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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路生 (阅读5409次)






  1993年夏日的一个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听得楼下有人叫。打开窗户一看,依稀辨认出芒克,其余几个人看不太清楚。我也大声喊道:“上来吧。”
  “郭路生,”他向我介绍时,头有些侧,下巴微微上翘。“我们这些人,没打招呼就来了。”他面带歉意微笑着说。
  我顿感心头一热。作为女主人,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有人在我们家这么文质彬彬地说话。我见到更多的那些“流浪”诗人,都恨不能随身携带一枚炸弹,大有将他自己和我们全家炸平之势。
  同来的还有贵州的黄翔、北京的黑大春和他的女友。沏茶、倒水在沙发上—一就坐之后,我开始默不作声地打量起这位诗歌界的传奇人物。诗人多多说:“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
  他显得太大了,头大,手大,脚大,至少给人的感觉如此。事实上他很瘦,但他决不是那种天生瘦弱的人。他身体有一部分仿佛被故意隐藏起来,或者是经过一再省略和删减,现在就剩下这副大大的、空空荡荡的样子。他说话时经常面带微笑,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进入谈话的角色非常之快,几乎没有任何过渡,语调执着而又有些含混不清。他谈到了惠特曼、海明威、艾略特等。芒克提到他自己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郭路生很感兴趣地问:“小说怎么写?”芒克两手一摊:“一通写啊。”这恐怕是两位当代作家之间最简捷、最有意思的关于文学的对话。
  我注意到他的膝盖上有块补丁。那是一条不太能说得出颜色来的旧裤子,补丁的颜色稍深了些,但也还协调,显然这出自他的手艺。如今在北京城里穿有补丁的衣服,真是不多见。
  他要了纸和笔一人埋头书写起来。谈话在继续,人们并没有因为照顾他而降低声调。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先问我要不要给孩子早点睡觉,我笑笑摆摆手,告诉他现在正是假期。“那我给你们朗诵吧,”他语气中带一些坚决,“这是我在医院里写的一首诗。”
  他朗诵时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身上所有那些不协调的成分一下子变得非常温顺。他读得沉着、缓慢,每一个音节都被拖得很长,好像他在尝试着它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又是企图展现它们所有的美。在他心醉神迷的时候,一种节奏在我们之间悄悄形成、传递开来。
  我们为他鼓掌。“我在里面,我是不自由的。”他几番这样说。他走后我长久地陷入了一种深思,即现代医学中关于精神病尺度的掌握。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在家中过正常的生活。而我们周围的另一些人更需要送进去治疗。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他非得住在精神病院不可。我的这个疑惑后来部分地得到朋友们的证实。也就是说,一个大号的人被一些有形或无形的链子捆住,而且是他愿意被这样捆着。
  能理解这些链子的含义,才能去理解他的诗和他这个人。
  这肯定是作为诗人少有的殊荣:郭路生的作品最先是以手抄的形式在人们之间普遍流传开来。他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都是。他们是成千上万普通读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诗歌的特殊兴趣,只是被郭路生的诗句深深吸引,被它们所打动,唤起了自己内心的共鸣。这和今天在一些“诗人”身上出现的情况有大的不同。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谈到过:今天的若干“诗人”更像是以其肉身大出其名的,在人们还未读到或记住他们写下的句子之前,关于他们肉体的业迹早已如雷贯耳,他们的句子不会比其故事传得更远。我想指出的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方面是,在一个是非曲折颠倒的年代里,郭路生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忠直——对诗歌的忠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出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这种由对诗歌的忠直体现出来的忠直,体现了那个时代惨遭摧残的良知,显示出能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在这一点上,郭路生甚至区别于后来众多的先锋诗人,所谓分裂是从形式上开始的,而郭路生在形式上从来不后退一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烛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除非你一遍遍将这白旬子吟诵中央.否则不会体会到其中声音的均衡、内涵和美。其中每行足足有六个音步,这在汉语诗歌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是十分少见的,正是这种拉长了的瞬间成了那种超载情绪(向往、失望、从失望中再度抬起头来)的运输工具,它是逐步、缓慢地释放的。阅读中为了能够一口气将这样的句子读出来,读者不得不进一步拖延每一个音步所停留的时间,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无限延长的幻觉。同时,四行一个小节、上下行之间音步的整齐对应以及押韵在这里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们属于人为的因素,但恰恰是这种人工装配性的东西从整体上造成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组成了诗歌自足的世界,它们将那些沉重负载的情感清晰可闻地呈现在这里。在此时此刻,如同悬挂在人们面前,成为可以触摸、可以观照的对象,从而摆脱了原先存在于人身上的那种压迫性,获得解放和自由之感。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精神享受了,在郭路生和谐优美的多音步格律中,原本是晦涩的东酉得到澄清,郁结的东西得到释放。诗人林莽曾追忆道:“在我们空旷的精神世界中,是他的诗歌为我们洒下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那些“为生存的艺术家”或“诗人”,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艺术大军”。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存在的事实,在艺术内外体验到的仅仅是个体生命痛苦压抑的烦恼,包括个人尚未得到社会承认的那种苦闷。所有这些东西像泥沙一样流进了作者的头脑和血液、乃至写出来的是一首“生存的诗”,其中生存的经验大大地损害了诗歌经验,它们呼啸着在作品的表面撕开许多裂口,使之看上去如同这个喧嚣疯狂的世界一样喧嚣疯狂。而另一类艺术家、诗人(我不敢将他们称之为“为艺术的艺术家“)并不排除自己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事实,只是未敢将对它的考虑置于对艺术的考虑之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和谐、匀齐的艺术整体,如何将生活的内容转化、提取为艺术予以观照的对象。他们的良知首先体现在尊重和珍爱自己手中的这门艺术上,体现在这种职业道德之中。要说是反抗环境中的混乱和黑暗,恐怕也只有以一种新的秩序而出现,否则,从零乱到零乱、从一种瓦解到另一种瓦解,最终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郭路生近30年直至今日都在潜心探索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恐怕是永远绕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起点、一个典范。尤其值得有了这许多惨痛教训的中国先锋诗歌界深思。我始终要说,在这个领域中,崩溃是从形式上开始,并通过形式上的紊乱而加深。譬如海子以及顾城。
  一个寒风料峭的春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医院看望了郭路生。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过去。”他远比我们周围很多人正常得多。
  下面遇到的这个问题多少有些令人困惑,令人有些不知所措。
  1993年出版的《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中有《疯狗》这首诗(“食指”是郭路生的笔名)。据说他自己曾写过一个关于《疯狗》的说明。声明当年在《今天》杂志上发表时,所署的写作日期被提前了,这首诗实际的写作年代是1978年。除了这个更改之外,“合集”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在“疯狗”的标题之下还有一行副标题“——致奢谈人权的人们”。这是原先在各种场合未曾出现过的。时隔十多年之后,郭路生坚持恢复它的原貌;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郭路生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郭路生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身为“先锋”(他的《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过)为什么又要脱离当时先锋的队伍?再来看《疯狗》全诗,如果不能找到有人猜测的那种反讽的含义,那么,郭路生到底要干什么?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降出院墙,/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疯狗”是支撑全篇的中心意象,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却是一个层次分明的逻辑间架。仿佛成了一条疯狗;但还不是;甚至还不如;假如真的是......以“疯狗”自况,这其中当然带有悲凉的自嘲的意味,但自嘲却不是自怜;在自嘲的背后,是出人意料的纵身一跃:恨不能挣脱这内内外外、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锁链,恨不能更广泛地漫游人间,更深刻地咀嚼人生!郭路生的同情显然是在广大的世界那一面,是这个世界中更艰难的、失事的人们。“疯狗”既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也意味着那些失事的人们本身。对广他们来说,当然不存在所谓神圣的“人权”,他们完全不懂这个。这里隐隐包含的一个前提是:“人权”仍然是现实范围内的一种限制及现存秩序中的一种运作,在它强调的东西中包含了一种优越之感,尽管它看上去涉及每一个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在这里撞到的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常见的东西是:郭路生宁愿将自己看做失事的,他本人并不以“先锋”自居,不把自己看做一只“燕子”,或“普罗米修斯”或“真理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的姿势与其说是前倾的,毋宁说是后退的;与其说是从一个“高音”开始,毋宁说是从一个低音开始;与其说是超然、拒绝的,毋宁说是包容、宽容的。请注意他反复使用的“人间”、“人生”、“人们”的意象,而不同干其他的先锋诗人爱使用的“世界”、“天空”等。后者是抽象而俯视的,郭路生更多地将自己“放回其中”,尽管同样在其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由此,郭路生从以强权和强音为标志的残酷历史中逃脱了。他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因而对他来说,既不存在桂冠的问题,也不存在烈士的问题。他远离枪声激烈、硝烟弥漫的战场。那些为许多人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式武器、词藻、油彩和包装纸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没有保护伞,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没有。处于这种状态不能不是危险的。他不靠岸,不去为了生存兑换那些小钱币,他失事的海面上没有航标、信号灯,他的确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漫无目的”。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时时身置的临界点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在那儿,他什么也没有,他宁肯什么也不留下,财富、名誉、所有那些小小的舒适的规则,包括一张替自己辩护的嘴,能交出的他都交出了。那么,他收获的又是什么?


