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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以诗人为木铎 (阅读1976次)



天以诗人为木铎
——沈泽宜论


邹汉明


一、开篇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初夏的燕园,气候宜人,那是一个周日,与别的周日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这一天,对于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沈泽宜来说,这是一个注定要让他一生铭记的日子。此时,大餐厅的东门外墙上,已经破天荒地贴出了一张批判宗派主义的小字报。年轻的沈泽宜读后心潮澎湃,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很快草就了一首叫做《是时候了》的诗。五分钟后,他道逢当时的挚友张元勋,兴奋地把诗给他看了。出于共同的志趣与爱好,张元勋随之续写了诗歌的第二片段。他们一人两张红纸,将一首即将写入历史的《是时候了》张贴到了北大民主墙上。以下,是《是时候了》这首诗的沈泽宜书写的部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
      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
    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
      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
                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
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
藩篱。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自有新诗以来,很少有诗人会像沈泽宜那样,戏剧性地以“大字报诗”的形式来发表他的“成名”作。这首诗,因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而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诗歌别具意味、令人侧目的作品,也是诗人沈泽宜关注现实的开篇之作。
撇开围绕此诗进行的大批判以及作者的个人行为,这是五十年代的青春的宣言,是热血写就的诗篇,更是直面年轻的心灵播下的火种。倘若对这首影响历史进程的诗歌细加分析,这种楼梯诗的形制,受到的是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可以说是五十年代普遍使用的一种诗体,说白了,它还没有与盛行一时的诗歌体式区别开来。它是一个应时际会的诗人横空出世的作品。在沈泽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书写中,这样的诗体也仅此一例,可见,诗,当它站在前台、面对更多的受众的时候,是来不得半点小家碧玉和过度的修辞考虑的,它所需虑及的,只是一种说话的气势,在一种别于常态的语速中整个儿将读者的心灵挟裹而去,这就是此类诗歌的目的,它天然地带有号角的作用,也即沈泽宜后来提倡的诗歌具有“开辟道路”的那种先锋的作用。沈泽宜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三十二行新诗,其开篇的意义,怎们说都不会过分,因为它的确非同凡响。不过,在诗艺的层面上,我认同谢冕与孙绍振两位先生的论断:“当他(沈泽宜)写出震撼历史的篇章时,作为诗,是幼稚的。”[2]大约诗人本人也意识到了它的不足,在这部《沈泽宜诗选》里,它只是作为附录而存在着,诚然,属于这首诗的使命似乎已经一次性消耗完成。这样一首广场时代书写的作品,让它大放光彩的空间也只能在一个沸腾的广场,而此后我们时代的彻底转向,诗人面对一个冷寂的广场,需要别一种“抚慰心灵”以及“完善和提升人性”的作品问世。[1]
考察沈泽宜的创作,作为一名抒情的诗人,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那痛快淋漓、过度张扬的激情,换言之,一名诗人的言说方式,他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坦呈在读者面前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面目是清晰的。即使后来的大型爱情组诗《西塞娜十四行》,一生追求的主线,仍是一以贯之的。
一名诗人,其全部的诗歌作品,需要提供给他的时代以及他的读者一个面目清晰的形象。沈泽宜在他的诗论《抒情诗的第二形象》中,曾经探讨过诗人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形象,“通常情况下,诗人的自我形象不是由某一首具体的抒情诗而是由他的全部诗作共同塑造的”[3],“一个诗人的形象是靠他的诗而不是靠他的传记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来的”[4],作为论者的沈泽宜,早年的立论显得谨慎,但是,当他首先作为一名参与创造的诗人的时候,却并非全然遵守他自己创制的这个惯例——他是少数在一首诗歌中确立了诗人形象的诗人之一,此后五十年,他艰难的创作,得诗近千,也只是部分地修正了第一次显现在读者眼里的诗人形象,这个属于他本人的“抒情诗的第二形象”,一部分是他的性格使然,另一部分,乃时代的创造。沈泽宜强行进入诗坛的形象实在过于强大,过于耀眼,以致他一生都被这瞬间激射而出的光芒所笼罩,这也是一名诗人很难逃离的宿命。
纵观百年新诗,诗人辈出,但只有少而又少的诗人具备传奇性。沈泽宜的一生,从不缺传奇。他一生传奇的起点,就是这一首《是时候了》,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肇始,在这场所谓的“反右运动”中,每一个戴帽的“右派”都经历了地狱般的人生,这是诗人的磨难,却理所当然应该是中国新诗的一笔财富。


