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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诗诞生期胡适的心态意识与路向选择 (阅读3350次)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同年9月,《尝试集》再版。在《再版自序》中,胡适曾言:“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1]胡适的说法表明“白话诗”与“新诗”在他心目中属于高低不同的两个层次:白话诗或者“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或者“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和声调”[2]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主要成就不在于诗,而在于语言媒介的更新。胡适的上述提法在八十年后曾再度产生回响,并进而衍生出“现代汉诗”的尝试性提法[3]。位于回顾历史的立场上,不难看出:“白话诗”与“新诗”的区别在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诗歌现代性追求中不断发展、不断反思的过程。它内在地划定了“白话诗”属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并为下一阶段新诗的发展留下种种线索。
   本文名为《白话诗诞生期胡适的心态意识与路向选择》,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白话诗诞生期胡适诗人心态意识、理论与实践之路向选择的研究,探求现代中国新诗在诞生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肩负历史使命的胡适的实践,能为新诗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心态”在这里是一个融合主体意识、生理机制和外部生存环境的词语,它既包括作家在某一瞬间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也包括早年形成于主体身上那些稳定的性格特征,还包括外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潜在的压力。这是一个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世界。其矛盾多变的线性发展和潜在的稳定坐标,不但决定了创作实践与主张之间的多义性,也决定了后来者在评价过程中的众说纷纭[4]。
   历史表述与事实之间总是无限曲折,这一论断,在面向那些仅存有文字“记忆”的诗人、作家及其心态时尤为适合。作为诗人意义上的胡适历来褒贬不一,这在实际上涉及到具体评价时站立于何种立场的问题。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期因与傅君剑赠诗而“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到随后博得“少年诗人”之名[5]。从律诗起手的胡适到成为“白话诗之祖”,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胡适晚年与弟子唐德刚对话中说“律诗难做”、“要几十年功夫”,给唐德刚的体验是惊讶万分,晚年和少年时期分别很大[6],这一明显与胡适“讲究为人、立说前后一致。‘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7]相矛盾的说法,构成了胡适作为“新诗第一人”的另一侧面。因而,在胡适开创之功的背后,必将潜藏着复杂的心态意识。由此联想到时下关于新诗的种种声音,进入作为诗人之胡适的心理层面,其意义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一

   胡适常把“文学革命”的出现说成由许多偶然的小事促成,并且在后来回顾这一系列事件时用了“逼上梁山”的类比。惟其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又说“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8],这反映了胡适在数年来其实一直认真思考着文学改良之事,只是他于1915年之后形成的亦步亦趋的实验主义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倡导过程的激烈程度和不容置疑的态度。
    胡适在1915年夏天留美期间“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9]。当时,胡适的好友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城(今译依萨卡)过夏,他们朝夕相处,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10]。因为梅的反驳,胡适不能不仔细思考自己的立场。梅氏越驳越守旧,胡适越辩越激进,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那时,梅觐庄已经决定转学哈佛大学,胡适也决定转学去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9月17日,在即将分手之际,胡适乘辩论之兴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其中有段“很大胆的宣言”:“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11]在这首诗里,胡适第一次使用了“文学革命”,而胡适对此的评价,即“此诗凡用十一个外国字:一为抽象名,十为本名。人或以为病。其实此种诗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实验,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诏来者,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12],则说明其实验意义。任叔永看见此诗后,曾含有讥讽地将诗中外国名词连缀成一首打油诗给胡适。对于这首打油诗,他很快就以诗的形式作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词,即为《依韵和叔永戏赠诗》:“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13]这里,胡适不但提出“诗国革命”的目标,而且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途径,因此,可视作提倡白话诗的先声。
    胡适在留学期间与朋友的辩论,几乎每次都会涉及到语言的使用,其中又频繁交叉着诗歌的讨论与自己的创作。1916年论争最激烈的时候,其“争点”逐渐过渡到“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问题上,“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14]胡适在主张白话文学时首先指向诗歌,这一攻其要点的作法生动地体现了胡适“截断众流”、简明扼要式的人生智慧。只是此时,白话诗的实践却是以白话为核心进而获得了诗的尝试机会。上述逻辑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至少要到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6卷3号发表《关不住了》才算步入了新诗的“领地”,这样,对于白话诗诞生期的胡适而言,所谓文学革命的实践在触及核心问题时只是一场文字工具的变革。
