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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理性与灵魂书写 (阅读1679次)



                         工具理性与灵魂书写


                                            ——诗歌与思想阅读札记之四

                                                          刘 波


                                     一

    现在,如果我们总是以工具理性的思维来判断文学,其价值就会变得非常可疑,有时甚至是可笑了。工具理性,这几十年来,成为了指引我们发展经济的统一哲学,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其功不可没的份量,的确堪比历朝历代的社会大变革。然而,工具理性也仅仅只是适用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而对于我们的精神和文化来说,由工具理性来支配,或许恰恰是一种灾难。我们被工具理性追赶着,向着一切物质的东西掘进,有形的、实在的、看得见的、可触摸的物质,让那些无形的、虚空的、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精神产品越来越落寞、孤独,几近不为人所关注。即使有对此作关注的,也是以量化的方式,判断谁的成就大,谁的贡献多。因此,学者许纪霖才说:“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适当平衡。既要讲求效率和功利,同时也要顾及道义和价值,在最终目的上经得起追问。”(1)工具理性的思维在精神领域的盛行,为我们带来了大量庸俗化的垃圾产品,而我们总是在提倡的大众化,与庸俗化并非一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大众化的,而不是庸俗化的。我们讲求短期效应,能从学习中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量的发财致富和经管类书籍的畅销,早已证明了此点。但文学是无法让人在短期内获得对物质生活的支配权的。
    我们的思考,才是精神世界的根本。很多没经过怀疑和深入思考的文字源源不断的出来,是否就代表我们的文学已经繁荣?求多,求快,求数量而普遍忽视质量,这是功利化的现实所带来的社会现实。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现在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这是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幸。如果说诗歌也要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以数量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写诗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花同样的时间写一首好诗,与写一百首平庸的诗歌,到底哪一个可取呢?只要有点常识的人,我相信,他还是会选择前者。然而,在这样一个功利化的时代里,人们普遍失去了常识。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很多人还是要选择写一百首平庸的、甚至拙劣的诗。尤其是在网络上,你写一首诗发表了,别人还是很快就读完,或许没有什么印象,而你写一百首诗发了,这样的见面率,总可以让你在网络上混个脸熟,并且能产生让许多人不择手段去谋求的“名气”,而“名气”在当下就是利益与好处的象征。通过“名气”,可以去换取金钱与物质,去获得信任与崇拜。而在讲求速度的网络化时代,谁又能有耐心去认真地琢磨一首诗的好坏优劣呢?
    这种荒唐的社会现实,让诗人们普遍放弃了为一首好诗的诞生而苦吟的努力,他们快速生产,快速消费。这也是我们当下的诗歌现场,很难再有某一首佳作能引起众人的欣喜、震憾乃至争议,而我们诗歌的经典化,也因为平庸之作太多,而无法再像1980年代那样形成一种盛大的景观。
    在工具理性主导一切人之行动的时代,本该是“慢”的艺术的诗歌,却成了一种讲求“快”的创造。在诗歌的旗帜下,你追我赶,快速写作,快速发表,快速遗忘,几近于将诗歌的平庸也推向了极致。我们只是看到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诗歌帖子,其发表渠道看似民主化了,实际上,在这种民主化里,更多的还是一种随意性和娱乐化。我相信,诗歌是可以大众化的,但它一旦和娱乐化纠合在了一起,其品质的下降与低劣,将不可避免。时至今日,我们再也无法去感受那种为一首好诗的出现而欣喜若狂的氛围了。
