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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伦佑评论】 80年代诗歌精神:“流派学”确证 (阅读1778次)



                80年代诗歌精神:“流派学”确证

                             

周伦佑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价值颠倒、精神颓败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怀念开始增多了。在一些文章的追记中,在一些会议的交流中,在朋友间的私下摆谈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听到人们动容,动情地谈论“伟大的80年代”,谈论80年代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其中的“80年代诗歌”和“80年代诗歌精神”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什么是“80年代诗歌精神?”它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暂时不能从正面触及和展开这一论题,恰好我近期在做一些有关“流派学”方面的思考笔记,这让我联想到:众多诗歌流派的涌现和躁动,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就从“诗歌流派”这个角度,谈谈“80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表现。

  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群体”、“流派”、“宣言”是最招人诟病的几个词汇。那些否定80年代诗歌运动,或者将“80年代诗歌流派”作为负面现象进行评价的批评家们,也往往是通过对这几个词汇的声讨,来实现他们对“80年代诗歌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而80年代的舆论环境,比现在更严酷,那时的批评家和“正派的”诗人们(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几乎是“谈‘流派’色变”,人人都以声讨“流派”为己任,并把这视为正义的呼声。当非非主义于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的流派主张时,顿时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攻击,说非非主义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诗歌的群众运动”。这些攻击,有的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前《星星》诗刊主编叶XX,此人恰好是文革时西昌地区一大派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宣传部长,文革话语十分熟练),也有先于非非主义而创立流派,打着“整体”的招牌(从托夫勒的《第三浪潮》中搬来的一个西学概念)而鼓吹宋明理学末绪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还有某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如欧阳江河等)……由来自不同阵营的嘈杂声音共同编织成的批判大合唱,成为80年代后期的一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面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会有如此多声部的强烈愤懑呢?为什么某些先锋诗人在反感和声讨“流派”这点上,和官方意识形态会达成共鸣呢?难道他们的义愤真的是在捍卫诗歌的个人性吗?在那些义愤填膺和愤怒声讨(包括某些酸溜溜)的言论后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被流派和非非主义激怒的那些义愤者的“愤懑”,其真正的原因是某种巨大的价值失落而导致的心理失衡。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叶XX之流)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的攻击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非非主义所张扬的独立自由的非意识形态写作立场,正是对以权力体制作为背景的官方文学伪价值体系的直指和颠覆(20多年来,权力体制对非非主义的多次禁绝、施压和打击,便证明了伪价值体系被击中要害的疼痛和震怒);披着宋明理学皮毛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对非非主义的攻击,则显现出二重人格者荒诞逻辑的极端荒谬性:我创立流派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创立流派就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就是犯下了不赦之罪(当然在非非主义的强光辐射下,石光华等人来自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八卦图”加汉大赋的陈词铺演,很快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那是后话);多方攻击中,只有“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欧阳江河等)反对“群体写作”的义愤有点逻辑上的、暂时的小小理由。当20世纪进入90年代,多个“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从不同的居住城市(甚至从海外)迂回颠簸,糜集北京,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时,情况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反对群体写作的、自命清高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突然间变成了某种群体性的流派写作模式的论说者和维护者。这时,对于非非主义的攻击和敌意依然存在(见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引用欧阳江河的话及程本人对非非主义的论述),但对“流派”、“群体”的愤怒和拒斥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也抱团成群体成流派了),这些抱团成群的原“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不仅整个群体要争当90年代中国诗歌正宗的、惟一的流派(所谓“90年代中国诗歌只有‘知识分子写作!’”),而且诗人个体也在他们抱成一团的群体流派中,为争夺该群体流派(即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内部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合纵连横,明争暗斗。我分明看到,这些当初配合官方意识形态声讨围剿“群体”、“流派”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他们当年声讨“群体”、“流派”之罪的那只喜剧之手,现在正好反打在了他们自己白净的脸上!这些年来,中国文人的这类滑稽表演我已经看得太多了。这些看似吊诡、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实,放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其实并不意外,它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诗歌悖论生存方式的某种变形表现。在这些非常态的矛盾现象后面,我们总能看到文学向其常态存在方式回归的隐形轨迹。

