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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派的“现实”认同 (阅读1341次)



             ——从袁可嘉现代诗理论中的“政治感伤性”谈起

[内容摘要]“政治感伤性”是袁可嘉40年代现代诗理论中较早涉及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视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但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不同于“政治性”,它在40年代出现具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指向。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立场、策略以及理论资源,本文以此为线索,具体通过5个主要方面论述其内容及特点。至于其目的,不仅是为解读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引入一个重要视点,而且,也会在具体分析其理论的过程中,触及现代诗的历史性问题。
[关键词]袁可嘉;政治感伤性;现代诗理论;新诗现代化。

    按照袁可嘉本人提供的说法,从1946年10月任教北京大学开始到1948年底,袁可嘉在前辈沈从文、朱光潜等主编的报刊上,如《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诗创造》等[1],发表了“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相综合的道路”[2]。这些文字到1988年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共收文章26篇,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论新诗现代化》每篇文章都附发表出处以及时间,这可以使我们在反复阅读和“对比”中看到其作为整体之“起点”:无论就题目,还是实际内容,《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一文都可以作为我们探究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现代派的‘现实’认同”为题,正是由此而谈起。

                    一、历史的出场

     有关袁可嘉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蓝棣之在《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一文中曾联系当时的诗歌现状指出:“可嘉同志关于新诗问题的意见,是从对于当时中国诗坛的观察出发的。一方面他认为有些倾向有碍诗歌发展,主要是流行的说教与感伤的倾向,浪漫与现实混合的倾向。他最初的论文是批评诗歌中的政治感伤性,实际上亦即他批评的说教的弊病。他所批评的‘浪漫’,本是感伤的同义语。所以,他所批评的弊端,可归结为诗中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3]袁可嘉开始对现代诗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正值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占据诗坛的主流地位,主张诗歌歌唱现实,从现实中选材为革命服务的年代。挟着诗歌大众化的余势,现实主义诗派的主张虽十分清晰地呈现了其发生、发展背后的社会根源,但其创作及评判标准存在自身的缺点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从“普遍的阅读经验推开去思索”,“一定有些类似的病害侵蚀着极大多数的新诗”,而其中“最广泛地被传染,最富侵蚀力的一种”即为袁可嘉所言的“政治的感伤性”。[4]
    在区别“诗的政治性”的前提下,袁可嘉关于“政治的感伤性”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对现代诗本质的坚守。以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经验,比如“情绪的感伤”为出发点,袁可嘉将诗的政治感伤性定位于观念层次:“区别于情绪的感伤,今日诗中的政治感伤性是属于观念的,这并不是说,作者所要表达的政治观念本身含有感伤的成份”,“而是说承受与表达那些观念的方式显示了极重的感伤”,这种情形只有通过某种特殊的“假定”得到解释——“作者在某些观念中不求甚解的长久浸淫使他对这些观念的了解带上浓厚的感伤色彩,而往往不择手段地要求他们的传达与表现,基此而生的最显著的病态便是借观念做幌子,在它们高大的身影下躲避了一个创造者所不能回避的思想与感觉到重担”。[5]袁可嘉对“政治感伤性”的内在剖析自然使后者与“缺乏个性”、“创造的贫乏”以及分享情绪感伤的特质如“虚伪”、“肤浅”等话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些被称之为政治感伤的“一般病态”之外,还有“以诗情的粗犷为生命活力的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这两种较为特殊的表现形态。由于政治感伤性日益扩大并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所以,其影响的范围和造成“艺术价值意识的颠倒”的后果,不仅波及诗歌的读者、作者,同样还包括诗歌的批评者,其危害性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从袁可嘉对现代诗中“政治感伤性”的指责,可以感受其对当时诗坛现状的忧虑与不满。显然,集诗人、理论家于一身的袁可嘉强调的是诗歌自然、真实与深刻的表达。这一现象的提出,使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从一开始就触及到诗歌的政治文化意识及其属性式的问题。但正如政治文化绝非一般意义上狭窄的“政治”,这反过来映衬袁可嘉理论在诗歌重视主题、诗质直露、透明直至产生叫喊的氛围下,独树一帜,发人深思。在稍后的《诗与主题》一文中,袁可嘉通过分析“诗是宣传”等现象指出,“无论政治感伤,过分依赖感觉,或以诗为观念不合身的衣架而造成当前新诗三型病态,都植根于诗与主题关系的误解或曲解”,这样说当然不是轻视诗歌的主题,而是强调仅凭主题,“不足以赢得诗底效果”,而“诗还是诗”。[6]而在写于一年之后的《漫谈感伤》一文中,袁可嘉将感伤概括为一个公式:“从“Y而X”发展为“为X而X+自我陶醉”,并进而以“追踪”论证的方式指出“感伤与正常的感情不同处即在它是反自然,不真实,自作自受的(这里的“受”显然很有苦中作乐的意味)虚伪玩意。”针对文学或人生里都有“感伤”以及其各种形式所分担的几种显著现象,袁可嘉要求“从全体求意义!”而拯救诗的途径就在于“把生命看成生命,把诗看作诗,把诗与生命,都看作综合的有机整体。”[7]
    纵览袁可嘉现代诗的理论及其逻辑展开,“感伤性”无疑是以关键词的方式存在其中。它不但面向了新诗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促使袁可嘉进一步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成熟的思想配合了成熟的技巧的作品才能表现大力。”[8]这种从《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就提出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袁可嘉后来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起点。