    时代在变化,环境在变迁,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微妙的转移,由耐性转为浮躁,由深刻转向轻浮,由平和转为急躁。以这样的心态去追求艺术世界的生动,我们能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不言而喻,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平庸的句子,华丽却又空洞的说辞。道德伦理的丧失,探索精神的匮乏,生命创造的中止,会让我们思想的跑马场变成一片置放垃圾的废墟。诗人们的写作,如遭遇这样的困境,陷入思想的劫难,也就再所难免了。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认为,做一个伟大的诗人,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要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有关存在、有关人道的问题;第二,他还要用他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来提问;第三,他要用这种语言和这些问题为诗歌开启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提出问题是诗歌本身,它又可以成为提问的对象。所以,伟大的诗人应该成为分界线,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者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当然,要做到阿多尼斯所认为的这样,对于诗人们来说,是很难的,尤其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诗人。但是,惟有做起来难,才会有人去挑战这种难度,去探明这种伟大诗人所当经历的困惑与疑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那些还不能做到伟大诗人的人,所试图去靠近一个伟大诗人的使命。
    诗歌之事,是语言之事,还是精神之事。工具理性让我们沉迷于物质之事,专注于一切“有”,而忽视一切“无”,而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哲学里,是有无相生的,无可以生有,有也可能会归于无,“有”并不是完全有用,而“无”也并非都是无用。精神之事可以说是“无”的,但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精神之事,也不可能躲避精神之事,否则,人类将面临的,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诗歌的有用与无用之争,现在看来,也不过是悖论而已。它能让我们的汉语言精彩,它能让一个中国人生活得更丰富,这或许也是“无”的诗歌所呈现的有用吧。诗歌作为精神之事,它关涉灵魂,更联结着人的存在之事,没有对人之存在的探查,诗歌其实是很无力的。“存在,灵魂与身体双重的存在,应该成为诗人最高的自尊。”(3)诗人的自尊,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灵魂与存在的丰富追求所体现出来的,这是越过纯粹的语言层面,而上升到思想层面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也是诗歌在大众面前建立尊严的路径。它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摆脱欲望的束缚,揭开物质对人的异化。只要你时常让自己从对欲望与物质的沉迷中走出来,去向精神的思索靠近,去寻求洞开精神之门的钥匙,这才是最终摆脱工具理性思维的根本。
    要摆脱工具理性的控制,最终还是需要我们存有高远的志向,以及对思想之真的占有。这对于诗人来说,尤其重要。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开篇即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严羽针对的是学习古诗者,而这样的观点,同样也适合学习现代诗的人,甚至一些成名成家的诗人,也不见得会有如此境界与格调。一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见识是至关重要的,见识深,则境界高,见识浅,则境界低。很多诗人无法超越自己,大多是因为缺乏或丧失了挑战自我的毅力和耐心,要么甘于吃老本,要么就从来没有进过诗歌之门。就像严羽所言,假如诗人自己有了退却畏缩之心,而不去迎难而上,那么那些低劣的诗风自会入侵他的作品。
    我们当下的诗人,之所以越来越缺乏一种创新的气度,之所以在创作中越来越没有力量感,其重要症结,还是在于其在思考上的简化,在语言表达上的平面化,在精神与思想之力上的弱化。因此,在我看来,写诗,语言天赋与才气是一方面,而认真思考、下功夫锤炼,同样重要。创作好诗,灵感来临,一挥而就,我们看似这灵感来得偶然,诗也写得顺畅,其实不然,表象罢了。灵感的到来,并非凭空而至,也是需要有前期准备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诗歌写作和灵感到来,也可以说就是思与梦的关系。诗人平时的行动与思考,正是灵感来临的重要基础,而这中间只不过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契机而已。


