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评论家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时代意志下的诗歌命运 (阅读1898次)



                           时代意志下的诗歌命运


                                       ——诗歌与思想阅读札记之三

                                                         刘 波


                                  一

    天生忠于自我的顾城,在诗歌中像一个纯洁无瑕的王子,无时无刻不在追寻着他理想中的缪斯公主。与他之后的海子一样,顾城是一个天生的诗人。只有诗歌能让他焕发出光彩和神迹,“语言于我是自生的,像树叶一样。”(《神明留下的痕迹》)他要的是自然,美,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东西,他不能靠近俗世的肉身。否则,诗歌舞台上上演的,就是一出残忍的悲剧。诗人后来的杀人与自杀,正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顾城曾说:“对于我来说,美是一种状态,它足以使我感到这个世界的虚幻。因为美出现的时候,它太真实了。当一种美还没有被人发现,只被我独自看见时,我会有一种喜悦,有一种秘密感,也会有一种恐惧。我的恐惧是,面对美我有些自惭形秽,我怕走近美而破坏了美。我还有另外一种恐惧,我怕当我看见了一种美的时候,别人也看见了这种美,从而毁灭了这种美。”(顾城《无目的的我》)其实,顾城心目中的美,开始是幻想,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精神上的忌惮,又接近于童话的单纯。
    1979年,23岁的顾城在《一页日记》中说他既喜欢安徒生童话,也喜欢屈原,喜欢安徒生童话教给他认识纯真的世界:生活像一件大大的不可思议的礼物,他“要用太阳花、微笑和七颗星星的夜晚去交换”;喜欢屈原让他懂得人生之苦与幸:诗人永恒的生命,就在于不屈服,毕生忠于真理、美、自由的阳光和人民,哪怕脚下是不幸的深谷,也要向着理想迈进。(1)安徒生童话和悲剧诗人屈原,让年轻的顾城难以取舍,这种喜剧和悲剧的矛盾能融合、统一在他身上,的确也堪称奇迹。而后来他所要求与希望达到的那种完美无缺,正是他恐惧的原因,也正是他在诗歌中寻求安慰的目的。他把恐惧转嫁到了诗歌写作中,同时也把自我的封闭和理想的虑幻,置放到了诗歌中,并死死地固守着,惟恐有一点意外的闪失。这就是一个男性诗人的小心翼翼,为我们所带来的失去了雄性力量的阴柔美感。很多人迷恋于此,并沉于其中,无可自拔。顾城于此,乃为典范。
    生前的顾城,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他爱自己,爱成为‘自我’、成为人的自己,因而也就爱上了所有的人、民族、生命、大自然。”(2)一个首先要爱自己的人,才会去爱别人,爱这个世纪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顾城的爱,看似博大,广阔,但这样的爱,是狭小的,短暂的,这种爱成为他自己的拘囿,束缚,他不能去理解和接受更多爱自我以外的情感流转。
    1980年代,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荒芜了很久的年代,众人为顾城的才华与单纯而疯狂,而共鸣,为那种童话般无瑕的句子和词语,也为诗人那不可有半点被侵犯与受伤害的脆弱内心。顾城写于1979年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写于1980年的《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写于1981年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这就是顾城,一个童话诗人一生创作高峰的时刻。他害羞,他胆怯,他懦不禁风,他头戴自制的帆布高帽,他敏感的神经时时绷着,惟恐外界侵入他貌似无垠、实则狭小的个人空间。
    很多人有着与顾城同样的感伤和忧郁,但是在青春期之后,绝大部分人都通过越来越强大而丰富的物质而排遣了。但顾城没有,他是天生的忧郁者。他的性格注定了其对物质的东西不敏感,不在乎,他只在乎词语和句子对他的忠诚,他只在乎一个女人对他的爱,只在乎诗意对他全部的眷恋。所以,他将中国的家,彻底搬到了爱尔兰的激流岛上。在那里,他生活,他写作,他与世隔绝,他为了两个女人,他杀人又自绝。一个诗人,就这样自生自灭,活出了诗人疯子般的精彩。
    一个太干净、太单纯的人,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时空,却无法在现实中超越自己,政治于他也是一则美丽的童话,还有什么能让如此纯洁的人改变自己的天性?顾城在《生命幻想曲》中,过早地消耗了他对世界的想象,也是提前完成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美学较量,虽然他用的是童话的方式。

