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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四平:别开生面 自成一家——评邓程《论新诗的出路》 (阅读1354次)




按:此文发表于《东方论坛》2010年4期

邓程博士的专著《论新诗的出路》(以下简称《出路》)虽然已出版六年了,但是六年来,《出路》一书依然在相关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可以说,这是一部在观点、材料、方法上全面创新的力作。在此对此书略作评论,以领教于方家。
(一)给新诗一个专业的定位
我读《论新诗的出路》,感受最深的是该书所体现出的邓博士专业功底的深厚。近百年来,新诗已经“积淀”了一大批公认的经典。但在《出路》中,邓博士对这些经典做出了很多出人意料的评价:他把郭沫若的《天狗》看作是“自我的膨胀必然导致自我的消失”(第129页);《凤凰涅槃》“是一首概念化的诗。以凤凰涅槃的故事来比喻事物的新生,过于简单;《炉中煤》中用了一个比喻,把祖国比喻为一个女郎,把自己比喻为炉中之煤,也很无趣。”(第132页)邓博士指出,在郭沫若的诗作中,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只有小诗《天上的街市》(原名《天上的市街》),此言一出,真可谓“石破天惊”也!对其他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作,邓博士也有“石破天惊”之语,如冯至,他虽曾得到过鲁迅盛誉,但邓博士却认为他的诗过于理性化;穆旦,他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造神运动中升格为神,但邓博士认为其诗作离“真正的诗”还相距甚远;而艾青,他虽因在朦胧诗运动中“落后于时代”而被遗忘,但邓博士认为他的《鱼化石》、《我爱这土地》是新诗真正的收获……我们从这些“石破天惊”之语可以看出邓博士不依附于任何成见、任何权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品格。
然而,对个别作品个别作家进行定位并不是《出路》一书的目的。《出路》作者通过对新诗作品的大量阅读,发现新诗情况不尽人意,因此就产生了探索其不尽人意的原因,并因而寻求新诗发展的正确方向。《出路》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新诗的出路。在这个时候,理论出来了。尽管接受者个人的文学感觉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持,文学感觉又会像一叶孤舟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上一样——不管这种感觉是多么专业、地道。
(二)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历史发展到今天,可不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都多多少少可以看作是比较研究。而纯粹的比较研究则必然涉及三个平面的比较,即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和新文学这三个平面。比方纯粹的古今演变研究是不存在的,它必然有一个西方文学在后面,道理很简单,新文学的产生是西方文学传入以后的事情。又比方中国现代与西方的比较,如果缺了一个中国古典,这种比较就会很浅薄。中国古典与西方的比较,缺了一个中国现代的参照系,也会让人茫然失措。而单一的本领域的不与外界发生关系的文学研究也已经成为不可能。新文学研究不可能脱离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否则新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西方文学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新文学,研究者的新文学和中国古典的背景时刻影响这种研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无法逃避今人的眼光,今人的眼光又和西方有直接的联系。
虽然《出路》一书副标题为“新诗诗论对传统的态度述析”,即对新诗与传统的关系的检讨,但实际上,《出路》一书从头到尾贯穿古典、西方、现代的三方面的比较。
正因为明确地清晰地坚持三方比较,研究的思路就开阔了,就从根本上划清了与随意比附的界线。事实上,近代以来,文学研究这种随意比附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这一点,新文学的开创者也有开创之功。胡适是这方面的代表。胡适以宋诗的反传统比附新诗的反传统,以古代的白话比附现代的白话,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新诗像宋诗一样,是作诗如作文,这个观点又被废名接了过去,写出了新诗诗论的经典《谈新诗》。周作人又以比兴比附象征,这个观点为历来研究者所继承。比附风气一开,后继者蜂拥而至。郭沫若把屈原比附成浪漫主义者,梁宗岱更以屈原比附但丁,以李白比附歌德,又开了作者研究的更随意的比附之风。卞之琳、何其芳、穆木天又发挥周作人的观点,以晚唐诗比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到了当代,比附更成常态。各种文学史都把李白说成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相关文章更是连篇累牍,堆积如山。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虽对此有所反思,但终究积重难返——中国文学研究依旧笼罩在西方概念之下,稍有变化的只是理论更新换代了——换上了更时髦的理论而已(这些,邓博士在《出路》中都有论述)。于是精神分析出现了,原型也出现了,意境是召唤结构,中国阐释学,中国叙事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很多人力图探究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但是就如同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那些人始终没有逃出西方文学的框架。如有一段时间,古代文学研究一度认为西方文学重再现,中国文学重表现,便是一例。
而《出路》一书拨开重重迷雾,正本清源,从头开始,对这些现象一一清理,这就为新诗与传统关系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一部推倒重来的著作,对作者功力和勇气的考验是可想而知的。
(三)缜密的理论辨析
虽然说,邓程博士的《出路》一书明确地清晰地坚持三方比较,对积累的问题推倒重来,但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少,如何下手,如何解决,依然困难重重。鉴于简单的比附实际上不具备“问题”的价值,邓博士采取了从理论入手的办法。如果继续就事论事,继续讨论歌德与李白,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可能有结论。因为比附太方便了,再加上语言的模糊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比附都能找到无数的理由。新诗是自由的,屈骚也是自由的,所以新诗继承了屈骚传统;宋诗反传统,新诗也反传统,所以新诗继承了宋诗的反传统;《风》、乐府是歌谣,新诗有歌谣倾向,所以新诗也继承了《风》、乐府的歌谣化。这些有意义吗?姑且不提其间的难以胜数的细节:屈骚的自由和新诗的自由是一回事吗?宋诗怎么反传统的?《风》、乐府是歌谣吗?……与其人云亦云,不如干脆从理论入手,对中西方文学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比较,这样具体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理论的辨析是非常困难的,它不仅需要完备的知识结构,需要总揽全局的文化意识,更需要超强的思辨能力。邓程博士的《出路》一书,在这方面显得尤其突出。邓博士充分运用其知识结构的优势,出入于古今中外,如同在大海里捞针一样,对处于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新诗做了颇为全面且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提出了虚与实(包括抽象与具象、有我与无我)、意象与意境(包括比兴与象征、复古与创新)、形式与语言等多组概念,对新诗与传统及西方的关系、新诗的出路等新诗的根本问题作了几乎可谓前所未有的深入而透彻的研究。
