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对话:关于诗歌批评家 (阅读1504次)



陈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

张立群(《中国诗人》编辑,辽宁大学文学院)

张立群首先问候陈卫“你好”。2010年成都、海口两次会议见面,大致了解到近来你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批评家、诗歌批评关注较多。不过,一谈及“诗歌批评家”或“诗评家”,似乎总给人一种“搞批评”的印象。熟悉学院研究规则的人大致都知道:批评与学术“历来是有差别的”,这种印象让“诗评家”的称呼(当然具体要涉及诗评家本人)有些尴尬,因为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诗评家”也大多在高等院校供职,也是以研究为“职业”(再直白一些,就是“谋生”),能否先就这一“印象”、“称谓”谈谈自己的看法?

陈卫立群,你好!谢谢你给我一次聊诗歌批评的机会。首先谈谈你所提到的“诗歌批评家”(“诗评家”)一词吧。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也尽量避免滥用这个词。倒不光是这个词给人们带来不好的印象,而是认为这个词中存在一种不平等意识,我更愿意使用低调朴素的“诗评者”一词。咱们中国人对“XX家”命名的本意多出于对有才华或特殊人物的尊敬,但不少尊称在现实中已经变味。与“诗评家”相关的还有“诗人”,甚至“诗”,在人们说出来时都变得意味深长。变味的原因一言难尽,暂不展开。就“诗评家”一词说吧,貌似是对从事诗歌评论这一职业的人的尊称,对这一身份的感受,无论是尊敬还是调侃都受了历史、政治因素的多重影响。就现在的中老年读者来说,“诗评家”与他们在政治极权时期的记忆有关,“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的年代中,一部作品的好坏并非来自民间大众评价,也非本行专家断言,一些家庭出身或政治立场可靠的人才拥有话语权,他们引导着文学导向,制定文学标准。这些人有的连最起码的诗歌常识都没有,采用四海皆用的政治话语,对诗歌指手划脚,充当权威。这类持有诗歌权力的人在主流话语中便被尊称为“诗评家”。极权年代过去后,相对自由的文学氛围促进了诗歌探索,探索必然有远离传统审美习惯之处,新的美学原则还未建立之前,读者一时感到难以接近作品的时候,他们有过对诗评者的期待,但不少诗评者持观望态度,或干脆放弃了评诗爱好(原因很多)。1980年代前后涌出的诗评者,为诗歌合法性豁出去的一幕已经难现。在80年代中后期,本应起到沟通的作用的一部分诗评者选择了沉默,大众愤怒或失望。诗评者的过度越权与突然缺席,失去了读者、作者对批评者的信任。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大众眼中,“诗评家”只是一个标签,是装腔作势、狐假虎威、附庸性强的投机者。在某些诗人眼里,诗评者是诗坛的“多余人”,缺少创造力,人云亦云,无事找事的混混。不过,我认为大众或诗人对诗评者的看法不免有些偏激。诗歌批评实际上是一项与诗歌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作,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一座桥梁。当代诗歌创作无论是在继承中发展还是开拓新路,诗歌批评者的参与,或关注或解释,都为诗歌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像1980年代前后的新潮诗争论中,如果没有一批维护诗歌美学的批评者,新潮诗就会被扼杀在摇摆不定的政治气氛中,难以合法化生存。

我们可继续谈谈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研究者,有谢冕、吴思敬、孙玉石、陆耀东、骆寒超、刘福春、洪子诚、陈良运、陈仲义、程光炜、唐晓渡、陈超、沈奇等人,除孙玉石、陆耀东、骆寒超等从事现代诗歌研究,刘福春从事诗歌史料研究外,多数学者,从新时期以来都从事过或没间断过对当代诗歌批评。他们的诗歌观念已经影响到中国当代诗坛的发展,称他们为诗评家,我也不反对。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尽管谢冕他们热衷诗歌批评,但他们并非只做诗歌批评。如你所说,他们多在高等院校任职(个别在研究所和出版社),以研究为职业,他们同时还是高校的资深学者、教授。比如你的导师吴思敬老师,你最清楚,他不仅从事诗歌批评,也是一位以诗歌研究为主业的教授,他先后出版过《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这些学术著作也是诗歌教材。此外,他还写有关中国新诗史研究的文章。那么是否还可以说,吴思敬既是一位诗评者,一位诗歌学者,还是一位诗歌教育者。我很少用“XX家”称呼他人的原因,可能与我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有关。我们成长于“文革”后,更亲近五四新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平等、民主等观念,再加上自己后来也从事现代诗歌的教育工作,因此,我更愿意把评论诗歌的人(教师)看作是一个与学生一同探讨问题的人,职业不代表权力;那么“诗评家”在我的词典中,就是:乐于品读、鉴赏、质疑诗歌的资深爱好者。