二、磨砺


当沈泽宜和他的同行喊出“是时候了”的时候,相对于沉默的中国大地,这振聋发聩的一声春雷实在来得太早了,为此,这一代的精英分子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有二十年的时间,才华横溢的沈泽宜不是以一名诗人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是以一个极右派分子、一个乡村教师出现在远离故土的黄土高坡,这个时期,留存在诗集里的作品并不多,《陕北观灯》是一首有地域色彩的诗歌,基调是民间的、欢乐的,此间淳朴的民风大抵也平复了诗人的忧伤与惊惧。离开陕北后,他到了家乡湖州,成了一名城市的泥水小工、下水道工、筑路工,一名诗人就这样混迹于污泥浊水之中。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他天性中的浪漫情怀不得不有所收敛,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时间来重拾他的浪漫,这反映到作品上,竟意外地让他的诗歌开始耐读起来。七十年代中叶到八十年代初,是他的创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其中有一首写于下水道工地的《动物园又到了批珍禽异兽》,迥异于他以往的写作风格,出现了沈泽宜诗歌中比较少见的反讽效果,这样的作品,因其诗艺上的克制而为读者所注目,也必将从他大量的诗歌中区别出来。
这个时期,北方正是以北岛为首的“今天派”诗歌的辉煌时期,北岛硬朗、内敛、结实的意象诗开始吸引他,特别是北岛诗歌忧患的现实主题,着力呼唤重建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5]的理想,使得生活在南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沈泽宜引为同调。他一边在大学的讲台上顶住压力坚持讲述“朦胧诗”,在启蒙和诗艺的双重意义上肯定“朦胧诗”的同时,一边也目光锐利地尝试着改变自己固有的诗风,为自己的写作注入年轻的血液。
除了载道的“今天派”的诗歌营养,沈泽宜同时也将目光投注到了海峡彼岸的诗歌,余光中的《春天,遂想起》从纯诗的角度唤起了他对身处的江南故土的美好记忆,开阔了他从另一个角度窥望脚下的这一块土地的视角。八十年代初,大量的西方诗歌尚未绍介到中国诗坛,今天派与唯美的台湾诗歌,一度是诗人们就近学习的榜样,是他们锻造诗艺的一个参照系。此时,沈泽宜年届五旬,正是知天命之年,对于诗歌的执着,激情不让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调整焦距,大胆接受新生的尚在探索之中的新诗潮,异乎常人地热爱诗歌,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所吸引。他甚至不拒来自年轻同行的影响。广泛的吸收,消化,杜鹃啼血,蚌病成珠,终于使自己也成为了八十年代新诗潮的一员,这一个时期的诗歌,开始部分地铸造自己的诗歌品质。五十岁,他真正的诗人生涯开始了。
种种迹象表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伟大时代,沈泽宜躬逢其盛。一九八四年夏天,他有过一次西北之行,在去敦煌的途中,面对酷烈的环境中艰难生存的一株骆驼刺,引发了他此生为理想献身的现实境遇——

为你
我才浑身长满尖刺

守护着易于受伤的浆果
那在酷热和干旱里
以我全部的爱养育的
紫色的星

真盼我的枝头能结出
采摘不完的葡萄,奶酪
塞满你所有跋涉的口袋

可我只有这些小不点儿了
都拿去吧
哪怕往前再走一步
远行人!