    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写道:“我的决心试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15]。胡适未作几首白话诗便先有《尝试集》的诗集之名,并借陆游的诗句在《尝试篇》中“转语”为“自古成功在尝试”,自然是接受实验主义影响的结果,但其间也从不乏他的叛逆心态以及孤军奋战的心境。自幼在幺儿寡母的环境中长成的胡适难免养成自我保护的习性,这其实与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指出的“爱惜羽毛”必然“畏首畏尾”是相辅相成的[16],但自我保护的防守心态在另一方面也常常造成压力下的反叛。在“率性”与“作圣”之间徘徊的胡适为此常常陷入到(别人眼中)“激进”和“保守”的矛盾处境和状态之中。胡适之所以最终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其实一直与外来压力密不可分。但“孤独的文学实验 大胆的革命宣言”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胡适1916年夏天因触景感怀完成的《蝴蝶》一诗,虽不含有怨望朋友之意,但其孤单的情绪却由此可见一斑[17]。
    当然,在白话诗阶段最能体现胡适心态意识的无疑是“革命”一词。按照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的说法,“尽管他(即胡适)总是十分轻松地谈到‘革命’,但在内心,他是怀疑种种革命运动的,而且对其结果也是悲观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在他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进化史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然的例证。”[18]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本以“文学革命”为名,提出“新文学的八事”并具体区分形式和精神方面。但在发表时,胡适却将平素常常提到的“文学革命”,变为“文学改良”并加上“刍议”二字,他不但将原来的“八事”顺序进行了调整[19],而且,还在文末附加“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20]这除了表明胡适在美国受到朋友 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同时,也深刻表露他对“革命”一词可能引发后果的排拒,这种“谦逊”而又有所保留的陈述事实上隐含着“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21]的策略,而“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与此相关的顽强的自我保护,是胡适个性中的固有特征。”[22]
     然而,对于当时《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胡适的审慎态度显然太过温和了。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中,陈独秀抛开了胡适温和的改良主张,直接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文学革命的开始。同是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与陈独秀在态度上的不同虽可以归结为性格上的差异,但作为一种后果,却极有可能导致文学具体实践时路向选择的泾渭分明,而白话诗的发展过程,也确然证明了这一点。

                               二

    文学革命时代,作为现代文学诞生的起点,一直蕴含着现代性追求的种种契机。在这个融合时代风气、社会政治、思想启蒙的阶段,包括诗歌在内一切文学的崭新开始,都必将是一个立体展开的过程。然而,在涉及具体拓荒者的时候,却难免存在独特的个人性。胡适少年成名,立志学诗,但对律诗却总持有反感的态度。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胡适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他不曾学过对对子,总觉得那是很难的事。但做惯律诗之后,“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23]类似这种攻击文字胡适一生说过无数遍,他甚至将律诗与“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相提并论[24]。这种偏激的态度当然不乏有少年气盛以及中年之后守业护成的心态,但是,“诗人梦想”和质疑传统的写诗方式,却着实给胡适创造新的诗歌形式营造了实践的基础。不但如此,公学时代编辑《竞业旬报》,还给胡适一年多的白话文训练机会,这一后来被胡适称之为“绝大的好处”即为“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25]
    如果仅从胡适留美期间《答梅觐庄——白话诗》、《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等来看白话诗诞生的历史,其偶然性或然就在于意气之争和胡适的个人行为。然而,若将白话诗的诞生置诸于历史脉络之中,其历史的必然性则极易彰显出来。白话文运动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发生。当时,维新派人物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提出过倡导白话的言论。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却存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虽然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产生了白话代替文言的趋势,但在纯粹文学范围特别是诗歌领域内,古典主义却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这种不协调的状态造成的结果即为,一面是政治上的进取呼唤人们参与到改革运动之中,另一面却是维新派等始终视文学存有等级观念,这一现状充分说明当时白话文运动的高涨并未真正消除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对立,而恰恰是凸现了这一语言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缺乏对白话系统理论思考和提高白话文学价值的背景下,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很快就呈现出衰退的状态。由此看待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倡导的白话诗行为,就明显具有了超越意识。文学革命时代的文言和白话之争仍然是新旧两大阵营斗争的焦点,但在汲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胡适的突出之处就在于有目的的实践和对白话的重新定位。他不但将白话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还将其作为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他以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从文学的角度否定文言的地位,肯定白话的价值。