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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伦佑评论】在混乱中重建散文价值尺度 (阅读2229次)



    在混乱中重建散文价值尺度
    ——回答陈剑晖对《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的批评

               

周伦佑 杜光霞



我的理论长文《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在《红岩》杂志2008年5月号刊出后,在中国散文界和散文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文学院等十多所大学先后召开了专题讨论会;《文艺争鸣》、《艺术广角》、《红岩》杂志、《中国散文评论》、《重庆评论》、《南方都市报》、《文学报》、《羊城晚报》以及各种网络论坛上陆续发表了许多争鸣文章,有理性的商榷,也有愤怒的声讨——有的甚至愤怒得很离谱。
我们先来读一些有意思的词语(基本上是形容词):

很荒唐、狂妄自大、狂妄无知、异想天开、野心勃勃、混乱、江河日下、风光不再、一团糟、荷尔蒙激情、芜杂、混乱、涣散、累赘、虚幻的臆断、无知、无知的狂妄、可怕的灾难、作秀、虚幻缥缈、似是而非、了无新意、漏洞百出、思维上的混乱、不成熟、怪胎、哗众取宠、千疮百孔、自相矛盾、渺小、可怜、可笑、指鹿为马、不负责任、信口雌黄、栽赃、指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自我膨胀、目空一切、不击自溃、土崩瓦解、荒唐、怪异、自恋自大、目空一切(第二次使用目空一切)、独断、绝对、扼杀、膨胀、泛滥、排斥、繁琐、夸大其词、故作深沉、炫奇弄巧、搞笑,弱智、装酷、玩深沉、虚张声势、大而无当、自相矛盾、拉虎皮作大旗、夸张、矫情、打倒、野心、野心勃勃(第三次使用野心)、无知(第四次使用无知)、狂妄自大(第四次使用狂妄)、混乱、新的混乱(第五次使用混乱)、居心可疑……
(后面还有很多,我实在唸不下去了)

我们这是在读什么?是法庭诉状,是控告书,还是香港电视片上的村妇骂街脱口秀?都不是。是一位广东的散文理论研究者在他的文章中针对我个人和我的观点所使用的批评用语。大家觉得奇怪吗?我也觉得很奇怪。在一篇仅仅只有几千字的、自认为是学术批评的短文中,如此大面积的、高密度的充斥着这么多攻击性的暴力词语,是令人惊讶的,也是很让人费解的。这位学者就是陈剑晖先生,这篇奇文就是陈剑晖发表于《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的《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重建》。

陈剑晖的文章写得很用心,很用力,也很愤怒。我虽然不知道他愤怒的原因,但我可以读出他愤怒的心情。因为一篇与自己的观点和名誉无涉,也无关个人褒贬的文章而愤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值得探究。陈剑晖的文章,以遏制不住的怒火,从“‘以今律古’与‘先秦散文’”、“人为设立的‘广义散文’”、“没有论证的‘散文性’”等三个方面,对我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一文进行了完全否定的批判,其情绪之激烈、狂躁,其用词之浮夸、粗暴,处处显示出“大批判思维”的武断与专横。这在一般正常的文学批评中是很少见到的。鉴于他的文章涉及散文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我愿意在这里以理性的、说理的方式,回答陈剑晖愤怒的批评。

偶然翻到陈剑晖在针对我的文章举行的“中国当代散文理论研讨会——关于《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发言中的一句话:“中国许多学者都缺乏作为学者的学养和教养”。⑴对此,我本人也深有同感。读了前面那些情绪失控的攻击性词语,陈剑晖是否有他自诩的所谓“教养”,我们已经有基本的答案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陈剑晖的瓶子里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所谓的“学养”?

在正式回答陈剑晖之前,我首先建议陈剑晖将他文章的标题《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重建》加上“观念”和“与”三个字,改为《巴比伦塔与散文观念的推倒与重建》,否则不准确,从文章的标题上就显得词不达意(这篇文章从标题开始,就已暴露出陈剑晖草率行文及缺乏基本学养的毛病),因为没有谁说过要“推倒散文”,我的文章标题是《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我文章中提出要推倒与重建的也是“散文观念”,而不是“散文”;“推倒散文”或“散文的推倒”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显得极其可笑。明确了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散文的推倒重建”,而是“散文观念的推倒与重建”,后面的讨论才好进行。


