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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谎言、真话与悲悯的孤独者 (阅读2105次)



                           谎言、真话与悲悯的孤独者

                                                     刘 波


                                   一

  1974年2月12日,作家索尔仁尼琴被苏维埃最高当局剥夺苏联国籍,并被驱逐出境,他成了一个没有身份和户口的人。漂流在外的作家坚定地写道:“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段,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在“文革”高压下,或随声附和,或保持缄默,或隐于地下,没有人敢于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长期的身体禁锢,逐渐导致精神上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奴役,甚至是自我羞辱。而且这种自我奴役和羞辱,在中国的集体意志规训下,国人曾经做得是那么整齐划一,而且普遍的没有丝毫怀疑:我们被谎言包围,是否人心出了问题?
  世界曾经的美好已经变得异常残忍,在残酷之中,我们依然能欣喜地看到那些苦难背后所隐藏的诗意,它们向每一个悲悯者发出自己的召唤。这是阴郁世界的声音,不和谐,正划过人类史上黑暗的夜空。
  二十年之后的1994年,索尔仁尼琴获准归国,他终于又有自己的身份与国籍了。流亡生涯的结束,并不代表着作家内心已经获得安宁,而无止尽的痛苦时时包围着他,像幽灵一般。站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索尔仁尼琴没有像一些人所料想的那样,应该感恩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相反,他说出了如此令人警醒的话:“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藏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当时庞大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整个俄罗斯大地被分裂与重组所困扰,索尔仁尼琴没有惊异于这番变局,或许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即便如此,他还是告诫自己和所有俄罗斯人民:我们要拒绝遗忘。此后的十多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莫斯科郊外的家中,为这个庞大民族的过去和当下,作着自己的反省、思索与追问,甚至在很多时候仍然出去奔走呼告,可谓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因为,他早就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写下过这样的预言:“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正当很多人对于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存有遮掩甚至消除的侥幸心理时,索尔仁尼琴的当头棒喝,适时地惊醒着梦中人。
我们能躲避历史对过去和当下的惩罚,也难以逃脱其对未来的放逐。中国作家巴金,虽然也于晚年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谎言罪行,倡导说真话,但是他的力度却远没有索尔仁尼琴那样尖锐与深刻。在流放之前,索尔仁尼琴就一直是反抗的,不合作的,而被流放之后,他更是坚信自己的正义与信念,他也彷徨过,呐喊过,但他却一直承受着种种人生压力。巴金以一部《随想录》,直接道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并大肆痛斥“四人帮”,想“一口一口咬他们身上的肉”。他说:“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监狱。这是历史的惩罚。”巴金成为一个“假话连篇”的人,也是经过一步步“改造”的,中间经历了长期的洗脑。幸亏他在“文革”之后,能够清醒过来,忏悔自己的罪过,而其他那些说假话致人于死地者,还有多少!?他们根本没有勇气站出来,对自己的过去说“不”,他们大都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侥幸心理:只要没有人来追究我,事情就算永远过去了。这似乎就证明了后来者的质疑:“文革”灾难非一人所为,而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四人帮”成了所有罪责的承担者,而其他的那些疯狂的参与者呢?他们虽然被时代饶恕了,但那由一个个冤死者魂灵叠加的真相,同样不会在精神层面宽囿他们的。他们虽然留下了肉身,但灵魂却是僵死的。这样的债务,需要用心来还。
  相对于巴金那经历过“谎话连篇”的“文革”岁月,索尔仁尼琴当年是被作为异端驱逐出苏联境内的。他搭乘那架飞机出国时,一场专制主义的噩梦,让他清醒无比。当他二十年后又搭乘飞机回来时,泱泱大国已经彻底变幻了天地。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说出了比巴金更为决绝的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其实,仅此一句,足矣。


