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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朱湘到海子 (阅读4215次)



从朱湘到海子

苍耳

朱湘和海子都是从安庆乡村走出、并在三十岁前自杀的杰出诗人,前者十六岁上清华,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后者十五岁上北大,被公认为一个诗歌时期的终结者。从空间看去,自怀宁的查家湾到太湖的百草林,不过数十公里,其间一条脐带般的大河浩浩汤汤地流过——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南麓的两条孪生般的支流,在官坝头合流继而在程家渡汇入皖水后,便带着这片沧桑大地的渊源和奥秘,在安庆西郊汇入亚细亚大陆之巨河——扬子江。从时间看去,朱湘和海子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前后两个坐标令我震惊。这是一种巧合抑或命运的安排?在两个天才的早殇诗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诗人艰难前行的沉郁身影。在投身扬子江与卧轨山海关之间,五十六年激烈动荡的历史流程被涵括了进去,而本质性诗人的命运、秉性和弱点丝毫没有改变。重要的是,在两个坐标所构筑的区间内,中国诗歌虽屡经阻断和异化,但最终完成了一个诗流序列的闭合,却是我们不应忽略的。在中国,凡是带“九”的年份刻度都不同寻常,无论宏观史还是微观史往往形成一个鸿沟或隐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真相。

从朱湘到海子,意味着中国农耕年代最后一波古典主义结束了。朱湘的诗学受古典哲学和禅学的影响,他坚卓地倡导并实践着新诗的格律化,是中国新诗史上绕不开的人物。沈从文这样评价道:“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在保留到中国诗与词值得保留的纯粹,而加以新的排比,使新诗与旧诗在某一意义上,成为一种渐变的联续,而这形式却不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朱湘的诗可以说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论朱湘的诗》)海子则属于“两间”诗人:他的一只脚跨入现代主义门坎,另一只脚仍原地未动——土地之子的血统和对东方古典文化的迷恋,使他在诗中投射而来的眼神充满感伤和悲郁。他说,“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诗经》和《楚辞》像两条大河哺育了我。”海子辞世二十余年,每年三月民间都自发为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在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我看来,这是对一个纯粹的本质性诗人的最好纪念,因为在中国这样的诗人微乎其微。质言之,朱湘和海子均不是作为诗歌高峰出现于地平线,而是在文本/生命之两端同时达到纯粹的诗人。在当今诗坛,也有不少诗人自称纯粹,但他们的纯粹与朱湘、海子的纯粹相比,“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郁达夫语)

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亚洲铜,亚洲铜/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们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们吧 (海子:《亚洲铜》)

                                     

海是我的母亲,/我向伊的怀里流去/一日,/伊将抱着我倦了的身子,/摇着,/哼着催睡的歌儿;/我的灵魂将化为轻云,/飘飘的腾入空际,/——而又变形的落到地上,/被伊的爱力吸落到地上了。/阴阴春雨中/远处的泉声活活了。 (朱湘:《小河》)

朱湘和海子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却写着同一种诗歌——本质性诗歌,从而使他俩成为孪生的大地之子;而不同年代的生者和死者也因这种诗歌而成为同时代人。那么,何谓本质性诗人?简言之,这种诗人始终坚守着诗歌的信念和本己价值,并将诗歌观念完全融贯于生命态度和生活方式之中。诗歌是他们的宗教和法器,他们是诗歌的虔诚信徒。正是从信仰、灵魂、梦境和血液中的铁质开始,他们才成为独立运行、猛烈燃烧并发光的行星。“他们全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建立起对这种生存方式的最高价值的信仰”(班达语)朱湘将诗歌视作跟自己一样的生命体:“我的诗,站得住自然风雨的,你们就生存;站不住,死去也罢!”(《夏天·自序》)他认为,“诗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新的;它便是人性。诗的形体则是一代有一代的:一种形体的长处发展完了,便应当另外创造一种形体来代替;……诗的本质是向内发展的;诗的形体是向外发展的。”他认为,《诗经》、《楚辞》,荷马的史诗之所以打动几千后的读者,“是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相或多相,于是它们就跟着人性一同不朽了。”(《北海纪游》)本质性诗人热爱大地胜过自己,但他们更爱大地中的天空、灵魂、呼吸和隐秘。在这一点上,他们更接近浪漫主义。与此同时,他们具备了将大地分解成基本元素,进而揉进诗歌肌质的能力。在他们看来,“走出心灵要比走进心灵更难”,“必须从景色进入元素,在景色中热爱元素的呼吸和言语,要尊重元素和他的秘密。你不仅要热爱河流两岸,还要热爱正在流逝的河流自身,热爱河水的生和死。”(海子语)在这一点上,他们更类似古典主义。