        一、“以今律古”与“先秦散文”

我提出的“推倒‘先秦散文说’”惹恼了很多人,因为我触犯了他们的常识根基。为了言之有物,让我们先来看看人们所钟爱的“先秦散文”指的是什么——
所谓的“先秦散文”,按照学者们的定义,概指“中国秦代以前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历史阶段”的所有文化典籍,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山海经》)等等。这些中国古代的占筮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哲学、政治学和神话著述,仅仅因为不押韵,就被学者们按照西方文学二分法(押韵/不押韵)原则强指为“散文”、“先秦散文”。由此我们得以知道:“先秦散文”这一说法,是以“广义散文”标准(一切不押韵的文类都是散文)作为支撑的。

我在《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中分析了导致“先秦散文”概念形成的三个误会,它们分别是:一、把韩愈建立的“古文文统”等同于“先秦散文”;二、把“古文”等同于“古代散文”;三、把不讲究对偶、排比、声律而全由散行、散句行文的、作为一种书写语体的“散体文”,误当成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和写作文体的散文。而提出了——“推倒‘古文’即等于‘古代散文’说;“推倒‘先秦散文’说”的观点。⑵其实,只要同意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古文’不等于‘古代散文’”这个论点,“先秦散文”就不攻自破了。

陈剑晖反对我推倒“先秦散文”的论点,说这“无异于自毁散文的长城。”但他并没有拿出有力的论据来推翻我的论证,只是笼统地为“先秦散文”辩护说:“中国散文萌芽时期,文史哲并没有分家, 那时也没有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家。其时的散文和其他学科紧密联系着,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便是‘先秦散文’在它所处时代的‘历史真实’”。⑶

按照陈剑晖的逻辑,因为先秦时期“文史哲没有分家”,所以这些“没有分家的文史哲”就天经地义是“先秦散文”;因为那时的“散文和其他学科紧密联系着,”所以这些“实用和非实用,文学和非文学没有明确界限的文章”就天经地义是“先秦散文”——我一点没有看出陈剑晖给出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反过来我也可以问陈剑晖:既然那时“文史哲没有分家”,你根据什么认定那些“没有分家的文史哲”就是“先秦散文”呢?既然“那时也没有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家”,你又根据什么认定那些不是散文家的“杂家”写的著作就是“先秦散文”呢?对于这些问题,如果离开了西方文学二分法的“广义散文”拐杖(一切不押韵的文类都是散文),我想,陈剑晖是回答不了的。

就是陈剑晖所说的“先秦时期文史哲没有分家”,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先秦时期的人文著述原本就自然形成了经、子、史三种类别,如果去掉《诗经》的“经”字,把它按孔子的说法还原为《诗》或《诗三百篇》,则又有了经、子、史、诗这四种类别。⑷孔子又对诗作了风、雅、颂,赋、比、兴的“六义、四始”的分类。从中国古代文体的流变史来看,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诗经》、《楚辞》)很早就和历史(《春秋》、《战国策》、《左传》等)、哲学(《论语》、《道德经》、《庄子》)、《荀子》等)分家了;历史(《春秋》、《战国策》《左传》等)也早就和文学、哲学分家了,哲学也是这样——如果那时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没有分家,就不会有这些文体和这些著述的独立存在。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陈剑晖所说的“先秦时期文史哲没有分家”不是痴人说梦吗!
如果陈剑晖稍有一点个人的独立思考,就不会人云亦云的说这种话了。

陈剑晖还指责我推倒“先秦散文”“是在研究方法上犯了‘以今律古’的大忌。”⑸

当陈剑晖这样说时,他自己忘了,先秦时期并无“散文”这个概念,被指为“先秦散文”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论语》、《道德经》、《庄子》、《孟子》、《荀子》这些古代人文著述的作者也没有说过他们写的是“先秦散文”。孔子说过他那些被学生记录下来的断断续续的谈话是“先秦散文”吗?传说中推演八卦的周文王和作《易传》即(《周易•系辞》)的孔子说过《周易》是“先秦散文”吗?老子说过《道德经》是“先秦散文”吗?庄子说过《逍遥游》是“先秦散文”吗?当然没有!两汉以后,至于中、晚唐,骈俪文称为“今文”、“时文”,非骈体的两汉、先秦文称为“古文”。故而韩愈把自己写的非骈体的散体文章称为“古文”,那时也还没有“先秦散文”之说。既然秦以前并没有“散文”这个概念,那时的著述者也没有说过他们写的是“先秦散文”,那么,是谁认定、肯定、确定《周易》、《尚书》、《春秋》、《左传》、《论语》、《道德经》、《庄子》等等这些古代人文著述是“先秦散文”的呢?当然不是古人,而是今人——是近代以来一些受新学影响的学者(包括梁启超、郁达夫等)。他们根据的仅仅是西方文学中押韵/不押韵这么一个二分法的“广义散文”标准,就将中国古代这些以散体文写成的哲学、卜筮学、历史著述等等判定为“散文”——“先秦散文”。这不是典型的“以今律古”又是什么!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先秦散文”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以今律古”的产物!

