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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洛思诗丛”总序 (阅读2021次)






背对时代的诗意
—— “爱洛思诗丛”总序

刘苇



    毋庸讳言,如今时代已经远离了诗歌。对于大众而言,诗就像过时的梦幻,弃之无憾。如在上海这样的繁华之都,那些处在喧嚣中的人们早已将心中原有的一点点“微暗的火”湮灭了。无怪乎,诗人陈东东要哀决地“在石头里点灯”。

    然而,世相往往是纷繁多样的。有些事物需要深入内里观察才能探寻到真相。对于那些处在繁华之都的一些上海诗人而言,时代的风云,犹如过眼云烟。他们更注重沉入个体的内心,搜寻生命的诗意。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被某种光所照临,并且顽固地认定,诗才是保留精神光亮的惟一途径,或者说他们只会以诗的方式关照内心。

    这是一群真正的诗人。他们不顾及时代的氛围,也不关心现世的荣耀。当然并非说他们的诗无视现实,而是恰恰相反:有的将现实作为他们抵达诗境的出发地;有的则将现实作为一面镜子,与内心景象互为映衬或对比;还有的则干脆将诗歌作为对抗现实的武器。

    “爱洛思诗丛”力图展现的就是这样一批诗人的作品。首批选择五人(马休《边境线上的蝴蝶》,叶青《妙意集》,吴跃东《撕碎的重负》,刘晓萍《失眠者和风的庭院》,杨宏声《先知或喃喃自语者》)是因为他们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期,他们各自在诗歌领域内所作出的探索与实验,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和先锋性。

    “爱洛思诗丛”是意取古希腊EROS(爱)的象征含义。在我们看来,EROS(爱洛思)之“爱”区别于APHRODITE(阿芙洛狄忒)的“欲爱”。EROS更多地指向“爱知”。在这喧腾的时代,这些诗人长期浸淫于孤独中忘怀地写作,纯粹是出于对诗之爱,他们作品所反映出的诗性也更趋近于爱知。

    回顾中国当代诗歌历史,我同意柏桦的描述:“中国当代诗歌自1978年肇始至今已大约有30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1978—1985);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速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1985—1992);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长青的灵气凸现并为我们贡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①无疑,在这片江南背景中,上海是一个重要之地。

    长期以来,上海诗坛一直运行着两条平行线,一条是显性的,一条是隐性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在北京现代主义诗歌(当时被命名为“朦胧诗”)影响下,上海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诗人,他们组织诗社,创办各种民刊。那时正处于中国文学复兴时代,长久的压抑,在突然释放后爆发出强大力量。先锋小说也在此时应运而生。而至90年代初期,突然之间,许多诗人放弃了诗歌写作,转入各行各业。紧接着,上海卷入了先由沿海地区、后又蔓延至全国的商业大潮中。诗歌的销声匿迹就显得顺理成章。因而在表面上,整个90年代,上海诗坛属于相对沉寂的年代。

    然而,在这沉寂底下,诗歌依然存在。诗作者犹如点点星火,散布在上海各处。这股暗流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即便在80年代也是如此;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期,那时就有不少诗人独自默默写作。也许,出于上海特殊的人情风貌之故,形成了上海人各自为政的秉性。他们彼此分散,不交往,也不交流,独自沉浸于孤独中。也许,他们更习惯与文本交流,与异域之地的诗歌作品交流;也许,他们在内心深处认定写诗是属于个人的事;甚或还有可能由于上海阴湿气候的缘故(尤其在冬天),使得上海人普遍较为孤僻、克制和理性,不像北方人那样豪爽地聚集在一起,彼此呼应。因此,相对于北方等地而言,上海诗坛显得寂寞冷清。而实际上,诗性始终存在着,从90年代至今,尤为如此。(我注意到,隐性写作现象,并非上海独有,全国各地都存在,其中尤以诗人居多。这一奇怪现象有待深入研究。也许诗人大多性情孤傲,遂使他们沉坠在自我中,刻意排解外界的干扰?)

    本诗丛涉及五人,一直都处在那条隐性线中,其中一些人于80年代已涉入写作,却很少为人所知。但从他们作品所呈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品质来看,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形成90年代至当下的,上海诗坛中坚力量群体中的重要一部分。

    需要申明的是,我从地域角度对他们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性描述,并不意味着他们诗歌成就也是地域性的。从目前整个中国诗坛创作状况来看,他们在诗歌领域内做出了特殊的探索性的贡献。