本质性诗人大致有两种出路:其一是像陶渊明那样从急流中退出,在山水田园间寄托自己的灵魂。尽管在现代世界难以找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但退隐在内心一隅还是可能的。在现当代,我们看到一些本质性诗人写着写着,就突然消隐不见了。他们对独立写作和自由言谈抱有独特见解,对诗神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淡泊名利,宁肯不写或少写,也决不愿以劣作和追风亵渎诗歌。其二是原地不动,像屈原那样与污浊、剧变的世界对抗。这注定了他与世界的冲突是持续的、难以调和的,并且它们最终将转化为内心的斗争和撕裂。从朱湘走向海子,其间横亘着闻一多的尸体,囚禁阿垅的两种牢狱、俯视陈梦家自杀的新月和监视穆旦的死寂空气。在那奔湍而下的泥沙俱下的急流中,向生者次递呈现的是追求自由的凄怆亡灵和带血的眼神。他们不是在政治风暴中横遭打击而哑默,就是被前台喧哗鼓噪的随机性诗人所遮蔽。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无题》)

一九二六年,朱湘三次去医院看望病重的刘梦苇。他与梦苇去年在南京刚相识,共同的诗艺追求使他俩遂成至交。不久他俩同到北京,在《晨报·副刊》创办“诗镌”,致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与研究。此时刘梦苇贫病交加,咳血不止。尽管如此,他仍抱病写作了大量诗作,诸如《万牲园底春》、《我所需要的不是爱情》、《生辰哀歌》等百余首诗,在“音韵、诗行、诗序”等新诗形式上进行开创性探索,引起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极大关注,闻一多遂写成著名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格律诗的“三美”标准,并成为新月派的共同纲领。然而,走进病房的朱湘几乎认不出梦苇了:“头发乱蓬蓬的,唇边已经长了很深的胡须,两腮都瘦下去了,只剩着一个很尖的下巴;黧黑的脸上,一双眼睛特别显得大。怎么半月不见,就变到了这种田地?梦苇是一个翩翩年少的诗人,他的相貌与他的诗歌一样,纯是一片秀气;怎么这病榻上的就是他吗?”最后一次去医院是萧瑟的秋天,也即刘梦苇临终的前一天,“当时你那细得如线的声音,只剩皮包着的真正像柴的骨架。……听到你下了一次血块,是无救的了。”一个月前的夏天,朱湘刚刚诀别一位年轻诗人子惠,此时他带着子惠的诗给梦苇看,想让他“把久郁的情感,借此发泄一下,并且在精神上能得到一种慰安”。谁知梦苇一见到诗稿,便从“半意识状态转到全意识状态”那样兴奋,流泪,稿纸在手中颤抖,朱湘怕他太伤感,想从他手中取回诗稿,但梦苇“孩子霸食般地说:‘不不,我要!’”此时朱湘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画,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他慨叹道,“要问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刘梦苇,再等个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不知道你在临终的时候,可反悔作诗不?你幽灵般自长沙飘来北京,又去上海,又去宁波,又去南京,又来北京;来无声息,去无声息,孤鸿般的在寥廓的天空内,任了北风摆布。”(朱湘:《梦苇的死》)

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黯然最凄凉的时刻之一,也是被文学史家所遗忘因而不值一提的瞬间。然而,正是从这遮蔽与遗忘的双重深渊之中,升起了本质性诗人那惨淡而伟大的光辉!朱湘称梦苇为“幽灵”,为“孤鸿”,既是对本质性诗人在世间的命运遭际和生存状态的深透体悟,更是夫子自道。直到死时,刘梦苇也没见到诗集《孤鸿》出版,徐志摩在《晨报》刊登的启事中写道:“梦苇的身世,最是可怜,他既无父母,又无同胞,流寓在北京,在呕血与苦工间挨度光阴;他病时少人护持,他呼号,有谁听得,但天佑他热烈的诗魂,这‘孤鸿’如今实现了最后的自由,更不在人间啼叫了!”

