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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阅读1386次)



      相对于众多同类的话题,本文使用“国家的想象”这一命名,来探讨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在这个同样从属于观念意义层面的词语中,笔者期待以一种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历史范畴,通过囊括诸如“民族”、“大众”等一些同样属于观念意义上话语,来描述新诗自身已然承载的文学想象。
    如果从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那么,新诗承载的“国家的想象”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现实不断“社会化”以及“文化化”之后的一种文本呈现:在承受近现代屈辱历史以及社会的内忧外患之后,所谓“现代中国”观念的渐次兴起,正是一种心灵震颤后的理想指向;而包含于其中的复杂内容,却在“想象”中成为一种“政治的共同体”[1]。

            一、“国家想象”的时代生成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的神话,是中国新诗与社会现实碰撞过程中,寄予理想的结果。从观念流变的角度上讲,“国家的想象”除了可以表征为一种“政治的想象”之外,关键还与传统中国国家意识常常处于“蒙昧状态”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思想启蒙关系密切。从晚清时代国人在屡次遭受外来文化冲击之中,逐渐接受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反思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匮乏和倡导爱国思想就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写于1900年的《爱国论》一文中,梁启超曾以“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2]一语道破传统文化中“无国”与“爱国”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在写于1923年的《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中,郭沫若更是以一种现代的视野指出:“我们中国本来是国家观念很淡漠的国家,在十几年前,军国主义正在世界上猖獗的时候,有许多人士很以此为可耻,而大提倡爱国。好在我们素来的传统精神,最远的目的是在使人类治平,而不在家国。”[3]传统中国“国家观念”的淡漠,已然为日后强烈主权意识、国家独立意识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近代中国社会屡遭欺凌,东方大国形象的“风光不再”,以及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政体观念的介入,常常使传统观念意义上的民族、政治问题,上升为一种真正从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而有关这一点,一旦回顾近现代历史社会的变迁,便不难在“自我”和“他者”的比较中,体验“现代国家意识”的诞生[4]。
    在写于1899年岁末,远渡太平洋船上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曾不无深情的写道——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5]
   而在其后书写的《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梁启超又有“今日之中国现状,实为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而要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限,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6]的类似论述。在上述列举的可以充分显现一种“过渡”、“徘徊”的“彼岸意识”中,这位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先驱人物正以“扁舟”的隐喻,诉说着自己的理想憧憬——这种憧憬除了带有一种过渡时代的惶惑,无疑还蕴涵着一种“求新”与“进步”的渴望。
    梁启超的“求新”理念,自然与其一度倾心的“变法维新”有关:在所谓“新”与“变”相互作用之间,“新民”与“新政府”、“新制度”正以一种内在的逻辑,演绎着现代国家的秩序以及理想的现实指向。而事实上,从当时维新派以及稍后的革命派那里,常常显露于20世纪起始处的“少年中国”形象以及“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诗句中的理想、精神,也确然在寄托政治憧憬和国家想象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文学层面上的意义承担。
   危机中诞生的“国家想象”同样适合于中国新诗的书写。从“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呼应时代、继承前人基础上书写的“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到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梦想着国家与民族的新生。“国家的想象”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话语”,一直是以“文本理想化”的方式,成为推动20年代左翼诗歌和30年代诗歌“大众化”、“抗战建国”的主要动力之一。即使进入当代建国之后,在迅速产生的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以及胡风那组气势更为恢宏的《时间开始了》里面,人们依然可以读到一种“未来的想象”——由于存有更高级别的“国家理想”,所以,在常常通过“回顾历史”、“指向未来”的写作模式下,无论从诗人自身,还是接受者角度而言,“国家”正以其巨大的符号想象空间,成为诗歌写作上的“时代主旋”。

