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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写作中探寻思想的出路——关于195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歌创作 (阅读2066次)



            在持续写作中探寻思想的出路

                   ——关于195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歌创作

                                                   刘  波


                 一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讲究年轻化的时代,连写作这种要求经验和阅历的事情,也逐渐趋于低龄化,求浅显、无思想、拒绝深度,正在新一代写作者中大行其道。当大家都将目光聚焦于更年轻的诗人,比如从热炒70后、80后甚至90后诗人,到强行命名“中间代”,诗坛学界对诗人的代际划分已成风潮,这在当下的命名语境中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将诗人简化之嫌。每一个年龄段的诗人,都可能有他的共性,但更多的还是他们鲜明的个体性。当我们将视角从年轻诗人身上转回到那些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身上时,会发现他们的写作,也是我们当下诗坛活跃力量的重要部分。
  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着很多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遇,政治运动对思想的奴役,市场经济对心灵世界的冲击,消费社会的喧嚣让精神无法扎根,还有网络时代对文学价值观的大面积颠覆,都连续对他们的生活和写作产生影响。这些阶段性的独特经历,一方面是他们不平遭遇的见证,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创作的资源。在受外部大环境影响的同时,诗人们的创作姿态随之也在变化中调整,他们有的热衷于语言实验和形式冒险,有的面对时代现实作批判性的言说,还有的则在一种理想支配下作幽闭的呓语。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到新世纪之后,他们大都过了知天命之年,越来越存有一颗难得的“平常心”,所谓处变不惊,此之谓也。当我们真正回过头来返观这些诗人时,会发现他们的写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刻板、单调,落后于时代,再无先锋的色彩、诗意的美感。他们由当年的青春期写作,经历转型之后,已经走向了成熟的境地。现在,他们中的很多诗人依然留守在诗歌的现场,继续探求先锋诗歌写作的丰富与可能。
  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荟聚着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中有朦胧诗人,如多多、杨炼、芒克、梁小斌、严力、李小雨等;有第三代诗人,如于坚、翟永明、王家新、周伦佑、杨克、柏桦、欧阳江河、伊蕾、阿坚、姚风等;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如王小妮、李琦、张曙光、梁平、马莉、张新泉等;当然,更多的还是一路持续写作而不属于任何流派与团体的诗人,如张洪波、邹静之、郁葱、大解、柳沄、刘立云、车延高、子川、耿翔、雨田、伊路、汤养宗、靳晓静、王鸣久、李松涛、陆健等;还有既做评论和研究,又写作诗歌的双面手,像沈奇、陈超、耿占春等;还有一批小说家,平时很少写诗,但我相信他们是读诗的,所以一旦下笔写诗,品味也不凡,像史铁生、张炜等,他们的诗与小说不一样,或许是诗歌滋养了其对语言与叙事的那份敏感。这些开始于朦胧诗及其之后的先锋诗人,与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一道,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
  与30、4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比,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创作上更富自觉的现代性,他们或在早期受惠于西方,或在后来接续上东方,或自我启蒙于自己成长的时代与社会。在代际影响问题上,他们谈不上承上,却是启下的一代,朦胧诗人启蒙第三代,第三代诗人又直接恩惠于“中间代”、70后乃至80后诗人。对于这几代诗人的价值定位,也是大抵如此。但诗歌能让一个人保持年轻的心态,以及敏锐的感觉力,有过诗歌写作经历的人,或许都会从中受益。对于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依然坚守在诗歌的现场,保持一种旺盛的创造力,这或许才是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更年轻的诗人而忽略了他们的原因。