  什么是流派?《说文解字》解“流”为“水行”,解“派”为“别水”;在现代汉语中,“流”有源流,流向、流动、变动不居等多种含义,“派”的含义则介于宗派、派别、分野这三个近义词的边际之间。两个单字合在一起构成的这个汉语名词,向我们昭示着某种无序中的律动,混沌中的有序,盲目中的自觉,空白中的建构,不可能中的可能。可以说,“流派”是人类的精神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实现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人类思想的多元化实现或文学观念的变构,总是体现为异端对正统的突围(这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的核心)。“异端”就是先锋。关于先锋,法国作家尤奈斯库如是说:“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一概括很具张力,但稍嫌抽象。我的中国式定义更简洁明白:先锋即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而文学方面的“先锋”,往往是和“流派”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流派是先锋的突现和锐进方式。没有流派便没有先锋,没有先锋和流派,便没有人类思想和精神多元化实现的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诗歌史上那些不同时代的先锋(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流派的形式来呈现和确认自己的。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西方现代诗人,也无不现身于某一诗歌流派中,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马拉美和瓦雷里是象征派的(属于象征主义的还有叶芝、艾略特);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派的;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意象派的(庞德随后又是漩涡主义的);布勒东、艾吕雅是超现实主义的(还有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墨西哥诗人帕斯也是超现实主义的);罗伯特•罗威尔、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白派的;金斯堡是“垮掉一代”的;博尔赫斯是极端主义的;罗伯特•勃莱、詹姆士•莱特是新超现实主义的;广受推崇的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是阿克梅派的……

——那么,在我列举的这些诗人之外,有不在流派中的诗人吗(指西方现代诗人)?当然也有。比如波特莱尔、里尔克,英国的迪伦•托马斯等。但这些诗人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当时的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比如波特莱尔受到18世纪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超验哲学和美国作家爱伦•坡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影响而完成《恶之花》,成为象征主义的先驱,里尔克早期受印象主义影响,以后受后期象征主义影响;迪伦•托马斯则主要接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并且,这些诗人在以后也往往会被归入某一流派或某一先锋思潮中,如波特莱尔被归入象征主义,里尔克被归入后期象征主义;迪伦•托马斯则被归入超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情况。

  一贯以群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学界及中国诗人,如此强烈地惧怕和拒绝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矜持的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出于对异端的恐惧!

  走向流派,便是从自发走向自觉;
  走向流派,便是从模仿走向创造;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序走向有序;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元走向建元;
  走向流派,便是由“个我”走向“他我”;
  走向流派,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一部人类文化史,便是众多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政治的流派历时呈现,共时竞争,此消彼长,在继承中扬弃的绵延不绝的历史。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漫长隧道旅途中,各种思想流派和文学流派始终担负着先锋的使命。而众多的先锋诗歌流派在80年代中国的诞生、发展和确立,正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从封建性走向现代性的必须和必然。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担负着伟大的使命。

  但是,并不是任何自称诗歌流派的个人和群体都可以被看做流派。要成为一个诗歌流派,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要件,其中,我认为以下五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一、对某一群体或流派具有认同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写作成员;
  二、比较自觉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诗歌美学及写作主张;
  三、用以定期或不定期刊布流派成员作品的流派刊物;
  四、在一段时期中持续进行写作探索活动的持续性;
  五、在写作主张和成员构成方面对其他诗歌观点和写作成员的必要的排他性(而不是任何写作主张都可以融合,任何写作者都可以任意划入)。

  以上五个条件可简缩为“流派成员、”“写作主张、”“流派刊物、”“持续性”和“必要的排他性。”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五个流派条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进行一番“流派学”意义上的清理和确认。

  纵观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版图,出现于1979年的《今天》杂志的一群作者,虽然被称为“今天派”,但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只是一个具有地下文学社团色彩的诗歌探索群体。随后的“朦胧诗”,虽然是对包括同一群作者(也含其他作者)在内的一些诗人在正式刊物上所刊载作品的延伸命名,但在对其创作特征的归纳上,显然已具备了某些流派的特征,可以认定为一个流派。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非非主义,还有莽汉主义,他们诗派、整体主义等。同一时期非常活跃的以孟浪、郁郁、刘漫流为代表的“海上”和“大陆”诗群,仍属先锋诗歌探索群体,而尚未形成为流派。由京不特命名的“撒娇派”应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诗歌流派,可惜它没能存续和发展自己。90年代的中国诗歌构图中,由“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者抱团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虽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而企图僭越历史,强行加封自己为整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惟一主体和全体,但可以确定无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歌流派——而且只是一个诗歌流派。上世纪末,因不满“知识分子写作”遮蔽历史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作为“他们”诗派口语诗尾声的少数几个人在话语权焦虑驱动下的一种超短期利益反弹行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不仅不是什么流派,甚至连群体也算不上。