正如后来在《逼上梁山》中写道的“从(1916年)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26]从此之后,胡适觉得自己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到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他自信自己的道路是不错的,这种情绪,在他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4月5日)和几日后(4月13日)第一次作《沁园春•誓诗》词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与确认白话“权利”的同时,古典诗歌形式的表现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中国是具有悠久诗歌传统、诗教传统的国家。然而,从“古体”变为“律诗”,并广泛在文人手中使用,虽然使古典诗歌在形式的“完满自足”中造就了“唐诗”的高峰,以及这种形式本身可以蕴涵的“丰富的可能性”,但随着形式日趋“物化”[27]以及形成模式之后的“盛极而衰”,唐朝以后的“格律诗”正在日益丧失活力、想像力的历史演变中,为本以僵化的形式符号所束缚。而事实上,所谓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史流变过程中代表文体的排列,也反映了唐代之后诗歌主角位置的滑落;唐代以后,诗的创作仍在继续,但就“格律诗”的形式而言,其发展态势实际已表明“诗”内在的“分层”,即一路在变化中成为词、曲,而另一路仍在格律中前进,但自中唐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对诗歌伦理道德甚至政治方略的“调整”,以及宋代诗歌重视说理传意的变动之后,诗歌的载道功能不断与形式的物质性之间发生矛盾。诗歌写作只能在因袭前人的阴影下前行,而剩余更多的只是僵化的形式以及为此进行的词藻堆砌,这一现象绵延千百年是由诗的“高”、“雅”地位和诗国传统营造的心理而造成的,至于始终隐含其中的文人身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原因。
    由上述前提看待白话诗诞生期胡适的言论,所谓“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区别根本,是在于“以质救文胜之弊”[28],而“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29]式的质问,则生动再现胡适白话诗实验的另一方法,此即为历史的进化论观念。
    在使用俗语写作和颠覆格律形式的过程中,白话诗的诞生本身就极具通俗化、大众化的倾向。早在1916年日记中回答任叔永的信时,胡适就曾提及自己梦想中的“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高调作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高调做诗。(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高调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高腔高调之中。(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而为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谢李杜。何也?时世不同也……”[30]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生动地体现了时代性和权利的泛化问题,这一逻辑就发展的角度来看,指向的是诗歌的平民化与世俗化。
     事实上,在白话成为文学“正宗”的过程中,胡适已经为大众找到了登堂入室的“门径”——胡适在实践上宣扬的“我后来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就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它的文法结构甚为简单”,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所以,“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而“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31],尽管就学理而言,会存在诸多商榷之处甚至含有诡辩的一面,但这些“呼招”对于那些处于变动时代的所谓“引车卖浆之徒”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正如胡适晚年总结的那样:“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32]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同时又始终以进化论观点看待文学的胡适,无疑是在历史认知的过程中,体味到了一种语言上的自觉,这一点如果借用索绪尔的说法即为“如果民族的状况种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态,继续它的合乎规律的进程”[33]。胡适适时的理顺、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然,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白话诗的开山祖师。
    
                              三

    在后来被朱自清奉为“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34]的《谈新诗》中,胡适曾指出:“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35]《谈新诗》写于“五四运动”开展之后,当时“思想革命”已蓬勃而出,白话文学的影响也进入傅斯年所言的“心理改革”层面,此时胡适的主张依然局囿于语言和文体的形式优先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者认为胡适忽视诗歌思想内容层面的“错觉”,然而,对于一向坚持实验与尝试的胡适而言,上述责难未免过分要求前人。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胡适的作法就“第一次实践”和落实一种文学体式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他的这一稳健持重的方式并不适应那一激情洋溢的变动时代。
    胡适在《谈新诗》中的言论体现了其作为实践者的世界眼光,也是胡适强调“不蓦仿古人”,走自己之路的心态使然。胡适在留美期间就有“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 [36]的理想,在归国之前,更是借他者之口,提出“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37]。这种“作圣”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与胡适留美期间形成的乐观主义有关,但在另一面,却可以视为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必将造成持久甚至固执的行为主张。胡适之所以在日后的文章中反复强调《谈新诗》和《<尝试集>自序》中的“类似说法”,即“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 [38],不难理解为是性格、观念的结果。