——《骆驼刺》

如同“是时候了”的开篇,诗歌无中生有的第一行总是犹如上帝的眼神,精光四射,目力非凡,“为你 / 我才浑身长满尖刺”,劈面的一声“为你”,犹如张祜诗歌中的白头宫女的一声何满子,几乎气殒。诗人的舌尖莲花般吐出的这个“你”,毫无疑问,就是与感叹号靠得最近的那个“远行人”——诗的最后一行,此诗滴水不漏的圆形结构,显示了诗人对于诗歌技艺的重视——而技艺,按照庞德的说法,是对一个诗人真诚的考验。此外,意象的饱满的运用,是他思虑现代主义诗歌的最新成果。时间终于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好的一面。在这一首篇幅不长的小诗中,由于诗艺上的苦心经营,知黒守白的布局——这也使得这首诗歌读起来颇为耐人寻味。
抒情的诗歌,总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的。这首诗歌,倾诉的主体是骆驼刺,大漠中的一个意象,所谓意象,庞德的原则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6],对于一名服务于美、自由与爱的诗人来说,仍是艾兹拉•庞德说得好:“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7],作为植物的骆驼刺,是大沙漠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意象,而作为一首诗,它是诗人沈泽宜奉献给我们的“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诗人主观的情感投射到一株骆驼刺上,产生的结果就是——诗人与这株骆驼刺浑然成为一体。十三行的小诗,通过一株注入了诗人情感的骆驼刺(当然也可以看成诗人的化身)对一位远行人的倾诉,骆驼刺(或者就是诗人沈泽宜)的形象相当鲜明地站立在了读者面前——此后沈泽宜最好的诗歌,大抵带有这样一种倾诉的特质,所不同者,乃倾诉对象的相异,这也是沈泽宜苦心揣摩诗歌、数十年对抒情诗的渐悟而发展出来的一份独具的魅力——找到一个诗意的对象,把全部的情感集中在这个对象上,妆饰她,吟诵她,让她自尘世的事物中凸显出来。十年以后,凭借着人生与诗艺的双重磨砺,他终于将抒情诗的这种特质推向了个人的一个极致——以一百二十首十四行诗,全方位地歌吟他心目中的一位永恒女性——他将她别出心裁地命名为“西塞娜”。


