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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出版 (阅读2518次)



苍耳文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最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十章,四十万字,十八个印张,版式为大十六开,近三百页。该著系作者十余年的研究心得,部分观点作为论文发表于九十年代的《诗歌报月刊》等刊,新世纪初整理成《关于陌生化与亲近化的诗学笔记》发表于诗生活网站/苍耳诗学批评专栏,引起广泛关注或争鸣,并不时被引用。该著突破了论文中的狭义诗学范畴,从文艺学、文学写作和文学史高度重新审视和重构了陌生化理论。

陌生化原理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学说乃至整个西方诗学中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对于二十世纪的文艺学、文学写作以及各艺术门类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该著对这一源远流长且纷繁散杂的理论话语进行必要的疏理、辨析与批判,试图在融贯中西多维视界的基础上加以整合、拓进与重构。欲邮购者,可通过下列邮箱aqlkt@yahoo.com.cn联系。每本定价40元,免收邮费。以下是拙著的《导论》部分——

导论

二十世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艺理论和批评话语加速嬗递的世纪。它看上去比既往的世纪都更加接近文学本体这个诡秘的城堡,如同未来主义者所画的一匹有二十条腿的马,其奔驰的速度达到一种可怕的极限,甚至耗尽了最后一点思辩的热情和可能。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言,一方面,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涌入与杂交达到比此前十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西方理论话语和方法论的翻新速度令人目瞪口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都不同程度地交织着令理论家头疼的难解之结:诸如高雅与通俗之争,晦涩与明朗之争,大众化与贵族化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自由化与格律化之争,欧化与汉化之争,口语派与学院派之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等等。它们相互纠缠、相互混同地延续或变相重现的原因,我以为不应局限于时代、政治和社会的外部语境来寻找,而更应在它们所根源的文学本体矛盾的内部来加以探寻。

二十世纪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思潮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端源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伊格尔顿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开拓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福柯也持同样观点:“可以肯定,形式主义从总体上说很可能是二十世纪欧洲最强大、最多样化的思潮之一。并且,就形式主义而言,我同样相信,应当注意它同社会状况甚至政治运动的经常联系,这种联系每一次既明确又有意思。俄国形式主义和俄国大革命肯定应该放到一起去重新检验。”1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最具活力的内核之一,具有起搏与运化这一体系的重要作用,因此,本著将围绕这一内核的理论话语统称为“陌生化理论”。虽然它不能也没必要涵括俄国形式主义的全部理论,但它仍以形式主义作为整体的背景和脉络。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并建构“陌生化”范畴,其意义不仅在于敏锐地抓住文学写作在形式/语言层面的重要程序和技巧,而且在于不同个体的理论表述之间所呈现的相互矛盾、牵拉、牴牾的总体困境本身。困境是弃置大路而趋向诡秘“城堡”的道途中所连带的,因此蕴含了传统文论难以具有的可能性和活力。这种总体困境可以表述为形式本体论与人类本体论、作品本体论与阐释本体论,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材料等等二元关系的矛盾纠结。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产生后,经后期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延展和播扬,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相应,在我看来也形成了后期关于“陌生化”的理论。它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写作的影响--从流派蜂起、形式翻新到技巧更迭、语言实验--更是难以估计的。拙著的写作主要是基于下述动机和思路:

其一,疏理并辨析陌生化理论的渊源及流变,包括它的直系和旁系以及与之相似但命名不同的理论范畴均在探讨之列。实际上,俄国形式主义者未曾以“陌生化”来命名自己的理论,并缜密地围绕“陌生化”来建构话语谱系。因而本著有必要对这一源远流长的理论话语进行一番疏理与批判。这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与此前此后或同时期的诸种“陌生化”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差别;同时,指证并批判形式主义陌生化的缺陷和局限,从文学本位和文学史演变来定位与阐明“陌生化”的内涵、方式及其内在制约。我们看到,形式主义陌生化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派文学,尤其是先锋小说、先锋诗歌的巨大影响是优弊互见的。随着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思潮的崛起与蔓延,形式主义陌生化的先天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一方面,陌生化对充当官方意识形态传声筒的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具有冲击、拆解作用,在闭锁僵死的“围城”里启开了变构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另一方面,陌生化理论对形式封闭性的强调,对颠覆和翻新、复杂化和难度化的过度阐扬,以及对自动化内涵的片面理解,使先锋诗歌、先锋小说变得越来越能指化和作秀化。文学界和理论界对这种负面影响似乎视而不见,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学说像形式主义陌生化这样深入人心而不受质疑,也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像陌生化那样被过度崇拜而不必警惕滥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形式主义陌生化系统进行批判性思考,做一些辨析和界定的工作,重新审度这种理论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必须指出,“陌生化”是近现代西方人提出并建构的诗学范畴及理论,但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文学理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触及到这一问题,只是表述和命名不同罢了。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论与形式主义“陌生化”原则放在一起比照和透视,如梅圣俞“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观点与“陌生化”是相近的,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 Shiklovsky)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habitualization, automatization),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亦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皆言观事体物,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聊举数家,山谷《奉答圣恩》所谓“观海 君知浩渺”也。且明此谛非徒为练字属词设耳。2

因此,本著在阐述西方话语的同时也兼及东方理论的观点,在平等对话中进行比较与探究。

其二,探寻陌生化的另一极――亲近化――成为本著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宏观角度看,形式主义陌生化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失去另一极的有力制衡。这一极可称之为亲近化。从陌生化与亲近化的整体角度来审察文学程序、技巧、语言的内在运行,也许更能看清文学本体的演进和文学史现象。更重要的在于,陌生化与亲近化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文学写作与演进的理论瓶颈,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现实主义是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分支最多的亲近化潮流,然而现实主义理论却处在相对薄弱、老化的境地:当它遭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挑战时显得手足无措,当它在苏联及东欧蜕变成斯大林式现实主义时已濒临绝境。新的话语强权迫使文学充当专制政治的传声筒或文化殖民的应声虫,典型化手法已蜕变成制造“高大全”的伪现实手法。这表明,现实主义理论亟待在陌生化、自动化与亲近化的多极互动中重新激活、扬弃与更新,而这便有待于亲近化理念的确立和理论话语的系统建构。

其三,探讨和辨析自动化的多重内涵和功能,以及与陌生化和亲切化的关系。形式主义者只看到自动化的负面意义,只看到宽泛的语言意义上的自动化,正如他们只看到陌生化的正面意义一样,而没有看到文艺本体运演过程中自动化的特殊性,没有看到自动化对文学自律的正面意义,或者他们只看到结果,而没有认真考察形成这一结果的过程。在他们那儿,自动化并不能作为独立的一极而存在,这是陌生化理论的重大缺陷之一。它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但恰恰对自动化这一范畴,他们缺乏科学的缜密的研究。

其四,本著将面对多维视界的融合问题。无论哪一种文化中心主义,都意味着深深卷入他蔽化的魔障或自闭化的迷津。东西方文艺学说应该平等互动与互浸,并在二者张力之间冷峻审视与双向打开。尽管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在实践意义上仍面临诸多困难。也许应该从墙脚的某块基石入手,从某个范畴和某一环节入手,做一点笨拙的夯土工作。本著正是基于此,希望从程序、技巧、语言等形式层面入手,来打通陌生化、自动化与亲近化之间的隔墙或死结,进而从多极的矛盾张力与相互整合的全新角度,重新审视文学史上高雅与通俗、晦涩与明朗、象征化与反象征、口语派与学院派等二元对峙现象。这活儿多少带点想入非非的色彩,甚至可能方枘圆凿、劳而无功,但笔者深陷其中已不计后果了。

毫无疑问,形式主义陌生化只是我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清理的场地,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问题不在于它必须是铁的,而在于如何做斧柄,才能使砍的时候斧子抓在一只有头脑的手里。”3陌生化理论这把“斧子”已到了必须回炉重新加以锻造、淬火的时候了。但亲近化理论并不是对形式主义陌生化的补充,而是试图在一个更大框架内达成二者互动互衡的理论力场,形成一种超越性的视界融合与新的建构。本著未对这一建构作出新的命名,姑且称之为“陌生化理论新探”。

注释:

1)杜小真编:《福轲集》,王简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2)钱钟书:《谈艺录》,第320322页。

3)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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