                                 二

    胡适曾略带讥讽性地说过这样的话:“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这是他在1918年于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言辞,针对的是当时的白话诗人,此种说法,虽不免苛刻,但在当时文言与白话对峙的社会大背景下,的确堪称惊人之语。现在看来,他的批评仍然适合我们当下的先锋诗歌现场。
    一个真正的诗人,没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对形而上的兴趣,是绝难写出好诗的。如果都是俗世的那一套权力与利益的纠结,如果都是写着纸上的文字而不让灵魂参与疼痛,诗人何以让语言在他的内心里开花?何以让思想在分行的表达中亮出精彩与生动?诗歌与诗人的相遇,那是语言和灵魂恰逢其时的交集,并走向精神的至善,至美。
    现在的诗歌,普遍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冲动,虽有激情,但对语言常规的破坏,与八九十年代的诗人相比,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诗人还存有一份理想主义的激情,还有着对想象力的不懈挑战,有着对当时汉语言固定模式的超越,那么后来的诗人,则在一种平和的状态下流于表面抒写,肤浅的写作充斥整个诗坛。原创乃至创新,则在文学和思想领域里成为了笑话。
    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来临,可能恰恰导致的就是,创新也成为公共化的竞赛,不是超越自我,而是在对名利的追逐上越过他人,成为消费时代的“文学养子”。所以,理想主义的回归,对于那些讲求“有用”的诗人来说,应该是一次有效的反拨。
    我们的诗歌,似乎始终是文学体裁里的弱势者,以前是被政治所裹挟,好不容易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回归到艺术的世界里,可是没过几年,又被经济浪潮所挟持,成为了商业社会与消费社会的边缘角色。我们虽然一直在强调诗歌的独立性,但是诗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无法再保有一颗寂寞与孤独之心了,他们愿意融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中,寻求刺激,找回灵感。
    现在,很多诗人还是像1980年代宋琳与朱大可等人在一次对话中所说的那样,“对眼前的事物失去愤怒,对过去的事物失去回忆,对未来的事物失去想象,甚至他们失去了对诗歌制作本身的热情。”(4)大部分诗人尤其对当下的社会失去了愤怒,消费时代温床式的诱惑,让他们丧失了对抗的力量。
    当1980年代杨炼、欧阳江河、廖亦武是在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氛围,而韩东、李亚伟等人则是在竭力打破这种神秘。一方在建构,一方面在破坏,这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在1980年代的对峙和搏弈。但是政治与历史,在1980年代先锋诗人的笔下,是一种被重视的文化传统,包括那些生命体验浓烈的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一度成为中国抒情诗的典范,这显示了政治话语与诗学的互相满足。政治抒情计出任时代的号角,这隐伏着双重的意义。首先,诗学完成了向政治话语的归顺,诗人不再扮演独往独来、傲视权势的叛逆者,相反,他们自愿地把诗变成——如同马雅可夫斯基所宣布的那样——政治阵地上面的“旗帜和炸弹”。其次,政治抒情诗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政治话语与抒情文类携手合作的可能性,表明了抒情诗文类的特征如何充分地制造出政治效果。如果说前者已经非议颇多,那么,我更愿意谈论后者。(5)