在我看来,所有立足于当代的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都是“以今律古”的,而且只能是“以今律古”的——因为今天作研究的不是古代人,不可能具有古代人的思想和感情,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古代的历史语境;既然是今天的人,就只能用今天的观念和方法来解读历史——而这就是“以今律古”!国学大师王国维受叔本华、康德、斯宾塞的思想影响,将叔本华等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以新的视点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不朽学术论著,就是近代学术史上“以今律古”的伟大范例!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以今律古”,而是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去“律古”,在于今天这个“律古”的观念和方法是否能够创造性的解读历史,进而激活传统。我之所以否定“先秦散文”说,就是因为西方文学二分法(押韵/不押韵)这把律古的尺子太简单,太宽泛,造成了对中国古代人文原典文体多样性、丰富性的遮蔽;再者,我认为被概括为“先秦散文”的那些古代人文原典的意义是文化的,文明的,本体论的,而不是“散文”的。文化大于散文。把它们框定为“先秦散文”,只会缩小它们的意义,降低它们的价值。


      二、“广义散文”是我人为设立的靶子吗?

对于我提出的“推倒‘广义散文’说”,陈剑晖并不明确地表示反对,而是换了一种否定的方式。在陈剑晖看来,问题已不是“广义散文”应不应该推倒,而是早已由包括他陈剑晖在内的当代散文研究者推倒了。陈剑晖说:“现代以来除了老舍、贾平凹等作家仍秉承‘广义散文’的理念外,一般的散文研究者心目中的正宗散文都是富于文学审美性的艺术散文,而决不是周伦佑所指控的那种‘广义散文’”。⑹现在提出““推倒‘广义散文说’,”是“周伦佑硬是人为地设立了一个‘广义散文’的靶子,而后进而论述”。⑺陈剑晖在“中国当代散文理论研讨会——关于《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的发言中还有一个更干脆的说法:“‘广义散文’就是一个伪命题,学界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⑻

“广义散文”概念真的如陈剑晖所说早已推倒了吗?那就让我们来看事实吧。

我们先来看【百度】“散文词条”关于散文的定义:

散文,指不讲究韵律的散体文章。
现代散文定义,是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对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散文,在古代指的是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不过,古代没有“散文”这一个名称;“散文”这个名称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在现代,广义的散文包括了除去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都属于散文的范围。⑼

接着,我在我弟弟的孩子几年前使用过的一本中学语文书中也看到了近似的介绍。其中关于“散文”、“现代散文”的介绍文字是一样的,只是在介绍“广义散文”时文字略有出入:

广义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除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外,还包括通讯、报告文学、随笔、杂文、游记、回忆录、传记等文体。

现在,我们再来看当代的散文理论学者(包括陈剑晖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在谈到散文的“范畴论”时, 被誉为当代散文理论大家的林非先生在《中国散文大辞典•序言》中写道:

像有关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的主张,几乎已经成为公认的结论。无论从中国或外国散文史全部辉煌的历程来看,这种区分广义与狭义散文,同时又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说法,无疑都具有十分确凿的事实根据,因而就证明了这种见解是充分科学的。⑽

林非先生在同一篇序言中又说:

由于散文是一种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情感与思想的文体,因此它的触角就必然会是异常宽阔广大的,它必然会远远地越过文学的樊篱,趋向于思考和探讨艺术、历史、哲学、思想、文化、政治直至整个宇宙之间的许多问题,这样也就必然会出现已经不再隶属于文学范围内的作品,因此广义散文这个概念的确立就成为一种铁的规律了。⑾