三、啼血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西塞山,在湖州的西南,唐画家、诗人张志和隐居此地,所作《渔歌子》五首,入载中国文学史,西塞山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迹。
沈泽宜的“西塞娜’是一个组合的名字。据他的条陈:“‘西塞’采自我故乡湖州的一座著名的山,作为复姓;‘娜’采自《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娇娜,作为名。”[8]狐女的故事,果然神秘,别一个角度,沈泽宜梦寐以求的女性,非尘世中人。不过,以我在江南乡村的经验,“娜”,是“囡”的转音。吴地人家,孩儿昵称囡囡,是浙北农村人家特别是女孩儿名字中普遍使用的一个甜腻发音,以示宠爱。
但是,为一本主题相对集中的十四行诗集创造一个形象,且给这个形象命名为“西塞娜”,这是诗人沈泽宜别出心裁的一次创造。中国十四行诗的行家、著名诗人屠岸高度评价沈泽宜的这一百二十首十四行诗,认为是“十四行诗形式东渡中国之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爱情十四行系列”,诗集“呼应了斯宾塞和布朗宁夫人,但又摆脱了前人的窠臼有着自己特立独行的诗法个性”,是一部“梦与真共鸣、理想与现实焊接、幻影与本相交替、个人的阴晴圆缺与人世的悲欢离合相熔铸的一部交响曲”。[9]
诗集写作不同于单篇与组诗的创作,其难度远远超出后两种,它要有一以贯之的语调,且较好地服务于同一个主题,形式上更需相对统一。沈泽宜找到了十四行的诗歌形式,因为毫无疑问,十四行诗具有慰藉人心的巨大情感力量,正如年轻的时候也曾写过十四行的当代美国随笔作家安妮•法迪曼所说:“十四行诗宜于容纳警句,结构严谨;它虽然短小,却不小气……如果下苦功的话,你可以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去。”[10]诗艺上,讲究在一定的规制中的自由,而不完全天马行空的十四行诗,是非常适宜于像沈泽宜这样的年纪又一生为情所困的诗人的。沈泽宜一生一再寻求“梦中女孩”而不得圆满,这固然有他所处时代的不合理,但主要的是他性格的因素所致。总体上,我并不完全认同他自己在十四行诗集的后记里所作的辩解,把他一生爱情上的诸种挫折,归咎为“一再被剥夺爱的权利的存在状况”,应当承认这是个重要原因,但不独爱情问题上,在很多的问题上,沈泽宜缺乏严格反省自己的能力,他固执而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注定了要让他在包括爱情在内的重大问题上发生灾难。不过,撇开世俗的生活常识,沈泽宜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当代诗人之一。他数度的情感折磨,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在对待理想的爱情上,他才真正称得上“虽九死其犹未悔”,此中的折磨,以致影响到他对于诗歌的立论——“诗是缺少,心灵的缺少”。[11]这在他是有切肤之痛的。单从这一点上说,他的固执,他的缺失,却也成就了他的诗,尤其是成就了这一本《西塞娜十四行》。
我在上一节说到,沈泽宜最好的诗歌,大抵具有倾诉的特质,后一节将论及他一生最出色的诗歌《致尤莉娅•库罗奇金娜》,当亦不出此论,而《西塞娜十四行》,就篇幅的庞大,情感的激越来说,诗人倾诉的愿望更其突出——“请静静倾听我的言说”,第一首的第一句,他就这样要求他的读者——不,他主要要求他幻想中始终在场的年轻女性西塞娜。他是对她发话的,他的整个音调变得柔和起来——“我把最好的歌献给你 / 我的姐妹、我的故乡”,这是被他自己创制的十四行诗牢牢攫住的诗人沈泽宜的喃喃自语,此刻,他像一只春天的杜鹃,开始了一次长达一千六百八十行的啼血的倾诉,而在他少数触及灵魂的篇章里,达到了类似于宗教徒般的呼告——当然,他所面对的,不是神之子耶稣,而是一位他虚构的、神性大于世俗性的美丽女性——诗人,就是这样的一名与世俗相悖的理想主义者,不论身处何种时代,他总是生活在别处。
《西塞娜十四行》是沈泽宜对他此生各个阶段所经历的爱情的总结,因此,这位他心目中的西塞娜,并非一个固定的形象,她是随意生发的,她可以是羞怯的少女,也可以是豪爽的女侠;可以是公主,元帅之女,但丁《神曲》中紧紧抱住保罗并与之沉入地狱的弗朗采斯加,也可以是乡村女教师、年轻的女诗人。只有西塞娜的美丽、善良、善解人意才是诗人沈泽宜心目中永恒不变的光辉元素。她是东方的含蓄与西方的奔放相结合的一位女性形象,虽然,沈泽宜认定她“生长在西塞山前的广漠水陆地区”(诗集扉页题词),但我却觉得,她也是海伦、泊涅罗泊、劳拉、贝雅德丽采、拉拉、毛特•岗……这一代的诗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光辉的女神系列,也许,其中还得加上一位类似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陪伴着丈夫跋涉在流放的途中,这是一名现实受难的诗人理想中的女性形象,众多的形象汇聚于诗人沈泽宜的视网膜上,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虚幻而又真实。对此,诗评家沈健有一个敏锐的发现,也就是在沈泽宜的女性形象中,根本没有性爱,于是,他论断为诗集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在个人英雄的自我满足过程中,其生命中最大的苦难表现为:性爱缺席”。[12]由此可见,沈泽宜的这一百二十首十四行诗,大抵是灵魂的呼告。他的爱情,究其本质,是一种难存于现实世界的灵魂之爱。他一生的不幸,现实一点地说,是一只干涸的水钵未能注满水的不幸,不过,这不打紧,爱,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既然是所有情感中最高级的,那么“它只有在文化环境中才能获得立体的实质和敏锐的知觉,因是爱更多地体现在心中,而不是在床上”。[13]恰恰是爱的元素——沈泽宜一生所渴望却始终缺失的东西,铸造了他醒目的诗人传奇。


