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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诗歌与西部诗人 (阅读2808次)



西部诗歌与西部诗人
林童

由阿尔枯丁夫•翼人与曲近主编的《中国西部诗选》(作家出版社)收录了41位西部诗人的诗作。何谓“西部诗歌”?何谓“西部诗人”?也应是见仁见智。我比较赞同吉狄马加的看法。他在序言中说“所谓西部的诗歌,就是具有西部独特地域、人文色彩和鲜明时代感的诗歌”,他还讲到了“特定地域、民族”,以及“中原汉民族文化与西部当地土著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孕育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西部文化”。也就是说,西部诗歌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相当明显。由于西部诗人的构成相当复杂,特别是民族与信仰我所知甚少,我也不愿在谈论诗歌的时候,过多地涉及背景的因素,这篇文章主要从诗选中诗人们的作品所呈现的情况,进行大致的归类,探讨其诗歌特性。
一、史诗写作
这种写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或许西部诗人们有着强烈的史诗情结。我所认识的阿尔丁夫•翼人,可能与他作为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有关。阿尔丁夫•翼人属于撒拉族,他选入的作品,不论是《神秘的光环》,还是《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都是长诗。他也是把长诗作为他的主打,像他的《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放浪之歌——关于世纪末学说:混乱与挣扎》、《西部我的绿色庄园》、《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题在历史的河流上》、《遥望:盛秋的麦穗》等,由此看出,阿尔丁夫•翼人不仅仅只是想作为撒拉族诗人,为他所在民族立传,而且已从民族的意识中突围,把眼光放在了西部那更加神秘辽阔的土地,自觉地审视着西部。《神秘的光环》引诗写道:“无以言说的灵魂 我们为何分手河岸/我们为何把最后一个黄昏匆匆断送 我们为何/匆匆同归太阳悲惨的燃烧 同归大地的灰烬/我们阴郁而明亮的斧刃上站着你 土地的荷马”。诗人谁不想成为荷马,抒写着英雄史诗?“沿着河流的走向 回答众人的疑问/沿着起伏的山峦 蔓延凌乱的思绪/俯瞰大地一群牧马人在辽阔的土地上/久久怀着与我同样的恋情 同样的歌/同样受惠于不朽的黄土地”。这可以看作是撒拉族诗人的天问!与传统史诗写作不同的是,阿尔丁夫•翼人不再着眼于英雄的光辉业绩:“我们不为英雄挽歌 却为灵魂诉怨”,因为他注重“我必将赢得真理最后的审判/赢得生命自由的狂奔”!让我们也随同阿尔丁夫•翼人去“注目吧 河岸光明的种子/你是我婴儿哭泣时的欢欣”!因为养育着撒拉尔的黄河,不但养育着流域的各个民族,而且还养育着中华文明。
对白渔而言,他是想从江河原头寻找诗歌,故有“江河源诗人”之誉。白渔追求“我与万物都融会于你的博大沉雄”。(《约古列宗感受》)他在《格拉丹东》中写道:“我不仅看生我民族的摇床,满足于怀古、凭吊、寻根/看我们的血脉怎样在这里潜流,骨骼怎样由此凝铸/也看我们的精魂怎样在这里发萌,痼疾怎样由此起因”,这种对比意识恰恰是很多西部诗人所缺乏的。
风马主要是从个人史的角度来建立自己的史诗风格。他的《坐两轮马车回家》有民歌味,读来清新愉快。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自题》,这首有哲理的诗反而在他的写西部的诗中另有一种风情,并不是说他“寻觅阳光和海水,寻觅未来和无知”有怎样的方向感,而在于他的感悟:“不求苟活,我便可潇洒地死/不为理想,我就能卑鄙地活”。这不是哪一个人面临的人生课题,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抉择,每一个人(诗人)都可以扪心自问。
杨牧为20世纪80年代“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高吭而气势磅礴。这次选入的《边魂》为长诗,与但丁有关,与维吉尔有关,但我不知道扬牧的信仰是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作为背景,要真正进入但丁的《神曲》会很困难,但丁的技术可以学到,但丁的文化血液呢?这也是很多中国诗人与但丁发生血液不合的原因。《圣经》有言:“字句让人死,精意叫人活。”那么,对于“灵魂再难安静”,也渴望维吉尔作自己向导的扬牧,即使维吉尔告诉了他所有的奥秘,是不是因为“使我困惑的常是对于自己的不解”,而不知“圣彼得之门”在何处呢?扬牧是坦诚的,他剖析自己不属于那种“走自己的路,叫别人去说吧”!的确,蛹是丑陋的,蝶是美丽的。
阳飏的视野是开阔的,他的诗也比较简洁,同时不乏热情。他的《小小村庄》、《一支古罗马军团失踪之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诗,处理得都很有特色,他常常很珍爱笔墨,不过,他的《鸠摩罗什》虽然很短,但我觉得装饰还是太多,全诗两段,共17句,如果只有“滔滔不绝的鸠摩罗什留下遗言:/把我舌头葬在凉州,葬在高高的九层塔顶”这两句,该是多么好啊!