这是从正面肯定“广义散文”的权威意见。

也有否定“广义散文”的,比如散文史家刘锡庆先生。但他的否定意见,正是以“广义散文”的存在为前提的,刘锡庆先生认为:“现、当代散文研究,由于‘范畴论’(即回答‘什么是散文’)解决不力,致使文体过于宽泛,审美特点难以概括——由于在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上缺乏共识,自然也影响到对散文的欣赏、评论。”⑿又有陈剑晖在《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中引述的刘锡庆先生的话:“散文之病久矣!病就病在放松了‘文学’的标尺,以一切‘文章’自居,致使其范畴过‘宽’过‘大’!”“而这种范畴上的宽大无比,足以导致散文的自我取消,自我灭亡!”⒀

就是陈剑晖自己,在涉及散文研究范畴时,也是感到问题多多的;但同时,他又对“广义散文”难以割舍。

这是陈剑晖自己的话:“我们看到的许多关于散文的定义,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又没有严密的逻辑,有的定义过于宽泛无边,有的失之于简单,有的下定义显得过于随意草率,更多的是概念模糊,前后自相矛盾。”⒁在《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中,陈剑晖一方面试图对“散文”的范畴做出界定,一方面又说:“散文的范畴界定应允许有一定的弹性,不必定位得太死太板。因为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将散文分为广义和狭义,但落到实处去往往难以区分”。⒂

从陈剑晖在《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中表述的观点来看,他一方面认为当代散文理论研究中,范畴的界限模糊不清,或者评价的标准尺度混乱,有的定义过于宽泛无边,但他同时又表现出对“大散文”——即广义散文的认同。在谈到刘锡庆的散文“文体净化”时,陈剑晖说:“如果按照刘锡庆的‘文体净化’尺度,那么中国古代和外国的许多优秀散文都有被逐出‘散文家族’范畴的危险,因为它们皆属于‘文类’而不属于‘艺术散文’”。⒃并认定:“‘大散文’的提出应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们渴望改革散文的美学要求。”“‘大散文’对于推动中国的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⒄陈剑晖在这里肯定的“文类” 、“大散文”,就是“广义散文”。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当代散文“范畴”的研究中,“广义散文”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占据着牢固的地位;它不仅存在于各种文学史论和教科书中,而且存在于人们的常识以及散文研究者(包括陈剑晖本人)的头脑中。怎么能说我提出“推到‘广义散文’说”是“人为地设立了一个‘广义散文’的靶子,而后进而论述”呢?

陈剑晖不讲道理的另一种手法是张冠李戴,把我评说散文现状的话歪曲成是我攻击批评当代散文研究者。

陈剑晖指责我“对于现当代学者关于散文概念的大量论述和界说,他或者没有看过或者根本就不屑一顾,然而他却敢于在那里批评他们概念不分,标准混乱,指责他们统统犯了‘幼稚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呢?”⒅

我在我的文章中白纸黑字说的是“汉语白话散文”“身份不明,源头不清,标准混乱,批评失范,”陈剑晖却偏要凭空指责我批评他和其他散文研究者“概念不分,标准混乱。”还有“散文的幼稚病”。我在文章中是这样定义“散文的幼稚病”的:“汉语白话散文的发展,虽然已经近百年了(可以说成年了),但白话散文的“文格”还没有发育建全,还处于孩童阶段,所以时常有幼稚病的症状表现。”⒆我这里明明是说“汉语白话散文”由于“文格”没有发育建全,所以不时有幼稚病的表现,陈剑晖却偏要说我攻击他和其他散文研究者“统统犯了‘幼稚病!’”最后陈剑晖还要加上一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呢?”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这样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也太超人类了吧?是陈剑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还是周伦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想事实摆在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不知陈剑晖平时是否有“幻视”或“幻听”的现象,如果视听正常,出现这样的张冠李戴是很难理解的。

陈剑晖捕风捉影,刻意制造敌情的还有下面一例。

陈剑晖先是引述我说的“人们在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时,都知道自己所说的‘散文’是指什么,但到了学者、评论家的笔下,散文马上变成了包括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游记、文论、书评、时事评论、狭义散文、小品文、回忆录、传记、演说辞、书信——甚至巫卜之学(如《易经》、《易传》),历史著述(如《春秋》、《左传》),哲学著述(如诸子论说),神话(如《山海经》)等在内的某种四不象的东西了。”接着据此指控我:“这完完全全是在指鹿为马,是不负责任、信口雌黄地向现当代的散文研究者身上栽赃。”⒇