四、使劲


倾诉的言说方式不仅在沈泽宜的《西塞娜十四行》里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发挥,新世纪以降,至少有两首长诗可谓沈泽宜一生诗歌创作的珠玑之作,其中一首的题目即是《倾诉:献给我两重世界的家园》,这一首诗,是诗人对故土的一个交待,当然诗也涉及了“不可亵渎的女儿”这样的少女形象。写作这首长诗的时候,沈泽宜已经是一位七十岁的古稀老人(尽管他本人从不承认),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令人惊讶:
在一群伙伴中,我不过是
一名打弹珠的少年,如今
像一株被冬天掠夺一空的桑树
高举风中的双臂,张开十指
为永远的家园祈祷平安
这个“被冬天掠夺一空的桑树”的形象,如果与当年登台朗诵 “是时候了”的那一个年轻气盛、英气勃发、冲破一切藩篱的开篇形象相比,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名为《倾诉》的“这首八十行的诗歌,有别于诗人以往的尖锐、沉重,以一种充满光芒的爱和祝福呈现于我们面前。”此诗鉴于诗人伊甸有过详细的解读,此处不再展开评述。[14]
这里要论及沈泽宜写于一九九五年春天的《致尤莉亚•库罗奇金娜》,巧合的是,诗的倾诉对象,恰是一名带有“娜”字的女性,一名俄罗斯的世界小姐——

知道吗?我也在暗暗使劲呢

这是一个六十多岁诗人的较劲。如果说,他一九五七年这一次较劲是歪打正着,那么这一次,实在是蓄谋已久。这是历经劫难的诗人沈泽宜对于诗的社会功能全面认知的一次极为有力的出击。俄罗斯与中国,两个古老的国家,两种文化,相同的体制与道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面对一位世界级的美女,沈泽宜沉浸于国家与个人的历史之中展开他带有浓重思辨色彩的倾诉——一次抒情、叙述、思辨三者完美结合的诗意邂逅。沈泽宜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好最具思想魅力的诗歌。
为我的同胞
为托尔斯泰和十二月党人的公爵夫人
我也在使劲呢
为良心和正义
无需任何的手势与眼神
这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一次语言财产的清点,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交融,精粹的现代汉语——已经经过了诗人一生的打磨,而且,融入了一名诗人的全部情感。此刻,他笔下的长诗,警句迭出,思想的火花飞溅:
从绝对的善中开出的花
是绝对的恶
和以往不大一样的是,沈泽宜的这首诗歌,美好的信念与理想存乎其间,却超越了以往总是带着一己的乐观结尾的痼疾,这应该感谢那些年的现实对一名诗人的教导:
依然忧伤
那是我此刻的心情
这里在上演子夜
你们已走出黎明
沈泽宜一生的诗歌创作,像这首长诗展开的那样一黑到底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惟其如此,诗才大气,庄严,通体结实有力,思想的主题切中时弊,达到他所向往的完善和提升人性的至高境界。
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折腾,沈泽宜毕生服膺的诗歌,对他所认为的“爱、自由与正义” 终于有了一个交代,随之,他的诗歌观念,有了不同的表述:

诗,摩擦音。艰难的通道。它是心灵的磨损。因而,诗人注定是孤独的。蚌病成珠,人的心在受创之后,皈依诗,一如皈依宗教。[15]