    让人更清晰地回到诗歌中,虽然朦胧诗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很多努力,比如舒婷将爱情在诗歌中进行到底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顾城童话般的呓语也有着“人”的参与,而不是一味地将“人”排斥在诗歌之外,“国家”、“革命”、“传统”、“宇宙”、“世界”、“社会主义”等大词占据了诗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们的渐次退出诗歌的核心,是一种诗歌回归自我与个人的趋势。而在“第三代”诗人那里,从一开始,他们就面临着将个人从诗歌泥滩中拯救出来的困境,这或许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将其视为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第三代”诗人在反叛与叫嚣中粉墨登场,并占据了有力的制高点,这是他们能够以平民的视角写诗,而又以一群思想解放者的面貌出现于1980年代的重要依据。让朦胧诗走下神坛,将诗歌的技巧和精神都拉回到切实的地面,但也是他们,将政治从诗歌中逐渐弱化,直至于在后来者身上得以最终应验。他们不再关心国计民生,不再注重对时代与现场真相的挖掘,不再依附于批判精神的展示,不再对生命抱以同情,对生活持以善良,对人性之真的传承。总之,他们远离了政治、道理和伦理,只是与纯粹的艺术联姻,并乐于其中。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一文中论到唐代文学时曾说:“故其文学,每不远离于政治之外,而政治乃文学之最大舞台,文学必表演于政治意识中。斯为文学最高最后之意境所在。虽社会日进,知识分子范围日扩,逸趣闲情,横溢泛滥,偶尔旁及,则决非文学之大传统。游戏笔墨,可以偶加玩赏,终不奉为楷模。”(6)而中国的当下文学,多进入“游戏笔墨”之中,无法延展出大的气势,而与政治更无多涉,所以当下文学的境界不高,实乃多方面原因使然。
    在诗歌界以及学术界,很多人都认为1989年是新时期先锋诗歌的一个分界线。“1989年是二十多年来(从1977年算起)中国诗歌的临界点:1989年以后的当代汉诗的写作也不再以抒情为务,它从崇高、英雄、集体走向了世俗化与平民化,抒情也一变而为叙述(当然这是一种小叙述,或者伪陈述)。90年代是诗歌中的叙述时代。基于这一点,日常事境才是90年代凡庸的事境索要诗歌语汇,是‘无可如何’的‘诗意’的本己要求。”(7)1989年之前的中国先锋诗人勇敢,富有胆识,其诗歌也暗含着创新力量,热衷于谈文化与政治,激情,鲜活。而1989年之后,先锋诗人随着诗歌的沉寂,而逐渐归于沉默。新一代诗人拒谈政治——大多受到了政治的伤害——而沉入到了对西方诗歌的技艺模仿中,或钟情于叙事,或自绝于抒情,崇尚零度情感,冷静呈现。政治成了诗人们惧怕的题材,碰到政治的东西,他们绕道而行,普遍患上了“政治恐惧症”,这并非荣耀之事。然而,评论家唐晓渡在写于1989年元月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在我看来,并非是诗歌的终极目标,尤其是他对诗歌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解,也显得狭隘而武断。

    当代诗歌注定要走上淡化、疏离政治的道路,以便彻底告别昔日的奴隶和附庸地拉。这既非如公刘先生所说,是因为有一派人存在着“洁癖”,也不是一时被迫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带根本性的战略转移。在一般意义上,它是诗人们用以维护和表达目前尚很脆弱的诗的主权和尊严的特殊方式;在超越的意义上,则是充分意识到诗的独特领域和独特使命的体现。无论如何这是相当一部分人主动、自律的选择。相对于强权状态下被动、他律的别无选择,其本身就充满民主的政治意味。(8)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绝大多数先锋诗人的真实心态。他们是否自觉地疏离于政治?是否在恐惧症的强迫下将政治视为诗歌的洪水猛兽?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也是令后来者也无法真正去面对的难题。历史的遗留问题,我们不是试图去解决和克服,而是竭力抹除,以便于遗忘,希图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征程。谈政治是奢侈的吗?诗歌中的政治是一个诗人永远无法面对的痛吗?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不会回避政治问题的。”(9)而身为诗人的朵渔,对于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他说:“现在的诗人普遍惧怕谈政治,怕伤害到他那小小的‘美学’心脏。这其实是把‘政治’读小了。”(10)可以说,所有的问题,最低层次的就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连政治都不敢去谈,不敢去写,何以去书写文学最高层次的人性呢?在诗歌中书写政治,必须面对我们的时代与社会,但我们的诗人在面对时代与社会的书写时,普遍软绵绵的,无力且脆弱,而力量总是被虚假所劫持。
    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曾在《赫尔曼•布洛赫50寿辰上的演说》一文中,提出了诗人的三重责任:“首先,诗人应该奉献于他的时代,犹如随时嗅着时代特殊气息的一条‘狗’;其次,他应该概述他的时代,以证明自己具有任何细小的任务都不会使他灰心丧气的普遍激情,他不会撇开任何东西,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不会忽略任何东西并为任何东西开方便之门;最后,他应该要求自己起而反对他的时代,以不使自己凝固于他所具有的宽容与单一的形象,从而能够保持矛盾的力量。”(11)在此,我们的诗人,必须立足于时代,在艺术上的表达上又必须最终超越时代,这样的书写才会在有效的基础上流传,并成为经典。
    前几年,青年诗人朵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希望诗人朋友们“多读些书,但又不要读死了”,要“做一个眼界开阔的、活脱脱的、有力量、有正义感、有信仰的诗人”。(12)与那些守于书斋、或甘于沉沦的诗人相比,朵渔属于心系天下的思考者,而不是完全的无为无求。这样的状态,让朵渔尽力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同时也让他自己保持清醒,以言心声,以诗为格。而我们绝大多数诗人,又何尝不该如此清醒与自律呢?