我这段话不过描述了当下散文的一个现象,即“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不分,以及“广义散文”对散文的遮蔽。陈剑晖却要把它上纲上线到法律的高度,说我“信口雌黄地向现当代的散文研究者身上栽赃。”请问陈剑晖:你知道“栽赃”是什么意思吗?“栽赃”在法律上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一个人即使再夸张,再心理不正常,也不至于把这么几句评述散文的话理解成栽赃陷害,除非他神经有毛病!况且,这段完整的话中还有一句被陈剑晖掐头去尾省掉的话:“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便是笔者在本章要重点清理的‘广义散文’概念。”(21)我针对的并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说一种现象。陈剑晖为什么要从中读出这么严重的敌意呢?我在前面已经用充分的事实论证了:在当代散文范畴的研究中,“广义散文”是确实存在的。它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常识以及散文研究者(包括陈剑晖本人)的头脑中。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陈剑晖自己不是也在说:“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将散文分为广义和狭义,但落到实处去往往难以区分”吗?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呢!

那么,除了我批评汉语白话散文“身份不明,源头不清,标准混乱,批评失范”之外,是否还有人指责包括陈剑晖在内的当代散文研究者“概念不分,标准混乱”呢?当然有。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剑晖自己。我们来看前面引用过的《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中的一段话,陈剑晖说:“我们看到的许多关于散文的定义,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又没有严密的逻辑,有的定义过于宽泛无边,有的失之于简单,有的下定义显得过于随意草率,更多的是概念模糊,前后自相矛盾。”陈剑晖这里批评的“概念模糊”是不是=“概念不分”呢?“没有统一的标准”是不是=“标准混乱”呢?同样的话,由我说出来,就是错误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由陈剑晖嘴里说出就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的现代版!面对陈剑晖的不讲道理,我不得不问:这样的批评——学理何在?公理何在?


        三、散文尺度:“诗性”,还是“散文性”

轮到“散文性”时,陈剑晖的语气要软化一些了。他并不正面否定我提出的“散文性”这一概念,只是批评“散文性”概念缺乏论证,且毫无新意。

陈剑晖说:“周伦佑如此看重这个‘散文性,’给它加诸了如此重要的使命,但他竟然只是随随便便在每个‘性’的下面写几百字就了事,没有任何论据,没有任何论证。”(22)这当然又是陈剑晖的故伎重演了——但他这次不是幻视,而是盲视。明明有那么多的论据和那么充分的论证,他偏偏要视而不见,说“没有任何论据,没有任何论证”。

“散文性”是《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一文的中心概念,整篇文章近五万字的篇幅,都是围绕“散文性”这个中心概念展开的;或者说,文章的展开过程,也就是“散文性”这一中心概念的被召唤、揭示、呈现和论证的过程。我在第一章中首先描述了由于散文价值尺度的缺失(即“散文性”的隐匿)而造成的汉语白话散文“身份不明,源头不清,标准混乱,批评失范”的现状;接着在第三章“推倒‘先秦散文’说”,第四章“推倒‘广义散文’说”中,通过批判“先秦散文”对散文历史的遮蔽,“广义散文”对散文本体的遮蔽,揭示了“散文性”的存在;然后,用整整一章(第五章)的篇幅,在对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的比较分析中,呈现、论证了“散文性”及其四大文体特征。我是这样界定“散文性”的:

如同“诗性”之于诗,“戏剧性”之于戏剧,“小说性”之于小说;“散文性”——散文的惟一性或散文的纯粹性,是散文之所以是散文,并以此区别于其它文学类型的本质性特征。(23)

我还对“散文性”的四大文体特征“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和“非体制性”分别作了描述和论证,指出:“非主题性”指向随意,“非完整性”指向片断经验和散漫,“非结构性”指向随机与发散,“非体制性”指向自由表达。这四大文体特征构成了我所要寻找和揭示的“散文性”,它向我们昭示了散文的精神指向——自由。这也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终极意向。

如此详细的论证,陈剑晖竟然会说“没有任何论据,没有任何论证”。其它的论据论证且不说,仅就陈剑晖所说的“每个‘性’下面写的几百字”不就是论证吗?你怎么读了而说没有呢?还有,你怎么知道我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呢?这就是陈剑晖的逻辑:只要他需要,就可以把白说成黑,把对说成错,睁着眼睛,可以把存在说成虚无。