张立群如果以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批评(诸如此类的称呼还有“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30年以来”等等)历史为对象,那么,30年来的诗歌批评从当下流行 “某某代际”、“某零后”的角度看,已经诞生了几代批评家了。他们批评的实践构成了活生生的批评史,并以知识、经验与文字交织的方式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现实赋予他们的认识(限度)甚或权利。能否在结合批评历史发展、构成的基础上,谈谈批评家的历史及其特点?他们的实践为我们带来了何种方法、启示,是否已经形成了体系与传统?

陈卫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是的,如果按代际划分,中国现代诗歌批评队伍从1930年代以来,产出好几代人了。第一批从事诗歌批评的有朱自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废名、朱英诞、李长之等人,他们从事批评多与他们在高校工作有关。比如沈从文,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早期是小说家,报纸编辑者,1930年他有过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经历。当时应校方要求,他开设了新文学研究课程,一个学期后由于个人原因离职。继之,苏雪林接任沈从文的课程。我们在沈从文的后来结集出版的《沫沫集》和苏雪林的讲义(后结集为《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1983年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当时写作甚勤的诗人朱湘、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都进行了较有个性的评论。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诗歌评论者是诗人出身,如艾青、何其芳、胡风、唐湜、冯至等,他们对戴望舒、田间、七月派、九叶派等其它诗人有过评价。建国以来的诗歌评论队伍,大致也由学者与诗人两种身份组成。不过诗人评论者和学者评论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比较激情,情之所至,意之所至,在政治气氛紧张时期,这类诗评者更容易充当政治评论者的角色,用政治立场替代美学批评立场。学者评论者在政治紧张时期相对沉默。1980年代前后,在朦胧诗争论中涌现的诗歌研究者是相继的一代,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多有过少年写诗的经历,在高校工作使他们关注更多的诗歌问题,如诗歌理论、诗歌传统、诗歌教育等。在批评时,他们普遍关注新的诗歌风格,将政治型诗歌评论转向了诗歌美学批评,使诗歌脱离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恢复它应有的面目。无论诗歌走向哲学还是走向美学,走向形而上还是走向民间,他们建立了当代诗歌研究规模:孙玉石对现代诗歌的研究引导了继现实主义诗歌研究之后的现代主义诗歌大规模研究潮流,应和着当代现代诗的发展;吕进、吴思敬、杨匡汉等在诗歌文体、诗歌与心理学、诗歌教育方面推进了诗歌本体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谢冕、孙绍振为朦胧诗合法性所做的努力,陆耀东、骆寒超、洪子诚、程光炜、王光明等对诗歌历史梳理,唐晓渡、陈超和沈奇等对当代诗歌进行生命、自由、价值等的不停追问,陈仲义对当代诗歌的写作技巧和美学价值分析等,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认识到诗歌本质,不至于使诗成为娱乐或消遣的文学形式。如果一定要论代际诗评者的共同点,在1930年代的诗评者那里,他们显出各自的批评个性;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的诗评者那里,更有时代和政治的影响,诗评方式接近;1980年代以后,诗评者经历了从共性中挣脱出来,寻找批评个性的过程。不过,我认为现在人们对诗评者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诗评者并不沉默。前不久在网上偶遇《诗评人》这份民间刊物,看到有一群同仁在诗评方面默默努力了多年。作者有的来自高校,我认识的朋友,也有陌生的诗歌爱好者。有时与同为教师的同行谈起高校的诗歌教育,我们会互相鼓励:也许一时我们无法改变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诗歌偏见,但我们坚持把好诗推荐出来,同时培养学生寻找好诗的能力,诗歌偏见最终会在诗的光芒面前消失;学生中间,也将涌现出新的诗歌批评者。至于这一点,我们满怀信心。