与本质性诗人相反的是随机性诗人。随机性诗人是牌局中的诗人,他们的写作仅仅意味着一次“出牌”。他们不可能是行星,而仅仅是借行星来反光的卫星,甚至连卫星也不是,只类似漂荡在太空中的浮尘。他们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做诗人还是做官、做商人,根据行情来决定写作观,诗歌对他们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点缀而已。朱湘在《北海纪游》中记述了他与梦苇谈诗的情形,并直截了当地批评诗坛怪象:一班作新诗的人轰轰烈烈了一阵,出了一两个诗集后便销声匿迹,“梦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激烈,他说这完全是因为一班人拿诗作进身之阶,等到名气成了,地位有了,诗也就跟着扔开了。”朱湘表示部分同意,他补充另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抒情的偏向”。这是胡适提出来的观点,理由是“庶几可以适应忙碌的现代人的需要”。朱湘抨击道,这是“一种浅薄可笑的主张”,“诗的种类很多,抒情不过是一种,此外如叙事诗、史诗、诗剧、讽刺诗、写景诗”都“值得致力于诗的人去努力”。“我们如想迎合现代人的心理,就不必作诗;想作诗,就不必顾及现代人的嗜好。”朱湘和刘梦苇所批判的正是随机性诗人的种种表现。朱湘写过一则短评《“尝试集”》,指出除去一部分是旧体诗或半旧体诗以及译作,剩下二十三首新诗,可归结为八个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不管他的批评是否恰当,他的剥皮见血的率直批评在当今诗坛还比较少见。如果说胡适是随机性诗人的话,那么他也是一个“随大机”诗人,毕竟历史选择了他。至于朱湘评郭沫若的诗,虽有不少赞扬,但也批评他对于艺术是很忽略的,诚然免不了‘粗’字之讥。”有时“一诗集只四行可读”。郭沫若的“随机性”是在后来的政治潮汐中才充分表现的。

在当代诗坛,充斥着大量随机性诗人。几乎每隔两年,被网友讥讽的××体就会窜“红”一阵,甚至获官方大奖,便是明证。这是一个诗歌附加值急剧膨胀的时代,或者说,一个诗歌附加值淹没自身价值的时代降临了。诗歌写作除了生成独立自足的诗歌价值外,在社会体制和市场流通中还会生成附加值。在当今时代,造就随机性诗人的社会体制与市场机制空前成熟了——由网站、作协、高校研究中心、文化产业、传媒集团、形象工程等平台构成了催生“附加值”的庞大机器,快速制造多如牛毛的诗赛、带“国”字选本、有偿研讨会、某某国际会议、某某大展、灌水批评、虚假争鸣、刻入碑林、某名士访谈等等。当一轮轮的诗歌评奖潮汐般卷来时,人们到底是在关注诗文本、诗生态呢,还是关注评委、知名度、潜规则、不断攀高的奖金?诗人的价值似乎随着奖金提高而提高,可是诗歌自身的价值呢?去年网上热议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既反映了对文学评奖公平公正的吁求,同时也表明诗歌生态正受到潜规则和消费文化的强力影响,附加值正在成为诗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那些随机性诗人中擅长投机钻营者自然脱颖而出,成为诗坛“佼佼者”。社会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合谋”面前,诗歌(可以替换为“文学”)主价值与附加值必然出现错位或倒置,诗神因遭绑架而形容枯槁,自由因被滥用而悬浮中空,诗性写作开始变味变质,随机性诗人大出风头,进而催生大量平庸诗歌充斥在前台。

试想在古典时代,除了以诗取仕以外,纯粹诗歌的附加值几近于无。屈原在被逐后才写出伟大的诗篇《离骚》、《九歌》,其时官方身份和文化角色剥落净尽,所有的诗句均从血液和绝望中汩汩淌出。陶渊明写作田园诗,既不能发表获取稿酬,也不能换回一袋米,更无法捧得“华语传媒大奖”,领一笔丰厚奖金。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写下的忧郁诗作,除了与乱离现实与忧患心灵有关,任何功利的想法都被“压榨”得残渣不剩。在我看来,古典性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与天地的关系,现代性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与存在的关系。而随机性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与欲望的关系,以及与“关系”的关系。将生命和心灵置于前两种关系并加以精微把握与变构的写作者,都有可能成为本质性诗人。而后一种关系,是在抽空了命定、灵魂和仰望等等要素之后剩下的,也必然在神性缺席、价值倒置的消费时代成为滋生随机性诗歌的回旋加速器。