至于陈剑晖说“散文性”和我在文中提出的其它观点“了无新意”,那就更值不得浪费笔墨反驳了。我还看到陈剑晖在《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中说刘锡庆先生的“文体净化论”“在理论建设上其实没有多少独创的东西。”(24)因为在陈剑晖这种自我中心的人看来,除了他那些知识陈旧、逻辑混乱、形容词堆砌的宝贝文章,其他人的任何观点都是“没有多少独创的”,都是“了无新意”的。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陈剑晖所说的“‘非体制性’的问题,则是林贤治、祝勇等的专利,也不是周伦佑的独创。”(25)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林贤治是我敬重的学者,也是我精神上的朋友。他以自由精神烛照现实与历史的文学史论写作,是为我所熟悉的,也是为我所认同的,我曾不止一次评价过他的学术贡献,但是他并没有就“非体制性”问题写过专门的文字;至于祝勇是否享有“非体制性”的专利,陈剑晖可以去问祝勇。我在1999年9月首次提出“体制外写作”理论,先后在我个人文章和非非同仁(如蒋蓝的本名及化名)文章中加以阐释,并于2002年2月与周伦佐、龚盖雄共同刊布五万字长篇对话:《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产生广泛影响,(26)受其影响的作家与学人多多。这是文学界和学术界都知道的事情。陈剑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大概是因为陈剑晖坐井观天,所以少见多怪。

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是在我提出的“散文性”理论与陈剑晖所标举和鼓吹的“诗性”概念相左而发生的观念冲突。陈剑晖要“以‘诗性’概念为核心”,“建构新的散文理论话语”。(27)我却认为“散文性”才是散文的本质特性,并以此作为散文的价值尺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陈剑晖从当代诗歌理论中借用了一个“诗性”概念来为散文立标准,并希望以此来定义散文,引导散文。我认为是开错了药方,走错了方向。每一种文体都是以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本质特性来确认自己的,比如诗歌的“诗性”,小说的“小说性”,戏剧的“戏剧性”——那么散文应该是什么呢?当然是“散文性”!正如美国艺术理论家格林伯格所认为的,艺术的“纯粹性”即意味着自身限定。每一种艺术形式对其“纯粹性”的寻求,都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而为其他艺术类型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并以这种独特性(即纯粹性)作为确立自身价值和独立性标准的保证。(28)陈剑晖拿诗歌的本质特性“诗性”来为散文立标准,定尺度,这不是张冠李戴吗?那请问:散文用“诗性”了,诗歌又该用什么“性”呢,又该以什么来为它自己立标准呢?如果也是“诗性”,那诗歌与散文在本质上又怎么区分呢?至于“文学性”,既然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门类之一种,“文学性”就是散文与其它文学门类必备的共同条件,而不是散文所独有的,能够用以“确立自身价值和文体独特性”的本质特性。陈剑晖移花接木的结果,只会戕害散文,把散文变成现代诗的附庸文体。

所以我认为,“散文性”的提出对于当代散文理论建设是有革命性意义的。

“散文性”的揭示和确认,是要实现散文文体的解放——非主题性,就是要把散文从“主题先行”的传统文学模型中解放出来;非完整性,就是要把散文从宏大叙事和全知全能的整体模型中解放出来;非结构性,就是要把散文从“二元对立”的内外结构中解放出来;非体制性,就是要把散文从体制话语中心的统摄中解放出来。“散文性”不仅是可以论证的,也是可以实践的。


        四、愤怒的背后:谁动了我的奶酪?