一九八九年以后,诗歌与信念的纠结突然崩溃了,谢默斯•希尼《信念•希望与诗歌》中的话,仿佛就是针对一名中国诗人说的:“我们自己也正生活在严峻的时代,作为一门艺术的诗歌的理想正处于危险中。”[16]为此,我对沈先生古稀之年奋力写出的《阳光,在峭壁雕刻铭文》、《子夜,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鹰唳与虎啸早已听不到了”》、《“我被押进土牢等待处决”》(《西塞娜十四行》第八十五首)、《“我梦见自己在天庭鏖战”》、《竹——为林庚师九十华诞而作》、《倾诉,献给我两重世界的家园》……以及,这一首内涵深邃的《致尤莉亚•库罗奇金娜》,表示一个诗歌晚辈应有的敬意。在中国的诗坛,进入晚年而写出了诗艺娴熟作品的诗人,实在不多,沈泽宜的后期诗歌,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虽然致使一部分诗歌存在费解的情况,却也使得他对早年泛滥的浪漫主义倾向有了纠正。沈泽宜晚年作为一名诗人的悲壮在于,“当他诗艺成熟,却并不在诗史的最前沿。”(见谢冕、孙绍振的序言)上世纪五十年代,诗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最终,一个诗歌的时代远去,所以,做一名背负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面对着强大而陡峭的山体,哪怕他一再地使劲,其悲剧,几乎是注定的。
但是,正如圣人之道不会丧亡一样,诗歌之道亦是如此,尤其当诗歌存载着道义的责任的时候。
多年以前,我读《论语》,还记得孔子门人记录的这样一个场景: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17]

这里的“铎”,是金属制作的大铃子,铃子里面是可以摇动的铃舌,那是用木料制作的,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注曰:“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也。”这个仪封人,有明一代哲学家李贽认为“是仲尼第一个知己,亦是老天一个知己”。仪封人的意思很明显:天下不能永远无道,既然无道已久,上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换言之,在今日的世界,精神生活的严重缺席,夫子既然不在场,而诗人,乃是雪莱所谓的“立法者”,那么,天将以诗人为木铎,这是诗人的自信!
“天将以诗人为木铎”,这是沈泽宜以诗人之心变通《论语》的一个句子,写入了他的《梦洲诗论》的“自序”中,我猜,沈先生的意思是,当今世界,需得诗人以诗歌之大爱、自由、正义来教化天下。也惟其如此,沈泽宜的诗歌,由《是时候了》发端,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始终怀揣着这个小小的载道的木铎,专注地发出一个理想主义者心灵遭受了磨损的呼痛之声。
木铎虽小,其声清远,但再喧嚣的市声,亦无可替代。

注释:
[1] 诗歌的基本功能是开辟道路,抚慰心灵,完善和提升人性的说法,见沈泽宜《关于诗的功能,诗歌现状,诗与崇高》 一文,载《诗刊》2004年第3期。
[2]《沈泽宜诗选》谢冕、孙绍振序《在历史和诗神的祭坛上》。
[3][4]见《诗的真实世界》,沈泽宜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
[5]转引自《诗的真实世界》,第65页。
[6][7]见《意象派诗选》,英•彼得•琼斯 编,裘小龙 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4月第3次印刷,第152页。
[8]见《西塞娜十四行•后记》,沈泽宜著,漓江出版社,2008年1月。
[9]见屠岸《“呼痛”的诗的记录——序沈泽宜<西塞娜十四行>》一文。
[10]安妮•法迪曼《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9页。
[11]见《梦洲诗论集•后记》,沈泽宜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12]见《苦难的慈航——沈泽宜论》一文,收入《浙江先锋诗人14家》,沈健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13] 见约瑟夫•布罗茨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一文,《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1963/9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14]伊甸文章《为光明和澄澈发言——读沈泽宜诗歌<倾诉:献给我两重世界的家园>》原载《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15]见沈泽宜《纯诗的诱惑和诗人的自私》一文,首发于《诗歌报》,1988年4月13日。收入1998年12月出版的《梦洲诗论》一书。
[16]《信念、希望与诗歌——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一文,全文见《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1月,此处译文有较大出入。
[17]见《论语》卷二之“八佾第三”篇。


2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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