                二、理论的资源

     尽管,袁可嘉在批评现代诗的“感伤”倾向时,讲究学理和严肃,而其分析的策略具有相当程度的克制、迂回与委婉,但其“不合时宜”的意见,在当时却因流传层面不够广泛而并未引起注意,何况“政治的感伤”本身就会因为望文生义而遭致曲解,这从新诗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殊为可惜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袁可嘉在分析40年代诗坛现状时,基本采取了横断面式的分析,即他并未过多涉及当时社会、时代和思想本身的性质和“政治感伤”的社会根源。他更多地是从诗歌本身寻找克服这一泛滥的公式化现象,而这或许正体现一个熟识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技法、批评理论的青年学者的学术敏锐之处。惟其如此,他的理论探究在被“悬置”多年之后,读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历史地看,着重从艺术本位的角度探讨新诗发展的理论问题,一直与新诗的历史相伴相生。从20年代穆木天、王独清、梁宗岱等提出中国式的“纯诗”理论,到30年代以戴望舒、《现代》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论”,以现代派诗人、理论家为代表探索逐步趋向成熟。他们往往从诗歌所处的现实特别自身的感受出发,但更注重诗歌的艺术呈现,这一可以被称之为“远离政治”又在事实上“回归政治”的倾向,反映了其理论与创作与社会现实、政治主题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而,其遭致现实主义诗论者的误解甚或否定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上述局面对于40年代的现代诗论者,其实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平衡现实和艺术的诗学命题,并期待获得新的历史解答。
     由此看待袁可嘉的理论以及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的诗群创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求学经历和受教于冯至、卞之琳等前辈,使其逐步接受了艾略特、奥登的创作以及瑞恰慈的理论。“194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兴趣从浪漫派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9]当时的袁可嘉,先后读到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与此同时,也读到了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里尔克等人的作品,后者独特的“现代味”对曾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过程显然也适合“九叶诗派”整体)[10]。而袁可嘉在评价“九叶诗人”在新诗发展史上形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之“独特”,就在于“他们既坚持了三十年代新诗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了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既继承了民族诗歌(包括新诗本身)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艺,努力尝试走新旧贯通、中西结合,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简言之,一向被许多人认为水火不容的事物——反映论与表现论,社会性与个人性,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虽然远不是完美的结合”[11],既可以作为他们的诗歌创作倾向,也无疑可以视为一种“观念的认同”。
   由上述引证可知:“九叶诗派”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有意的“借鉴”与“综合”。但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的资源,“九叶诗派”在相应的行为过程中也同样体现了一种文化借鉴与交流中的“历史化”倾向和选择意识。正如袁可嘉在90年代的回顾性文章中指出的:“奥登一代诗人对我国四十年代一批青年诗人(后来称为“九叶诗派”)很有影响,他们使后者在关注现实斗争的同时避开了说教感伤倾向,摆脱了标语口号式的老路,开拓了新的诗风。”[12]三十年代在英美诗坛称雄的“奥登一代”,在欧美作家普遍“左倾”的年代,“政治态度比较积极,文学观点也有革命性,写出来的诗富有时代气息,确实打开了新局面。奥登的成就是最令人瞩目的。”[13]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文学潮流,特别是三十年代的“左倾”诗的重大贡献“在于把诗从学院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它面向现实,面向群众。现代主义诗看到了它和现实政治和一般读者结合的可能性,在锐意革新诗艺的同时保持诗的鼓动性。”[14]至此,返观袁可嘉对现代诗“政治感伤”的追踪,其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大致可见一斑。
    从《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之后的文章看待袁可嘉现代诗的理论发展,比如,在1946年11月30日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的《诗与晦涩》一文中,“现代诗中晦涩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的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对于诗人发展整个了解的重要性远胜于部分认识一点,也只是证明诗人生命与诗作的有机联系,不容诟病”,便体现了袁可嘉“时时不忘作品的有机性与整体性”的主张[15]。而在其后的《诗底道路》(1947年1月1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1947年1月18日《益世报•文学周刊》)中,袁可嘉围绕艾略特和奥登创作所言的“从分析到综合”,“极度个人性里有极度的社会性,极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里有同样浓厚的理想主义的气息。”[16]也预示其“新诗现代化”构想将呼之欲出。