    纵览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写实求真,尤效唐代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实际文学是其始终如一的风格。早在1915年8月留美期间相继完成的《读白居易〈与元九书〉》、《论“文学”》等日记中,胡适就将文学分为两派之一的“实际主义(Realism)”和“实际派文学”,“实际主义者,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是实际派之文学也”[39];而“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40]的说法,更是表明胡适的文学鉴赏和具体创作偏重于写实主义和重视文学的现实内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并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其简约为“要有话说,方才说话”等四条[41],其根本原因都指向中国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苦痛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然而,“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42]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写实主义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原始动因。
    至《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时,胡适在借评价易卜生的文学和观念时得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43]这表明胡适在被易卜生作品深深触动的同时,十分注意其现实主义精神可以产生的实效性。不但如此,胡适还模仿易卜生写出了反映婚姻自由的话剧《终身大事》,他的诗《人力车夫》等作品开创了草创期诗歌的写实主义之风,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现代白话文学诞生阶段影响重大并构成了历史的传统。
    在发表于1923年一篇名为《中国诗歌中的现实信息》的英文文章中,“一般人认为诗不应有宣传之目的……我则不以为然……如果诗不表达人类痛苦遭遇的呼喊,而只以做美女圣贤的传声筒自满,那么诗便忽略了其应负的神圣任务之一了” [44]。胡适在20年代新诗形成阵势的时候,讲求诗歌的济用旨趣,不但是其具体写实之风的延续和再现,同时,也回应了他一贯忽视内容的评价。然而,在风起云涌的文学革命时代,胡适的诗从不像稍后的郭沫若那样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其内在原因还包括更为复杂的历史内容。
    如果以身份的“疏离”和“填充”的角度看待胡适对写实主义的提倡,或许会深入到胡适心灵中更为敏感的部分,同时,也无疑会为现代文学初期对现实主义的提倡找寻更为重要的证据。正如周明之在《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中曾认为胡适特别注意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是在于他“坚持认为文学只应揭露苦难和非正义,表达抗议并提出改革观念”,但“最重要的是,文学革命表明了胡适和他那一代人深刻的疏离感”[45]。对于胡适等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所谓“疏离感”是文学革命时期主导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经历晚清以来多次政治变革的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他们推想,较之成功的政治支配,文学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期待有一种新的文学,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会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铺平道路”,这种心态不但顺而造就“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46],同时,也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刊载于1915年10月《甲寅》最后一期上刊载的新闻记者黄远庸致章士钊信中的“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以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47],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和由此可能产生的知识分子“转向”。一面是政治如此黑暗,一面是知识分子参与的诱人选择,这使得胡适必然将文学革命纳入到自己的心灵轨道上来,“因为新文学同时提供了改革手段和心理补偿。它使胡适有种介入感,且有助于他克服无能感。作为一个疏离的知识分子,新文学满足了他要摆脱社会和政治现实纠缠的欲望”,既然“任何‘参与’的形式都要求某种程度的介入,但文学却使他能在追求改革的同时置身事外”,那么,“白话文和谴责暴露小说”就必然“特别适用于这两个目的”。[48]确然,白话可以与传统的精神决裂,谴责暴露可以促进文学中的写实风格,不过,这样的逻辑会使胡适的乐观主义蒙上一层悲观的阴影。而事实上,胡适此刻的心绪也的确像一个“总是在‘悲观论与乐观论’中撕扯的自然主义者”[49],为了反抗社会,保持个人独立,胡适曾产生过孤独的悲剧英雄感,他在《易卜生主义》中曾引用易卜生的名句高呼:“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50],只是这种感觉或许并不仅仅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那个特定历史每一个知识分子的。

                                      四

     1922年10月,《尝试集》第四版时作了较大的删改,对此,胡适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但是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避讳了。” [51]删诗的事,开始于民国九年年底,当时胡适不但自己删改,还邀请了任叔永、陈莎菲以及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参与删改,发表意见。胡适删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尝试集》原本中为数众多之白话诗的不满,这一同样含有进化论倾向的行为除了反映胡适在诗艺观念的变化,还表明“尝试”本身的实用性,借用《尝试篇有序》的诗句,此即为“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尝试”的历史自然难以泯灭,这是因为“尝试”的本质在于“第一次”。然而,“尝试”的艺术水准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一篇名为《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中,胡适曾将自己“做诗的戒约”总结为“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其中,“要人看得懂”又是“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52]。胡适对做诗的认识以审美的角度予以检视是很难让人认同的,但这却反映了诗人自己对文学自身审美属性的认识观念。而事实上,早在1920年答钱玄同而作的《什么是文学》一文中,胡适就曾用“浅近的话”说明文学“好”与“妙”的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53] 胡适这种并不高明的排序,即将文学的“美”排在最后,除了与自身有关之外,其目的还在于“懂”和内容上的“逼人性”。