    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一步步/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我被风推着/向东向西/太阳消失在暮色里//黑夜来了/我驶进银河的港湾/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我抛下了/新月——黄金的锚//天微明/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碰击着/“轰隆隆”——雷鸣电闪/我到那里去呵/宇宙是这样的无边//用金黄的麦秸/织成摇篮/把我的灵感和心/放在里边/装好纽扣的车轮/让时间拖着/去问候世界//车轮滚过/百里香和野菊的草间/蟋蟀欢迎我/抖动着琴弦/我把希望溶进花香/黑夜象山谷/白昼象峰巅/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太阳烘着地球/象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象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虽然是一些想像和比喻,但处处可见诗人心中所存的宏大志愿,这就是无边的理想在一个少年内心里所产生的悖论:小到贝壳、百里香、野菊、蟋蟀,大到阳光、太阳、星星和宇宙等,即渺小的个体与庞大永恒的宇宙之间,既可以达到一种生存和谐的秩序,又处处充满内心的焦虑。我们来看看,即使“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真正有一种“世界——我不相信”的执着与不屈服。
    现在来看,再也无人写这种“狂得没边”的诗歌了,它成为了永久的过去时。但是在1970年代,表面上万马齐喑的时代,有青春少年敢发出如此狂妄的歌唱,就不仅仅只是富有想象力的问题了,而是承担着勇气、胆识甚至死亡的压力。对一切的不信任,最后不得不回归自我,相信自我的力量,这是诗人完成一种成人仪式的前提。顾城所运用的童话方式,敏感,富有超越性,它谈不上思想,但是智慧与激情俱在,国家与政治的恐惧,在诗中却化作了诗人对远方及高处的渴望。个人找到了突破自我的新路径,而生命也觅见了联结灵魂的新通道。想象美学替代现实描绘,童话世界对抗现实处境,这与其说是诗人公开的挑战,不如说是灵魂的私语。它有疼痛,但是这疼痛是一种动力,以心灵通向宇宙的动力。
    童话诗歌,成了顾城一生至高无上的宗教。在一种禁忌的社会中,或许童话体裁是说出真相最好的方式,因为它用隐喻表达了个人批评的美学,而直言不讳地“说出一切”,在“人身安全”这一命题面前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童话,成为了顾城诗歌创作的一个形式,她有隐喻、天真无邪的一面,对于诗人来说,也可以是一层保护。在这层保护下,他可以书写出自己理想主义的宣言,并将一些大词以比喻等修辞手法抖擞出来,作为一种带有诗人个性的参照。北岛和顾城相比,似乎一个是成熟的男子,而另一个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任性,撒娇,并迷恋一种非现实的幻想。因此,有人说,顾城得道家真传,逍遥羞涩,还更出世。这是有道理的。庄子曾言:“尽得天下之道而无道,尽得天下之法而无法。”(《庄子•天下篇》)顾城说这就是他学诗的最终方法论。这也就是庄子之后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有无之境,已全然泯于天地与生命之内了。顾城那诡谲生动的想象,是出自一个赤子般天真的头脑,他那样的返朴归真,正是成人世界里所乏的一种品质。而这,或许才是另一重北岛们所达不到的理想的诗歌境界。


                                   二

    1950年代,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时代的胡风,还有当时的诗歌红人郭小川,还有丧失诗艺、江郎才尽的郭沫若,配合着席卷全国“新民歌运动”的,除了“农民诗人”王老九,还有更多。这些国家主义的唱赞歌者,成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文艺标杆。在那样的时代里,他们唱得虔诚,无怨无悔,而且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心,他们是诚实的,发自肺腑的,比如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堪称典范;可是,他们哪曾料到,这些赞歌的内里,却涌动着悲情的暗流。这暗流,却到了几十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暗流,直接越过了曾经轰轰烈烈的朦胧诗运动,虽然,他们也是朦胧诗的一部分,是朦胧诗的前兆,是朦胧诗的兄长,但是他们不属于“五人诗选”的行列。
    他们一直被埋没着,像一些文坛上的孤魂野鬼。这是一批被历史遗忘,而刚刚记起来,却又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注定了,只是一场游戏的棋子,默默无闻,甘受自生自灭的命运。
    良知在政治面前,是一种永恒的抵抗物。它是一种软硬互抵、刚柔相克的伦理之物,也是在良心的支配下探寻真相的勇气体现。在黑暗的极权时代,良知与政治的冲突,定是思想在诗歌中绽放隐秘之花的绝佳契机。
    在顾城之前,朦胧诗人一直处于“地下”状态,那段未明的时期成就了一批诗人的“无名”写作。他们没有像顾城那样,沉湎于对美好童话的天堂般追寻,他们知道,诗还有另一种力量,理性的愤怒,隐忍的批判,而不是无休无止的、非理性的抱怨。他们敏感,坦荡,在混乱与黑暗时代的小地方,不甘于像芸芸众生那样接受荒诞权力的奴役,他们宁愿在语言的抒写里接受命运的洗礼。黄翔、哑默,这两个至今还不为多少人所知的不屈者,在别人都违心地唱赞歌或默不作声以求自保时,他们愤怒地写下了至情至性的文字,隐喻、沉痛,但清醒、纯粹,没有沉迷于麻木与颟顸,没有执拗于无知与谎言,他们以自己的敏感,希望赢取一份真相。确如当代哲学家刘小枫所言:“在荒唐的世界中,失败、受苦、残酷、混乱反而成了诗人的养料,供他们吟咏自慰,育他们成为‘伟大的’诗人。”(3)在此,刘小枫虽然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诗人的处境,然而,其结论用于当时身处“文革”政治环境中的诗人,同样恰如其分。他们在困惑中挣扎,在疑难中保持一份清醒,残酷或许就是对诗的滋养,而生命的力量,也是在荒诞的世界中越发显出其本能的真实。
    胡兰成说:“张爱玲的文章里对于现代社会有敏锐的弹劾。但她是喜欢现代社会的,她于是非极分明,但根底还是无差别的善意。”(4)对张爱玲的这一评价中,胡兰成“弹劾”一词用得极好,本来是一个政治术语,胡却将其巧妙地用在文学评论里,这乃是才子做法。一个作家在骨子里喜欢自己的时代与社会,却又在笔下批判这个时代和社会,这样的矛盾,恰恰是作家与文学之间那不可调和的宿命。没有这样的宿命,就不会有好的文学。“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是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惟一的听众/是沉寂”。黄翔写于1962年的这首短诗《独唱》,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的确是堪称非凡。仅从艺术性上来说,即便放在当下,与我们的那些优秀诗人和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
    诗人孤独,他有幻想,将命运用语言浓缩成一行行带着血泪的文字,抚摸,凝结,经受住那荒唐时代带给他的痛苦折磨,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不管是形而下的生理,还是形而上的精神,他要忠于真相的表达;他也有愤怒,愤怒得疯狂,愤怒得像一头野兽,一头困惑而又无助的野兽,这样的灵魂疼痛,同样是源于时代的不可思议与荒诞不经。“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著/咬著/啃著/直啃到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