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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伦佑访谈】诗歌是灵魂的事业 (阅读2459次)



           
      诗歌是灵魂的事业
        ——“柔刚诗歌奖”第二届得主周伦佑访谈录


提问:安琪
回答:周伦佑
时间:2010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成都
形式:电子邮件


安琪:一个奖项在创立之初,得主的影响力对奖项的影响力很重要。1993年第二届柔刚诗歌奖你是得主,这使该奖有了一个具备十足分量的起始。回忆一下你参与此奖的往事。那届颁奖,你亲临福建,请说说迄今你对福建诗人诗事的印象。

周伦佑:1993年那一次得“柔刚诗歌奖”是由陈仲义兄推荐的。我那时刚从闭关修炼两年的峨边山上回来不久,由于全家只能靠亚琴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生存压力非常大。一次在信中我向陈仲义谈到了这个情况。大概是为了帮助缓解我的生存压力,陈仲义兄向柔刚推荐了我的诗。一天我在西昌急救输血站接到了陈仲义从厦门打来的电话,说福州的柔刚设立了一个诗歌奖,在每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在福州颁奖,大概有两三千元奖金。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奖并到福州去领奖?如果愿意,叫我选一组诗歌作品复印后寄给柔刚,并给了我柔刚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刊登在《非非》复刊号上的《刀锋20首》复印件寄给柔刚后,没有多久就接到柔刚的电话,告诉我获奖的消息,并要我去福州参加颁奖仪式。我去福州的路线是先从西昌到昆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见了近在咫尺、通信多年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的海男,住在海男的出版社同事画家西里家里,然后由西里帮我买了飞机票,飞到福州。颁奖仪式记得是在一个海鲜饭店举行的,操办的主要是柔刚和他的几个朋友,到会的有二十多人,有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那时的柔刚很年轻,中等偏高的个子,样子很文静。知道他是学外语的,在海关工作,除了诗歌,还喜欢《易经》,写有解读《易经》的诗。他的几位朋友也写诗,其中一位(好像是在《海峡》杂志做编辑的)诗写得很有水准,但名字记不起了。此外,在福州还见了曾宏。颁奖仪式后,我去厦门鼓浪屿看望陈仲义和舒婷夫妇。在陈仲义家住了两天。记得陈仲义带着我沿着他平时散步的小路绕着鼓浪屿岛转了一圈。其中一天还去鼓浪屿图书馆查了一些资料(我当时应《大家》杂志约稿,正在写《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一文)。之后,从厦门经重庆回到了西昌。

按时间顺序,我最早知道的福建诗人是蔡其矫和舒婷,然后是吕德安、曾宏,“新死亡诗派”的道辉、林中成,我通过诗歌作品知道你的时间还要晚一些,大概是1992年以后;还有一个林茶居,感觉他的诗写得很不错。总体来看,福建诗人的诗风都比较纯正,而且后劲很足。作为新一代女诗人,我觉得你比舒婷的生命能量更大,更有活力——你的活力不仅体现在创作上,更体现在你创造的“中间代”这个重大的文学事件上(我个人觉得“中间代”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个文学“事件”)。读你早先的作品,觉得你是一个有深度追求的诗人,但我发现你近期的写作有某些平面化的倾向,不知你自己注意到没有?

安琪:周伦佑这一生和非非已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你喜欢这样的关系吗?大概是2004年你在电话里提醒我,要摆开中间代对我的负面影响,也就是,不要让人觉得,你只是依靠一个概念而非你的诗歌写作本身引人注目的。你说,你自己有切身体会。时至今日,我相信你还是未摆开非非的缠绕而事实上你也摆不开——没有周伦佑的非非还是非非吗?

周伦佑:非非主义创立20多年后,我还在编辑出版《非非》,或者换一种说法,非非主义还在进行时态中,这一点加深了人们有关“周伦佑这一生和非非同生共死”的印象。其实,这应该从我的性格来看。我做任何事都要力求善始善终,绝不半途而废。对非非这件事也是这样。在成都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曾有一个人说“非非主义成就了周伦佑”,我听到很不悦,反问他:“你为什么不说是周伦佑成就了非非主义呢?”他想了一下回答道:“这样说也对,也可以说是周伦佑成就了非非主义和一大群人。”从这对话中你可以感觉到我的某种困惑。我与非非主义的这种特定的关系,是负面意义大一些还是正面意义大一些呢?客观的看,应该说正面意义大一些;但是不可否认,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对我的诗歌写作给予完全肯定评价的学者和评论家,往往不谈非非主义,而只针对我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文本,即使提到非非主义,也往往是一笔带过,或者作为某种负面因素而论之(如著名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的论述)。这给了我一个提醒:作为诗人的周伦佑,首先是因为自己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诗歌作品和理论文本而存在的,而不是因为创立了非非主义。把我拘系于非非主义,实际上是缩小了我的精神和价值空间。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确立进程中,非非主义做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周伦佑不是因为非非主义,也不是靠非非主义才存在的,不管有没有非非主义,周伦佑都是周伦佑!厘清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和历史了。