    概而言之,马休是慧心的。他的诗歌,注重陌生化效果和空山灵雨似的玄境。它们混合着反观、惊异、张力、意外、精简、天真、质朴、锐利、神奇,陡峭,妙,不可能的对比,非指而有所指。他的诗,既是悖谬的集合,又是汇于悖谬之上的妙悟。同时,他的诗还是一种“知止”的艺术。空和空缺,舍得,虚纳,以小观大,以少胜多,以缺省致渺远,犹如蝴蝶效应,其翅翼微小振动之风可传至千里。最重要的是,他不刻意为诗。他的诗是生命修行途中所带来的启发,宁静独处中的偶然颖悟,冥想深处里捡拾的“遗珠”。因此从根本上说,他诗里既有超现实的意象,又有似指非指的禅境,道法自然的灵光,和普世皆同的平等心怀。

    而叶青则是唯美的。他将注意力倾注在诗歌的音乐性上,努力寻求表达上的委婉与雅致。他试图将诗歌打造出一种纯诗的品格,使诗呈现出优美、歌唱般的旋律,迷幻的意象,婉约的色调,它们形象清澈,音韵飘逸,似乎有一种悠悠荡漾的节奏,令人沉醉。叶青在诗中的吟唱总是轻声的,素心的,抒怀的,但诗意却能悠远地回旋着和回响着,有如空谷中的回声。他的诗是张开语言的翅膀,暧昧而幽深地飞翔,引人异想。仿佛他能透过一面虚镜,将其中花园的门打开,让你一窥斑斓的景象,水榭楼亭,错落掩映,神灵在水上飘行。

    吴跃东的诗是节制的,他仿佛用一种强力,将诗旨压进少许诗行中,显得触目而尖锐。他擅长在人们熟悉的事物上投去一瞥冷眼;将日常琐事荒诞化;放大被观察的对象,找出其中的背谬之处;在一种事物中将两种相反特性对峙。吴跃东的写作策略是一种智性的渗透,以一束强光打量具体事物,然后指出其中被忽略的荒诞不经所在,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暗藏讥锋,含着一丝冷嘲意味,令你在不经意中打个冷颤。他的诗是在后现代式的嘲谑中伏隐着现代主义的反讽影子,是在冷静的低调里藏着热切的关怀、尊严、同情与爱,以及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好期愿。是冷冰里的光。

    刘晓萍则是悲情的。她沉入个人体验之中,发出对存在之谜的询问。或许,因她是女性缘故,显示出体验的特殊性和深邃性。她仿佛沉潜于意识与无意识的幽暗海底,捕捉疑虑、紧张、梦魇、谵语,和心理触蔓的根须,探入个人内心黑洞,并由此回望现实,对存在与命运发射出强烈的疑问。她的诗是属于精神性的,符合加斯东•巴什拉诗是“关于灵魂现象学”的定义。②在《失眠者和风的庭院》中,她有另一部分随笔样式的诗体实验,它们表面上看类似随笔,本质上仍是诗,只是诗句更飘逸、更散漫。这些诗篇昭示她灵动的一面。书名中两个意象,“失眠者”暗示一种焦虑状态;“风的庭院”则意味敞开、自我呈现,一种心灵的自由。两种状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她诗篇美学上的特征。

    而杨宏声是繁复的。他的雄心是将诗歌与哲学对应,在诗中阐释哲学,或者说“建立”哲学;他沉迷于观念中,期冀诗歌与哲学的对撞后产生一种新的诗,抑或新的哲学。仅就这一份雄心,便使人肃然起敬。与此相对应的是,他的诗章浩繁复沓有如江河奔流,其中充满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激越的沉思、昂扬的冥想、翻腾的内醒、骚动的理性”③,以及宏大的构想和复杂的理念。他在诗中探索终极性意义,逻各斯,存在,道,永恒性等诸问题。因而他写长诗。那些诗歌,“表面上看似平缓,而其内在则流淌着思之波涌,他常常会从一个主题荡漾开来,将长久的沉思与瞬间的随想交织在一起;有时还将写作途中随思而起的感触涟漪、或对正在写作的诗所作的自我审视与回味的情景汇入其中,从而呈现出一种回旋跌宕的景象。”④

    以上这些诗人,于当下诗坛具有不可替代性。他们长期恪守孤独,默默坚守,将自己全部热情倾注在诗歌写作上。这一份精神,正是对诗歌最好的酬劳。而诗歌也给予他们无比丰富的回报。这一种两相的眷恋与欣喜,既是他们创作的原动力,也是他们作品特具魅力的根源。他们在诗歌上的探索,标示出他们的创作所达致的成就,也是他们诗歌的独一无二的品质标志。而且,相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而言,他们每一个独立个体所呈现出的意义,以及作品所呈现出的精心“样式”,使诗歌版图开辟出了新的图景。

200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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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柏桦:《序: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载《夜航船——江南七诗人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1页。
②(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8页。
③④刘苇:《四月的奥德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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