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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代的诗歌侧面 (阅读2009次)



                              我们时代的诗歌侧面

                                                   刘  波

  我曾经在报社工作时的一位同事X,做新闻都快二十年了,现在虽已疲乏,却还在坚持。有一天,我们碰到一起闲聊,他说他无论到哪里去出差,只带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海子诗全编》。这位从高中时就开始订阅《诗歌报》的准诗人,这位已年届不惑却仍对诗歌怀有梦想的新闻人,说他写了不少的诗,但只写给自己看,从不主动示人。
  而在报社这样的所谓文化单位,总是会有几位诗人的,上到国家级,下到县区级,莫不如此。当时,我所在的那家省级报社,同样也有几位我称之为“区域性”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永远就限于同城圈子里的几个人阅读),比如Q和P,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不会越出本省,经常借采访之名下乡游山玩水,经常拿着记者证向农民和打工者炫耀自己“无冕之王”的身份。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参加小圈子诗歌活动,经常慷慨激昂地以表演性作派朗诵自己的文字,经常熟练地写些“小型抒情诗”……一些不谙世事的诗歌青年,将他们当作榜样,当作可以引领他们进入诗歌殿堂的大诗人。而他们本人呢?也是自我感觉良好,总把自己当作大人物看待,还说要“诗意地栖居”。混社会的那一套,他们比谁都熟稔和油滑,但说实话,他们的诗歌,要么是伪乡土抒情,要么是口水化词语堆砌,没有现代意识,也无担当情怀,境界狭隘,格调平庸,虽然写诗多年,也只是在原地踏步,很少去思考与反省要努力超越自己。这种在社会上都快成了混世魔王的“成功人士”,可想而知,他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尽管在同一个单位,在同一个报社大厅里共事,X没有和这些诗人交流过,即使是接触,也是限于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他们从未谈论过诗歌。X只是自己读诗与写诗,他认为,诗歌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他只与伟大的诗歌心灵对话与交流。他不断地流露出跟很多诗人不谋而合的观点,那就是不与当下的诗人谈论诗歌问题。他可以说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里所有的名篇,说出丁当和沈奇的逸事,他也可以当众背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背诵“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背诵“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这种对海子诗歌的情有独钟,对于一个即将不惑之年的前诗人来说,的确是不易的。因为他可以沉浸于对诗歌毫无功利性的阅读中,可以沉湎于对自己喜爱的诗人没有理由的崇敬中。诗歌在他心里,就是生活和阅读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常态。而他对诗歌的态度,也是纯粹个人化的,不掺杂其他虚假的、附庸风雅的成分。这样的人,即使不写诗,也令人尊重,至少不让人反感。因为,他有自己坚守的诗意、个性与自我。
  我们可以说,诗歌永远是个性的,自由的,独立的,而不是大众的,禁锢的,合作的。总之,诗歌是自然与奇迹杂糅的,是常态与变态交织的混合体。
  进入喧嚣世界的诗歌,我对它从来就不抱有多么高的期望。因为诗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无声的,同时也是无解的。一旦有解,那便是散文。同样,诗歌还需要“陌生”,需要新奇、变化和异端,有时甚至需要一种“变态”的表达,而不是像新闻稿件和学术论文那样,语言越顺滑越好,写作技法越熟练越好。
  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发现,是语言的创造之源,即便幼稚,也不失文学本色。在人的心魂却为人所未察的地方,在人的处境却为人所忽略的时候,当熟练的生活透露出陌生的消息,文学才得其使命。熟练的写作,可以制造不坏的商品,但不会有很好的文学。”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也应该是诗人向自己陌生之域的挖掘与挺进,而不是熟练地写那些大而虚空的东西,让人看不到新鲜和奇迹。
  尤其是那些“区域性”诗人,总以为自己掌握了诗歌写作的全部要领,所有的文学眼光就局限于那几个和他有着相同趣味、相同身份的小圈子里,走不出他从小就接受过的“熟练”世界。这样的人,即使写了一千首、一万首叫做诗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他什么都没写。因为我们从他的诗中,见到了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见到了那囿于模仿而自我复制的庸俗,却唯独感受不到他这个人的心绪和性情,洞察不到他在语言创新上的独特。
  这样的人,他从不会强迫自己在诗歌中作纵深的思考与批判,那点小情感发泄出来了,即到此为止,所以思想始终停留在平坦的低处,甚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快速的下落与后退。当然,他不是像一些诗人那样从先锋退到了传统中,而是退到了庸俗与平淡中。