  在由一些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策划和结合的诗歌群体中,沈浩波、伊沙等人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带有太多的商业炒作和体制下半身的特点,但无疑具备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准部件。虽然“下半身”的少数诗人(包括沈浩波、伊沙)在近期的写作中,竭力地想摆脱“下半身写作”这一命名粘附在他们身上的恶臭污迹,但如同所有那些享有臭名的成名者一样,使沈浩波、伊沙等人成名的“下半身写作”已成为捆绑他们一生的耻辱柱——他们以“下半身”成名,也必将作为“下半身”写作者被永久地捆绑在他们酷爱的那根“把柄”上。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经常被某些人刻意忽略的“垃圾派”。按照我的标准,“垃圾派”是一个具备流派条件的当代诗歌流派。我认为“垃圾派”的写作主张和诗歌作品是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一直遭到主流文学界的拒绝和抹杀。那么“中间代”是一个流派吗?我认为不是的。虽然我对作为诗人的安琪评价甚高,但我坚持认为,由诗人安琪创意集合的“中间代”构成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这一命名并没有提供“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我们先来看“中间代”的界定标准。如果说“中间代”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指称(泛指60年出生的诗人),那“朦胧诗人”中也有60年代出生的(如顾城等),“第三代诗人”则大部分出生于60年代;如果说“中间代”是指一群诗人之间比较接近的、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某种诗歌美学和写作追求,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被划入“中间代”的诗人,不仅大多数人的诗歌主张各不相同,创作实践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只能说,所谓“中间代”诗人,是指介于“第三代诗人”和所谓“70后诗人”这一时间段之间的,在创作上没能进入“第三代诗人”行列的,在年龄上无法归入70后诗人的所有成名和未成名(绝大多数是未成名)的诗人。因此,我坚持认为,“中间代”只是一个在众多人参与下,由安琪本人创造的诗歌事件,而不是一个流派。还有张嘉彦等人倡导的“低诗歌”运动,虽然以“崇低”作为其诗歌美学及写作追求,已具有某种流派倾向,但因其涵括太广泛(包括“下半身”、“垃圾派”、“反饰主义”等等)而模糊了其流派特征,故仍将其视为一个“崇低”的泛诗歌运动。最后还有“第三条道路”。虽然有两个“第三条道路”(互相对立的、互不承认的),但这个借自西欧的社会政治学名词(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自称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些诗人集合的称谓,产生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所谓的“民间立场”争论时期,明显的带有某种应激性的策略考虑(在这一点上和“中间代”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中间代”的应激策略是时间的,而所谓“第三道”的应激策略则是空间的)。虽然它曾自称“21世纪第一大诗歌流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自称的“第一大诗歌流派”有什么明确的诗学主张,也不知道“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我们只能从它的鼓吹者口中听到“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这一空泛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带有极大广延性的文化思潮,它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甚至建筑、广告、时装设计等诸多领域,仅就诗歌而言,光在美国,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就有几十个流派。将如此普泛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单一指标,是很可笑的。而从他们的文字表述也可以看出,鼓吹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在诗人的认定上,也没有什么标准,似乎只要是写诗的,都可以被任意地拉进“第三条道路”。故此,笔者认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

  上面这幅诗歌流派路线图,从1979年一直绘制到当下。这便是我眼中的中国先锋诗歌流派谱系。我们寻找的“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一直寄存、发扬于那些涌现于80年代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先锋诗歌流派身上;还有在那些被“80年代”所感召而相继创立的新的诗歌流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80年代诗歌精神”的影子。“80年代诗歌精神”并没有完全死去,它通过旗帜不倒的先锋诗歌流派而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从个人走向流派,是中国诗歌自身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诗歌的生态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这是中国先锋诗歌由自发走向自觉而跨出的决定性的步伐。就其本质的意义来考察,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流派运动,是中国诗歌追求民主化和现代性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自治运动,其深层动因实含有艺术的“自由”与“自律”的双重诉求。可以说,没有80年代那些招人诟病的流派“宣言”和诗歌“群体”,便没有轰轰烈烈的80年代诗歌运动;没有80年代诗歌运动,便不会有我们现在所说的“80年代诗歌精神!”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创作的相对自由及思想艺术的多元化,实在受益于伟大的80年代。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周伦佑在这里除了提出“流派学”这个概念,并从“流派学”的角度对中国先锋诗歌流派作谱系性的梳理和确认之外,主要是要为“80年代诗歌流派”正名——还需要我来正名吗?时至今日,时间早已为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发放了永久的通行证。20多年以后,非非主义仍然壮大地存在着,便是一个证明。当初那些反对和批判的声音,现在已经烟尘自散了。环顾左右,中国还有哪一位严肃的、纯正的诗人不是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流派的呢?笔者尊敬的诗人郑敏是“九叶诗派”的,牛汉是“七月诗派”的。北岛、多多是“今天派”的。连假清高的所谓“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也毫不犹豫地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派”了!这即是时间对“流派恐惧症”的治愈,也是“80年代诗歌流派学”的胜利。只要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绵延不绝,“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不会死去。

  走向流派的中国先锋诗歌,正在以自己独立的姿态,构建起一种自由的体制外诗学。

  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2010年5月25日草成于成都温江杨柳河)


      (本文首次刊载于《星星诗刊》理论下半月刊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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