熟悉胡适《尝试集》以及文学批评文字的人都知道:胡适的诗缺乏内在的感情冲动,他的“作诗如作文”既没有区分诗与散文的界限,也因长于说理而无法耐人寻味。“胡先生不是个第一流的大诗人,因为胡氏没有做大诗人的禀赋。好的诗人,应该是情感多于理智的,而胡氏却适得其反”;“如果作诗的人不会‘抒情’而只会‘说理’的话,这种诗一定感人不深。‘感人不深’的诗,就不会是太好的诗了”[54],胡适晚年弟子唐德刚在结合老师“生活经验十分单纯”的基础上,得出的判断无疑是可信的。无论作诗还是为文,胡适都很少从美的角度切入,而更多地从启蒙教育的实用角度考虑读者是否能够看得懂,这都体现了胡适本人饱含理性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内心世界。加之他多年来一直“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55],所以,无论从理论倡导还是具体实践上,胡适诗歌的艺术性以及最终选择朴素平凡的写实主义都构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
    “要须作诗如作文”是胡适在留美期间为“诗国革命”提出的方案。它不但最终惹出了后来白话诗的尝试,也成为胡适作诗的重要原则之一。按照《逼上梁山》的说法,即“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做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儿。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56]胡适的主张或许叛逆有余,精准不足。在结合上述援引之后,不难看出:胡适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其实并不能对应和解读中国古代那些优美、含蓄的作品,同时,也无法涵盖风行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文学现象,这种长于浅白、说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不但在《尝试集》的艺术性方面得到证明,而且,也在后起的现代派诗人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罪人”[57],即诗与散文界限不甚明了的指责。
    胡适对于白话诗的主张与实践,深刻影响到了文学革命展开后新诗的审美层次,同时,也使现代诗歌在其诞生阶段就呈现出为大众而通俗化的倾向。尽管,这一问题一直包含着诸多复杂的内容,但就初期白话诗的走向而言,这种近乎“非审美”、“非诗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却是不争的事实。白话诗实践怀着挣脱传统桎梏走向广阔艺术天地的目的,却由于其过分解放和任意而为,从而走到其出发点的反面,这种颇具“双刃剑”的艺术效果和历史效果形成了“白话”与“新诗”之间的内在紧张。裹挟于白话诗诞生过程中强烈的现代性创新焦虑,从一开始就因失去传统的必要支持而丧失了一种必要的完整性以及内在的尺度和判断,因而,这一过程就极有可能造成创新最终对传统和自身的双重伤害。白话诗直至更为完善的现代诗歌应当在语言、形式、艺术等诸多内在的质素共同完善之后,并与持续进行的传统创作并驾齐驱、相互汲取时,才算是彻底完成了古典到现代的过渡,这一非二元对立的思维已从今天诗歌的写作实际特别是新诗屡遭指责的过程中获得了证明。由此返观白话诗诞生阶段,胡适的诗人心态及其外化的路向选择一直包含着诸多曲折复杂和超乎诗外的内容。至于其隐含的“历史诡计”或然就在于只有将属于艺术自然层面的“新诗”置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脉络中,才能凸现其豁然开朗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对于1919年6月之后,接办《每周评论》的胡适而言,胡适自己有“我的歧路”的说法。从“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到当前的“发愤谈政治”[58],胡适思想的转变自然影响到创作的变化。《威权》(1919)、《示威》(1920)、《一颗遭劫的星》(1920)、《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1921)、《死者》(1921)、《双十节的鬼歌》(1921)等,既是完成新诗“成立的纪元”之后的作品,同时,也因其思想性和爱憎分明区别于此前的创作。按照朱自清在《新诗》一文中的说法,“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这四年间”,其后,则是“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59]。新诗的中衰顺势造就了“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出现,进而挽救新诗的命运。然而,作为诗人的胡适及其《尝试集》中的白话诗实践,依旧会以“开山的界碑”屹立于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纵览白话诗诞生的历史,胡适那偶然萌生和持久不变的人格心态无疑是制约其外在路向选择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一内在的层面有时很难以文字的形式进行详细的刻画,而甚至连胡适本人也很难察觉自己思想与实际之间的非一致性,但只要能够透过文字作品为新诗的历史及其症结问题找到存在的线索与痕迹,那么,对待新诗的历史和诗人胡适的评价就会丰富起来,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选择这一角度的意义所在。


注释:
[1][2]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84页。
[3]见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文中,王光明曾认为:“今天重读胡适的《尝试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等集子,或许人们都会获得一种强烈的印象。1920年以前的白话诗,其主要的成就并不在诗,而在于那种强烈的寻求现代性意识支配下,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对语言革命的贡献”。至于关于两者区别以及“现代汉诗”的详细阐述,则集中体现在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该书由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4]关于本文的“心态”一词,主要参考了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的“绪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吴思敬:《心理诗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23][25][55]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86-87、87-88、85、80页。
[6][16][54]唐德刚:《胡适杂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5-96、15、63页。
[7]唐德刚:《胡适杂忆》之“夏志清先生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2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