              三、 有机的“综合”

    在适应40年代以来出现的“现代化”新诗的前提下,袁可嘉1947年3月30日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发表了《新诗现代化》。在“新传统的寻求”的副标题下,《新诗现代化》充分体现了袁可嘉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以及批评家的主体精神。在袁可嘉的阐述中,“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17],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有力代表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号召”。而作为一种“改革行动”,其理论原则至少包括“七点”。尽管,在具体论述中,袁可嘉没有凸显其针对性,但显然,“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等论述,却指向了“政治感伤”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从证诸实践的角度,袁可嘉还认为“更重要的自然是真正现代化作品的产生,只有创作成果的出现才足以肯定前述的理论原则的正确与意义”,为此,他曾以分析穆旦的《时感》为例[18],证明其理论的实践性和可行性。
    由袁可嘉的文章审视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趋势,比如,陈敬容在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文章中,指出的“中国新诗虽还只有短短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了两个传统:就是说,两个极端。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是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这是说一般情形,但一般之中也常常总有一些例外,否则近年来的新诗还说得上什么收获!”以及面对复杂的时代“要这一切的综合”[19]。“综合”已成为新诗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指向。在后来的《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综合与混合——真假艺术底分野》等文章中,袁可嘉曾通过“与流行的浪漫现实混合倾向的对照角度”,并通过对比“混合”来讲述“综合”的意义:“综合”是“内生的”,是“有机的统一的”,其“所求是最大量的意识活动”……[20]这些阐述都证明了“综合”的“非单一化”、“有机性”的艺术状态。
    如何解读“综合”与“诗的政治感伤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无疑是“新诗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批评的眼光来看,袁可嘉首先强调“智力与明晰”,“技术上则是剥笋式的分析方法”——“最显而易见,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分析的功用的,是笔者曾经一再提出的‘诗的政治性’与‘诗的政治感伤性’的区分”,“因为严格地说‘诗的政治感伤性’是比任何‘反动派’的阴谋理论更有力量破坏‘诗的政治性’的,一如沉溺于感伤最有碍正常的情绪发展一样;这样的显明区分应该是毫无困难的,但在一部分人眼中,这似乎已大大危害他们的生存利益,迹近帮闲”;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是:分得清,合得紧,是综合意义的具体化身。”[21]当然,提出“诗的政治感伤性”的目的是如何解决这一现实性的症结问题。为此,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和《谈戏剧主义》中分别提出关于创作和批评的两种“戏剧化”的途径。如果说“《新诗戏剧化》,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而“无论想从哪一个方向使诗戏剧化,以为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22](值得注意的,袁可嘉曾提出干脆写诗剧的使诗戏剧化的方法),那么,“戏剧主义”则是袁可嘉提出的一个独立的批评系统,其“真实面目”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剧的(即是充满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的),诗动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有象征性、行动性,那么所谓诗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吗?”[23]应当说,上述内容处处充满着“综合”的意识。为了能够克服、超越“诗的政治感伤性”,袁可嘉强调诗歌各种不同因素诸种张力之间的修正补充、推广加深,进而成为一个立体、戏剧的行为,一个完整的模式,这种充分呈现现代生活经验同样是批评应有之经验,自然在有所指的同时,来自现实的生活世界。

             四、“人生的立场”