本质性诗人将诗歌与生命、大地和神联贯在一起,四者的循环构成了他们的命脉。一旦这个命脉被切断或受阻,其结局的悲剧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九年春节,海子回到久别的故乡,他凄凉地陈述了自己的感受:“有些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这与他谈及长诗《土地》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东西。”(《诗学:一份提纲》)海子的命脉断了。海子不可能靠欲望活下去。所有对其死因的种种解释和猜想,均忽略了这一点。朱湘十岁那年随父回到老家太湖百草林,直到几年后父亲去世才不得不离开。令我吃惊的是,朱湘十八岁写下的诗《废园》,竟已包含了挽歌性质的悲情元素:“有风时白杨萧萧着,/无风时白杨萧萧着,/萧萧外更听不到什么。//野花悄悄的发了,/野花悄悄的谢了,/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他在人世的最后时光里表示:“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我的诗神!这样你也是应该一看我的牺牲罢。为了你,我牺牲一切,牺牲我!全是自取的:我决不发怨声。”朱湘的命脉断得更隐秘更彻底,以至于人们只是从生存表象上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为什么本质性诗人注定命运多舛?他们生活在形而上的诗意世界,形下的世故圆通与之绝缘。很难想象一个八面玲珑、练达圆滑的人,能够具备一颗本真透明的诗心。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女作家苏雪林是距朱湘最近的人,但她对朱湘之死也发出这样的质问,原因在于她并不真正懂得本质性诗人为何物。试想,凭朱湘那样的学识和翻译能力,在世间找一个“饭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朱湘的性格孤傲、刚正、偏执、敏感,完全按内心的法则行事,为人处世决不苟且。想当年在清华专攻文学时,他抵制斋务处早餐点名制度,曾记大过三次,并被开除;在美求学时,一次上法文课,都德一篇小说称中国人像猴子,引得美国学生大笑,朱湘愤而退堂,并最终放弃学位回国。由此可见,本质性诗人与世俗的冲突,是从精神世界的每一个元素开始的,这使他们非常容易受伤和暴怒。海子有一次走进昌平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这在世俗看来近似一个笑话,但海子是认真的,他将诗歌当作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全部。朱湘失业后更被周遭诬为“神经病”,连老同学梁实秋也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

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葬我在马樱花下,/永作着芬芳的梦——/葬我在泰山之巅,/风声鸣咽过孤松——//不然,就烧我成灰,/投入泛滥的春江,/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朱湘:《葬我》)

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但是,不要告诉我/扶着木头,正在干草上晾衣的/母亲                               (海子:《死亡之诗》)

本质性诗歌的本质正在于挽歌和悲歌,诗史上所有堪称伟大的诗作都是如此。要知道,这种挽歌是“带上”诗人自己的。他们从来都不把自己放在挽歌之外,因为他们是人与天地、人与存在之关联域中的一分子,生命只是他们的挽歌中的最后一个音符。这也是他们的诗中频频出现黄昏意象和死亡幻象的内在原因。这样纯粹的诗人世间能找出几个?朱湘在最后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他随身携带着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自己的诗集。海子临行前也饮了酒,随身携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震撼我们的其实并非死亡本身,而是本质性诗人耗尽理想的热力后朝向死亡的方向纵身一跃,借助文本和生命完成本质性诗歌的最后一行……。那是行星诗人在最后时刻爆炸并迸发的最后能量,离得越远便越能感受那惨淡而耀眼的光斑。

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但那种认为诗歌观念可以无限蜕变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其实,诗歌最基本的东西在古典时代已奠基,而主要框架在现代也构建成形。后来的诗人所能做的,便是在人与世界/心灵/语言的互动中使基本的诗性元素得以重构、激活并呈现。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破坏性试验。事实证明,在盛行“破坏性试验”的时代过去之后,诗歌(或文学)正在向最基本的诗歌性(或文学性)还原,向本相的观看、倾听、纪念碑力量和震撼人心的方向回归。而这一切都与诗人的灵魂质量和精神强度有关。

我只能躲在钢筋水泥的公寓写诗或者思念朋友/在洁白的稿纸上开掘一条地铁。/通往所有想去的地方。//自从挑战者号爆炸以来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开掘一条地铁。
为牺牲者。为许多没有表达的愿望。/也为自己。
(力虹:《想象中的地铁》)

在我看来,判断一个时代是诗的还是非诗的,主要取决于诗人的言说自由、创造权力是否受到限制和扭曲,同时还取决于诗人主体对异化和消解力量的抵制,进而对自身创造力激活的程度。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时代的人性被扭曲的程度,与这个时代的诗性被异化的程度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取决于这个时代是否存在本质性诗人,以及有多少这样的诗人。只要将同一社会体制的苏俄与中国作一比较,就比较清楚了。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列宁格勒》一诗中的句子。由此不难想到更多的名字:蒲宁、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坦姆、布罗茨基、艾基……等等。对此,年轻的海子说出了一句真言:“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真东西。应该向上生长出来。”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地火、挽歌的沉痛以及亡灵们的生活,那么“开掘一条地铁”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

O一一年二月中旬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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