                   二、“国家主题”及其伦理意识

   新诗中呈现的“国家想象”作为一种“政治想象”,其涵盖的内容应当是多方面的。除了可以直接转化为“民族的”、“大众的”“想象”之外,这种“想象”还以诗歌指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表达一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道德伦理。
    近代中国一度饱受欺凌的历史,必然导致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情怀,并进而通过选择某种文学形式的方式进行情真意切的抒发。自晚清时代形成的“国家意识”、“爱国观念”,在五四新诗诞生的时代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并在20年代新诗的写作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趋势,朱自清在40年代曾以对比陆游的《示儿》和顾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方式写道——
    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可是我们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国家,跨上了世界主义的路。诗人是领着大家走的,当然更是如此。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等诗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且先看他的《一个观念》:
   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
   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
   一点儿亲密的意义,一股火,
   一缥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
   我不疑,这因缘一点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
   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他绚缦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
   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的美丽!
这里国家的观念或意念是近代的;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个国家意念是抽象的,作者将它形象化了。……“一个观念”超越了社稷和民族,也统括了社稷和民族的,是一个完整的意念,完整的理想;而且不但“提示”了,简直“代表”着,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这种抽象的国家意念,不必讳言是外来的,有了这种国家意念才有近代的国家。诗里形象化的手法也是外来的,却象征着表现着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7]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朱自清的言论除了以简要回顾的方式,论述了所谓“国家意念”的现代兴起及其现代性的历史构成方式,而且,关键他还以“一个观念”的形象举例,说明了这种“意念”的“想象性”、“理想性”以及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道德伦理意识。
   新诗写作中的“爱国意识”,作为与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密切相关的内容,无疑为构造和聚焦“中国的想象”,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展现途径。从20年代出现的以“醒狮派”和“大江社”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思潮,在《大江季刊》上,“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闻一多发表了《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爱国诗篇,到因“五卅运动”而形成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造就“国家”成为政治想象中的重要主题,诸如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的诗句,无疑是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和力量,在“预言”中成为“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而它的意义也确然既是“现实的”,同时“也是理想的。”[8]
    抗战时期的诗歌,由于外力的压迫,顺而造就“民族国家”成为一个集中表达甚或唯一可以表达的主题意象。比如,在写于40年代解放区的《解释自己》一诗中,何其芳曾写道:
    呵,什么时候我才能够
    写出一个庞大的诗篇,
    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中国”?
而在因庆祝抗战胜利写于重庆的《新中国的梦想》一诗中,何其芳则以另外一种叙述说明他对国家的热爱与向往:
    呵,百年来的中国人民的梦想,
    或者叫富强,
    或者叫少年中国,
    或者叫解放,
    或者甚至叫不出名字
    只是希望有衣穿,有饭吃
   (这也许是太不像希望的希望,
    太不像梦想的梦想,
    但这又是多么不容易变成现实)……
    必须有人来集中他们的意愿,
    必须有人来寻找道路!

    ……

    新中国呵,
    百年来的梦想中的新中国呵,
    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
    你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
    你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
    最大的晕眩!
除何其芳之外,身在国统区奋斗的诗人也同样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想象”,穆木天在加入中国诗歌会前后创作上的转变,戴望舒使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穆旦在《赞美》一诗中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深情呼唤,都无疑寄托了对国家的关切和热爱。而这种写作的态势,恰恰可以呼应朱自清在《爱国诗》中的另一段论述:
    抗战以后,我们的国家意念迅速的发展而普及,对于国家的情绪达到最高潮。爱国诗大量出现。但都以具体的事件为歌咏的对象,理想的中国在诗里似乎还没有看见。……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我们希望这个理想不久会表现在新诗里。诗人是时代的前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再说这也是时候了。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完整的理想已经完成完整的现实了,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

