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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初诗歌”的历史构造与书写图景 (阅读1232次)



     随着“世纪初文学”或曰“新世纪文学”在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研究的视点也逐步从现象的分析深入下去,进而涉及到文学史的新一轮建构以及文体意义上的分门别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纪初诗歌”的出现既是“历史”伴生的结果,同时,也不乏某种命名继起的味道。然而,“世纪初诗歌”毕竟只有在呈现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有效、自足的概念,这一前提判断大致表明:近几年的诗歌发展已经在有别于历史的前提下,显露了某些特质与独立意识。有鉴于此,本文从“世纪初诗歌”概念的生成角度出发,进而在描述内部构造的同时,研讨其存在的方式。在此过程中,“构造”不仅仅指可以支撑“世纪初诗歌”的种种外延现象,更为重要地,还指向了其内涵的整体构成。

           一、历史的逻辑与“文化”诗学

    公元2000年的来临无疑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同时也使许多悬而未决的话题逐渐清晰起来。即使从一个十年、一个世纪的时间单元来看,现代、当代文学史已有的时间经验也足以从自然的分期角度,告诉我们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只不过,文学史的描述总难免某种“事后性”,即文学史书写中与生俱来的“距离感”,始终需要时间的自然累积并浸润着历史的逻辑。在上述认知前提下,“世纪初诗歌”的提法,既是自然的“断裂”,也是线性观念的必然延续,尽管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一提法并不能符合包括诗歌在内一切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2005至2006年,“世纪初诗歌”终于在攒足“空间资本”后登临文坛,一批相关文章的出现以研究的方式将其坐实,并进一步演绎近几年诗歌的独特所指。在所谓“反思”、“浮现”、“回归”的逻辑指向下,当时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现象的解读上,而对于“世纪初诗歌”的边缘构造则基本停留在不言自明的状态之中。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世纪初诗歌”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命名,而千禧年的到来也从未给诗歌史大事记画上浓重的一笔。正如历史上已有的年代划分常常并不遵循完整意义的时间标准一样,“世纪初诗歌”的确认其实应当强调那种迥别于以往诗歌的突出现象、事件与表征,进而在设置自身的起点中承继诗歌的历史流程。事实上,在1999年4月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而产生的普遍为诗坛关注的“盘峰论战”及其余脉中(如1999年11月的“龙脉诗会”及会后双方的争鸣文章),我们已经看到纠缠于新时期以来20年诗歌历程中多种矛盾的汇集与爆发。因而,所谓世纪之交中国先锋诗坛“公开分裂”的提法,其实是对朦胧诗特别是80年代中期靠“PASS”、“别了”朦胧诗出场的“第三代诗歌”(或曰“后朦胧诗”)以来,新诗历史发展中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一次总体清算。而在论争结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又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论争及其余波仍然在随后几年的诗界具有不断提及的效力,但仅就论争中分裂出的两大阵营,即“知识分子写作”、“民间派写作”在接下来的实际创作中形成的彼此介入的状态,则不难在写作的角度上,感受到这场论争在双方引起的潜在反思;不但如此,如果从“溯本追源”到“反思情境”的诗意沉潜变化中看待其意义,除了隐含着一次“激烈对抗”中的历史经验总结,更为重要地,它又在不同写作观念与风格的公开对话以及诗人身份的焦虑中,完成了“90年代诗歌”的阶段性进程。
    与90年代诗歌“结束”相一致地,是2000年之后中国新诗在告别前代历史的同时如何走出“自身的内容”。对于“世纪初诗歌”而言,必须要客观承认的是,自90年代渐次勃兴的网络新媒体写作,对传统纸面写作、发表以及90年代常常提及的“诗歌边缘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在省略以往发表种种主客观限制的前提下,网络写作及其“发表”深刻表现了写作权利泛化后,中国诗坛“写作者”以及爱好者的数量是如此的蔚为壮观,而众多有品位的网站也为其提供了相对客观、公正的场所。仅以创办于2000年2月28日、迄今为止以产生重大影响的“诗生活网站”(http://www.poemlife.com)为例,其分设的栏目就包括“诗通社(消息)”、“诗人专栏”、“评论专栏”、“翻译专栏”、“诗歌专题”、“诗观点文库”、“当代诗库”、“诗人扫描”、“诗歌书店”等等,各专栏基本均以申请、审核,自主建立、自我管理的方式;近年来又有“诗生活博克”专栏,而到目前为止,仅“诗人专栏”一项就有650余人驻站、发贴……在世纪初几年布成阵势的网络诗歌为诗歌写作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息,并进而从另一面相折射出诗歌的深刻本质及实际内容。由此可以引申的是,世纪初几年频繁产生的诗歌“身体书写”以及一系列文化事件,均不约而同地借助网络进行传播并与之气韵相通。当代诗歌的艺术问题不断被社会化、技术化,从而滋生新的文化热点,都使“世纪初诗歌”显露了所谓“文化”诗学的特征。与近年来其他文学门类相比,诗歌其实从未丧失其热度,也从未掩饰自身的多义、分层甚至粗鄙恶俗,在那些继续保持尖锐发现、忠实摹写生活的作品以及不断涌入诗歌的人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并不悲观的时代正在到来。