安琪:《三国演义》开篇即言: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诗歌界的流派更是如此,非非的分裂是90年代中国诗歌界的一个事件,作为非非发起人,你是如何进行危机处理并重新整合后非非的?从非非的分裂你觉得有什么可以供后起者借鉴的经验教训?

周伦佑:80年代的文学运动不是哪一个人发动的,而是时代精神造就的。非非主义和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这样,很少刻意的、人为的因素。许多人(包括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时代,也没有过创立文学流派的经验,全凭一腔热情,仿佛后面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你,写诗,交流,辩论;成为后来流派基础的一群人,也是自然形成的(非非的一群人是这样,其他如莽汉的二毛、梁乐是李亚伟的亲戚,另外一二人则是经常一起喝酒的同学)。那个时代,写诗、参加诗歌流派的,一开始都抱着很纯洁的动机,一群写诗的人之间,主要以感情为主,很少抱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更不存在什么争名夺利。但是,随着流派的看似成功,参加者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计较作品的排序和名次的先后,于是有了争名夺利的种种活动……一张张纯洁的面孔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可憎!让你简直不敢相认。我在1987年底开始写作《反价值》时,就已思考过“价值焦虑”的问题,知道它对人心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价值焦虑”会对一个人的人性造成根本的扭曲。沿着这一思考路线图,自然会指向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涉足研究的一个领域:价值异化。非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分裂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早发生比晚发生好。分裂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价值焦虑”。最后的苦果当然只能由分裂的当事人抱在怀里自己品尝。至于我个人,这期间没有你说的“危机”,更不存在你说的“危机处理”。我那时已在峨山打锣坪闭关修炼,我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石屋中写我的《刀锋20首》和《红色写作》,而那几个人却在忙着集体下海,开广告公司,开夜总会……然后,我“闭关修炼”结束,出关,编辑出版《非非》1992复刊号,那几个人为生意和金钱争得面红耳赤,分道扬镳……这就是全过程。也没有你问的“重新整合后非非”的事,“后非非”是在时间内部自然形成的。这一事件于非非和我个人没有造成任何一点损害,却对几位分裂者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我想,这种毁灭性影响的阴影极有可能会伴随其中一两位当事者的一生。

安琪:1984年9月,时在西昌市凉山财贸学校读书的发星因为听了周氏兄弟周伦佐周伦佑的“现代诗”与“爱的哲学”的演讲如被电击一样沉醉其中并了悟现代诗写奥秘,这种类似布道一样的力量是如何依附在你们身上?事实上,周氏兄弟正像现代文学史上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一样,已经成为当代汉诗的一个传奇。请叙述一下你和双胞胎哥哥周伦佐的身世背景和学习成长。