[9][10][26]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6页。
[11]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1915年9月17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83页。另“大胆的宣言”在《逼上梁山》中为节选原诗中的两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即“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之“自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84页。
[13]胡适:《依韵和叔永戏赠诗》(1915年9月21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287页。
[14][15][21][56]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19、23、26、8页。
[17]《蝴蝶》一诗,因胡适独自在窗口吃午餐,看见一对黄蝴蝶先后飞去而作。原题为《朋友》,后改为《蝴蝶》。其诗曰:“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日记全编》与《逼上梁山》均记录时间为1916年8月23日,按《逼上梁山》中的回忆,足显示其孤单的心境。
[18]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1-72页。
[19]具体内容见胡适:《胡适致陈独秀》(1916年8月21日),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间的对照。
[22][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61页。
[24]胡明:《胡适传论》“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190页。
[27]关于“丰富的可能性”和“物化”的论述,本文主要参考了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的“古典形式符号的物化”部分,具体见该书24~3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8]胡适:《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1916年2月3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36页。
[29]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1916年4月5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52页。
[30]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1916年7月30日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456、457页。
[31]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收入欧阳哲生编选:《胡适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32、335页。
[32]胡适:《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原为1956年6月在纽约的一次讲话,后收入《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280页。
[3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210页。
[3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导言”(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35]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第五张”。
[36]比如,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胡适就有“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不知此谬想也。吾读书十余年,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唯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的文字记录,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58页。
[37]胡适:《吾辈留学生的先锋旗》(1917年3月8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555-556页。
[38]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即“《尝试集》自序”),《新青年》,1919年5月第六卷第5号。
[39]胡适:《读白居易〈与元九书〉》(1915年8月3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224-225页。
[40]胡适:《论“文学”》(1915年8月18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1915-1917)”,240页。
[41][4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
[43][50]胡适:《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号。
[44]胡适:《中国诗歌中的现实信息》,英文版《中国社会政治科学》杂志,1923年1月号。
[45][48][49][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3-174、181-182、182页。
[46]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页。
[4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7页。
[51]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91页。
[52]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之“新文化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466、467页。
[53]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49页。
[57]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创造月刊》1卷1期。
[58]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18日《努力周报》第7期。
[59]朱自清:《新诗》(1927),《朱自清全集》“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08-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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