                                   三

    在2010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人奖”的朵渔,虽是当年“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主将,但与其他成员不一样的是,他更注重诗歌写作中所体现出的自由的思想、精神和信仰。2008年,诗人以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大地震诗歌潮中再次引起轰动,这首具有诗人独特个人立场的诗作,由此被广为传诵。
    2009年,朵渔的一首长诗《高启武传》,以自己对爷爷一生的回忆,再现了一个世纪以来普通中国民众的人生历程。诗里的那种羞耻、屈辱与孤独,以及动人的亲情之真,读来令人既感伤又亲切,仿佛你我正在亲历。而那回味悠长的抒情笔调,又似乎在奏响一曲历史与时代的挽歌,虽有悲愤,但并不过于沉痛。它就是诗人截取的人生片断,而自己在作“同情之理解”的打量,用他绵密而悠长的语言,用他智慧的结构与诗人的敏感,用他经受压力与痛苦的灵魂。
    诗人用以诗记史的方式,将渺小的个人放在时代的潮流中,尽显其愤怒与温存交织的诗意。全诗以《河堤记》、《翻身记》、《粮食记》、《牛棚记》和《墓边记》五节,抒写了爷爷高启武的一生。在每一节诗前面,都有诗人以《史记》纪年体形式写就的引子,这是点题说明,也是背景交待,没有这样的引子,诗歌在节与节之间可能显得单薄,这每一段用文言写成的引子,完全是与诗歌主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引子的文言节奏与诗歌主体的白话文节奏之间,有一种抑扬顿挫之感。
    第一节《河堤记》,抒写了未成年的爷爷在那个特殊战乱年代的遭遇,饥饿是现实,而生存是安慰,整节诗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到处寻求安慰,一小块黑窝头,一阵和煦的南风,在堤的南岸撒的一泡尿,安徽盐商给的一口馍,母亲做的鞋子,一阵轻快的下坡,梦境、季节、谋生的游戏,让这个农家的孩子在任何一次或轻巧或沉重的安慰中成长。“他刚刚哭过,在光滑的草绳里哭/在北风的棉絮里抹眼泪/他的兄弟打了他,他不该出门/就喊饿……”。这是一个中国农民苦难一生的开始,诗人在努力让笔下的每一个词都发出它应有的力量。童年时代的耻辱标记,就是挨饿,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爷爷”那一代人来说,能生存,能活下来,就是一种安慰,一种幸福。
    第二节《翻身记》,是诗人对爷爷成年之后面对社会时的胆怯与羞涩,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他逐渐走向了成熟。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拉助力车为生”到“得地数亩,耕作为生”,这样的转变,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次大的翻身。在诗人笔下,这仅仅只是一次翻身吗?更多的噩运与苦难还在后面,一个男人需要去承受。“一个地主被杀了,带来了更多的地主/这胆小的男人伸出一只脚,另一只脚留在身后//一个富农被打倒了,另一个从政治上重新站起/我爷爷挺了挺腰杆,有点硬,有点疼”在那样一个没有个性、只有集体的年代,顺从与驯服,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土地,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在一个贫民身上得以定格,是由当权者的出身论所定。这并非是简单的“天上掉馅饼”,而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乃至生命。有了土地了,苦难并没有结束,或许这才是苦难的刚刚开始。