     如果将“新诗现代化”作为一个总题,《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1948年10月30日)无论从时间还是顺序上都可以成为“最终”的发展阶段。针对“近几年来”,不时出现的“诗与民主”的讨论文章,袁可嘉“何以将民主只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诗只是一种政治工具的审美理论会产生这样可怕的结果”,表现了他对民主是一种“文化状态”的认识。“目前许多论者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一方面在文学上坚持原始化,不民主化,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24]在袁可嘉眼中,现代化的诗与“民主”都具有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有机的、现代的“特性”。这使得“原始化”、“不民主化”自然呈现出简单、排他、机械、感伤的倾向。如何从原始走向现代?“从外在的现实主义到内在的现实主义”;“从机械的反映到有机的创造”;“从抒情底‘运动’到戏剧底‘行动’”;“从原始的到现代的”;“从民主的政治热到民主的文化热”[25],袁可嘉的观点及其逐条分析,为其最终的结论[26]铺平了道路,这使我们看到了现代诗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
     有关“诗与民主”的探讨,在袁可嘉的理论中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联系此前的《批评与民主》、《谈戏剧主义》等文章,袁可嘉或许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必然要面对的话题。当然,如果将“诗与民主”置于40年代整体的文化语境中,与此相关的论述也由来已久。朱自清在1943年《诗的趋势》中指出的“我国抗战以来的诗,似乎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不免有过分散文化的地方”[27];在《诗与建国》中提及“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以加速的进展”[28],无论就诗歌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还是生活的角度,都与袁可嘉的看法有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当然,讲求诗的“民主”,归根结底是重视诗的丰富性和生活性。针对于时代政治对包括诗歌在内所有文学的过度浸润,袁可嘉直言自己“人的文学”的立场,并试图将“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调和起来,在向后者“进言”的过程中,袁可嘉力陈自己的“根本的中心观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29]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文论中最基本的立场,即“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30]
    对于袁可嘉的“民主”,以及“人的文学”所包含的“生命本位与艺术本位”,笔者在这里将其作为“人生的立场”。这种关乎诗歌艺术本位的立场当然与20世纪西方现代派诗学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但其重视现实、力求两者的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立场。由此波及到“诗的意义”,其解析式的说明:即“诗的重要处不在它说了什么,而在它做了什么;它的‘真’表现于使人感动,它的‘哲理’必须被情绪地传达,它的‘信仰’依赖诗的说明,它的‘教诲’必须通过诗的效果,它的‘悦目赏心’是艺术完成后的自然收获,它的‘革命号召’更全部凭借诗篇对于读者的强烈震撼,及随震撼而来的精神上的刷新;这些与科学,哲学,宗教,伦理,历史,政治,享乐本身都漫不相干。”[31]恰恰暗示出了这一立场传达出来的艺术效果。
     正是在逐步比较、分析中形成或曰坚持了“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的和美学”三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综合”的“比较完美的文学观”[32],袁可嘉在《对于诗的迷信》中批评“浪漫派及人民派”“迷信感情”的错误,以及“另外一种诗的迷信表现为诗能引致直接行动的说法”和“对于民间语言,日常语言,及‘散文化’的无选择的、无条件的崇拜”,这样的“诗的迷信”同样存在于“诗与意义,诗与生活,诗与主题的关系里”[33],而由情绪的“量”的过度造成的“感伤”,无论在人生或文学里,都必然是不足为训的表现。