                  二、代际划分与经验的出场

    “世纪初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即为以“代际划分”的角度命名写作,这种以“年代”特别是晚近年代标准划分诗歌写作的方式,同样体现了“世纪初诗歌”自身崭新的历史构造。作为一个显在的事实,从1999年3月《诗林》1期推出“70年代出生诗人专辑”,到世纪初几年“70后诗人写作”、“80后诗人写作”、“90后诗人写作”以及“中间代”、“中生代”等相关命名的不胫而走,代际命名的频繁更迭、交替出场使世纪初诗歌写作群落处于一种“立体多维”的状态。“世纪初诗歌”的代际划分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至于在具体命名下包含着怎样的创作经验,也必将会对“世纪初诗歌”的板块构造结构及其未来走向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
    应当说,从10年一代的角度划分一种写作(群体),比如:“70后”、“80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的笼统性。但对于晚近时期的诗歌写作来说,这一作法又明显具有操作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减轻当前诗歌类别区域的紧张感;不但如此,纵观近3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一个显著的趋势即为命名及其引发的论争,成为推动创作以及研究的重要动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是命名及其与生俱来的渴望甚或情结在思维惯性方面引发的“认同障碍”——一旦命名确立,即会产生泾渭分明的主观认识。然而,对于一个60年代(末期)出生的诗人来说,其写作是否真的与70年代(初期)出生的诗人形成天然的界限,从来就是一个未知之数;更何况,当代文学已有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边界模糊正是某几种有关联写作之间的链接方式,这样,对世纪初几年诗歌的代际命名及其历史考察,又必将转化为对写作的细微打量,从而确定某种“经验的出场”。
     就世纪初几年诗歌的创作实绩而言,“60后诗人”仍是诗坛的中坚力量(这一点,事实上也包含着诗人的身份已然确定的客观事实),而“70后诗人”则是羽翼已丰,形成可以和“前代诗人”处于“分庭抗礼”的趋势。在上述事实面前,我们必然要对“世纪初诗歌”的另外一类命名,即“中间代”和“中生代”对这一阶段诗歌的“确定性”意义。首先,相对于“第三代诗歌”的逐渐历史定型化和“70后诗歌”的众语喧嚣,“中间代”的出现是要包容那些没有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一批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精彩纷呈的诗写文本,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体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场方式,和诗界其他代际概念的先有运动后有命名不同,中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1]“中间代”的提出,为重新勾勒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诗歌图景提供了新的视角。它的松散、非流派性不但符合了当代诗歌场域的文化特点,而且,它还以“追加”的方式,“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一代诗人作证,它“权宜之计”式的策略意义就在于严肃地提醒了我们应当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评价诗歌史现象的问题。不过,“中间代”容易引发争议之处也正在于其“夹身中间”的尴尬状态,而隐含于其中的诗人而非理论家的“权利”赋予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其自身的“歧义”和“陷阱”,为此,我们又看到了“中生代”命名所包含的某种渴望。
作为一次命名的超越,“中生代”的提出,与重新清理一代“诗人”及其历史发展脉络有关。鉴于历史沉积的“厚度”,以及如何超拔“表象化”命名的圈套,“中生代”的提法从一开始就存有“本质化”的理论构想,比如,吴思敬先生曾经在《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一文中,将“中生代”群落的范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进而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以及“海峡两岸”的视野指出“中生代”命名在“宏观描述”、“沟通海峡两岸”、“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等三方面存在的意义[2]。“中生代”的命名与研究首先着眼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无论“中生代”的代际起止时间是怎样一个时间范围,“崛起于90年代”、“继续写作于90年代”并在90年代成为诗坛的重要力量,是“中生代”写作的共性和突出之处。而事实上,将“中生代”定位于1960年代出生为主体并兼及那些5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90年代以来的写作”。
     至此,在较为系统地从“写作的年代”和“诗人的年龄”的角度梳理相关命名之后,“世纪初诗歌”拥有的种种年代写作同样清晰起来:在所谓“前代写作”可以成为稳定的“历史记录”后,剩余的部分可以在“诗意想象”的过程中填充书写的空间。这表明已成潮流的“70后写作”事实上进入“被历史化书写”的阶段,而“80后”、“90后”则正在构建自己的“经验书写”和“空间谱系”。当然,鉴于以往的历史经验和“世纪初诗歌”本身仍处于“在路上行走”的状态,破除简单时间的“定位模式”仍是研讨这一阶段诗歌写作的斟酌之处,而“世纪初诗歌”可以容纳的深度和广度将决定其诗人群落的构造图景。