陈剑晖为什么要为这样一篇与自己的观点和名誉无涉,也无关个人褒贬的文章而大动肝火呢?为什么要对我个人和我的观点使用那么多攻击性的暴力词语呢?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只能认为是某种“领地意识”和“话语权焦虑”在起作用。
试想,别人在散文领地里经营多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正在用从当代诗歌理论中借来的“诗性”概念为白话散文指明道路,占领散文理论制高点时,一个外来者不经请示报告,就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不知是不是出于下意识,陈剑晖在他批评我的文章中确实写下了“散文领地”这四个字),并要用一个未经批准的“散文性”理论来为散文立论,立法,重建散文的价值尺度,这难道还不是“野心勃勃”吗?这难道还不是“居心可疑”吗?你目无陈剑晖——你就是狂妄;你没读过陈剑晖的论著——你就是无知;你不按照陈剑晖设计的散文路线图思考,你就是混乱!再说了,散文这一快蛋糕就只有那么大一点,你周伦佑也想跑来咬一口,别人还吃什么呢!还有,人家要“以‘诗性’概念为核心”,“建构新的散文理论话语”,并以此作为“散文艺术革命的突破口”,“创造想象中的诗性散文”;(29)你却要以“散文性”作为散文的价值尺度,以此确立散文的文体特性。你这不是争夺“话语权”,抢别人的饭碗又是什么?但是且慢,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决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人领地。难道陈剑晖可以用“诗性”来糊弄散文,我就不能用“散文性”来界定散文吗?再说了,虽然陈剑晖很激动于散文的“一路走红,”我却无意进入这个所谓的散文界,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什么散文理论家;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在朋友的再三约请和催促下才写的。今天在这里作了这个发言以后,我就和散文没有什么关系了。

陈剑晖大可以放心的看好你的散文领地——没有谁动你的奶酪!

陈剑晖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这里随便举三例。

①陈剑晖在文章中列举的“先秦散文”的典范《愚公移山》,其实并不是先秦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时期的《列子》八篇,早已散佚了。今天我们见到的《列子》,据马叙伦和任继愈的考证(见马叙伦著《列子伪书考》、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并不是先秦时期的作品,根据书的内容和语词来判断,估计是西晋人的作品。一个严肃的学术人,是不应该犯这种常识性错误的。

②陈剑晖在他的文章中对几种文学体式特点的概括和界定,如:“小说的巍峨,诗歌的尖锐,戏剧的紧张,”(30)是主观的,也是违背常识的。其它的暂且不论,先说诗歌。我从事诗歌写作和研究三十年,从来不知道诗歌是“尖锐”的,《诗经》尖锐吗?《离骚》尖锐吗?乐府诗、唐诗、宋词,一直到现代诗,我不知道有哪一类诗歌可以用“尖锐”来概括它们的本质特点?爱情诗、田园诗当然更不尖锐了!至于用“巍峨”来概括小说,用“紧张”来概括戏剧,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的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还有把散文说成是 “文学的平原”,我不知道陈剑晖是想说明什么,是说散文很宽吗?是说散文很平吗?还是说散文无边际,很好写?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区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这几种文体的是它们各自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本质特性,如诗歌的“诗性”(包括:抒情性、意象性和格律化),小说的“小说性”(包括:叙事性、情节性与虚构性),戏剧的“戏剧性”(包括:对白、场景性与表演性),散文的“散文性”(包括: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和非体制性),而不是陈剑晖所说的什么“巍峨”、“尖锐”、“紧张”、“优雅”这些文不对题的形容词。

③我在《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最后一章谈到可供借鉴的外国后现代散文的几种文体特征时,明明谈的是“外国后现代散文的文体特征”,如:“罗兰•巴特的解读式写作,片断的激情”;“博尔赫斯的不确定写作,迷宫的玄思”;“罗布-格里耶的片断,插入,时空折叠。”陈剑晖偏要说:“所谓的‘片断写作’、‘时空折叠’、‘迷宫玄思’,等等,一般来说都是指后现代小说的写作特征”。(31)在列举具体作品时,我明明分析的是罗兰•巴特的散文作品《情人话语片断》、博尔赫斯的散文名篇《作家博尔赫斯谈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的自传体散文《重现的镜子》第一章《谈论自己……》,陈剑晖偏偏要说我“所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博尔赫斯等的作品,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小说”。(32)凡此种种,使我不得不再次怀疑是不是陈剑晖的视读能力出了问题?还是为了批评的需要,故意制造幻视效果?