    第三节《粮食记》,这是诗人对一个特殊年代人民饥饿景象的描绘,是转诉,是回忆,是控诉,是警惕。历史的劫难,爷爷正在经历,他以民兵连长的责任,为了八千人的生存,他需要改变自己。这不是一个人活着的事情,而是一群人的性命之事。爷爷以抗命的方式,完成了他对真相的揭露。“现在,你是在/阶级的边缘,乡村政治的脸/说变就变,你要相信/粮食来自天上,吃饱了饭的人民/是多么的露骨,你要相信/你的小儿子就是喜欢啃树皮/你的大儿子不是水肿是阶级的虚胖/你的老婆子不是不能生她只是/政治性的月经不调/你要相信,所有的铁都属于集体/所有的碗都团结为公社,现在/你要大声赞美那雪白的粮仓/那逃亡的麻雀/当口号变作口粮,乌鸦倒在/阶级的虚线上,你该怎么办呢/民兵连长同志?/你要大声赞美、欢呼、万岁!”对集体的忠诚,导致了个人尊严的丧失,这是时代的荒谬,也是一个人溃败人生的终结。爷爷的人生,在这场与集体抗衡的斗争中,从辉煌走向了黯淡。这也是诗人抒写粮食的核心价值。
    第四节《牛棚记》,是诗人在童年与爷爷的相处之时,温暖而富有诗意。他将七十年代的简单,抒写成了一个祖孙俩动人的夜晚。“现在,爷爷,请你跟我来/到我的童年,在一间/牛棚里,在几根牛尾间,我们来倾听/那集权的钟声,牛虻与耗子的合唱/在这有限的重逢里,让我们/屏住呼吸,在我扁桃体的/淡淡忧伤中,共度这/集体的夜晚,牛轭的夜晚//是的,我干过不少坏事,你/不在时,我让牛与马交配,我砸碎过/生产队的犁,往食堂的锅里撒尿/我偷过苹果花,那是因为我饿了/我偷过香油坊,那还是因为我饿了/我不饿的时候,偷偷用牛绳荡秋千”。在牛棚的夜晚里,孙子听着爷爷唱小曲,多么美好的一幕,要知道,这是在那样一个并没有开禁的时代,诗人却在前三节愤怒的批判之后,来到了柔和的场域中,幽默、和气、忧伤,都在一场又一场回忆中浮现,消逝,重又浮现,再与那个时代渐行渐远。
    第五节《墓边记》,这是诗人发出的对逝去的爷爷的缅怀之声,整节诗透出一种深深的忧伤,它带着诗人倾诉自我之感的动情。诗人追求自由,但敬畏生活,语言之事,像生存一般,同样能抓住每一颗善良之心。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之事了,历史如烟,而人生流转如梦幻无常。想说的,想写的,都在一个个句子中,饱含复杂的信念,深邃的精神。“总之,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除了几滴墨水。/我没有说出枪口,它有时指东打西;没有说出/死亡,毕竟,在成堆的死亡面前/我叫不出那些名字。我没有说出墓碑/在成片的麻雀眼中,我也没有说出贫瘠/毕竟,活着的还有大片的乌鸦,我说不出口。//我说得出口的只是你,草绳的爷爷,黄土里的/咳嗽。今天,我要跪下说,以你爱听的呜咽/说:草民的一生,土坷垃的一生,以及白霜中/干屎的一生;说:梨花的一生,白铁皮的一生/谷仓耗子的一生,补缀的一生//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更尖锐,更深情/你死了,死的意思是/我们终于有了同一个父亲/而我还活着,还可以说:启武兄/在这块集体的土地上,你就/凑合躺着吧,这里有你的祖宗/有你的父母,有你/爱吃的青草和盐粒,作为你的孙子/我既不是在歌唱,因为歌唱里没有敌人/也不是在哭泣,因为哭泣是个负数/我在抽象地思念你、还原你、答复你!”孙子与爷爷之间的对话,以生命开始,以死亡结束,此乃深情,也是宿命。
    朵渔的这首长诗,肯定不是“诗到语言为止”之作,它有着诗人独特的“道”在里面,这个“道”,或许已经超越了单一的语言美学层面,而向着一种更高远的自由思想境界延伸而去。在语言的创造之外,它还包含着诗人对时代、历史与政治的诉求,脱离了这些背景,诗人根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抒写他的灵魂纠结,他的爱恨冲突。虽是通过记忆来探寻一份沉重,一种真性情,但是他始终是立足于时代的背景与历史的整体,用生动的细节来填充那些寓意丰富的空白。即使诗中无处不弥漫着诗人对爷爷的爱,但也不是简单的怀念之情感流露,而是带着对历史的反省和批判之意,带着对生命的审视与独特的记录,这才是这首诗的不同凡响之处,它要比那些纯粹的怀念之作更为深刻,更富有思想含量和精神美感。由此来看,朵渔不仅仅是在解读爷爷,他更是在审视一个世纪的悲剧历史。
