袋面粉,有的被做成了面条,有的被做成了馒头。
    两种文体思维的冲突是存在着的。起初写小说时我动不动就在里面抒情,还忘不了字斟句酌,每个句子都装扮得花枝招展,或者烹调得像糖醋里脊,以至于有一阵子累得要搁笑。后来我试着把小说和诗有意识地分开来,小说就是小说,诗就是诗。事到如今,又有人反过来说了,说从我的诗里竟然能够读出故事情节来。就是这样,我先是把它们当成一回事,然后又把它们分开来,最后终于还是把它们混为一谈了。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文体互相滋养着,我的笔渐渐变得娴熟起来。
    马知遥:人们常说:艺术是源于生活的。这样就让许多人要对你发出疑问了:你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一直在济南大学教书,生活可以说很单调也很窄,你的生活从哪里来?具体说你的创作源泉是什么?
    路 也:其实我一出生就生在一所学校里了,打那以后就再也不曾离开过学校,恐怕最后还得死在学校里。我的理想并不是教书,家里人都是干这个的,希望孩子们将来都更有出息些才是,别再重蹈覆辙,我爸爸在帮我填报高考志愿时,说"希望我们家里不要再出一个路老师。"于是一个师范院校也不填,还在"师范院校是否服从"栏目里,毫不犹豫,大笔一挥,恶狠狠地填上"不服从",可是人是拗不过命的,绕来绕去,还是绕到这条道上来了。过去我喜欢学舌,也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现在看来,倒是命运扼住我的咽喉了。
    在出租车上或公共场所,常常被陌生人问及"是老师吧?"我很沮丧,难道我真的这么不幸,长了一张教书育人的脸么?
    学校相对于别的环境来说要单纯得多,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这倒是很适合我。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一天到晚闷在学校的围墙之内却是一个致命缺陷。我对这个缺陷知道得很清楚,却无力去改变它。也许哪天我心血来潮,从学校里跑掉了也未可知。
    我的生活经历和兴奋点决定了我成不了那种波澜壮阔的作家,我摹写的是我的个人内心生活,还有我周围总是上演不完的、往往与校园有关的悲喜剧。我的创作源泉也许就是我自己。
    马知遥:在读你的诗歌时,读者会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比比皆是的比喻,而且这些比喻大多数是和夸张的手法揉和在一起的,你是有意这样做的吗?比如"把女人做得彻头彻尾/毁灭的力量以吨计,以铀来量""躺在床上,我多么贫穷/简直赶得上一把生锈的剪刀""再次升起的太阳该像一只发霉的向日葵/该像铁窗内囚徒的脸庞/使废墟显出坚不可摧的宁静和欣欣向荣"。请谈谈你写出这样句子的感受。
    路 也:在这里我要做一下自我批评。我从前在诗里使用的比喻过多,虽然很精彩,但这种精彩太多了就不好了,就成了"杰米扬的汤"了。有一个俄罗斯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能做出很可口的汤来,朋友们都很夸赞他做的汤好喝,于是有一次请客,杰米扬就光做汤不做别的了,摆上来满满一大桌子汤,这样的汤那样的汤,总之全是汤,结果客人们都很扫兴,倒了胃,谁也不肯夸他的汤好喝了。我很害怕我对自己擅长的方面过于热衷,最后弄成"杰米扬的汤"。
    很多人都夸我太会用比喻了,用得太好了。其实我清楚这不过是一种最最原始的语言才华,不值得夸耀。
    现在我写诗尽量避免用比喻,能不用则不用,有时候用上一个好的比喻,如果它在诗里看上去过于光彩夺目了,则被我看成失败,我犹豫再三,最后把那个很生动的比喻忍痛删掉,这让我想起罗丹砍掉雕像上那只塑得过份精致的手,部分是不可以大于整体的。
    另外,你说的夸张手法,我认为不是夸张,而是一种极致的表达,我从来都认为诗歌是一种主观的,不要命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体,这种表达在我的诗中比比皆是。写诗我要让自己感到痛快淋漓,有一股子"狠"劲,语感节奏要有乘坐着波音747起飞的感觉,否则我不快乐,不愿意写。
    马知遥: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你平时装束上的简单和言语的活泼,总会给人一种错觉:你还是个大学生。但你的许多作品,我暂且将它们称"咏物诗",比如《眉毛》《镜子》等明显地带有极端的"理性"拷问?或者说"女性思考",你怎么看待诗与人的关系?
    路 也:有一个读过我不少诗的人,后来见到了我,很惊讶地问:"你就是......,你怎么这样子?"我问他:"我是不是长得丑?"他马上否认。然后他真诚地向我解释说,他惊讶是因为我的样子实在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女诗人应该有的样子。接下来他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女诗人的形象:高个儿,长腿,高跟鞋,披肩发,戴着墨镜,涂着厚厚的口红,表情漠然。我说:"你说的大概是女特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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