你问到诗歌批评实践是否形成了体系或传统?从长远来看,古代诗歌批评的传统沿袭较久,到现代中国发生断裂。中国现在的诗歌批评中,有对传统的印象式批评的继承,也有评点式、考据式批评,同时,现在诗歌批评中也吸收了来自西方的多种批评方法,如新批评法、原型批评法、女性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等,那么我们现在的诗歌批评传统到底是来自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呢?我以为这种融合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定义。在201011月海口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上我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当代诗歌批评是无根的批评,当代诗歌批评走向无边的探索。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不恪守传统批评方式的批评更适合无拘无束的当代探索诗歌。但我并不否认当代诗歌批评者在试图建立新的体系或传统。比如对新批评法的借鉴,吴思敬曾表示过全盘拿来的担心;孙玉石从朱自清那里间接吸收,提出他的解诗学;孙绍振则主张它与中国本土方法结合。因此可以说,西方的新批评法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种结合诗人经历,批评者个人体验和语言阐释、探究的诗歌品读法。你的问题如果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回答,也许能有一个更准确的答案呵。

提到时间,我顺带也有一个问题: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的区分到底在哪里呢? 大家常常认为诗歌批评属于诗歌研究的一部分,诗歌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诗歌批评,诗歌批评指向文本或诗歌现象等,实际上二者并没有明确的壁垒之分,只是研究范畴有大小。就像我们现在看1930年代的李健吾、苏雪林等人的批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批评最终都进入了学术研究体系。因此又回到你第一个问题,从事诗歌批评,不要太在意人家(作者与读者)的态度,批评者应远视一点,用符合学术规范而不是带有私人的情绪去品评,那样若干年之后,也就不会被后人当成垃圾,至少也是一种有特色的“原材料”吧。

张立群:谈及批评家的实践,必然会在实际品评、研究中涉及到“重要的”、“喜爱的”等字样,并隐含着比较的视野。能否结合自己的经验或研究来谈谈,或者直接以研究之研究的方式,谈谈共时性、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应如何操作并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陈卫批评当中存在比较视野非常正常。与文学创作同样,批评视野会因时代、地域、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文学为政治工具的年代中,政治性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在非政治工具的年代里,思想性或美学特色、表现形式又成为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因素。如果在一个批评者的文字中看到“重要的”、“喜爱的”文字,作为一个专业的批评者,我建议持有怀疑的态度,同时也不妨宽容地去看待。我认为一位有文学常识和文学素养的人不会轻易用他人的判断取替自己的判断。我不反对带着质疑的态度去读评论。这不是简单相信批评者或怀疑批评者的问题,因为批评者的工作目的不是考虑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性,而是和读者一同去了解、探讨作品或文学现象本身。批评者不过是把自己的某些看法交给读者,就如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一样,应是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对话。如果学生有反对的意见,老师不妨站在学生的立场进行反思,假若发现学生在某个知识点上有阻碍,可以启发学生。

进行诗歌批评时,有多种方式可用。我们有可能采用共时研究的方式,将批评对象与同时期的诗人进行比较,也可观察批评对象与时代的关联,在比较与观察中去发现诗人的特色。也有做历时性研究,比如对诗歌中“太阳”意象文化内涵演变,我们可以从屈原的“楚辞”一直追溯到闻一多、艾青、多多、芒克、海子等人的诗作中,寻找它意义的转变。也可以将批评对象与同类型而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度的诗人进行对比,比如李商隐与戴望舒,泰戈尔与冰心等比较。再就是,尽可能了解诗人创作历程,考察其诗歌风格是否一脉相承,是否有阶段性变化,他对诗歌史是否有独到贡献。总之,我不主张就诗论诗,就诗人论诗人。在1980年代诗歌批评者中,陈仲义在这一方面做得较好。他持续对中国当代诗坛进行研究、扫描,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从大陆到台湾诗歌,他都进行了从思潮到文本的深入分析与归类。2010年他新出版的《百年新诗百种解读》,从文本出发,注意每一位诗人诗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批评法。相对一些所谓的“诗论家”,以不变的模式应万变的诗,陈仲义随物赋形的研究值得肯定。

张立群:大致在90年代以后,诗人“远离”批评或者不相信批评家,进而自己出来发言已成为一个流行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在有些人看来是批评的无力,在有些人看来是批评与创作之间产生了“距离感”(这两个观点很接近,但实则不同)。对上述现象思考愈深,发现的问题似乎愈多:批评家如何展示自己的主体性?批评与创作应保持怎样的距离?……如何客观地思考这些问题?