    全诗透着一股失败主义的情绪基调,爷爷普通而平凡的一生,是中国民众失败主义的象征和缩影,个人对抗社会与政治的过程,就是时代与个体的较量,这种较量,对于诗人的肉身来说,终究是失败的,徒劳的。人的死亡结局,在时代与政治面前,成为了历史注定的悲剧。时代想竭力控制个人,而个人想奋力挣脱束缚,当对抗与搏弈在一个交集上接近或触动了人的灵魂时,危机开始显现,耻辱由此彰显。失败主义对人的促动,并非无意义之事,恰恰是诗人在个人自由的驱使下完成介入并对抗时代的抒写。对于朵渔来说,自由主义的信仰,让他无法在书写中停留于一些“纯诗”爱好者所崇尚的形式目标——单纯的语义层面,而是必须立足于精神和思想的自由之道,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其诗歌的根本。就像评论家张清华先生所言:朵渔“不但知道他要表达什么,还知道如何表达,知道表达有可能产生的悖谬。因此,他是能够同时体现时代的复杂性和主体的复杂性的诗人,因此他的‘敏感’就是特别能够体现意义和价值的,而不止是个人和自大狂意义上的敏感、暴力和粗蛮式的敏感,而是理性支配的思考的敏感。”(13)这样准确而简明扼要的评价,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朵渔诗歌与众不同的价值。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也非常适合朵渔的这首长诗,她可能正好契合与代表了朵渔这一代诗人的情感美学。
    当然,《高启武传》这部长诗,无论我怎么阐释,都可能曲解和误读,要想真正领略汉语诗歌之美,要想看看什么是汉语诗歌的思想性,有兴趣的读者还是不妨亲自去读一读吧,或许你会有更丰富的发现。

注释:

(1)许纪霖:《回归公共空间》,第17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夏榆:《当困境终结,诗歌也就终结了——诗人阿多尼斯专访》,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0日。
(3)谢有顺:《诗歌在前进》,《我们并不孤单》,第1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朱大可、宋琳等《三个说话者和一个听众——关于诗坛现状的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
(5)南帆:《文学的维度》,第30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6)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国文学论丛》,第51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7)敬文东:《抒情的盆地》,第25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8)唐晓渡:《纯诗:虚妄与真实之间》,《唐晓渡诗学论集》,第51至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9)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载《书层》2000年第3期。
(10)朵渔:《德性》,载《诗歌现场》2009年秋季号,总第6期。
(11)转引自毛喻原《诗人的三重责任》,参见毛喻原博客http://myy5566.blog.hexun.com/35959058_d.html
(12)转引自刘春:《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朵渔和他的诗歌》,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13)张清华:《幽灵的愤怒与体味的极限》,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波,男,1978年生于湖北荆门,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诗选刊》杂志“诗观察”栏目特约主持人,《中国新诗年鉴》编委。

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ubowenzhang
E-mail:liuliu125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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