周伦佑:1985年我和伦佐在各大学的走访讲学是80年代的一个大事件。
讲学由伦佐发起,先在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举行他的个人讲座,引起强烈反响;然后他回西昌约我赴成都、重庆、武汉各大学举行我们两人的系列讲座。在西昌的讲座只是一个小小的预演。那一次走访讲学用“轰动性反响”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最后因惊动了执政党高层而被迫中止。演讲不仅影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其影响延续到20多年以后,我们讲过学的一些大学(如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的中文系,迄今仍有老师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周氏二兄弟”当年在该大学的演讲盛况。这一点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我和伦佐是双胞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们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七册只读了一个月)就辍学了。因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父亲周其良1964年死于囚禁国民政府官员的四川雷马屏监狱),加之母亲多病,大哥患精神病,两个弟弟幼小,我和伦佐大概在11-12岁就参加社会劳动,为母亲分担生活重担了。开始是上山捡菌子、打柴到城里卖;以后脱土砖、捶碎石、拉板板车、抬石头、抬石灰、做临时工……伦佐在文革前一年下乡到西昌袁家山农场当知青,我于1966年4月到铁道兵8815部队下属8817部队民工连当民工(合同工)。文革开始,根据当时的阶级政策(“公安六条”),我和伦佐作为“黑五类”中的“关管杀”子女,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伦佐冲破政策限制,参加大串联后,带领西昌的“黑五类”知青起来造反,我也因为抗议民工连领导草菅人命发动民工罢工而于1968年夏天回到西昌参加文化大革命,先后在西昌地区激进造反派“西昌打李分站”派的文艺宣传队(由西昌地区文工团、地区京剧团、地区川剧团演员组成)作乐队伴奏,在广播站作播音员。1969年到西昌制药厂当锅炉工(为临时工),1973年转为正式工。1975年12月调到西昌农校(西昌农专前身),1988年3月从西昌农专图书馆辞去公职,专职写作。关于我早年的学习和写作情况,我在回答发星的长篇访谈《横断山脉反主流句法的人本踪迹》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就不重复了。我这里简单告诉你一点伦佐的早年情况:伦佐的经历是很具传奇性的,青年时期,伦佐就进过两次监狱,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还死过两次(一次被子弹击中头部,一次被歹人用刀砍击头部)。还有一点,伦佐的思想探索很早,大概从十四、五岁就开始了。我在1972年以前,思想和价值观方面主要受伦佐影响。近40年的思想探索,伦佐写有多部哲学和心理学著作,目前出版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的知识系统,主要是靠自学建构起来的,而基础就是那艰苦童年时期的三年小学课文。

对于伦佐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写作,我曾在《艺术人本论》(周伦佐著)的“后记”中谈到过:“如果说当代中国真有一个不依赖转述西方和注释古代而获得自己的理论话语并自成体系的本土哲学家,那一定非伦佐莫属!”这决不是兄弟之间的溢美之词,而是对真思想、真才华的推崇。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论人、论文有着较为苛刻的标准,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本,我是很少做出正面评价的。中国多的是转述西方和注释古代的、以学术谋职称、争名利的体制化学者,但恰恰缺少有独立建构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伦佐的哲学思想不是从西方的任何理论中转译、转述过来的,也不是从孔孟、老庄那里引申而来的;他的哲学思想(包括艺术本体理论)直接来源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独立思考。这正是我推崇伦佐的主要原因。

伦佐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基金会”赞助、收入美国“21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的37万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这本书在海内外文革研究界和国内的众多文革参与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一次小范围的民间文革研讨会上,我曾对这本书谈了三点看法:一、这是一部心力之作;二、这是文革造反派研究方面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三、这是一部传世之作。有一点遗憾的是,这本书是在海外出版的,国内没有发行,很多人知道这本书,但买不到,有些需要的读者,只能通过复印本阅读。

安琪:虽然我们迄今尚未见面,但我已几次在电话中领教过你雄辩的激情的哲学的一面,这与你生活的四川这个大环境有关吗?敬文东博士在他的专著《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多次说到四川方言之于普通话的区别,他的区别观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我想问的是,你认为四川方言特色是什么,它之于普通话真有巨大的区别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这种区别之于诗歌写作的意义何在?

周伦佑:敬文东我认识,见过面。你提到的书我没有读过。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四川方言对四川诗人写作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在川文化的区域内有很多种方言:成都方言、重庆方言、西昌方言、自贡方言、乐山方言……每个地区下面又有各种不同的小方言,都是很不相同的(比如川剧高腔就是以自贡方言为基础的)。还有,就我所知,80年代的四川诗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位是用四川方言(或诗人家乡的方言)写作的,依据的基本上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的普通话系统。在私下或正式场合朗读诗歌也大多是用普通话,在我的记忆中,在公开场合只有个别人是用成都话朗读诗的。你在电话中“领教”我的“雄辩的激情的哲学的一面”也是根据我的普通话表述,而不是四川方言表述。关于“四川方言的特色”我只能告诉你,一、四川话很具幽默感,但它只能在川文化的语境场域中才能被理解和感受;二、现代诗很难完全用四川的某一种特定的方言来写作(起码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虽然我没有发现四川方言对四川诗人写作的决定性意义,但我认为四川独异的地域环境和近代川人的来源构成(湖广填四川;流放而来;充军而来)无疑对四川人的思维方式和想象方式产生了影响,使川人形成了与外省人不一样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从近代四川学者和作家的思想及行文方式可以得到证明。这种精神上的“不同”主要体现为:直觉、想象、激情、谵妄、自负。这也是80年代四川先锋诗人的特点。