  如果说诗人都像我的同事X那样,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诗歌保持一种尊重和敬畏,无论他是从一些大师那里获得对诗歌的学习,还是在自己的诗意思考中坚守一份独立,这至少都不会降低他的诗歌品味。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还是像我的另外两位同事Q和P那样,借着诗歌的名义,却做一些与诗歌无关的事情:将诗歌当作获取蝇头小利的工具。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诗歌在他们手里更加丑陋,更加为人所厌恶与不耻。诗歌之所以变成一种让人惊讶并吐舌头的东西,而诗人之所以变成一种让人侧目并嘲笑的怪物,是否与这些人的虚假相关呢?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常态的诗歌,是变动的调整,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陌生”世界,是让我们困惑并为之激动不已的语言超越感。这种常态,要诗人保持一种发现的热情,保持一份洞察的警觉;而变动的调整,则是让诗人钟情于对语言的创新,对存在问题的不懈探查。此类诗人,在当下都奔着评奖而去写诗的功利化氛围中,可谓是凤毛麟角。而更多的人,都是以随意的、口水的、毫无难度追求的娱乐心态,去游戏诗歌。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去看一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诗歌帖子,去看一看大量诗歌刊物上千人一面的分行文字,我们就能明白现在的诗歌处境,只是一片虚假繁荣罢了,而在这虚假繁荣的背后,诗歌的质量与可读性,却让人不敢恭维。在这样的诗歌中,我们看不到语言的原创性与可能性,更别说在语言载体上所透出的力量感了。
  惟其如此,我才看重北岛、多多、于坚、王小妮、西川、王家新、柏桦、翟永明、韩东、李亚伟、伊沙、宋晓贤、张执浩、侯马等人之后一些年轻诗人所作的努力,比如余怒、朵渔、吕约、李小洛等。到现在,他们都有自成一家的资本,都可以沿着自己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了。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诗歌是常态的,也是“陌生”的,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一种不变的诗歌信念,就是可以将诗歌当作一种精神的信仰;就是在保证诗歌品味的前提下,适时地调整自己,包括心态、观念,也包括语言、形式。他们的警惕甚至令我们不可接近,但这正是其诗歌得以让我们共鸣、看重的原因。
  在《守夜人》之后,余怒又写出了决绝且富有力量的《个人史》,也写出了令人困惑又让人惊喜的《仿佛游泳》,这就是一个孜孜以求的诗人不断创造的见证;在《高原上》、《乡村史》之后,朵渔写出了个人伤痛经历的《妈妈,您别难过》,也写了诗人在灾难面前的反省之作《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还写了献给索尔仁尼琴的深沉的《大雾》,纪念爷爷的《高启武传》,这是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诗人,在失败感的挫折中毅然前行,因为他知道拒绝与不合作,知道诗歌需要抵达何处;吕约是一个对词语把玩得异常生动的诗人,在《奇迹》、《法律的羊毛披肩》、《钦差大臣》、《相扑比赛》中,她可能没有其他女诗人那样一本正经,但她的荒诞“玩笑”却让人无法笑得自然,笑得轻松,因为透过其语言所流露出的,全是社会的真相与困境,个人的疼痛和宿命;在《孤独书》、《省下我》之后,李小洛写下了《出安康记》、《明天》等,这是一个诗龄并不长的女诗人发挥语言天赋的佐证,她以“我”的身份切进每一处能入诗的隐秘地带,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任性,反叛,张扬,每一个句子中都浸透着一股极端歇斯底里的诗意。他们都是以抒写各种独特的悲剧见长,不管是在沉痛背后的悲剧(比如余怒和朵渔),还是在冷幽默与不妥协背后的悲剧(比如吕约和李小洛),都是无法让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诗歌的。但他们却让我们看到了诗歌语言的新意与极致美学,看到了诗歌在抒情功能之外还有一份思想的力量。
  当然,除了以上四位新生代先锋诗人之外,还有更多诗人正在用功,正在发力,比如李以亮、孙磊、沈浩波、宇向、李寒、苏浅、而戈、江雪、魔头贝贝、孟醒石、曹疏影、阿斐、张羞、旋覆等,他们的努力也是我们应该认可的,至少,他们以自己对先锋诗歌的持续虔诚与不懈探索的精神,写出了各种令人惊喜、感佩、敬重和深思的诗作,同时也带出了令人质疑、愤怒、痛楚与困顿的力量。
  诗歌的语言,以及语言背后所透出的坚韧与独立品质,正是我们判断和评价一个先锋诗人最基本的标准。如果连这两点,他们都漠视或者排斥的话,这样的人,甚至连我那爱好诗歌的同事X的水准都达不到,就只能归于我另外两个同事Q和P那样的“区域性”诗歌混子队伍。我们不能奢望这样的诗歌混子会消失,会绝迹,只是希望这样的人能越少越好,越低调越好。但这也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在当下的现实中,我们根本无力让这样的人改变。因为世事总是这么诡秘与巧合:优秀的诗人总是埋头写诗与思考,表现低调,平和,而正是那些以诗歌的名义做与诗歌无关之事的人,在什么场合都是叫得最欢,喊得最响。

作者简介:刘波,男,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诗选刊》杂志“诗观察”栏目特约主持人,《中国新诗年鉴》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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