著名学者、古代文论专家张少康教授认为邓博士在《论新诗的出路》中所提出的那几组概念“都是我国古代诗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专门问题。”(《论新诗的出路•序二》)张少康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在我看来,还不仅此而已——这几组概念又是建立在邓博士对西方文学全面考察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学尽管历史悠久、样态繁复,但真正对中国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也就三个流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出路》所涉及的时间上限为20世纪80年代)。邓博士指出,现实主义在中国一般被理解为写实,而它的核心实为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一般与神秘奇异的风格相联系,其核心概念实为“自我”;现代主义则是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结合,其核心实为“象征”这种写作手法。而抽象与具象、有我与无我、比兴与象征正好全部对应这些关键概念。通过对这些关键概念的梳理,我们就再也不要掩耳盗铃地宣称什么新诗也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沃土了,新诗从根本上就是西方诗歌的一个分支。而前述那些无中生有的比附也不再有立足之地。
邓博士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一开始就断言中国文学并不发达,劣于西方文学,这几乎是近代以来一切文学研究的出发点。”(第57页)这是邓博士对近代以来有关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正因为断言中国文学劣于西方文学,所以才有了近代以来一切文学研究都以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文学的现象。前面所述及的比附之风根源正在于此。现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所谓异中求同的研究的泛滥也与之相关。这当然也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钱钟书先生不无关系。无可否认,钱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钱先生在其《谈艺录》序言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先生中西文艺比较的一个总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没什么大的差别。钱先生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以及其他文章实际上都是这个原则的注脚。对此,邓博士在《出路》里多有论及。仔细考察钱先生的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其自卑心理和逻辑漏洞。因为如果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真的没什么差别,而中国文学又全面接受了西方的理论话语,那么,中国文学实际上就只是西方文学的一个分支了。不过既然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没什么差别,那新文学运动为什么非要和传统全面决裂不可?而且不容商量?岂不是多此一举?
邓博士的《论新诗的出路》正是在这里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其发现的突破口就在中国古诗。邓博士认为,古诗至今活着,原汁原味活色生香地参与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古诗是中国文化“沦陷”以后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西方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它这一次也没辜负我们的期望。针对于西方文学的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邓博士发现,中国古诗恰恰超越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从而揭示了古诗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就在于一个字:兴。
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与比的区别。邓博士认为,人类有史以来,实际上只有三种表达方式:赋、比、兴。西方文学或者所有中国古诗以外的文学从古至今所运用的都只是赋和比:一切直接描写的方法都叫赋,一切写实主义,叙事,描写,议论,一切“直言之”,都是赋;一切明喻、隐喻,一切象征,一切以彼物比此物,都是比。但世界文学中只有中国古诗才除使用了赋和比外,还使用了兴——正是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邓博士破解了中国文学的大秘密;正因为有了兴,中国诗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才有了其独特的含蓄而不是晦涩,才有了对言与意的矛盾的完美解决。下面根据我的理解,根据《出路》一书,对其中的含义略加疏解。
“兴”的思维是与理性思维和非理性的神话思维都不一样的思维: 理性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同一性与排他性,即规定事物为其自身,而不与他物混淆。而所谓的抽象思维也遵循这一规定。抽象,即概括出不同事物的共同的东西,仍遵循同一律与排中律。兴的意象与意是有区别的,不相混淆。但和理性思维相比,意象与意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可抽象的共同点,它不是理性思维。而神话思维乃是一种法术思维,也就是确信想法能改变现实的思维,它表现为确信万物有灵,神话思维是完全不讲逻辑性的——万物都具有神性,它们都是没有区别地混淆在一起的。这样,所谓兴,其不是神话思维就很显然了——因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他物”与“所咏之词”是明确地分开、不容混淆的。