               三、从“反思”历史到“标准”的确立

     正如“世纪末情绪”总会引发人们进行独特的思考,在经历世纪之交先锋诗歌阵营论战之后,人们大致可以从现状察觉出诗坛已进入某种近乎无意识状态的“反思情境”——此时的“反思”不但包括诗人当前的即时创作,而且,作为一个可以追溯历史的词语,“反思”还指向那些具有历史症结的话题。相应于当下诗歌的稳定程度,反思与历史之间常常构成的某种反比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反思的“怀旧情结”。
    按照一种历史的序列,世纪初诗坛曾首先出现过一场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 。鉴于这次论争是由“九叶派”诗人、著名学者郑敏先生持“无传统”的意见,所以,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她在90年代以《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引发的所谓“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然而,在时过境迁之后,郑敏先生更为明确的提法,即“新诗无传统”除了再次指向百年新诗的历史,还重点关注了当下诗坛年青一代诗人的创作(之混乱局面)。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日趋“个人化”以及外部“冷风景”的交加下,反思当下诗歌创作以及延伸至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已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诗人常常自觉思考的重要话题之一。自90年代以来,新诗的传统问题特别是关于语言、形式的探讨一直成为诗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个仿佛再次重复初期新诗诞生时历史场景的现象之中,新诗的“传统”问题正以恪守历史文化和不满新诗实绩的态度,而再次在“反思”可以成为主流文化语境的氛围下得以滋生。当然,对于这场论争对阵双方的主要观点及其合理性、片面性,我们必须要首先明确“传统”本身可以提供的思考空间:既然在论争中,“传统”一词已经被先验的确证为一种存在,那么,从传统概念本身证明传统的“有无”,就无法成为有效之举。事实上,“传统”作为一个观念性极强的词语,已然决定了其自身的历史感,没有存在场域的时间限制作为标准,传统势必要陷入到自我缠绕的境地之中,因此,新诗传统的问题特别是其有无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其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的有限性,和将某一传统作为唯一标准之后的无效性。而对其进行的反复言说,总要与“回溯”、“反思”等话题发生关联,则正是其在适当语境下可以再度浮现的重要原因。
    与传统的反思相应地,是“世纪初诗歌”一度流行的经典化追求。在裹挟于文学经典化浪潮又明显带有“向后看”的新诗经典化过程中,确立某一个时期直至20世纪中国新诗的经典既包含着怀旧的记忆,同时,也深深植根于新诗的合法性内容:这个明显与当前诗歌创作保持一定距离的过程,事实上要为百年新诗的稳定性和艺术性寻求依据。然而,新诗经典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并不仅仅包括“谁是经典(作品)”的问题,在同样涉及新诗经典的历史构造和文化研究的“谁之经典”问题之后,经典固有的身份、权利也必将面向新诗历史的坎坷不平,因此,尽管新诗经典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但其“一个世纪”的视野也足以使“世纪初诗歌”在从属于另一空间的进程中,显现命名在“历史”与“现时”之间的距离感,而这一差异一旦指向当前的历史时,又必将引发新一轮的确定过程。
    在以上两点内容的基础上,因针对诗坛系列文化事件、追求好诗而于2008年出现的“新诗标准之讨论”,就生动再现了稳定“世纪初诗歌”的一次“现时性”的努力。按照发起人陈仲义先生的说法,“新世纪总体诗歌呈现多元诗写流向与相对诗写流向,在带来诗歌繁荣时,同时也带来标准‘匮缺’,尺度‘失范’,经典远去。重建诗歌标准,乃是诗歌生态进入正常循环的当务之急。”[3]所谓“新诗标准之讨论”更多是以“世纪后”的眼光,完成一次“反思”中秩序的“重建”。而透过“传统”、“经典化”、“标准”之“反思”,“世纪初诗歌”已经与此前的历史形成了对应的可能。