看来,陈剑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确实比较隔膜,大概也没有读过我主编的大型丛书《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第二辑中的《脱衣舞的幻灭/外国后现代主义散文随笔》(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所以才会说出这种缺乏常识的话。


              结 语

陈剑晖在他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圣经》中的“巴别塔”原型,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是饶有意味的。在这之前,我读过复旦大学李振声先生所著的《季节轮换》一书,其中论及我的诗歌创作的一章标题就是“构筑诗的巴别塔”;2006年我出版的45万字的诗歌史论专著《悬空的圣殿》,书名也和巴别塔有关;而该书的封面主题图就是彼得•勃鲁盖尔的那幅著名的油画《巴别塔》;还有这部书的“前言”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借用诗人董辑的一句诗“走在天空的路上”改写的:“圣殿在前方,我们正走在去往天空的路上”,也和巴别塔有关。尽管陈剑晖和我都借用了“巴别塔”这个原型,但双方对其意义的解读却是不同的:陈剑晖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理解巴别塔,而我是在肯定的意义上理解巴别塔。在我的认知中,“巴别塔”包含着两重意义:人类的伟大梦想和因这梦想而遭受的伟大的挫折。因人主动解除了与上帝定的约,而惹恼了上帝,上帝害怕人类达到神的高度或超越神的高度,所以变乱人的语言,使“巴别塔”的建造半途而废。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人类同心协力修建的通天塔惊动了上帝!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建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变乱人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无法继续建造通天塔。(33)由此可知,混乱并不属于巴别塔。我们看到的混乱是上帝出于恐惧和嫉妒,变乱人类的语言而造成的。尽管如此,人类探寻未来,追求真知的这一“通天”的理想绝不会因“上帝之手”的干预而停止。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思想探索和精神创造都是在建造“通天塔”;巴别塔——不过是人类“探寻真知”这一伟大梦想的一个象征而已。我们面对的汉语白话散文“身份不明,源头不清,标准混乱,批评失范”这种种混乱现象,正是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使我们彼此隔膜,不能相互沟通,进而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果。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在混乱中重建巴别塔,重建散文的价值与尺度。这一命题的提出,又是与散文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密切相关的。陈剑晖将我通过清除“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对散文历史及散文本体的遮蔽,以重建散文价值尺度的努力和“巴别塔”联系在一起,斥之为“狂妄”、“无知、”“混乱”。这里除了表现出他的散文“领地意识”和“话语权焦虑”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撬动了他的常识根基,颠覆了他心中的散文秩序。他的无端的“勃然大怒”,主要来源于此。从对“巴别塔”这一原型的不同解读可以看出,我与陈剑晖的分歧在于:他要极力维护既有的散文理论秩序,而我则要颠覆陈剑晖极力加以维护的现有散文理论秩序。这是根本的分歧,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至于双方各持的道理谁是谁非,相信自会有公论。

当下中国散文的主要问题,究其根本,是观念的陈旧与固化,其它的问题都是枝节。要推进散文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及确立,就必然发生各种观念的碰撞,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至于我的观点引起的广泛争议,我认为是好事。过几年、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场争论在推进“中国散文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及确立”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自会彰显出来。对此,我深信不疑。

(本文根据2009年11月21日在中国散文学会年会上的发言整理修改;首次发表于《文艺争鸣》杂志2010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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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中国当代散文理论研讨会纪要——关于“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见《中国散文评论》2009年2期。
⑵周伦佑:《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红岩》双月刊2008年5月号。
⑶陈剑晖:《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重建》,《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⑷根据我的考察,先秦时期的人文论著,在具体的文体类型上还可以细分为:卜辞体(《周易》,《尚书》的一部分);历史记言体(《尚书》的一部分;《战国策》),历史记事体(《春秋》、《左传》、《国语》),记言语录体(《论语》),宣谕式箴言体(《道德经》),神话寓言体(《庄子》),对话论辩体(《孟子》),论辩、论述体(《墨子》、《荀子》)等等。
⑸、⑹、⑺同⑶。
⑻同⑴。
⑼见【百度搜索】“散文词条•散文的分类”。
⑽、⑾林非:《中国散文大辞典•序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2期。
⑿刘锡庆:《中国现当代散文欣赏》,《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第1期。
⒀见陈剑晖:《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文艺评论》2004年第1期。
⒁、⒂、⒃、⒄同⒀。
⒅同⑶。
⒆同⑵。
⒇同⑶。
(21)同⑵。
(22)同⑶。
(23)同⑵。
(24)同⒀。
(25)同⑶。
(26)参见周伦佑主编:《非非》杂志2002年“体制外写作专号”;《非非》杂志2003年“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
(27)见陈剑晖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目录,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28)参见周宪著:《审美现代性批判》421—422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29)同(27)。
(30)、(31)、(32)同⑶。
(33)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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