杨梓生于宁夏,自然对历史上的西夏情有独衷。他的诗就叫《西夏史诗•显道元年》,每月一首,每首记一事,讲述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英雄业绩与爱恨情仇,很讲求形式,自有美感。杨梓是讲求控制感的诗人,既要控制感情,也要控制节奏,还要控制语言,而又不失惊心动魄,这应是得益于古典诗词之营养。“伟大的时间啊,你又忘掉了谁的故事”?!很有宋代词人辛弃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慨叹,比起时间,再伟大的英雄业绩都显得无比渺小,后人的凭吊伤怀无非是诚如唐代杜牧所言——不过是后人复哀后人罢了。
叶舟曾以《大敦煌》行走诗坛,建立了他在西部诗人的地位。这次选入的《边疆》组诗,却是清新的短诗与谣曲,他的《词典》,既是个人成长史,更可以推而广之,其成长过程是:燃烧、修远、奔跑、吹动、晴朗、成长、辽阔。这是叶舟的人生宣言,也是他的文化宣言。叶舟的《牧歌》从情歌的角度看,哲思太强,符合文人谈情说爱,不太像我们听到的西部民歌——直率、热烈、奔放。
二、英雄传奇
从广义的角度,英雄传奇也可以归于史诗范畴,但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从叙述来看,英雄传奇主要是以叙事诗的方式进行,作者往往站在第三者的旁观位置,虽然也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但作者不是事件的参与者,更多地体现出记录者的身份,写法也比较传统。这种特征体现得最明显的是董家平的《彩陶的故事》和《无弋爰剑的传说》。前者写女酋长与男首领野性粗犷的爱情,后者写羌族少年抗击秦兵和由游牧民族转向农耕。同样是写爱情,冯至的《蚕马》,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算得上是典范。另外,黄毅的组诗《1890:斯文•赫定》和梅卓的组诗《赤雪嘉姆玉措——青海湖:蓝色传奇》有所突破。
三、色彩之诗
色彩之诗,或者可以说成是诗之画。这类诗歌,比较注重整体感中的突出部分,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景象。表现在这部诗选里,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花朵的伤口抒情。
北野的诗有如意象画。他诗歌的标题很注意背景与画中之物的动感。先来看《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诗人面对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的情景,看到它们欢乐的气氛,注目而浮想联翩,他既羡慕领头的那一只,因为“它嗉子最鼓,翅膀最硬/脑袋里的坏点子肯定也最多”;但他最爱末后的那一只,因为“拼命也要跟上自己的族类”;如果诗到这里也很不错,毕竟境界还不够,他还要点染,让麻雀翻过高速公路之后飞向天空,它们本属于天空:“而我更爱,麻雀飞过的那片天空/它看着自己的灰孩子被人类仰望/辽阔的爱心里闪着悲悯的光”。北野的麻雀并不因没有“鸿鹄之志”而让人藐视,更不是四害之一,有庄子的味道。另外,他的《看那乌云落在房顶上》、《天山北麓的一场大雨》、《正是中午牛羊转场的时候》、《托尔斯泰伯爵的庄园》等也各有特色。
刘涛试图建立与所写物事是一种对话关系,他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力求让物事本身传递信息,如《芦苇》,但他还是常常忍不住用自己的观念来代替对象说话、表达,比如《鸟》。我更愿谈论他的《分离》。这是一首情诗,生离死别被视最销魂之事,但这首诗却把这样的情绪严密地控制起来,不着一个有关情绪方面的词,而是让形象说话,我们在读多了过于煽情的作品之后,读该诗,反而会感觉更深刻,更让人情不自禁。再有是它的形式,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的诗人对形式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往往不懂得形式之美的重要性。诗歌是需要形式的,但一首绝妙好词,不仅仅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内在旋律,这是诗歌成败的关键。
人邻本就是画家,所以他的诗更注重关系的配搭并突出重点,很纯诗。如《草原之夜》中醒着的男人与睡着的女人,动与静,关爱与怜惜处理得相当自如,让人感觉既在现实之中,又具有梦幻之境。再如《夜晚的白马》,在星光下,白天看上去不怎么美的白马,在轻轻软软的夜色中,与星光交相辉映,更增加了夜色的静谧与迷离,颇具朦胧美。其他像《傍晚的味道》、《夜幕里的梨园》、《冬天的少许阳光》、《雨夜的声音》,诗画之境都很好。
孙晓杰时而激情,时而沉郁,主要是在思索。读他的《路遇》,感觉心被刺激,那个“像一朵死去的蒲公英”般佝偻的老妇人,生活在山核桃的坳眼里,谁想到她曾是西路军的女兵,真的是造化弄人。孙晓杰懂得对比出效果,与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而享受着现代化的人们相比,历史的沧桑感与悲剧感更加突出。《飞翔的翅膀》在带着诗人进入飞翔之后,却又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一些翅膀飞到山峦上,它们是鹰/一些翅膀飞到湿地里,它们是鹤/一些翅膀飞到草丛中,它们是鸟”。其实,它们都是鸟,只不过有的飞得高,有的飞得低,无论是飞得高,还是飞得低,自由自在才是飞翔的最高境界。如果完全从诗的角度出发,我更欣赏他的《一颗树》,这颗树虽处在大漠深处,独自在那里生长,但它除了见过“大地、裸露的山峦、太阳/天空、云、月亮和星星……”之外,它还见过一个像春天般绿意的女人,那是一个被爱情充满而等待的女人,树成为了她的见证者,人的生命没有树长,女人后来也不见了,但“它用年轮,记住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一千年也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它比我们更懂得思念”。