                 二

  谎言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图的自保,但是对于另一些人,就是致命的摧残与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多是精神与灵魂上的。报喜不报忧,是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部分,在生活中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然而,一旦这种说谎的习惯延伸到了一个群体或国家领域时,这就不会是善意的谎言那么简单了,而更多的则会涉及到一个时代群体人的命运,关切到苦难与死亡。当虚假的谎言充斥我们耳边时,一个良知者会是多么恐惧,而当虚假的谎言成为一个国家的通病时,悲剧会如何收场?其实,悲剧已经在几十年前以血的教训作为见证了。谎言会导致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的灾难,而在这样的灾难中,有愤怒、屈辱,有冤案、悲剧……诸多的心理创伤、精神病变与人格异化,都会共同促使一个国家的集体疯狂,那是我们亲手制造的灾难。
  谎言的悲剧,在很长时期内虽已进入我们的文学视野,但更多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就如同谎言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或者对谎言之普遍已经习以为常。在谎言本身已成潜规则的社会,他们练就了五毒不侵之身,连警惕和自我警惕的能力都已丧失:一切的单纯均被认为是愚蠢,一切的诚实均被视为痴傻。尊重常识,已经成为当下的玩笑。
  在如此环境的社会里,我们何以不屈辱?何以不在集体疯狂的归顺中迷失自我?我们那谎言的遗产,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了,而且一代代人都接受得理直气壮,坦然自若。
  或许,我们惟独遗忘了真实的存在,遗忘了基本的人性审视,遗忘了谎言曾经为我们的先辈们所带来的信任危机与血的恐惧。不管怎样,事实存续着,它们正被历史记录在案。一个有良知者所能做的,所应该做的,只是反抗谎言所导致的悲剧被遗忘的命运。苏珊•桑塔格在《文字的良心》一文中,对提倡讲真话的索尔仁尼琴作了如此回应:“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部分和经验。”桑塔格在耶路撒冷奖受奖演说中讲完这番话,带着自省精神走了。她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渴望有人理解真相的本质,因为一个作家全部的职责就在于此。但是,她虽然有过风光,但终究和索尔仁尼琴一样,都成了高处不胜寒的孤军。
  当我们将屈辱当作资源来书写,并为谎言的得逞而沾沾自喜时,世界本身已变得不再美好,但有人以消费这种屈辱和谎言来获得心理安慰。个人的屈辱与家国的屈辱,总是息息相关。个人的谎言一旦成为制度的帮凶,幻觉产生,自由破坏,灾难接踵而至。
  灾难之后那些伤痕累累的经验,同样也可能成为苦难表演的道具。只是,在鲁迅所谓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清醒者不能再无限制地沉默,沉默可能意味着事不关己的冷漠,也可能意味着同流合污的首肯。我们到底要作出怎样的选择,才能确立谎言、冷漠与良知、救赎之间的边界?这种追问从未消失。
  我们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时,其实恰恰对于当下是无知的。我们的自由精神溃败了,无论怎样叫嚣和呼吁,也只是虚妄的自嘲,只是于事无补的过期药,因为谎言依旧在持续。而在这谎言之根的奴役下,毁灭性的低级错误,我们犯过太多了,可是我们总能找到理由为这些过错和罪责开脱。如今,相信“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众”的人,继续日复一日地犯着同样的错误,乃因常识已成为世间稀有之物。


                 三

  2008年8月,代表着一代俄罗斯人坚韧精神与悲悯情怀的索尔仁尼琴走了,这样的事实,迟早都会到来,只不过俄罗斯那一代人,甚至很多以俄罗斯白银时代精神为旨归的国外知识分子们,都没有做好先知离去的准备,他们还沉浸在大师所带来的精神震撼的时代里,但这个时代真的就要结束了。它随着一个人的离开,走向了终结。
  同样是在这个月,中国年轻的诗人朵渔,写下了一首对话索尔仁尼琴的长诗《大雾》(载《诗歌现场》2008年冬季号,总第五期),他们没有经历过相同的时代,没有相同的国籍,没有相仿的年龄,没有对生命相同的经验,但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思考,相同的独立精神,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对反抗奴役的共鸣,对谎言充斥的世界有着相同的追问。
  这是一种灵魂的交流,生命的对话,诗人于悲悼中的惺惺相惜之感,已深入骨髓。这首长诗里,一切都包容了,谎言,真话,屈辱,苟活者的卑微,生存者的艰难,对生命遭受侵蚀的麻木,对精神已被污染的不屑,对灵魂走进迷茫的无知,这些都是一个人丧失了反抗权力之后的无奈,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遭遇的精神难题。朵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人生流转中的坚守与韧性,而最丰富的内心,恰恰出自索尔仁尼琴身上,到现在,他成了人类史上关于讲真话与独立人格的一个标本。
  生命完结了,标本的价值依旧坚挺。从索尔仁尼琴身上,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精神的稳固与恒定,那种笨重线条下的优良质地,而这正是我们历朝历代所匮乏的,而且还将继续匮乏下去。而朵渔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他的反思,他的力量,都融于诗歌中了。看他,读诗,孤独者的面影正定格在深邃、理性的批判里,重新成为当下知识界的另一桩标杆,以诗的方式追寻自由、反抗遗忘的精神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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