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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的责任与担当 (阅读1907次)



诗人的责任与担当
李少咏
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一群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人。
在当代中国,文学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诗人成为时代的骄子,一个诗歌爱好者一声住手就能够让一群打群架的小流氓马上住手而且肃然起敬,北岛在成都的一个演讲竟然会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然而,曾几何时,文学无可奈何地边缘化了,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慢慢黯淡下来。到了九十年代之后,他们更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与会者不小震动和争论。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米勒一开始就引述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然后,他的整个发言就围绕这段话的思想加以发挥。米勒说:
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
米勒还引用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话,说电子媒介的高速发展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其一,新媒介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文学;其二,新媒介直接地就重新组织了文学的诸种审美要素,还有,多媒体的产生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日渐消逝,虚虚实实,幻象丛生,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而今也不复存在。如果上述所言是实,即电信技术、电影、电视、因特网、多媒体……取代了印刷机,文字被电子媒介挤兑得无路可走,等等;那么,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学,其命运就的确很可悲了。
又两年,2003年9月米勒再访北京并带来新作《论文学》,其中仍然说:“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因“不同媒介”而转到“不同纪元”了,因此“文学的时代”马上就接近“尾声”了,文学即将“终结”了。但在这时,米勒又把话头一转:“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从“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这话看,既然文学可以作为“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那么文学又怎么可能“终结”呢?永远不会“终结”的。
就诗歌的情况来说,当下我们的现状当然也不乐观。但我还是坚持认为,虽然遇到了困境,但诗歌永远不会终结。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诗歌有电子媒介好图像无法取代的特点尤其是情感价值好人文价值特征;还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诗人有一份自觉不自觉的担当。
诗歌的人文价值与电子媒介特别是当下铺天盖地而来的图像艺术的局限性决定了诗歌还有自己很好的发展前景。
任何一个电话、手机短信、影像或任何一系列影像,都只是对原始景观的虚拟、复制或再现,它们失去了更多更丰富的意义再生或意义深化的可能,使我们的审美收获受到很大的限定。因为完全真实的形象具有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个别性,而且它的感觉实在性使它的全部意义和意味都集中在完全为它自身所限定的所指上,而不大可能形成更大的审美能指空间。所以一般来说,影视演员表演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展示他个人所可能具有的和可能表现出来的魅力,而更多的审美可能性却消失了,电话好短信虽然快捷直接,却无形中失去了阅读文字(比如书信、情书)时候的心理期待的快感——而这种心理期待的快感却总是在诗歌的阅读中存在于千百万个读者的想象之中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是将自己限定于一个可观看的世界之中,我们实际上也就会被观看所规定、所决定。我们不可能自己来决定观看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而诗歌创作好阅读中的内视性的想象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想象总是内在地伴随着人的感情倾向与心理体验,并且潜在地为这种倾向与体验所引导。诗歌的内视形象本身就已经超出了现实形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已经是对可能的审美形象的更为理想的再创造,以使审美对象的存在意义与意蕴更为有效地呈现出来。所以,诗歌的内视审美总是给审美想象的可能性留下了更为宽广的空间。
另一方面,与诗歌(包括整个文学文本)的阅读所获得的内视美感相比,声音的倾听和影像的观看使我们外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消极被动地在感觉诱导的满足中,与审美对象建立起一种轻率的同时又并不牢固的现实联系。因此,倾听和观看虽然能更直接、更当下、也更轻易地获得感性的愉悦,但它也必然要付出深刻性、丰富性和恒久性消失的代价。比如电话声音的稍纵即逝和电视画面一闪而过的瞬间流动特征就受到人类记忆的限制,它迫使你迅速而感性地接收它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画面,而无法深入体验对象的美感底蕴。长期这样被动的浅层次观看与倾听会使人形成一种惰性的信息接纳方式,从而丧失深度的审美感悟能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相比较而言,诗歌创作和阅读中的内视审美却使我们在精神上拥有整个影像。它们会逼迫我们自己去创造出、去建构起内视的对象,使心灵“倾听”和“观看”到的一切充分内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使我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同时也更为深入地领悟文字意象的内涵和意义。因此,诗歌总是能使我们达到更为深刻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与其他审美活动的本质区别所在了:所有的艺术样式——美术、音乐、戏剧,更不用说今天的影视文化了——都是诉诸视听感官的物性形象。它们都必须借助于审美者生理上的、感官上的直接愉悦性来达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审美收获。但诗歌就不同了,它实际上并不提供任何物质性的视听愉悦感受——它提供的只有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心理形象,我们可以将它叫做内视形象。我们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来审视这些审美对象的。因此,诗歌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内视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由语词符号组成,其实它只能由我们每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创造出来。它就像梦境,像幻觉,像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与想象,是一个无法外现为物质性的视听世界的所在。就此而言,即使我们有心用某种艺术样式或某种生理性的感性满足来取代诗歌所提供的审美世界,它作为一个永远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精神性的存在,又如何能被取代呢?因此,无论电子媒介和图像社会怎样扩张,无论电子媒介和图像的消费如何呈爆炸性地增长,它对诗歌生存的所谓威胁其实就人文诉求方式而言并不存在。说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艺术和所有的美,都不过是对人类生存诗意的呈现与揭示。人类是唯一具有主体性的生物,诗歌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生存的制约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存在之中。在诗歌中,人们把美交还给美,把实存交还给实存。在阅读过程中,人因为获得时间性而得以进入本质性存在,人也由此而获得对人本身的信仰和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力量。诗歌引领我们超越了感性空间的束缚,因此它也远离了其他审美活动的空间角逐,在纯时间性的内视世界中开拓着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审美疆域。不用说,只要人类还需要在生存意识中体验纯粹的时间本质,那么即使是电子媒介和图像社会的完美风暴,也不足以使诗歌丧失掉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这块世袭领地。相反,在电子媒介和图像文化成为历史新宠的后现代社会,惟有诗歌能够将我们带往精神的深处,在尽显语言和内视世界的能指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刻的内心体验开掘存在的诗意,共享人类灵魂探险的无穷可能性,并以此构成人性的全面而立体的交流,使失去家园的人类精神在新的信念的询唤下,在灵与肉的主体性升华中,重获救赎,直达彼岸。
现在我们的诗人的责任就是要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担当,在人类精神深处、更深处探索与挖掘。因为就像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艺术旨在使人感觉到事物,而非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乃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以把握,增加感觉的难度好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即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我们更深地切入人类精神的本源,就能够拉长欣赏者与其对象之间的感觉距离,从而创造出一份真正美丽的世界。
担当的精神起点,必须是人类永远的渴望健康美好生活的审美需求,所谓真善美的标杆我们永远不能够放弃。有了这些,我们的诗歌将永远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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