    心上笼罩着乌黑沉重的云层心中/吹过一阵又一阵寒风/心里沉淀着盐份饱和的溶浆/心头竖立起积雪不化的山峰/……可它仍然还是一颗心/而且就在我胸中怦然跳动(《我的心》)


  他一再写到这颗“心”。他近些年在医院的那些作品中,受伤的心灵这个意象频频出现。他像个哑巴似的。老是禁不住去指自己胸膛中还在跳动的那个部位。“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在精神病院》),“不得已,我敞开自己的心胸/让你们看看这受伤的心灵——/上面到处是磕开的酒瓶盖/和戳灭烟头时留下的疤痕”(《受伤的心灵》)。这些诗句读来让人感到一种“噤若寒蝉”的悲凉,他肯定越过了某种界限,否则不能体验到这样的痛楚和辛酸。这么一颗除了病痛什么也没剩下的心灵,你可以说它是卑贱的、贫困的,然而它又是高贵的、矜持的,没有什么能同它交换或与之相比。对于世界它看上去是不起眼和毫无价值的,但由于它的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的疼痛,因而成为自重的,任何东西都衡量不出它的分量。它是独立的,又是广袤的;是无挂无碍的,又是知冷遇热的;是雾状的、无形的,然而无疑又是坚定而忠直的。它曾经有过的疯狂可以看做来自宗教般的勇气,像“以身试法”,同时它又是那么小心翼翼,令人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一些东西……你也可以感受到与之相似的自己的那颗心,但要在摘除了种种面具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郭路生在形式上如此谨慎。对于这么一颗本质上是广大、无形而富有同情的诗人心灵来说,它不仅需要而且热爱形式上的那些小小的桎梏,通过这些细小的链子而造成一种节奏,一种呼吸和心灵上有规律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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