安琪: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代的一些诗人似乎在以各种方式譬如编书、搞活动等进行着重新洗牌的企划,并且在这一系列企划中重新确认第三代代表诗人的名录,虽然你也是活动能力很强的诗人理论家,你却很少制造关于第三代的活动而是孜孜以求你的非非,我可否理解为这是你极度自信的表现,也就是非非大于第三代?我确实感觉在你身上有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概。关于“第三代”的命名众说纷纭,我想听听你这家之言。

周伦佑:确实如你所言,在我的价值坐标中,非非主义高于“第三代诗歌”,也大于“第三代诗歌”。除了专注于我个人的诗歌和诗学理论写作,非非主义的完美呈现是惟一值得我去倾注精力的一件事。归根到底,个人的写作是高于一切群体活动的。一个诗人,如果没有那些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能够代表诗人进入时间,对抗时间,战胜时间——最后超越时间而不被时间所伤害的不朽作品,一切商业策划,一切商业炒作,一切群体活动,最终都只会落入一个“空”字!对“第三代诗歌”的确立,我早在80年代就已做了应该做的事、我1988年3月完稿的《第三代诗论》一文,至今仍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理论文本,现在有关“第三代诗歌”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线索,基本上都可以在我这篇文章中找到出处。况且,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从理论到作品,一旦确立,就已成为客观的历史,不是一些曾经的参与者按照个人的意愿事后搞一些商业策划,搞一些商业活动,就可以“重新洗牌”的。比如,由书商万夏投资、策划,由杨黎具体操作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这样一本书,任意编造历史,怀着自我脸上贴金、确立个人历史地位的个人动机,耗时几年,花了十几万元人民币,结果怎么样?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研究者,会把这样一本由圈内人胡编乱造的、自己花钱自我炒作的商业性图书当做严肃读物!

关于“第三代”的命名,就我所知道的,政治方面最早是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和毛泽东提过;学术领域中,海外学者唐德刚和国内学者李泽厚、周伦佐提过;与中国当代诗歌相关的“第三代人”概念,是1984年四川大学学生北望在一本油印本的《第三代人》刊物中引述杜勒斯和毛泽东的话而提出的(1985年万夏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也设了“第三代人”栏目);而“第三代诗歌”和“第三代诗人”,则是我在1987年11月的《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和1988年3月完稿的《第三代诗论》一文中正式提出和阐释论证的。我们在还原历史时,必须以可以查证的文本为依据,而不能轻信那些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什么“据说”、“可能”、“大概”以及“我曾经如何如何”之类似是而非的传言——在我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之外,那些“自称者”叫他们拿出证据来看看!

还有你提到的“自信”。一个诗人自信的根据是什么?当然是他的作品。是他的那些能够代表他进入时间,战胜时间——最后超越时间而不被时间所伤害的纯粹作品!你感觉中的我的“自信”,我的“乱云飞渡仍从容”,大概就来源于此吧。因为这种“自信”,我有组织活动的能量和条件而厌弃活动,我有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而拒绝参加活动。有一点我想得很透彻:诗歌是灵魂的事业。一个人的生命就那么几十年,如果想写出一些能够传世的作品,就一定要摒弃许多外部的东西。那些热衷于各种活动,拼命制造娱乐话题的前“第三代”诗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我曾经在去年的某个场合遇到一位过去很优秀的“第三代”诗人,整个人感觉很糟糕,我问他:几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了?他说酒色过度。我说不至于吧,感觉你的精、气、神都垮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状态,而是你所指的那一群下海经商的前“第三代”诗人的状态。他们中的某些人即使偶尔还在写诗,但早已和文学无关了。