                   四、“底层写作”的再造想象

     对于近几年流行的“底层写作”以及“打工诗歌”等系列现象,就事后来看,或许不仅仅在于写作意义上的简单超越,至少作为一种外部推动力,它还与表意的策略及其时空生存状态有关。“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引人瞩目,直至萌生“诗歌道德伦理”,在表意的策略上,大致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是社会现实性。如果说“个人化写作”是在经历90年代诗人群体的分化、重组的基础上,最终由一批坚守诗歌阵营的诗人提出的,那么,透过那种不断为“诗歌是否滑向边缘”而进行的辩解以及“语词贩卖”式的写作,并未从骨子里改变诗人传统观念意义上的贵族气息。即使“个人化写作”已经不再进行往日的高蹈抒情,转而求助一个个平淡甚至无奈的生活场景,但诗人的眼光更多是按照俯视众生的角度指引写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盘峰诗会”之后,中国诗坛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为:发现诗人和诗歌发现的空间迅速增大,这种至少源自艺术同时也是源自反思的趋势,造就了“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可以成为世纪初诗歌的“第一亮丽风景”。不但如此,就后者而言,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重新强调、找回文学反映生活直至批判社会,也构成了在众多写作比较中,脱颖而出的态势;第二,是“真实”的“镜像”。“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从总体上说,是充满生活真实和心灵真实的,然而,更为重要地,却是这种真实在与过去写作的比较中形成的“镜像”。事实上,进入市场化时代之后,生存与竞争的压力往往会使个体生活不自觉地陷入未能免俗的境地。因此,纵使不必采用历史整体性的追溯,“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的为数众多和时空广阔,也构成了冲击纯文学脆弱阵地防线的多面锥体。而在“镜像”的映衬之下,往日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躯体欲望等主体认同的个人写作,宛若遭遇雨天冲刷的涨池之水,那种来自生命底层同时又是悲悯人性的写作瞬间使权利的坐标趋于等同;第三,是乌托邦情怀。在“诗歌道德伦理”出现的瞬间,人们似乎嗅到了某种回顾历史后诗歌自我拯救的味道。交织于真实和权利泛化之后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从不畏惧与满足已然获取的写作空间,他们以“观看/被看”的姿态在写实主义那里获得了回击后现代碎片生活场景的手段,而达成一种诗歌的“至高律令”既是这一写作同时也是批评家责任的共同旨归。尽管,以“道德伦理”要求诗歌和诗人从来就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但勉为其难的结果或许就在于心理空间和想象空间的自我营造,这种极具召唤意识的命名,对于那些尚处于“底层”的写作者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真实的诱惑力量的。
    从“底层写作”等的表意策略,看待世纪初诗歌的时空生存状态,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为关注现实与民生发挥着内在的效力和再造“想象”的功能。事实上,“底层写作”、“打工文学”一直与同时使用的诸多意识形态性的称谓,比如:“人民性”、“新左翼文学”、“有产阶级”之间联系密切。遍览世纪初几年诗歌评奖、期刊发表以及各地文联、作协为诗歌写作提供的“依据”和“范本”,我们不难感受到某种新的制约机制的生成:“干预现实”、“恢复文学的揭示甚至批判功能”等,正是世纪初几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走向;而历史和理论的经验也早已证明:文学适当的公共化、意识形态化是有效而正确的途径。这一制约方式至少从营造写作底限的过程中,拯救了写作意义上的挥霍无度与任意妄为,从而在平衡文学(诗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再造文学的“想象”与精神的“想象”。至于“想象”包含的“乌托邦情结”,也生动再现了詹姆逊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对集体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的解决办法:它不会消除人际关系和肉体存在本身(其中包括性关系)这两者固有的紧张状态和不可解决的矛盾” [4]的说法。
              