                 二

  上面谈到,1950年代出生的这批依然活跃在诗坛的诗人,之所以能让我们去关注,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持续性写作。他们中多数人都有了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不管中间经历了怎样的风云变幻,诗歌于他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是支撑其思想事业的基石。相对于老一辈诗人,他们也曾经先锋过,前卫过,只是由于年龄变化与艺术取向方面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作一种回归,这不仅是价值观念的回归,更是一种人生心态的回归,即回归到让诗歌入心的状态,回归到一种平和但又不乏深邃的境界。
  像多多、杨炼、芒克、梁小斌等朦胧诗人,早已在80年代就奠定了自己的诗坛地位,他们后来的创作,更多的还是对这一地位的巩固。多多的诗歌沉痛,庄严,有一种深深的悲剧感,他不同于北岛、舒婷、江河等人的意识形态反抗,其诗歌更富现代感,是语言契合于艺术和思想的不凡创造。近几年,身居高校的多多去教学生怎样写诗、朗诵诗和欣赏诗,自己写的倒少了,这或许也是一种积累吧。杨炼虽在国外,却一直笔耕不辍,保持着创造的热情,并随时准备拿出优秀之作。近期发表的长诗《水薄荷哀歌:无时间的现实》(选章),比以前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更显明晰了,这应该是一种可喜的转变。对于梁小斌,虽然很久没见到他的新作,但是只要一出手,可看出他的实力不减当年。相比于《少女军鼓队》、《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其近年组诗《沉重之物及其他》,是在观察与洞悉生活之上的诗意审美,它们带有诗人独特经验的标记,丰富的智慧和想象渗透其中,有着对日常生活的回访之意。女诗人李琦,近年的创作有突起之势,并呈现出了成熟诗人的稳重、凝练。虽然不像年轻诗人们那样富有激情,但她在一种朴实的抒写里,隐藏着深邃的看透世界的温润力量。
  这代诗人中,还有一些保持着当年先锋、前卫的姿态,于诗歌,他们看得更清醒,更透彻,这是由个人性情与素养决定的。像女诗人王小妮,她一直在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写作,不功利,不附合,随着写作的成熟,其诗歌在用词与表达上有炉火纯青之感,在审美上越来越超然、淡定,可是整体看又不乏尖利的内核,她的作品貌似简单而蕴含深刻的价值。还有于坚,他的写作曾有过几次重大转型,早期有模仿和追随大师的经历,而在8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独创,如日常化、解构性和“拒绝隐喻”等;到了90年代,他转向了更富实验色彩的创造,《0档案》即是向历史与词语的致敬之作,也是为个人与自由的感怀之篇,此后,他渴望接续上古典文学的传统,来为汉语诗歌突显本土化的创造性。新世纪以来,于坚没有多少大制作,但他更懂得诗歌应该通向哪一条核心之路,为此,他提出“诗要到心,到语言是不够的”之观点,这是一份自省,也是一种拓展。另一位诗人杨克,他作为一个逐渐成熟的诗人,持守着坚定的民间立场。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以及到后来个人化写作的过渡,杨克的转换是自然而随意的:从意象到语言,从乡村到城市,从政治到人性,从沉郁到张扬,从内敛到批判,诗人在多元化诗歌抒写之路上走得还算顺利。后朦胧诗人张曙光,他的作品有着朦胧诗的思想深度,但显得更为个人化,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悲苦命运作为诗歌精神的源头与支撑,为此,我将其称为描述人之悲苦的北国诗人。他的诗歌里那种悲情氛围是独特的,虽然渐趋风格化,但无可复制。这一点,是张曙光区别于其他同样抒写人生悲剧的诗人的重要特点,也是他能够持续写作并极力避免重复自己的原因。具有古典气质的柏桦,近年诗歌中向历史与传统寻求资源的倾向,表现得非常突出,从长诗《水绘仙侣》到抒写个人经历的《史记》,均可见出诗人的努力:以诗证史的理想,源于对整个文化传统和历史真相的重新解读、再度阐释。
  除此之外,而还有一些女诗人,大都从当年幽团的呐喊中将自我解放出来,开始介入时代与社会,返观历史,批判现实,并不失诗性之心。翟永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她的《静安庄》、《女人》组诗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其突显女性经验的诗歌,一度被贴上女权主义写作的标签。翟永明早就明了这些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有多虚幻,她也在改变:多次旅居国外的经历,让她对世界了解得更深,而对电影绘画的兴趣,则开拓了她的艺术视野,尤其是返回对古典美学意蕴的探寻,则又强化了她诗歌的大气象,时刻介入现实与社会的那份勇敢,还为其创作带来了思想审视的力量。另一位被划归到第三代的女诗人伊蕾,当年曾以《独身女人的卧室》一诗,将性意识的解放大胆地呐喊出来,由此震惊了诗界并引起共鸣,成为了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的典范。今年,伊蕾推出了诗集《伊蕾诗选》,这位在90年代后一边写诗一边作画的诗人,在画面与语言之间找到了平衡。
  还有些诗人,是以一种见证者的身份在参与当下的诗歌创作。大解的诗歌有真性情,也具大气象,无论对于民族历史,还是个人遭际,都有其出自内心最绵密和温情的感受之真。郁葱的诗歌朴实自然,为我们守护世间越来越稀有的纯静与美好,将诗格与人格作整体融合的诗意情怀,这些都从各方面尽显出诗人富有理想的心态和见修养的诚挚之风。诗人总是能从生活的细节与经验中捕捉到瞬间的诗意,这对一个诗人敏锐的艺术感觉的考验,也是诗人保持创造性活力的佐证。汤养宗近年的写作透出了诗人矛盾的心绪,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它表明诗人于深度思考中的选择:在诗歌的辽阔版图里是孤独前行还是继续留守。现在,他焦虑于不断的重复,而冀望于新的变化,这也是他能够持续写作的动力和缘由。姚风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属于后发制人,从表面上看内敛、低调,实则有反叛、抗争的凌厉之气,看似用词简洁、平和,其实暗藏锋利和快意。王家新仍然接续了自己90年代以来的良知写作精神和悲悯气质,以语言对抗时代,以抱负破解社会。欧阳江河在80年代就写出了一批优秀诗作,之后便钟情于诗歌理论和批评,新世纪以来几无新作。然而,他新近的长诗《泰姬陵之泪》,节奏明快,气势开阔,虽是延续了之前的历史题材,但却以对“眼泪”这一意象的关照,重新赋予了中印文化之间一种穿越性的美学境界。这些诗人,作为中国先锋诗歌的中坚力量,的确为诗歌艺术的前行开拓了令人称道的精神空间。