安琪:你获得第二届柔刚诗歌奖的《刀锋二十首》是你体制外写作风格的一次迅猛爆发,它们尖锐、叛逆、不妥协,有一次与赵思运博士聊天,他说,他越来越觉得诗歌之于时代的无力,所以他越来越看重你这一路的写作,即血性的,骨头的,灵魂的。对诗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周伦佑:《刀锋二十首》写作于1989年12月—1992年2月;同时写作并刊登于《非非》1992年复刊号的还有《红色写作》一文。组诗和文章刊登以后,产生了冰火两重天的效果:一方面是震撼性的反响,一方面是普遍的质疑——即使是一些坚持严肃写作的诗人和评论家(如北京的知识分子诗人和评论家),也认为《红色写作》是“坚硬的对抗姿态”,是“主张二元对立”。那时后现代主义刚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许多人开口闭口就是“非二元对立”。为了回应这种批评,也为了阐明《红色写作》的基本观点,1992年底,我曾给郑敏先生回复过一封很长的信(郑敏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高度评价《刀锋二十首》,但也善意地批评《红色写作》表现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观)。你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态。其实,《红色写作》针对的主要是1989年以后,弥漫于中国文学界和理论界的那种逃避现实、躲进书斋、自我把玩的闲适写作,在诗歌界则是逃避现实的口语诗。许多人都有同感,但由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提出,它就成了问题。因为我触犯了中国文人中庸行文、中庸处事的行为准则。权力中心(即真理中心)是喜欢一元垄断一元和谐的,他们的那一元是绝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我“非”掉,自我取消掉的,所以,“非二元对立”在当下中国要“非”掉,要取消掉的,当然只能是作家自己的介入主体和批判主体。许多诗人、作家正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先后掉进了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陷阱。

不管《红色写作》和《刀锋二十首》在当时遭遇到怎样的误解和批评,我依然坚持我的写作理念,继续写作了《反暴力修辞》(十八首)以及《变形蛋》、《象形虎》、《遁辞》等长诗。正如诗人蒋蓝指出的:“周伦佑在89后严峻的现实中提出‘介入当下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的写作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它必然地遭到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汉语写作界刻意地肢解、曲解和吸血。12年后的今天,‘介入当下现实’已成为自由写作界的共识,这是有目共睹的。压制和曲解终归于无效。”(蒋蓝:《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实践》)进入新世纪以后,坚持严肃的诗歌精神,介入当下现实,关注底层民众,拒绝商业化,拒绝娱乐化,这样一种写作倾向,正在形成一种方向性的写作潮流。君不见,连恶俗的“下半身”写作者,也在改变自己的形象,转而提倡所谓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吗?而“深入骨头与制度,介入当下现实”,是我早在1992年的《红色写作》中提出来的。《刀锋二十首》,以及随后的《反暴力修辞》、《变形蛋》、《象形虎》等则集中体现了这一写作理念。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有介入意识的诗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要想使自己的写作获得某种介入的有效性,就必须与权力中心(即真理中心)形成某种形式的“二元对立”的张力。舍此,诗人的写作就只能是在玻璃上镂花,除了装饰橱窗外不会有任何意义。


【周伦佑诗一首】

看一支蜡烛点燃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看一支蜡烛点燃,然后熄灭
小小的过程使人惊心动魄
烛光中食指与中指分开,举起来
构成V型图案,比木刻更深
没看见蜡烛是怎么点燃的
只记得一句话,一个手势
烛火便从这只眼跳到那只眼里
更多的手在烛光中举起来
光的中心是青年的膏脂和血
光芒向四面八方
一只鸽子的脸占据了整个天空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眼看着蜡烛要熄灭,但无能为力
烛光中密集的影子围拢过来
看不清他们的脸和牙齿
黄皮肤上走过细细的雷声
没看见烛火是怎么熄灭的
只感到那些手臂优美的折断
更多手臂优美的折断
        烛泪滴满台阶
死亡使夏天成为最冷的风景
瞬间灿烂之后蜡烛已成灰了
被烛光穿透的事物坚定地黑暗下去

看一支蜡烛点燃,然后熄灭
体会着这人世间最残酷的事
黑暗中,我只能沉默地冒烟

1990年4月12日于西昌仙人洞



              周伦佑简介

周伦佑:著名先锋诗人、文艺理论家。1952年出生,籍贯重庆荣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1986年为首创立非非主义,主编《非非》、《非非评论》两刊。自1994年起,与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王宁、王岳川等合作,策划并主编“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三辑共15种)。作品入选北京大学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文库》,著名学者林贤治主编的《自由诗篇》、《旷野/(1917—2007)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诗歌卷》等国内外数十种重要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日、德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介绍、出版。其理论和创作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界和海外汉学界有较大影响。文学成就被写入张炯、洪子诚、金汉、孟繁华等众多知名学者撰写、主编的数十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已出版有:《反价值时代》(诗学理论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变构诗学》(文艺理论专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艺术人本论》(文艺理论专著,与周伦佐合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悬空的圣殿》(文学史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诗集,唐山出版社,1999年)、《周伦佑诗选》(诗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等多部汉语文学及学术专著。此外,还编选出版有多种当代前沿文学思潮选集。2004年聘任西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2009年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


  (本文首次刊载于《星星诗刊》理论下半月刊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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