陈卫你所说的诗人远离批评家,不相信批评家是否为90年代之后的流行现象?还是有诗歌批评以来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呢?因为我没有做特别考证,所以持保留意见。从诗歌过去的历史看,新月社、七月派、九叶派的诗人团体之间,同仁互相评论的现象比较多。建国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社团意识有所淡化。诗人兼评论家如卞之琳、何其芳等,他们既评论又创作。随着文学研究专业的细化,诗评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方向,出现专业诗评人,诗人是纯粹的诗歌写作者,不过这些都在发生在短暂的1980年代前期。1980年代中期之后,诗人与评论家的两重身份再次发生模糊转换。如我们所见,随着诗歌社团的蜂拥,专业诗歌批评者的沉默,自己站出来撑着腰说话的不少,批评中所显出的团派习气相对较重。互相欣赏者多,真正批评者少。我主张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有必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并不单纯是美学的问题,也是批评的问题。批评者与诗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却与诗歌要接近。如果是批评者不走进诗歌,还有什么可批评的呢?诗歌批评不是批判,是欣赏,是分析,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正如你所说,批评家处境令人尴尬,我们需要思考是什么给批评者带来尴尬?是批评手段有错还是批评无道理? 缺少公认的批评标准,缺少言之成理、令人信服的批评,盲目夸大其词和棍棒乱打都是批评中一不小心就容易发生的事情。诗歌批评应该是诗歌观、美学观、历史观的综合。客观、公允是诗歌研究、也是诗歌批评的起码规则。

批评家如何保持主体性,这由批评家性格或意志决定,也与社会的宽容度相关。一个缺少主见的批评家,一个没有学识的批评家,很可能拾人口水,也许他更适合做资料员而不适合做批评。我以为从事诗歌批评的人需要有一定的自知能力。批评与创作同样,都要有灵感,有激情,有感触,有思索,有生命体验,有对文字的熟练把握,有表达的渴望,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是读者与作者的思想、情感、文字的特殊交流方式。

张立群:一个优秀批评家的素质应当有哪些?作为一个从事多年诗歌研究的研究者,你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秉持了怎样的标准、尺度与方法?

陈卫优秀批评家的素质我不大敢断言,但我认为,无论做哪一行,出色的人,基本都有超常的天赋和顽强的抗阻能力。文学不像一台运转的机器,不是转速高就代表文学水准高,文学的美在于读者对它感知程度的深浅。优秀的批评家应有更深邃、更锐利的感知和评论。我可以谈谈诗歌批评者最起码的素质,那就是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包括文学史意识、文本品读能力、美学理论知识;还要有深刻的生命体验,洞察生活现象的能力。深刻与否批评者自己很难判定,这需要时间去打磨、沉淀。就像一个小孩,他从河边捡来的小石子,在他眼里是一颗宝石,一座宫殿;在一个有科学知识的人眼里,石子到底是长石、云母还是石英?他探讨的是石子的材料属性;在诗人卞之琳的《投》里,它是被小孩儿投向山谷的一个象征体,是生命的映射。卞之琳的诗就是来自于生命的体验。诗歌批评者属于哪一类人呢?他要像小孩一样,有发现世界的能力;要像具有科学知识的人一样,有给事物分类的能力;还要像诗人一样,能够透过现象看到诗歌背后的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因受过专业训练影响,在进行当代诗歌批评时,会结合学术研究的方法去做。我认为对于一个诗评者,要清楚:文本解读是基础,诗歌透露出的意义和写作方式只有在解读中才能逐渐呈现。在此基础上评价诗歌的总体特色,比较诗人与同时代或同类诗人的创作,再置于诗歌史中考量。动人与创新是我观察当代诗的两个维度。动人指诗歌能否打动接受者的心灵,创新则看重诗歌采用何种形式带来陌生美感。也有人认为诗歌不可能解释清楚,解释出来之后就不是诗了,诗也就变味了。我不完全否认这种观点,但是我建议了解一位诗人的诗,不只是读一首就够,而要尽可能了解诗人全面的创作,关注他的创作转向和写作模式(如果有的话),掌握他的基本语汇,带有历史感去解读、分析,这样才算增进了对诗人的了解。如前所说,不同的诗人还要考虑采用不同的批评方式。在我看来,用学术的方式进行诗歌批评,不是简单地给诗人们排座次,而是为使诗人拥有经得住苛刻学术评价的将来。

立群,很乐意有这么一次对话,我的个人之见也欢迎同仁批评并希望能抛砖引玉。诗歌批评需要合力而为。谢谢!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