                 三

  在文学界,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作家和诗人一过50岁,创造力就日渐衰退,很多人是在坐享以前建立的“声誉”,即便写作,也是表现得腐朽、庸常,根本无法突破和超越自身。这是诗人们面临的“中年写作”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事实。可能很多年轻诗人都觉得,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创作生命也大都“到此为止”了,不会再有多少人的诗歌会超越他们的代表作,这种判断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对于这代诗人,上面提到的成就不可抹杀,但他们的创作也不乏缺陷,对其创作困境的描绘和总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与坚守者们不同的是,还有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前诗人”,要么早就不写了,成了坐享其成的名誉获益者,受人尊敬、让人供奉,可我们在诗坛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要么写歌功颂德之词,与主流的文学格调保持同步,不甘于寂寞和边缘,他们的写作是重复建设,而且这一建设在不断走向平庸的同时,也丧失了真正的诗歌之价值。这代诗人里,也并非都能一直坚守诗歌艺术的底线,他们中也有些人抹不开“著名诗人”的面子,不时地写些应景之作,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尤其是当此时代,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在诗歌这一“可有可无”的文体上讲原则。但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有一部分1950年代的诗人,因为年龄和心态上的诸多原因,他们害怕孤独和寂寞,也担心被遮蔽和被遗忘,因此都想竭力进入文学史,尽力抓住当下的机会去接近主流,以获得身份的认同与意义的定位。
  然而,相对于年轻诗人来说,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他们的人生积淀虽然已经足够,也通晓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究竟通向何方,但如何将这些作有效的整合,化为创作中的丰富经验,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难题。因为不再年轻,他们中少有异端出现,大多都在归顺,与时代妥协,跟生活和解,而这些表现在他们的诗歌中,就是开始出现无难度写作的状态,既无障碍,也无难度,一切显得自然而然。就因为对语言固定模式的驾轻就熟,所以笔底总是打滑,看不出思考的艰涩过程,也找不到对语言创新的努力痕迹。作品从整体上看,不好也不坏,四平八稳之处,比比皆是,的确没有多少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神来之笔。总之,就是在情感起伏上显得平淡,语言缺乏内在穿透力,在表达上匮乏一种有反省力度的思想追问。所以,有些诗人的写作,甚至还处于“票友”阶段,仅仅是满足于个人小情小调的抒发,满足于功成名就之后对艺术之事的附庸风雅,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即写出一种不同于他人却又能体现最真实的个性情感的作品,在个性中见普适价值,在细节中见时代风范。
  至此,如何突破“中年困境”,超越自我,就成了摆在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面前最迫切的问题。他们的语言感觉参差不齐,进入诗歌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对自己文字所透出的思想力度,也不尽相同。其实,以他们的诗歌创作现状来看,有些诗人完全可以放弃创作,或去写写散文,或去搞搞评论,有的诗人甚至在这样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诗歌写的少了,或者完全不写了,这是一种策略,未尝不是对自我的改变。而一旦决定要坚守在诗歌的现场,还要持续地以诗歌作为文学的立身之本,就得寻找适合自己的新路径,这条新路径是开阔而又延伸到高处的斜坡,它不是一条可以随意四处走动的平坦之道,得费些心思考虑如何顺着难度往上爬。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持续写作的困境,就是诗人们在思想境界上越写越狭窄,在对存在与人性的挖掘上越写越空洞,最后是在这条小道上将自己逼进死胡同,这是诗人们最应该警惕的方向。
  当下的诗人因其在边缘,对这个时代和世界看得更清晰,更透彻,所以,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的预言者,不是撒娇者。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前辈,在创作上都应该形成一个共识:即让笔下的语言有力量,让句子有思想,在表达上富有感染力,既应向内心深入,又需向外界扩展,以达到内外之间的平衡,这是语言和内容的平衡,也是艺术和思想的平衡。因此,仅仅满足于“还在写”的状态,对于1950年代出生的坚守者诗人来说,似乎是不够的。批判、质疑、不随声附和、不委曲求全,这些带有自由之价值立场的永恒标准,仍然是诗人们必须恪守的信念。唯有如此,才有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自我超越,才有其对思想的渗透与参悟,否则,写得再多,也不过是重复劳作而已,除了增加文字的数量,其他毫无意义。保持一种发现的热情,探索一种担当的情怀,出示一份批判的责任,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仍然是中年诗人们不应该漠视的部分,它们是经典诗歌永恒的、本质性的价值之所在。它们不仅存在于1950年代出生的诗人身上,而且也是后来的写诗者在创作时的一面参照的鉴镜,青年诗人们如不及时调整自己,重走他人的弯路,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作者简介:刘波,男,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诗选刊》杂志“诗观察”栏目特约主持人,《中国新诗年鉴》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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