                    五、文化的反思

    在鸟瞰新文学运动的整体趋势后,袁可嘉曾指出其“文化性”超过其“文学性”的倾向:“这就是说,新文学的出现,存在与发展,作为文化运动主环的意义与影响,远胜于它作为纯粹文学的价值。”[34]鉴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社会影响,多产生于思想文化方面,而不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袁可嘉认为“‘文学性’被‘文化性’所逐渐消蚀,吸收的危机应该引起文学作者的警惕与注意”。这一趋势除了与新文学诞生的语境有关之外,讲究“表现”而非“创造”,文学的“相对与绝对”的关系等一系列命题[35],都成为文学文化性的重要前提。为此,袁可嘉期待兼顾二者的基础上,使文学获得内在的价值存在方式而非工具式的存在。
    袁可嘉的看法就新文学整体发展趋势而言,是揭示了现代文学的重要面相之一。由于诞生语境和过程的特殊性,以及发展过程中更高目的的存在,现代文学的“文化化”既是其鲜明功用意识的前提,同样也是其“历史后”的必然结论。从文体的角度相比较而言,现代诗由于其形式的不稳定而成为最易表现,同时也是最易和“文化”结合的文体创作。新诗的道路坎坷,被兼容于革命的历史之中,当然是造成现代诗功用和审美“二律背反”的文化根源。然而,新诗应当如何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把握自己的方向呢?“现代诗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至少有正反两个方面:在反对的方面,现代诗否定了工业文化底机械性而强调有机性;在肯定的方面,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拒不接受现代文化的动向而已,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诗的现代化怕是必须采取的途径。”[36]而诗的现代化是“综合”的,它与文化彼此相融的状态,既可以提高现代诗的品位,同时,也可以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理解现代诗的地位。
    建立于新诗历史的观察与反思,袁可嘉吸收了新诗史上种种诗歌浪潮的经验。他提出的新诗现代化在有意疏离当时诗坛创作弊病的同时,也包含着如何使新诗的发展进入到20世纪世界诗歌发展潮流的渴望。客观地看,这种有益的探索当然丰富、拓展了现代诗的路径,但从另一方面,袁可嘉也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某种人性论、艺术论的倾向。作为整体,“新诗现代化”无疑是现代诗歌一个重要的发展路向,但整体却无法代替局部以及站在何种立场上看待创作,而新诗的历史也确然证明了这一趋势。
    以“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为出发点,袁可嘉40年代的现代诗理论探讨,始终有限地触及着“诗与政治”、“诗与宣传”这些现代文学史上始终纠缠不清的症结问题。他曾环绕于上述主题的外围,从其各个侧面进行分析,这种明显带有平衡、调和倾向的寻求,使其理论视野之内的现代诗和时代政治都带有浓郁的文化色彩。袁可嘉曾再三强调并不反对诗歌的政治性及其功用意识,但那种“过度”的、直接的目的性追求,显然是其力求避免的。在写于1989年一篇纪念卞之琳的文章中,袁可嘉曾结合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指出:“以小见大,从平凡见雄伟,严肃与轻松相结合,伴之以机智和幽默,这就是我说的新型政治抒情诗新的地方。只要你善于读它,这类政治诗的效果决不逊于大喊大叫的作品”[37],这种看待“一类政治抒情诗”的看法,既有别于“政治的感伤”,同时,也是其“现实认同”的重要旨归。它在时隔多年之后依然存在于袁可嘉的理论之中,正是其现代化诗歌理论的重要线索和特征的历史性呈现。

注释:
[1] 这里所言的袁可嘉本人提供的说法,主要参考了《袁可嘉自传》,《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2]《袁可嘉自传》,《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575页。
[3]蓝棣之:《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233—234页。
[4]袁可嘉:《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1946年10月27日),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52页。
[5]同上,54页。
[6]袁可嘉:《诗与主题》(1947年1月),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80、81页。
[7]《漫谈感伤——感伤的公式是:从“Y而X”发展为“为X而X+自我陶醉》(1947年9月21日),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207、217、218页。
[8]袁可嘉:《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55页。
[9]《袁可嘉自传》,《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573页。
[10]这一过程,除《袁可嘉自传》外,袁可嘉还曾在《〈九叶集〉序》、《诗人穆旦的位置》、《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上述文章均可参加《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311—312页。
[12]袁可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英美诗主潮追踪》,《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349页。
[13] 同上,348页。
[14] 同上,350页。
[15]袁可嘉:《诗与晦涩》,《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100页。
[16]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199页。
[17]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4页。
[18]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 4—8页。
[19]默弓(陈敬容):《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1948年6月《诗创造》第十二期。
[20]袁可嘉:《综合与混合——真假艺术底分野》,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203—204页。
[21]袁可嘉:《批评漫步——并论诗与生活》,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159、166页。
[22]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论新诗现代化》25、28页。
[23]袁可嘉:《谈戏剧主义》,《论新诗现代化》,34页。
[24]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41页。
[25] 同上,44—50页。
[26]即为“民主文化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必须是现代的诗。民主文化是辩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有机的、创造的,表现这一文化的民主的诗也必然分担同样的辩证、包含、复杂、有机、创造的特质。我们所要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包括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文化,我们所有争取的诗也必然是现代化的民主的诗。目前我们亟需的不仅是政治的一面的革新,而是全面的文化的革新,而我所论及的诗底革新正是创建民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50—51页。
[27]朱自清:《诗的趋势》,《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70页。
[28]朱自清:《诗与建国》,《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51页。
[29]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论新诗现代化》,124页。
[30]蓝棣之:《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235页。
[31]袁可嘉:《诗与意义》,《论新诗现代化》,86页。
[32]袁可嘉:《我的文学观》,《论新诗现代化》,110页
[33]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论新诗现代化》,60、64、66页。
[34]袁可嘉:《我们底难题》,《论新诗现代化》,179页。
[35] 同上,181—187页。
[36]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50页。
[37]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纪念卞之琳诗创作活动六十周年》,《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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