             五、诗歌的“地理”及其分边场域

     从表面上看,诗歌的地理问题似乎正随着城市文明和科技化的进程而消失——除了网络将写作的空间“人为”地缩小,交流和资讯手段的迅捷也使诗人的地域身份变得日趋模糊。然而,无论从空间的广阔,还是写作内部结构的复杂多义,诗歌中的地理因素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地理现象,却在“世纪初诗歌”的肌理构造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并在特定的区域下异常突出。
    首先,人们很容易从民刊的一纸风行和网站的竞相繁荣中看到“诗歌地理”的问题。在“世纪初诗歌”几年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存在多少种民刊和诗歌网站,已成一个难以确切统计的事情了。从竞相出现在网络上的诗歌网站、网刊以及消息报导中,可以看到我们时代的诗歌写手竟然如此的数以万计;而在不断市场化、科技进步化的今天,自印的民刊、诗集(其中的合集可以视为一种“地理现象”)更是通过一种集束出场的形式将或是出于地域、年代、旨趣等标准的诗人合在一起。从北部中国的《东北亚》,到南部中国的《诗歌与人》,民刊的繁荣以及包罗万有一直表达着不同地域使用汉语创作时具有的差异性。上述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正式期刊发表空间的限度有关,但更为重要地,则是通过集束出场的方式可以醒目地表达一个地区、一个群落诗人的生存记录,这其中隐含的另一重意义即为在诗歌边缘化的时代,诗人的崭露头角、身份汰变竟然如此的竞争激烈。如今,与民刊相对应的官方刊物也不断通过更为明确的“地域性”栏目经营版面,这不能不说“诗歌地理”已是随处可在的现象了。
    与80年代诗歌的群落效应明显不同的是,“世纪初诗歌”在经历90年代风景冷清、资源匮乏的分化重组之后,正以文化地理的方式自发地建构属于这一时代的“诗歌地理”。如果借用后现代地理学的说法,即“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这就是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5],世纪初的“诗歌地理”自然不再仅仅局限于地域诗学的问题,其重点还包括同一诗歌写作过程中的空间层次。以上文所言的“底层写作”为例,其“草根性”、“打工者的身份”以及写作本身的伦理意识,就属于社会底层的生存写照和真实吁秋。这种真实、尖锐以及苦难式的生活处境及其精神书写,在那些有身份的诗人圈子里,极有可能遭至一些人的曲解与讥讽,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又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诗歌地理”在置于权利场域之后,将存有怎样的界限和印痕。
    “世纪初诗歌”的地质构造无疑从多维度的视点勾勒出当代中国的写作图景:在自然地域的平面化网状与立体结构叠加的构成中,所谓平面与立体同样也包含着“相对位置”的现象,这是一个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就目前的态势而言,北京、上海、广东由于文化精英的聚集和经济的发达,一直成为“世纪初诗歌”最具活力的区域,诸多诗歌活动、文化现象以及诗学争鸣也多源于此。相比较而言,那些“外省的诗歌”会因为相对的“冷清”而产生聚集“中心”的现象,但对于剩余的诗人,则需要加强地域诗歌旗帜的“亮度”而维系自身的位置,从而引发诗歌“地理”倾向的加剧,并最终在不断产生新的诗歌现象中浮现崭新的诗歌地理构造……
     通过以上5方面的研讨,我们大致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廓清“世纪初诗歌”的历史构造与图景书写。与那些常常从现象出发的角度言说“世纪初诗歌”的文章相比,本文关于生成方式的研讨,同样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并将不断延伸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纪初诗歌”必将会因更多新质的出现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历史阐释,并直至产生自身的裂变现象,但无论怎样,诗歌的地质构造总要在挥别历史的过程中探寻今天的特殊性,这不但在晚近时期文学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为构造和图景自身的未来留下了丰富的时间和空间。

注释:
[1]安琪:《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年4期。
[3]陈仲义、张立群等:《世纪初诗歌写作及其可能的标准确立的对话》,《中国诗人》,2008年3卷。
[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97页。
[5] [美]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前言和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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