相对西方人强烈的宗教和理性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二者都有明确的保留态度。中国文化又没有放弃为事物寻求联系的努力,正是这种努力直接导致了兴的产生。可以说,兴的出现,通过意象的媒介,既沟通了事物的联系,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事物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赋比兴都要运用形象,不过形象在三者中的地位并不一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与形象的关系最为薄弱,它甚至可以脱离形象,直接说理。比,以彼物比此物,不能离开形象,但形象也没有独立,比喻,有明喻和暗喻,明喻,此物与彼物都要出现,二者是对等的关系,而重心在本体,不在喻体。比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卫风•伯兮》)这里比喻的目的显然是把视线引向“首”,而不是引向真的飞蓬,所以“比”中的形象也没有独立。只有“兴”中的形象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把形象改为专有名词“意象”。
正因为如此,“兴”在“言”之外,依靠“象”,发展出了一套与通常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意象语言体系。
如《关雎》里的雎鸠,以其清脆的鸣叫,以及在河之洲的怡然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意象。《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其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也是兴,而不是比。桃花在这里是一个独立的意象,而不是比附于一个美丽的女子,关于这一点,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心领神会:“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里桃花,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而不是以此比彼的比喻。正因为桃花本身有无限的丰富性,才引人以遐想,感人以情深。这些意象语言很多,风、花、雪、月、斜阳、双燕、归雁……也正因为中国诗的意象表达方法,使得中国诗的诗意表达明白畅达,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同时,意象语言的存在,使得诗歌语言自成体系,大大增强了汉语在诗歌上的表现力。
总之,兴使意象得以独立。独立于谁?独立于“意”,也就是独立于所要表达的意思。赋里也有形象,但这些形象要么成为环境描写,成为人物的活动空间,要么成为所谓的典型。而比的形象是依附于比喻的本体的。只有兴的意象是独立的——独立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既可以避免理性的切割、简化,又可以避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晦涩和无序,从而使古诗具备丰富、深厚、直抵人心、余韵悠长的“诗味”。“兴”是中国独有的发明。(第160-186页)
自20世纪初中国有现代学术以来,中国文学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西方文学的附庸。邓博士对兴的发现,可以使中国文学从此获得独立性,并从此获得自信。
(四)关于中西文化的新思维
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中国文化便陷入难以自拔的自卑之中。按现在的分类,自然科学不用说了,文、史、哲、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各门学科全面崩溃。到今天,可以说从文学、艺术到学术、思想,从社会组织到日常生活,中国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不过,相对而言,中国文学可以说“崩溃”得不算太彻底——尽管它已经被冠以“文学遗产”的名目,被多次宣判死刑了。当然,也有人对之进行反思,如郑敏先生在1993年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文章,严厉指责新诗背离传统,所以成就不高。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郑敏先生为传统唱赞歌,指责新诗背离传统,其理论依据居然是西方最时髦的德里达的理论!难道中国文化真的如此不济,它真的已经成了遗产?
可以说,不管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如何,中国的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实际上都已经成了西方理论驰骋的园地。史学领域不用说了——在那里,西方理论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哲学领域哪怕是新儒学——从冯友兰的新实在论、熊十力的本体论到牟宗三的康德以及论及心性之学的所谓主体性等也如此。可以说,新儒学里的儒学已经面目全非。文史哲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及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对此,邓博士在《出路》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出路》中的“复古与创新”一节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鉴于在中国,谈传统就被认为是要复古,而创新则被认为是要向西方学习,所以,“复古与创新”也是一个中西问题,邓博士明确指出,新诗要向传统学习,而不是向西方学习:“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使新诗理性化与神秘主义化,从而断裂了与传统的联系,这又使新诗道路越走越窄。”(见《出路》之《内容提要》)十分明显,邓博士认为,中国新诗的当前的困境都是由于向西方学习而造成的,所以说新诗一开始道路就错了。邓博士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新诗能不能格律化的问题,即新诗格律化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邓博士是不是反新诗的呢?当然不是。邓博士说得很清楚,“新诗用白话写作,使新诗从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中解放出来,对于中国的诗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见《出路》之《内容提要》)也就是说,邓博士对新诗的评价是很高的——并且,他还认为提倡白话文是胡适的伟大创举。邓博士认为新诗要向传统学习,不是复古,不是造几个假古董,而是学习古诗的“精气神”,就是“学习古诗‘兴’的手法,尽快建立自己的意象语言系统。在意象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这才是新诗的正路。”(见《出路》之《内容提要》)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对新诗的热爱、对诗歌的信仰,才使邓博士沉潜多年,排除各种阻力,有了这一“离经叛道”的研究成果。
邓博士在《出路》中对中国新诗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解答,但《出路》又不仅仅限于对新诗的探讨,因此,它必将对文学研究的各门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出路》将会成为中国新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此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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