杨森君的诗是在怀疑与冥思中完成的。他关注的大都是在现实中不太起眼的人或物。《乌兰图娅》写一个挤奶的女工,其生活平淡,杨森君处理得也很平淡,我是指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文捷那个时代,非要往光明的高度上拔。《郊外》真正体现了杨森君的怀疑与冥思的风格,他看到的是一座废铁厂,身临其境之后是怎样做的呢?“在离开废铁厂之前/我发现院内还有一个空房间/明知里面没有什么了/但我还是把头伸进去看了看”。其中的意味,恐怕不是“窥”那么简单,但究竟何指呢,我看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沈苇的诗更多地注入了现实的因子。他审慎地注视着现实的变化,加进了人文关怀的元素,这突出表现在《窗外的烟囱》中。那是发电厂的烟囱,在乌鲁木齐的郊外,它在给人们带来光与热的时候,如何处理环境染污,不只是这座发电厂的问题,恐怕是全中国都面临的难题。沈苇在诗里所加进的丧葬场景,改变了诗的结构与意味:“发电厂的烟囱/就像三座新立的墓碑”,因为环境污染等于是在慢性自杀。如果说这首诗的批判意识还很明显的话,《大盘鸡店》则运用反讽,那是生活场景中的另一种污染。在西部诗人里,并非土生土长的沈苇有点另类,他好像与环境格格不入,有他乡之感,但又无可奈何,所以,他才在《眺望》里说:“选择一座雅丹/就拥有一双沙漠的眼睛”,但无论他如何突围,仍然陷在了“现实是一种现实,/而眺望是一个更深刻的现实”之中。
四、时代诗篇
我没有把沈苇放在这部分里,是他的诗歌所关注的时代性还是较弱。时代性体现最充分的是李光武,他的《都市的春天》上下篇,《都市女人》的批判性都很强,但作者所站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因为都市里所呈现的风物,谁又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不是参与者呢?如果自己是参与者,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如果自己真的能够置身事外,无疑又是隔靴搔痒。我并不认为讽刺能够让诗人出淤泥而不染,美丽的荷花也不过是另一种恶之花罢了,这种写法不适宜于现代诗,可以用反讽,即讽刺的对象包括自己在内。
吉狄马加的《献给汶川的挽歌》其实更像颂歌,这类诗本来就难以出新,但与他的身份相符,他在《或许我从未忘记过——献给母校昭觉中学50岁生日》里透露了自己的心愿:“或许我从未忘记过/一个人在星空下的承诺/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和良心/我敢说:一切都从这里拉开了序幕!”正由于此,吉狄马加才会说“我空洞的思想犹如一口无底的井”,而对生活与生命怀着感恩之情:“让我们就像敬畏生活一样敬畏一滴水吧”。(《水和生命的发现》
以前没有读过曲近的诗,没想到他从容而力量,思考而不抱怨。他是从平视的角度看待秦始皇与长城的,他称为《老秦的长城》,并不是说曲近没有自己的态度:“这趟专列到底有多少车辆/从秦朝至今也没人数清/每一块青砖都是一只军队/第一片灰瓦都是一座兵营”,“作为皇帝有功还是有过/只有去问万里长城”。看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万里长城能抵挡什么呢?这种划分势力范围的作法,也在民族性格上形成了封闭式的心理模式;皇帝是要为民谋利的,所谓“民为贵”也。其实,早在秦始皇时代,孟姜女已给出了答案。只不过我们常常将耻辱当作荣耀来宣扬。《坐在古诗词中赏月》写环境污染,世道污染,人心污染,月亮也被污染,早已没了古典诗词中月亮的皎洁,但直白了些。其他如“新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章德益的浪漫,郁笛的开阔,耿翔的沉重与悲情都很有特色。
五、关于西部诗歌
在上述诗人之外,还有几位诗人值得重视:伊沙、李小洛、马非、娜夜,不在这里论及他们的诗歌,我是觉得西部诗歌在他们身上并不合适,他们早已溢出了西部诗歌的范围,即使像娜夜选材与西部有关,但她的眼界一点也不西部,更不要说伊沙了,李小洛呢,就算是从地理来看,也不能算作西部诗人,她所写更与西部无关。我所理解的西部,首先在于独特的地域性,像王维发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在于它的文化性,而且诗人不是作为他者而存在,他(她)必须是诗歌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诗不是西部诗,即使生长在西部或生活在西部,只点缀西部风景而无西部风情的诗也不是西部诗,因为它没有血液,这类诗最多。西部诗歌未必就是西部诗人所写,西部诗人也不是都能写西部诗歌。最后,如何获得更高的视野,既以内观来看待西部,更以外视来观察西部,这是大多数西部诗人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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