               三、“诗与建国”的现实指向

    既然“国家的想象”已经适时进入新诗的历史,并在爱国诗中指向一种理想,那么,呈现于新诗中的“国家想象”还必然要与“诗与建国”这样极具现实指向的话题产生关联。如果可以依据“这种政治爱的某些性质可以从语言描述其对象的方式当中去解读出来”的论说标准,那么,“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9]所包容的“国家的想象”,或许在白话文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它的“政治”内涵了。
对于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实际上是以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国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根据的事实,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曾续写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10]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传统士大夫与民众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其不再仅仅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11],并最终通过写作的方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语,无疑意义重大。作为和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同步兴起,并对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起到巨大作用的白话文而言,它在结合现代印刷媒质广泛传播之后,自然会在推广普遍语言的过程中,凝聚一种群众意识乃至国家的意识,而在此过程中,“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体现,或者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部分” [12],恰恰可以成为“语言”与“国家”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
    由现代文学语言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不难推导,作为白话文运动先驱的新诗,是不可避免的将这种功用夹在诗歌写作的“衬里”之上的。除自胡适以降的白话诗不断由于时代的原因,体现一种爱国的意识之外,白话在不断丰富进化的过程中,也常常可以体现一种“现代性的建国”方案——正如刘禾所言的“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这使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13]。为了能够更好的普及、教化大众,承担“国家的想象”,现代汉语诗歌在演变过程中,一个较为隐蔽的成规,即为随着国家、政治的要求,语言不断在使用上发生变化以及在政治标准下,选择何种写作成为“倡导的对象”甚至成为特定时代文学史“书写的对象”。而在语言使用始终无法摆脱民族国家“意义网络”的前提下,众多从属于“他者”派别的诗人往往在“政治”的标准下评价较低,并“期待”重写文学史的挖掘,正说明了这种内在的联系[14]。
    30年代裹挟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诗歌大众化”,无疑是以诗质晓畅明白的方式,实践着“集体”、“大众”、“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抗战已经发展为“民族政治”之后,不断通过宣传、普及而实践的“诗歌大众化”,其行为本身或许就在于通过教化大众而实现团结大众、诗歌建国的目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诗歌除了要在题材和主题的问题上达到“建国”的要求外,还必然对诗歌写作的主体即诗人本身提出要求——“一个真实的诗歌工作者,要作他的时代的喇叭手,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他要把他的时代的声音,反映出来。他要作他的时代的代言人。他要把他的时代的感情集中在他的身上,以一种极紧缩的形象,把他的时代的感情,反映出来。他要用时代的典型的形象反映出来时代的典型的感情。这样,在我们抗战建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间,一个真实的诗歌工作者,就是,必须用他的诗歌,歌唱出我们的时代的抗战建国的要求,以之,在政治上和在艺术上,完成他的民族革命的任务。”[15]当然,即便如此,诗歌建国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在“诗歌”与“建国”并重的诗论家那里,常常会有更为完整、细致的表述:比如,为了建立包括现代制度、现代群体等在内的“现代的英雄”,朱自清就曾指出:“建国的成绩似乎还没有能够吸引诗人的注意,虽然他们也会相信‘建国必成’。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事。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16]这种论述,自然是以更为具体的目的性,期待达到一种现代化意义的“诗歌”“国家建构”。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诗歌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新的内容,除了不断在诗歌中歌颂共和国的伟大、人民的力量之外,通过对比历史而展现对未来的想象、憧憬,就势必成为一种主旋。而“颂歌模式”、“战歌模式”的发展轨迹和比比皆是的诗歌文本,都印证了这种内在的机制,至于“大跃进时代”的诗歌特别是那场至上而下的“新民歌运动”,更是在极度浪漫、夸张的书写中,寄予了一种“国家的乌托邦”,这一切,直到60年代初期的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后,才渐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写作上的现实性与想象中的理性。
     在文学史意义上的“十七年诗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就是:新诗写作中的“国家想象”往往由于主权独立意识和国际间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得到相当程度的加强。虽然,在新诗发展的过程中,现代国家意识的出现仍常常可以使“国家”、“民族”、“大众”等词语在使用上意义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国家意识”是通过历史、现实、中外文化对比后产生的“新事物”,其间,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下,为了保持民族独立必须突出主权意识的“政治需求”也需要“国家意识”在某种观念的制约下,高于其他种种“政治的想象”,所以,作为一种观念与想象上的“自然序列”,“国家”无疑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一点,虽然在现代历史上常常由于反抗帝国主义、抵御外辱以及国家权力是否集中等因素的存在,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凸显,但是,当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成立之后,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未来想象的内驱力常常造成现实和理想间可以“迅速弥合”的倾向之后,包括诗歌在内的各式文学创作就势必在承担“国家想象”的过程中,往往陷入到二元对立的逻辑之中。“十七年诗歌”的“战歌模式”、“新民歌运动”常常密切配合时代政治,并从“国家想象”的角度出发,都说明了“国家意识”被人为的加强和诗歌必将陷于想象单一,并在单一想象下可以不断膨胀的事实。这种创作上的态势以及隐含的单一想象,无论从诗歌艺术承担的“政治想象”,还是从诗歌艺术乃至诗人自身的人性角度来说,都必将面临着一种“开放性的调整”。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家的想象”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对于中国新诗的文化观念及其价值层面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诗承载“国家的想象”或者直接从语言上相应的转化为“诗歌的功用意识”,无论从诗歌自身,还是就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而言,都是合乎历史与现实的一件事情。然而,过度的“想象”却必将在涨破新诗自身审美的界限同时,造成一种诗艺上的伤害。因此,对于中国新诗来说,如何平衡存于写作中审美与功用这一二律背反的关系,或许正是反思历史之后得出的研究走向。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之下,曾经的历史除了不断需要进行总结之外,“国家的想象”正通过语言与文化的方式重新趋同于传统意义上“民族想象”的范畴之中,萌生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写作中的“本土性”、“中华性”以及文化上的频繁借鉴与交流,已经充分说明了“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后现代语境下诗歌创作的新的理想追求,尽管,在充分释放语言和诗歌自主空间的同时,此时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已不再等同于单纯的“民族想象”和“国家的想象”。

注释:
[1]在本文的论述中,“国家的想象”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同义语,都是从属于观念层面的命题。而它(们)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主要在于选取了主观主义的角度定义了“国家”。而关于这个定义,吴叡人在“导读”《想象的共同体》中,曾认为是“聪明地回避了寻找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面向——‘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导读”部分,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2]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版。
[3]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1923年10月20日《创造周报》第24号。
[4]比如,竹内好在《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一文中就曾说:“东方的现代,是欧洲强加的产物,或者说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因为现代是一段历史时期,所以不从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就会造成混乱。” 见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版。
[6]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版。
[7][8]均见朱自清:《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138、140页。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安德森在进行上述言论的过程中,总是和“祖国”、“国歌”等词语相连。
[1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11]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2]汪晖:《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1期。
[13]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4]比如,刘禾就曾经认为:重写文学史的“初见成效”,使“有些多年来销声匿迹的流派和作品终于重见天日”,这其中就包含着象征派诗歌、《九叶集》诗人、胡风及“七月”诗派等,这一观点当然值得商榷,因为内在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在语言使用与国家建国的关系上,我以为:刘禾无疑是抓住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见《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15]穆木天:《诗歌创作上的题材与主题的问题》,穆木天:《怎样学习诗歌》,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
[16]朱自清:《诗与建国》,《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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