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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圣元:评“穆旦研究系列著作” (阅读1501次)



(原文地址:党圣元:评“穆旦研究系列著作”,载《文艺报》,2011年7月20日,第二版)

穆旦已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和翻译家之一,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迭出不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易彬先生的“穆旦系列研究著作”。据称,其系列研究包括四大种,即《穆旦年谱》、《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以下简称《建构》)、《穆旦评传》和《穆旦诗编年汇校》,涵括了传记、史论和诗歌版本整理等。其中,前两种已于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

易彬先生长期专执于新诗研究,在青年学者当中,易彬的学风是相当沉实、持重的,他这种持续关注研究对象,刻苦钻研,不为潮流所动的学术精神是相当可贵的。其研究既有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对新诗史上的重要问题始终保持着关注;又有精深的个案考察,穆旦即是其长期关注的重点个案。正由于有着坚实的研究基础,已推出的这两种穆旦研究著作不仅问题意识突出,研究视野开阔,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研究角度的构设等方面,更可说是树立了相当高的研究标准。

史料意识的强化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标志,独立准备史料也已被认为是一位现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也确有一批青年学者有志于此,易彬则可说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在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当中,穆旦的史料一直被认为是较为缺乏的,穆旦本人的自述材料相当少见,穆旦的传记形象始终较为单薄,原因即在于此。不过,在易彬先生看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史料挖掘不够,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较为偏狭的史料观念使然,《穆旦年谱》旨在扭转穆旦史料较少的局势,并打破年谱撰写的某种定势,作者不仅极有耐性地搜罗了穆旦各种公开出版的文字,又极幸运地找到了一批从未公开的穆旦档案资料,其中包括穆旦回国后所写的数种履历表、交代材料,也包括1954年发生在南开校园内的、从未披露的“外文系事件”的材料,藉此,穆旦的生平线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而这一年谱在材料上所做出的大突破更引人注意的,作者将穆旦放置到一种广阔的传记知识背景当中,如导论所言,对于穆旦这样的重要人物,应尽可能充分地发掘“同时代共生性的史料资源”,要从“教育背景、媒体环境、政治文化语境、具体人事等等方面”入手,为谱主提供一种立体化的传记知识背景,藉此,穆旦个人资料、穆旦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均被大大强化,穆旦的历史形象也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清晰呈现。可以说,一部《穆旦年谱》,完全可以读出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风云,其中,1937-38年间,穆旦随学校从北京迁往长沙,又长沙迁往昆明,1942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1946-47年间,穆旦到沈阳办报,1954年发生在南开校园之内的“外文系事件”,1959年之后穆旦的受难经历,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

“史料意识”在《建构》这部史论著作之中也相当明确。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引人注意的首先还在于其研究角度的构设。全书先是对穆旦个人的写作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梳扒,再将穆旦放置到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展开深入辩诘,最后则是对穆旦传播历程进行学术梳理,这三大版块总体均衡,字数均在十数万字,被作者称之为“三大历史角度”,即个人史、文学史和传播史。这一研究框架的构设显示了作者细缜而高远的研究抱负,即并不仅仅限于讨论穆旦这一个案,而是从这一重要的研究对象出发,重新来辨析新诗史上的若干核心命题,包括文学资源、文学传统、新诗语言、文学主题等,并且,由穆旦的传播来探究传播背后的诸种文学史因素。作者紧紧抓住穆旦个人写作以及新诗史的若干核心命题,或在别人忽视的地方深入探究,或在已有较大讨论之处展开重新辩诘,打开了穆旦研究以及新诗研究的新境界。

在具体写法上,《建构》一书可谓“史料”与“文本”并进。作者不先入为主,不预设理论框架,而是充分强调历史细节和文本细节,前者即史料的大量运用,后者就是对于文本的细致解读。《建构》的导论《从“历史”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称,强调历史的维度,并不是“以‘历史’来衡量穆旦诗歌的价值,而是借助各种历史因素来促成对于穆旦诗歌更深入的认识”,论说的“核心价值体仍然是文学”,史料的梳扒,易彬先生自然是非常擅长的,对于穆旦诗歌文本的精细解读也散落在全书各处。史料运用或文本解读的能力很多研究者都具备,但能像《建构》这般将两者做好完好结合的实在并不多见。可以说,《建构》一书有效地避免了穆旦研究之中非历史化的倾向,避免了论述空泛之弊病;既具有历史纵深感,又有很强的美学效应。同时,由于部分话题带有“重写”的意味,穆旦传播图景的归结更是直接从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观念之中提出了若干反思,因此,有理由相信,《建构》一书将在相当程度上加强新诗研究的历史感,甚至促进新诗研究观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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